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作为跟张作霖打交道无数的日籍顾问，土肥原贤二对此深有体会。
提起这个人可不简单，他是日后在中国兴风作浪的所谓“关东军三杰”（又称“三羽乌”）之一。
当时日本培养高级军官有一个固定套路，“三杰”基本遵循了这一套路：先上仙台地方幼年学校，再到东京上中央幼年学校，然后再进陆军士官学校，最后择优考入陆军大学校。
能从陆军大学混出来的，那就是标准牛人了。因为这个学校一年总共也就出那么几十个毕业生，碰到打仗还断档，所以一毕业就被哄抢。
陆大有一个说法，叫做“十年人事”，意思是毕业后十年肯定能升到大佐。土肥原因为有自己的业余爱好，精力分散，所以不得不比别人多花了五年时间才拿到大佐的牌牌。
这个业余爱好就是特工。
东瀛小国虽然自然矿产并不丰富，但两样资源向来不缺——一个叫特工，一个叫浪人。一般而言，这两种职业还是可以互换的，有时特工就是浪人，有时浪人就是特工。
从土肥原爷爷辈开始，日本就开始研究特工技术了，因此算得上是祖传手艺。
早在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就出了一个最有名的特工明石元二郎。按照日本人的说法，这明石是谁也替换不了的张屠户，没了他，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就可能要吃带毛猪了。
明石的公开身份是驻俄武官，业余任务是散银子。日俄战争期间，陆军统共耗用军费三百万（单位：日洋），而这哥们一个人就花掉了一百多万，足足用去了快一半。但是日本人都认为这钱花得值。因为人家搞的那叫隐性战争：给革命党加油，送托洛茨基经费，找士兵玩哗变，反正就是不让沙皇有好日子过。
效果是立竿见影的。眼看着前方都快顶不住了，为了给自个看家护院，沙皇老人家始终不敢把欧洲的精锐调到远东来作战。
明石大佐一个人就等于十个师团。战后日本人如是说。
不过明石君再能耐，潜伏再有水平，终究是单枪匹马闯天下。有组织有机构的搞特务工作的，还得从青木宣纯说起。
青木被称为日本“第一个中国通”，此人曾一度混迹于广州和北京，除了会说汉语外，还会说一口广东话。在做浪人兼特工期间，借旅游之名，偷着画地图这类脏事一件都没少干过。
他最有“成就”的一件事，是在日俄战争前后搭上了袁世凯（时任直隶总督），并被后者称为“唯一可靠的日本人”。在袁大头的帮助下，清木组建了“特别任务班”，下面拉了一帮马贼，打着“满洲义军”的旗号，整天躲在白俄后面捣乱，为日本斗败俄国佬立下了汗马功劳。
到了后期，日本内阁准备援助孙大炮（孙中山）。清木立即背叛了自己的“老朋友”袁大头，为讨袁运动出谋划策，直到大头称帝不成，一命呜呼。
青木在北京搞特工时，就像模像样地建了特务机关：青木公馆，还带了一个徒弟——辅佐官坂西利八郎。老青木退休后，坂西拍马上阵，继明石、青木成为日本特工界的“第三颗巨星”。
坂西出道时，也是经青木引荐，走的袁大头这条路。袁大头见他对中国问题谈得头头是道，很是欣赏，便聘他为北洋新军的练兵顾问。
从老袁开始，北洋政府头头换了一个又一个，前后车马灯似地更迭了七任总统，坂西都是幕前幕后雷打不动的师爷角色，可谓“流水的总统，铁打的坂西”，故日本人又称其为“七代兴亡的不倒翁”、“首屈一指的中国通”。
就在坂西也快老朽的时候，他向师父学习，如法炮制地在北京王府井建了一个特务机关：坂西公馆，也带了一个辅佐官徒弟，这就是土肥原。
纵观这祖孙三代，出身竟然一样，就像是一个流水线上下来的——都是武士之家，都是集军人、特工、浪人于一体，而且都是“中国通”，最妙的是连风格都基本差不多：表面儒雅，内心狠毒，笑里藏刀，老奸巨滑。
看来，日本在克隆人水平上还真不是一点点牛。
土肥原算得上是“三杰”中最早出来亮相的。
较之清末的青木和北洋政府时代的坂西，土肥原又进一步，相当于前二者的加强版，在善于伪装和阴险毒辣上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土肥原平时的标准装束不是军人，而是一个博古通今的“文化人”，且是“中日友好人士”。他爱说笑，平时大大咧咧，看上去一点心计没有，其实一肚子坏水。北方老百姓送给他一个光荣的称号：土匪源。土匪源，土匪的源头是也，意思是这个小矮子出现在哪里，哪里就准保会出点什么乱子，不是政治骚乱就是武装冲突。
我怀疑以后抗日影片上穿着和服、整天猫在房间里动歪念头的什么佐藤之类家伙，八成都是以他为原型的。
和关东军其它官佐一样，土肥原开始也把培养奴才的想法寄托在老张手上，后来发现不对了，老张压根就不是什么纯正的奴才苗子。
传闻有两件事对土肥原的触动很大。
一件事。后期奉军由于屡次入关作战，内部矛盾意见此起彼伏。经常有像郭鬼子这样犟头犟脑的家伙出来给他捣乱，前面打仗，后院起火，一来二去，老张的那点兵力就不够用了，不得不一再向关东军“伸手”。
关东军乘势狮子大开口，一面答应借兵，一面索要特权。老张满口答应。
由于以前上张作霖的当着实太多，关东军这次长了心眼，口头的不行，非要老张签约才作数。
老张眉头都不皱一下，答应下来了。
关东军这下高兴了。平叛以后，土肥原兴冲冲地来找张作霖，意思是咱们可以践约了。没想到，老张压根就不打算践约，还文皱皱地讲了几句场面话。
大意是：知道你们日本人最讲诚信了（请列位看客千万注意这句，因为下面是有伏笔的）——
不然也不会把当初那件私事托付给你们（这可不是公事呵）。不过现在事情难办了。我本人虽然答应你们的条件，可老百姓不见得肯答应，毕竟东北是属于老百姓的，这是公事。如果我循私枉法，以私事干涉公事，我就触犯法律了（弄不好枪毙都有可能）。所以呢，只好请你们原谅我，这事没法办成了。
之后又虚情假意地说了几句好话，无非是这个人情算是我欠兄弟们的，下次请吃饭，我买单（当然这句也不一定是实话）。
土肥原虽然职业是特务，搞阴谋、说谎话一向是他的专长，但此时也被张大帅“无耻者无畏”的水平给摆划得一愣一愣的。
什么时候签约变成了关东军与老张个人之间的私事了？
要不是名义上一个是老板，一个是雇员，土肥原简直就要跳起来，揪住老张的衣领大声质问了。
看着土肥原脸上青一阵红一阵白一阵的表情，老张面不改色，说不急不急，顾问阁下回去再好好研究一下那份协议，将会有更多心得。
土肥原气冲冲地跑回去，翻出协议一看，差点没晕过去。
白纸黑字的协议上一条条倒是写得很清楚，只是最后老张竟然没签名！
可以想见，当时要求签名的时候，老张肯定推托了，说自己文化水平低，明星签名又没练好，字写得不好看云云。
没对方签名的协议顶个屁用，有点法律常识好不好。见此情景，土大佐恨不得把当时负责签约的文书找出来扇两大嘴巴。
但是，文书是懂法律的，他知道一份法律协约，如果没有当事人亲自签名，盖章也是有效的（一般是在当事人目不识丁的情况下），因此他果断要求老张盖章了。
问题就出在这个章上面。原来老张盖的竟然是私章，而不是公章。老张所说的私事，缘出自于此。因为在老张看来，部下作乱，那是家里面孩子自个闹腾，自然是私事。为了摆平这件私事，私下里才跟你们日本人商量，帮点小忙而已。
这也是我个人欠你们的情，理所当然也是私事。
现在那枚张作霖的私章明明白白地就盖在协约上面，咧着嘴朝土肥原笑呢。
其实日本人不是傻瓜，一向又以做事认真细致著称。如果说一份协议不签名，盖的又是私章，而他们又都看不出来，只有鬼才相信。
他们是被老张搞得没脾气了，成天指望着老张能“良心发现”，有一天突然对他们义气一把。谁都知道，老张是东北不折不扣的土皇帝，说话一言九鼎，就跟圣旨差不多。什么“私事不能干涉公事”、“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都是睁着眼睛说瞎话，骗骗某些不了解中国国情的西方人还差不多。
退一万步说，就算没这份协约，老张来一句：人家帮了咱这么大的忙，咱是不是也得表示表示，给人家点甜头不是。
礼尚往来嘛，人情上似乎也说得过去。慈禧老佛爷还不是说过“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吗？哪个屁民又敢当着朝廷的面说过半个不字。
但是这些都是彼此心照不宣的想法，是肚皮里的官司，需要心领神会的。放在明面上就说不过去了。
当着大家伙的面，“最讲诚信”（老张前面已经恭维过了）的日本人不得不承认，协议是盖的私章（有关人员是不是因“渎职”而受到处理就不知道了），张作霖作为地方军政最高长官，的确也应该带头执法守法，尊重“父老乡亲”们的意见。
总之，忙是白帮了，算是给老张家义务打工吧，至于那份曾经让人很动感情的协议，如果说还能派上点什么用场的话，就是拿去当手纸用了。
作为一个以善于与中国人打交道自命的“中国通”，土肥原大佐此时恐怕连死了的心都有。
土肥原君，你妈在喊你回家吃饭了。
另一件传闻也与老张的签名有关，而且更是传得有鼻子有眼，可以说朝野上下，老少妇孺无人不知。
说土肥原这厮自从上了当以后，总想在老张身上找点茬。一次他又主动邀请老张参加酒会。部下怕日本人放暗箭，劝他谨慎从事。老张一想，枪林弹雨老子都不怕，还怕喝酒。
咱东北人个个都是好酒量，拍拍肚子就去了。
酒席宴前，老张放胆豪饮，酒没少喝，话没少说，可是滴字不漏，说到有关“铁路”啊，“移民”啊，“驻军”啊这些敏感话题，就“今天天气哈哈哈”地绕了过去。
见斗酒占不到什么便宜，土肥原便捉摸开了，都说老张胡子出身，文化不高（连初小都没毕业），签协议时又没见他亲笔写过字，不如趁机将老张一军。于是便提出来让张大帅给赏个字。
本意是想让老张当众出丑，没想到老张不假思索，拿过纸来挥毫就写，一个“虎”字刚健遒劲，尽得文采之风流。
土肥原暗暗吃惊，心说老张土得掉渣的一个人，斗大的字识不得一箩筐，怎么写两字这么牛叉。
要怪，就怪土大佐虽然自诩“中国通”，对中国的很多东西却还浮于表面。老张虽说初小都没念完，但毕竟读过几天私塾，不是一个纯文盲，而中国人最重一手好字，论语不会背不要紧，书法训练那是一定得过关的。
我老家有一远房亲戚，也没念过多少书，但一手字写得着实漂亮（自然是钢笔字）。街坊四邻需要写个家信什么的，大都求此人着笔。与他相比，兄弟虽说也读过很多死书，那一手字就不能看了，基本等同于狗趴式。
以我亲眼所见，书念得少，但字写的好的人确实不在少数。这涉及到书法的另一个门径，俗称“出手”。讲明白一点，其实就是写字时姿态很规范，一笔一划符合书法的要求，平常用的工夫虽然不多，字却也能写好。
老张无疑就是这样“出手不凡”的人。“虎”字写罢，对老张有意见的、没意见的都不由得齐声叫好，鼓起掌来。
怀着一种酸溜溜的心理，土肥原接过了老张的“墨宝”，硬着头皮欣赏起来。这不看犹可，一看之下，土大佐乐了。
原来“虎”字下面，老张还有一落款，赫然写着“张作霖手黑”五个大字。土肥原估计老张是马失前蹄，把字写错了。他本意就是要羞辱老张的，不能一个人偷着乐，于是就故意像猫头鹰一样“咕咕”地笑出了声。
其他几个日本人见大佐无故发笑，不知究竟，也凑上来看，看着看着也笑了。只有老张镇定自若，稳如泰山。
随从沉不住气，上前一看，脸就红了，赶紧回来低声告诉老张：大帅，您怕是真把字写错了，应该是‘张作霖手墨’，墨字掉了一个土，变成‘手黑’了。
老张要的就是这句悄悄话，当下便瞪起眼睛，扯开嗓子吼了一声：妈了个巴子的！我还不知道‘墨’字怎么写？我这是给他们日本人的，怎么能给‘土’？小子，你给我记住了，这就叫做“寸土不让”！
老张刚说完，在场的中国人马上领悟过来，皆鼓掌叫好，而包括土肥原在内的日本人则目瞪口呆，尴尬万分。
见土肥原等人包围不住张作霖，日本政府索性直接施加压力，而老张也拿出了他搏的勇气，依然是寸土不让。
日本驻北京公使芳泽谦吉找老张签密约。老张打死不干，过后还避而不见，隔着房间大骂一通，把这位公使先生搞得灰头土脸。
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暗示老张：真不接受的话，日本要“另想办法”。老张火了：你们有什么好办法，难道又要出兵？我姓张的在这里等着！
说完，起身送客。
此时，近代中国的历史已翻开新的一页，所谓的旧军阀逐渐被新军阀取代，北洋军阀这个末代王朝摇摇欲坠。
国民党领导的南京政府以实现国内统一为号召，向坐镇北京的张作霖发出了宣战书。蒋冯阎李四兄弟联起手来进行二次“北伐”，所谓双拳难敌四手，奉系军队再牛，也架不住人多，遂节节败退。
日本人急了，比老张还急。倒不是为老张着急，而是为他们自己的利益着急。
中国要统一了，大事不妙。
张作霖虽说滑头，一直对日本人阳奉阴违，但终究还只是一个北方诸侯，相对而言，在他身上做文章容易。
一旦北伐军统一南北，跟日本打交道的便成了对等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在南方时就天天嚷着要“打倒帝国主义”，等它坐稳天下，所谓的“满洲权益”别说扩大了，能不能保住都得另说。
尽管日本政府单方面制造了“济南惨案”，但仍然挡不住北伐军前进的步伐。见奉军虚弱不堪，败局已定，他们又生起了趁火打劫的念头。
日本公使芳泽再次密访，这回他不由分说就掏出一张纸：光说不练假把使，看看上面这几个条件吧，你有诚心就签一下。
签签签，这次我一定签。
老张一脸真诚状，郑重其事地就把文件收了下来。
看到对方态度发生软化，芳泽总算是松了口气。Yeah，一切搞定。
回去后，他就急不可耐地发电报回国，让那边注意查收，千万不要漏掉张作霖发来的文件。一有消息，马上通知他。
外交战线，又是跟张作霖这样让人头疼的角色打交道，要想干出点成绩，真的不容易啊。
可是一连几天，无论哪个部门都没有通知他。追过去问，对方也奇怪，哪有你说的那个东西。
什么人啊，又玩我？芳泽平时看上去还颇有点“老实巴交”的样儿，这回也被气得七窍生烟，当下就咬着牙来找老张算帐了。
一见面，没等八格牙鲁骂出口，老张就连拍自个脑袋：你看我这记性，文件早就给你签好了，就忘了叫你来拿，你自己也不过来，你看看，可怎么好。
别废话了，拿过来吧。
老张很乖地把文件恭恭敬敬地交到芳泽手里。
晚就晚几天吧，反正字也签了，可以拿回去交帐。芳泽肚子里的气也因此消了大半，扔下两句诸如下次不能这么调皮啊之类的话，就转怒为喜，乐呵呵地走了。
他不知道自己的悲喜剧并没结束。
回到公使馆里，打开一看，文件上竟然又是签着一个“阅”，连传说中的“某某手黑”都没有。
天哪，你又不是我领导，要你光是“阅”什么“阅”。
芳泽眼前一黑，往椅子上一倒。真是被打败了！
尽管老张的所作所为如此令人寒心，然而从日本政府到军部（在日本陆军中，参谋本部和内阁的陆军省统称为军部），仍然还是拿张作霖一点办法没有，毕竟后者在东北已根深叶茂，一脚踢开的话很难再找到第二个合适的对话人选。
只有驻扎东北的关东军仍然不依不饶。
一个像张作霖这样的人，决不会低眉顺眼甘心于服从我们的调遣。他是大鹏，不是奴才，而我们要的却是奴才。
即使张作霖重返满洲，也只会和从前一样，决不会对日方作出任何实质性让步。
现在是到想一个万全之策的时候了。
办法还是有的，且只有一个，那就是把张作霖干掉，一方面杀鸡给猴看，另一方面，还有机会重新挑选代理人。
就和打牌一样，如果牌不顺，一个值得尝试的办法就是换副牌改改手气。
说起来，东瀛岛国在近现代战争中的疯狂和倒霉，都与一个外人看起来摸不着头脑的“下克上”现象有很大关联。这个“下克上”，最早就是得名于日本关东军。
在日本俗语中，那些做事我行我素、从不向领导请示汇报的人，叫做“关东军”。
这在国有企业里，我们一般管这类人叫做刺头，属于需要帮教的一类。但在日本国内，这些剌头是谁也不敢惹的，因为他们都是手上拿着枪的军人，是“爱国主义”的代表，弄毛了他们，轻者把你归到“非国民”（相当于中国的汉奸）一类去，重者就要“死拉死拉”的了。
这么无法无天，政府不管？
政府不是不管，是不敢管。
日本在德川柄政时代，是没多少人把天皇当棵葱的，那是言必称幕府将军。等到西方入侵，带动幕府制度随即被取消，天皇才又变成人见人爱的香饽饽。
当然，按照日本宪法，国家大事还是应由政府，也就是内阁来负责，但内阁却没法全盘负责，说难听点，它能负到三分之一责就算不错了。
日本内阁本身，就足以编出一本笑话集。
作为典型的豆腐块做的政府机构，它一不小心被人哄下台的次数和频率可称超纪录。别的国家，政府被迫下台，一般都是反对党或选民的功劳。在日本却不一样，内阁下台，十有八九都是因为犯了军队的冲。
作为陆军的指挥机构，军部可以倒逼内阁，依此类推，关东军也可以不听军部的。
关东军新近得到的消息是：面对北伐军的穷追猛打，张作霖已不得不放弃“中原梦”，即将退出京师了。
趁你病，要你命，这是一切坏人为人处事的基本准则。
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中将提出：上面不干，我们干。要想一劳永逸地解决满洲问题，除了杀死“张巨头”，已经没有别的更好办法了。
立功心切的佐官们顿时个个磨刀霍霍，杀气腾腾。
北京是日本华北驻屯军的“势力范围”，关东军要想在北京除掉“张巨头”，就必须借重于驻屯军。
一个叫竹下义晴的关东军参谋按照村冈的吩咐，准备动身去找华北驻屯军接洽。
但在出发之前，他被一个人拉住了。
拉住他的人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
河本的第一句话就把小参谋给吓了一大跳：最好不要干没有用的事情！
你相信华北驻屯军吗？反正我是不信。万一把事情弄砸，让上头知道，那就麻烦了。
而且这事怎么能在北京干呢。
到北京去行剌，一则防卫森严，成功的把握性不大，二则太过明显，容易引起其它列强的干涉。
竹下一脸茫然，那你说怎么办。
河本笑着拍了拍竹下的肩膀：这样吧，事情交给我，我来干。
竹下问他，那自己还有无必要再去北京。
当然有必要！河本眯起了眼睛：你可以去当探子嘛。给我盯紧一点，弄清楚张作霖哪一天坐火车出关，然后通知我。
形势比人强，在关内忙活了一年的老张，洗洗回家睡成了他不得不做出的唯一选择，但他此时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回家睡觉的权利。
即将面对的，将是一条一去不回头的死亡之途。
不过，如果你认为老张对未来的危险毫无防备，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事实上，老张头脑里的那根阶级斗争弦从来就没有松过。
忽悠了日本人这么多次，你以为人家都是傻的，尤其是入关以来，为了“寸土不让”，双方针尖对麦芒地拍过好几次桌子，要想不引起日本人的嫉恨和报复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他也不相信日本人真敢对自己下毒手。
毕竟他还是“东北王”，他手上还有东洋人垂涎三尺的饵。
他没想到的是日本军人如此疯狂，迫不及待地要换副牌打打了。
从北京往奉天，那不是一里两里的路程，不可能靠“11”路公交车走着回去。当时作为交通工具，张作霖有两种选择：汽车或是火车。
两者各有优缺点。如果乘汽车的话，路线是从不引人注意的古北口出关，取道热河返回奉天。优点是轻车简从，行动秘密，安全有保障。缺点是路况不好（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公路，你也知道是什么样的了），车子颠簸（兴许还会晕车），十分辛苦。
而如果换乘火车的话，路线是沿着京奉铁路走。优点是比较舒适（特别适合老张这样的老同志）。缺点是动静太大，容易引起不测。
对这两种方式，亲信部下、幕僚参谋都各有各的说法。在一时难以取舍的情况下，老张决定拿出他的老招数：赌上一把。
他拿出纸一撒两半，分别写上“汽”（代表汽车）和“火”（代表火车），揉成纸球后开始抓阄。
最后拿出来一看，是个“火”字。他打定了主意。
死亡专列开始启动了。
命运跟老张开了个玩笑：由赌始，由赌终。
选定了火车后，张作霖还留了个心眼。他枪林弹雨见得多了，深知兵不厌诈的道理。
先是一再更改回奉日期，说好6月1日出京，专车都来了，他又临时改变主意，宣布第二天才走。
第二天，专车出发了，但车上只有他的家人，老张还是没有上车。
第三天，老张终于上车了。
上车前，他向部下详细了解了安全保障情况。
从北京到奉天，沿途都有十几万奉军护路。北京至山海关一线由他的拜把兄弟张作相负责，山海关至奉天这一段则由号称“福将”的吴俊升（因说话口齿不清，人送外号“吴大舌头”）把守，两人都是老张的绝对亲信，也都拍着胸脯打过包票，称安全绝无问题。
张作霖放心了。就算行程泄密，他相信也没人能动得了他。
坐上火车的那一刻，当凭窗再一次凝望北京城，东北大帅的内心里一定充满了伤感。
在这里，他曾经到达过事业辉煌的顶点。一个居无定所的流浪儿，一个声名狼藉的胡子，经过不断努力，终于闻达于诸侯，成了北京城里万人仰望的张大帅。
想想看，身为全国海陆军大元帅，只手组建北洋政府最后一届内阁，那是何等的风光，何等的意气风发。
闭上眼只听见，岁月如风在心间。
北京，是张作霖人生奋斗史上的最重要一站，是事业顶峰的见证地。然而，才不过一年不到的光景，眼前竟已是流水落花春去也，凄雨冷风中，连挥挥手告别的兴致都没有了。
窗外有多冷，闭上眼心就疼。
不去看也不去想了，算一算离东北的家还有多远吧。
张作霖的专列共有二十多节，他自己所乘的车厢为第十节。这是一个很有派头的车厢，当年慈禧老佛爷都用过，因外部呈蓝色，被称为蓝钢车。
作为曾经的保安队长，老张的专列在保安方面也下足了功夫。不仅蓝钢车的前后车厢里，配备着全副武装的卫队，而且在专列前还特地设置了一辆压道车，以防路轨上有人做出不轨的举动。
果然一路上太平无事，到了山海关站，吴俊升上了车。他是从奉天赶来的，喘着气就来迎接大帅了。患难最见真情，这让老张非常感动。
吴大舌头再次保证：从山海关到奉天，安全保卫已经做到严丝合缝，连只苍蝇蚊子也休想随便飞进来。
遗憾的是，他说的并不完全对。
有一个地方，他漏掉了。
并不是他办事不认真或是存心欺瞒大帅，而是没有办法不漏。
这个漏点是一位关东军的大佐找出来的。
此人就是河本。河本奔着袭击火车而来，他曾经权衡过：究竟是直接进攻好，还是用炸药炸好。
最后的结论是用炸药。
直接进攻的话，痕迹太明显了，而且还不一定灭得了对方。炸虽然也有失败的风险，但一旦失败，还可以启用“拔刀队”。
对河本来说，要想干掉张作霖，机会仅有一次，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赌。
然而河本很快就发现，他还不一定能够赌得起来。因为经过侦察发现，整个京奉铁路沿线布满了奉军，警戒十分严密，真是像吴俊升说的那样，“连只苍蝇蚊子也休想随便飞进来”。
河本一度相当沮丧，要执行爆破计划，又要不被这些奉军发现，看起来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
直到他发现了皇姑屯车站不远处的三洞桥（日方资料中称巨流河铁桥）。
三洞桥是南满铁路和京奉铁路的交叉点。南满铁路在上，京奉铁路在下。
京奉铁路奉军可以守卫，但南满铁路却是日本控制并经营的，它得由关东军负责看守。
只是一个点，可是也只需要这么一个点。
从棋局上说，即使大部分棋面你都处于优势，但只要有一个地方被人钻了空子，仍然可以致命。
在接到竹下义晴从北京发回的有关张作霖已经启程出发的密电后，河本立即在三洞桥给张作霖挖好了一个死亡陷阱。
我看过一个资料，如果要把一座十几层的楼房掀翻，大概要用上90公斤的炸药。这位老兄为了让别人彻底死翘，在一节十几米的车厢上总共破费炸药120公斤！
这些炸药光光堆起来也好大一摞，又不可能弄辆重型卡车直接运过来，只能分装在三十只麻袋里面，然后偷偷放在桥墩上。
显然，要安置这么多的麻袋，不仅是个苦力活，还是个技术活。为此，河本专门从朝鲜调来工兵，才终于把事情搞定。
从老张的专列离开北京，直至到达皇姑屯，沿途除了有奉军护路外，河本大佐派出的间谍也没少搀合。他们很敬业地向设伏人员报告着列车的启停情况。
车厢里，老张很轻松地和亲信同僚们闲聊、玩麻将。过了皇姑屯，奉天近在咫尺，此刻，家人和文武官员肯定已在车站翘首以盼了。
他没有想到大祸就在眼前。
进入三洞桥，列车开始减速。此时，守候多时的两名日军爆破人员先后按下了电线按钮。
或许是由于紧张过度，第一个按钮竟然没响，第二个随即按响。
只听轰隆隆两声巨响，列车被炸得四分五裂，一股高达两百多米的黑烟腾空而起。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南满铁路吊桥的钢板下塌，将包括张作霖所乘车厢在内的多节车厢压在了下面。
铁路线上一片火光，乱成了一团。
河本后来回忆：面对猛烈的黑烟和爆炸声，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和害怕，药力实在太大了。
相隔不远的奉天总站也感受到了这股地震般的颤栗，奉天纺纱厂机器上的棉线条一下子全被震断，比用锋利刀片切割过还要整齐。
拿着望远镜远远观望的河本大佐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就算老张是铁甲人，现在大概也炸得连铁皮都没了，作为临时预案的“拔刀队”自然也用不着了。
河本过于乐观了，因为张作霖还活着。
但也只剩下了一口气。他的咽喉部位受到了致命伤，已经奄奄一息。专门来迎驾的吴俊升则当场被炸身亡。
人们赶紧进行紧急救援。随行人员把满身鲜血的老张扶上一辆敞篷小汽车，十万火急地往帅府送。虽然医护人员紧急抢救，甚至动用了英国大夫，但此时纵有再高的医术也无力回天了。
1928年6月4日上午10点，张作霖恋恋不舍地丢下他一手打下的江山，骑鹤西去。此时离“皇姑屯事件”爆发，专列被炸仅仅相隔四个半小时。
一代枭雄自此谢幕。
老张这一生，说他奸他也奸，说他滑也滑，坏事也着实做过不少。土匪、旧军阀、王八蛋，你怎么骂他都不为过。但有一点始终值得称道，那就是在外寇入侵的艰难时刻，这个人从来没有真正低过头，服过软。
盖棺论定，他是一个硬骨头的东北汉子。
在“皇姑屯事件”中，包括张作霖在内，共计死亡20人，受伤53人。
中外震惊。
爆炸发生后三个小时不到，日本人就贼喊捉贼地跑了出来，声称要与中方共同对事件进行调查。
因为他们事先早就在附近布了一个局。
在日方的带领下，中方调查人员在大桥附近发现有两具男尸。从尸体上搜出两封信笺，上面写着两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犹须努力。
我不得不认为，这两句名言当时已替代了三字经的地位，就连日本人作假，第一个想到的也是它。
鉴于说这番话的南方领袖早已作古，能够把它认领回去的也只有后起之秀——蒋介石了。
日方据此认定，这是老张的仇敌从南方派来的便衣队。
对这种闭着眼睛张口就来的胡扯，中方人员当然不信。
两个便衣就能掀翻一座火车？你当是两超人！那以后干脆就不用派部队打仗，让便衣们投投手榴弹或发发掌心雷就够了。
也只有日本人具备这种想像天赋。
他们不仅这样想，还天真地准备把这种骗小孩子的把戏继续下去。
日方向中方出具了一份调查报告，想在报告中明告世人：是南方便衣队投掷炸弹，造成了“皇姑屯事件”。
一花独放不是春。他们希望中方能用盖章签字的方式认同这一报告。
有一个人当即拍案而起。
“爆炸如此猛烈，岂是人力所能投掷！”
说这话的人叫关庚泽，时任奉天交涉署日本科科长。
关庚泽的话说得很清楚：如果要得到日方报告中的结论，就算你让列车一动不动地停在那里挨炸弹，估计也得扔上一天。
见遇到了明白人，日方交涉人员立刻露出了流氓嘴脸：“如果你不答应盖章，日本军人将于你不利。”
面对赤裸裸的威胁和恐吓，关庚泽不仅没有退缩，相反勃然大怒，给日本人扔下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张大元帅偌大的人物都被炸伤（当时尚未披露张的死讯），我这样一个小角色又算什么呢，随便吧！
没人配合，这个游戏只好自己玩下去。
两天后，日本政府正式发表一个声明，再次重申他们的“南方便衣队所为论”。
但是谎言终究是谎言，纸是永远包不住火的。几天后，有人来到奉天监狱，要求收容保护，并揭露了“南方便衣队”真相。
原来在“皇姑屯事件”发生的前一天晚上，日军便通过日本浪人，将三个中国人骗到吊桥附近杀死。其中一个人见势不妙，拼命逃了出来。他见日本人宣传“南方便衣队投弹事件”，又从死者照片上认出了同伴，便知道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赶紧跑来寻求保护。
至此，日方哑口无言。
“皇姑屯事件”很快在东京引起了巨大反响。
日本田中内阁虽然又发声明又喊冤的，对外始终一口咬定事件是中国南方政府所为，与日本政府和关东军都没有关系，但其实对真相还是有点数的。
因为关东军瞒别人可以，瞒不了顶头上司陆军参谋本部。当然不是村冈或者河本打报告上去说的（就是有书面报告也不会自己承认），而是另有原因。
这就要说到一个组织：二叶会。
这个二叶会可不是什么浪人会馆，而是青年军官们自发搞的一个传销组织。传销产品只有一样：军主政从。
所谓军主政从，顾名思义，就是要以军队为主，其它政治经济文化什么的统统靠边站。
历史上把二叶会这帮人弄出来的这个东西叫“巴登巴登密约”。
缘起于几个初出茅庐的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生被派到德国考察一战。这些人里面有一个人大家应该非常熟悉：冈村宁次。其时都还是日本陆军里的小字辈。
去了德国一看，好家伙，太对胃口了。杀人那叫一个过瘾，见人就杀，不仅军人，平民也跟着倒霉。在战争中，飞机大炮，毒气坦克，能用的都用上了，光一个凡尔登绞肉机，死的人就数不尽数，别提多剌激了。
更让他们惊叹的是德国军人的那股疯狂劲，虽然仗打败了，但没人肯认输，都瘸着腿、红着眼睛在地图上画圈呢，想着法子要把失去的场子给找回来。
巴登巴登是德国著名的温泉城，很合喜欢泡澡的日本人的胃口。这帮小子也去泡了，一边泡，一边感动得哗哗流泪，说这股疯劲好，太好了，跟我们日本的武士道那是一样一样的。咱们得学，不仅自己学，还要带动大家一块学。
就这么泡着聊着励志着，就有了一个学习德国好榜样的“巴登巴登密约”。
回国后，几个狂人为了将这玩意真正宣传发动起来，就成立了二叶会。后来很出名的土肥原、板垣征四郎都是里面的铁杆成员。
这么催人奋进的组织，一贯以愤青形象示人的河本自然不会落下。特别是他对制造“皇姑屯事件”一直自鸣得意，不在二叶会里吹吹简直就太对不起自己了。
吹来吹去，会友们都知道了。事情随后又传到了参谋本部耳朵里：皇姑屯事件原来是关东军弄出来的。
田中首相虽然不是二叶会成员，却是陆军里出来的，还在参谋本部干过，有的二叶会会员就是他曾经的战友。他当然也没有不知道的道理。
偏偏这时候，天皇召见了。
走在路上，田中遇到了元老西园寺公望。四顾无人，他就给西园寺咬了耳朵，说皇姑屯这件事十有八九是日本军人干的。
西园寺的脸马上就扳了起来：要真是这样，你可要严惩不贷啊，否则国家还有什么纲纪可言。
等田中进了宫，裕仁果然没放过“皇姑屯事件”，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政府出面让人干的。
田中赶紧矢口否认：政府哪能那么弱智啊，新人还没挑出来就把旧人给宰了。事情原来是这个样子这个样子的，便把他知道的情况都一五一十地捅给了天皇。
天皇听完汇报也来火了，这不是典型的不把政府当干部吗，这么大的一件事，不请示领导就给办了，以后还怎么得了。
这事一定得处理。
有西园寺支持，田中就当着天皇的面信誓旦旦地做出了保证：“对此等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决不故息，不把那个叫河本的混蛋送上军事法庭，老夫这首相就算白干了。”
但等他到了国会一看，才发现事情远没有自己想的那么简单。
政府的反对党不用说，当头一炮，指责政府在“满洲某重大事件”（大家当然心知肚明是什么事件）中充当了谋杀犯的黑后台。
你们也太过分太愚蠢了，这种干法，以后还怎么跟中国人打交道？
田中汗下来了，他意识到，这些人其实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打“黑”是假，倒阁是真。
军部在听说政府准备在军队中进行事件的调查时，更是大为不满。他们认为，关东军干得没错，本来维护“满洲权益”就是日本的国策，你们政府肚子里不也在打这个主意吗，哦，现在天皇发了话，就想把我们军人踢出来当替罪羊，真是岂有此理。
可怜的田中一时骑虎难下。调查看来是进行不下去了，别说查别人，自己反而还要引火烧身哩。
这下完了。老板那里话也说过，牛也吹过，现在倒把自己逼上了独木桥。
这老头子也真够犯贱，实在不行你就回家装孙子算了。他不，他还跑回皇宫跟天皇纠正：前面我说的全部收回，这事跟我国军人没半点关系，还是中国人他们自己干的。
裕仁当时就愣在那里了。怎么着，把我当猴耍哪，一会这个，一会那个。当着这个老糊涂的面，又不便发作，只好挥了挥手，让他滚蛋了。
不管怎样，日本军政各界对“皇姑屯事件”之后的东北局面还是有所期待的。那就是随着老张这个“大头目”升天后，一定会出现大乱，然后由他们派兵干涉，从中混水摸鱼，实现“大治”。
但事与愿违，满洲风平浪静，奉军严整以待，日方没有任何空子可钻。
东北的平静绝非偶然，它缘自于一位新人已挂上帅印。
张学良，字汉卿，一般人称他为“小六子”，其实是喊他的乳名，并非指他排行老六。
老张除了在外面英雄一世外，在家里的业绩也堪称优良，共有八子六女，十四个孩子。张学良是长子。
小张十九岁入东北讲武堂炮兵科训练，第二年即毕业入伍。作为东北第一公子，当然不可能屈尊去当兵，而是直接担任了老张卫队的上校旅长。在乃父光辉的照耀下，小张肩上的牌牌是以火箭速度更换的，短短几年，就升为了东北第三混成旅旅长，授少将衔。
在这里，我还是很佩服有些私人老板的“富二代教育法”的：甭管子女有多显赫的文凭，先给我到最基层去做小工人，呆上两年，体验一下老子当年打江山的艰辛，同时也积累一下经验和人脉，然后再慢慢往上爬。
接班那是一定的，但这事急不得，有时候“熬一熬”，观察一下，也是很有必要的。须知，老子传下的交椅，坐得好是把金交椅，坐得不好很可能下面就是一座活火山。
我一直认为，小张后来吃的亏，与他前期过分顺利有关。
但在从军到接班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小张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当然，这也都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旁边有人“辅佐”，或者说是有贵人相助的情况下。
上学时，小张碰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大贵人——郭松龄。郭是东北讲武学堂的教官，长得人高马大，得了个外号“郭鬼子”。一个老师，一个学生，自此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后来郭鬼子反戈一击，被张作霖抓住要杀头的时候，张学良还曾想法设法要通过送老师出国的办法予以搭救。
人都说小张敬师如父，有情有义，孰不知除师生情之外，小张实际对郭老师也依赖甚深。
郭松龄不仅是位优秀的军事教育工作者，真实战场上也一样不含糊。他能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军校教官，一跃成为奉军中的主要将领，虽不排除小张在老子耳边经常吹风说好话的因素，但其自身才能突出也是主要原因。
当时奉军中的大小军官多为胡子出身的老派人物，打仗就知道拼命往前冲，根本不知道什么练兵方法、指挥艺术，属于一帮典型的不懂科学的大老粗。
郭松龄不一样，他训练得法，自成体系，经其一手带出来的部队不仅技战术动作娴熟，而且纪律严明，成绩冠于全军。
枪打出头鸟，这个规律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郭老师一走红，便引来红眼病无数。周围闲言碎语不断，说郭某人的部队，军纪当然是好，可是好看并不一定中用，真打起仗未必就行（“异口同音，谓公所练之军队，纪律虽佳，未必善战。”）
很快，郭老师就用战场实绩说话了。在直奉历次战争中，郭松龄的第八旅战斗力之强，不仅令老派人马瞠目结舌，就连同为新派的“士官系”也刮目相看。
老师照应学生是理所应当的。张学良当时带的第三旅，经常和第八旅一起作战，甚至被混在一起，统称为“三八”旅。
“三八”旅打了胜仗，大家心里都明白是郭松龄练兵指挥之功，里面其实没小张什么事。但就是没人肯说郭老师好，都夸张公子用兵有方。
理由非常简单：嫉妒加拍马屁——嫉妒郭松龄，拍张家父子的马屁。
“三八”旅打得好，长官就升得快。张学良不久就因为“战功卓著”而由少将晋升为中将，成为第三军团军团长。
不管别人怎么吹捧，小张自己还是拎得清的，如果要想军旅生涯一帆风顺，绝对离不开老师的“辅导”，所以对这位敬爱的老师十分器重，不仅打仗时“傍着走”，还经常让老师给他单独开点小灶。
第一次直奉大战失败后，老张很郁闷，不知如何才能走出困境。这时，张学良及时献出了“整军经武”方案，即重新改良和整顿军队一揽子计划。
老张虽然是胡子出身，却阅历丰富，非等闲之辈，马上大加称赞，并拍板定调：就这么办了。
经过“整军经武”，奉军力量大大增强，成为其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得以取胜的关键因素。
事实上，“整军经武”的智慧大部分都来自于小张背后的那个高人——郭松龄。
正是通过“整军经武”，师徒两提拔和重用了一大批年青军官，并形成了在奉军中颇有影响和实力的“讲武系”。
这个门派挂的是小张的牌子，实际掌门人却是已由郭老师转变而来的郭将军。
儿子有进步，老子看在眼里，喜在心里。
生子当如孙仲谋。自己再英雄一世也有尽头，只有接班人长能耐了，自己以后睡觉才能睡得踏实安稳。
可惜郭将军终究和自己的学生是两种性格，吵架还不解恨，一路举着愤青的大旗就和自己的老板干上了。
少了这个生命中的贵人兼导师，小张从此就难了。
以后不管遇到什么难以搞定的困境（包括“九一八”），他都会喃喃自语：要是郭松龄在，就好了……
“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大帅府内对于张作霖的去世一直密而不宣。
有时候一个人活着与否，并不是他一个人的私事，而是关系无数人生死安危的公事。
人们从大帅府的公告中了解到，“大帅”只是在爆炸中受了点轻伤，现在安然无恙。不仅能吃能喝能听小曲，隔三岔五还要应小报的要求，在八卦新闻版登张生活照什么的。
轻松和假像只能用于表面维持，大帅府的人其实早已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他们在等待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仍留在关内的张学良。
五雷轰顶，万箭穿心，心如刀割，这些都能用来描述当时小张的心情。
但我觉得，在巨大的悲痛和震惊过后，留在小张脑海里的，更多的恐怕还是一种茫然和无所适从。
毕竟事件太突然了，完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
不管怎样，还是回去再说吧。
治安恶化到这个地步，不化装是不行了。
想来想去，现在只有当兵的最安全，而当兵的里面，又只有伙夫最不引人注意。所以小张乘着天色昏暗，剃了头（只有长官才留长发），带上饭勺，扛着大锅，在几名得力卫士的保护下，混在东撤士兵中间，坐上闷罐车就回了奉天。
在那里，他将接受一场严峻的考验，并迎来他人生中的第二位贵人。
家不可一日无主，国不可一日无君，大帅走后，必须有人主持大局。
在此背景下，东三省议会联合会召开了。
会议实际掌控在一直担任奉军总参议（相当于总参谋长）的杨宇霆手里。
如果说郭松龄是奉军中不可多得的军事干才，那么这位杨先生就是奉军中首屈一指的军政两用人才。
人送杨宇霆绰号：小诸葛。
请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么一个名号。虽然平时我们给别人起外号往往是件不礼貌且不受欢迎的事，但“小诸葛”绝对是个例外。
根据历史记载，真实的诸葛孔明其实未必如《三国演义》和传说中那样英明神武。但经过人们几千年来的演绎和想像，这个形象已被大大神化，成了上知天文地理，下懂鸡毛蒜皮的世纪完人和超级偶像。
能被人冠以诸葛称谓（哪怕是小诸葛），就表明这个人本身也有点接近神人了。我只知道，要论有影响的人物，在此之前，湖南的左宗棠算一个，在此之后，只有广西的白崇禧获得过这一光荣称号。
杨宇霆，少年时即有过目成诵之才，十六岁考中秀才，废科举后，入日本士官学校留学，是奉系高层中绝无仅有的高级知识分子，“士官系”的代表人物。
此人有宰相之才，善于军事政治两手抓，是老帅张作霖最为器重和仰仗的“大管家”。老张时代，台前是老张在指手划脚，幕后却是他杨先生在出谋画策。
在任期间，大管家忙着帮老板搞装修，创家俱，可谓劳苦功高，成绩突出。简单收集一下，至少包括以下“四大件”：制定田赋制度、修筑战备公路、督办兵工厂、创建东北海军。
定田赋，钱有了；修公路，路有了；办工厂，枪有了；建海军，水路优势也有了。
所谓高手一亮招，便知有没有。四件不多，但件件抓到了点子，捏住了要害，远虑近忧，一网打尽。
若论治军理政和战略眼光，其人超出郭松龄远矣，可算是名符其实的东北第一人！
老张在选贤任能方面是从来不差的。
但是杨先生也有缺点，而这个缺点后来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
那就是与处理军政方面的能力相比，他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似乎要差一点。
往好了说叫做对人严厉，往坏里讲就叫心胸狭窄，总之人缘很不好。当然这也与奉军内部派系太多，关系太复杂有关。
奉军里面，随着历史的沿革，粗粗一分就可以分成两派：老派和新派。
以跟随老张打江山出来的老兄弟为一派，称为老派，代表人物是张景惠、吴俊升、张作相、汤玉麟这些人。他们大多属于草莽英雄，早年打打游击劫劫粮草还凑合，下了山后打正规战就不那么灵光了。
除了老派，就是新派。但新派内同样还能分出三流九等。
一派称为“士官系”，军官大多为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的高材生，代表人物为杨宇霆、韩麟春、姜登选等。一派称为“讲武系”，汇集了东北讲武学堂的精英，代表人物就是郭松龄郭老师。其背后实际支持者为张作霖的大公子张学良。
杨先生的做事原则是对事不对人，除了老帅，哪门哪派都敢招呼。
这是一个牛人：我是孔明，我怕谁？
作为新派的杨宇霆曾利用“整军经武”的机会，大胆树立新派，把老派人物都排挤在外。毫无疑问，老派人可都不是吃干饭的，这梁子算结下了。
同是军校出来的，作为海龟的“士官系”与土鳖“讲武系”素来明争暗斗，隔阂很深，到“讲武系”的郭松龄搞叛乱被捕后，“士官系”的盟主杨宇霆又以总参议的身份下达了对他的处决令（其实就是他不下，老板张作霖也会逼着他下），这可就把“讲武系”连同张公子全给得罪光了。
就连“士官系”内部也有一些人对他不满意，认为他性情高傲，喜欢高高在上，颐指气使。
怪来怪去，什么都不怪，就怪奉军里山头太多，庙不算挺大神仙却不少。要想在这个蜘蛛网里做老好人，除非什么都不干，做个真正的和稀泥的老油条。
偏偏杨宇霆不是这样的人，所以换老板的时候，大家也很想把这个过于严厉的管家一并换下去。
可是现在局面如此诡异，遍观东北军政各界，除了他杨某人，没人能压得住阵脚。于是，人们只好又把他推到台前，由他来主持这个对于东北命运来说极其重要的会议。
东三省议会联合会的核心是出台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人选名单。
此前，这个保安总司令的头衔是属于张作霖的。也就是说，谁当了总司令，谁就真正继承了老帅的衣钵。
事实上，在会议前，各派经过明争暗斗、相互妥协后，已基本内定了总司令人选。
会议只是走个过场而已。只有不明真相的少数人需要猜谜。
不过谜底很快就要揭开。
我可以告诉诸位的是：这个人绝不是张学良。
因为“皇姑屯事件”是个猝发事件，张作霖中招后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昏迷状态，几乎什么也没交待。他身前也未指定任何人接班。毕竟帝制早已废除，共和也已实行多年，虽然子继父业趋势十分明显，但不到那一步，谁也不好意思把话说得过于明白。
老张在世，小张承继大统自然毫无悬念。现在老张不在了，大家都得继续端碗吃饭，谁能保证自己这碗饭继续吃香吃好，就得好好惦量惦量了。
别怪世态炎凉，只能说人性本来如此。
杨宇霆认为，小张肩膀尚显稚嫩，恐怕很难胜任老张留下的这副担子。
不是他一个人这样想，相当多的人都作如是观。
接着，杨先生又把自己给排除了。他有自知之明，既然是“小诸葛”，角色定位就是辅佐型的能臣，在心理上就没有“登大宝”的准备和打算。
更何况，他也知道这么多年来，自己在朝野上下树敌颇多，即使有这想法，成功的可能性也不会很大。
他需要提出一个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名单。
在宣布这一名单之前，这位称职的大管家也充分考虑到了小主人的情绪和承受力。
因此，会场上“适时”地出现了一份《大元帅遗嘱》。
全文意思大致如下：我在回来的路上不幸挨了炸，现在快不行了（“今病势已驾，殆朝暮人间矣”）。现在我把守卫治理奉天的重任，交给我儿子张学良，你们要帮我多照料他。
明眼人都可以看出，这绝不是张老爷子的语调，倒是很像孙老爷子（孙中山）的绝笔。如果老张当时还能撑着立断气遗嘱，绝不至于这么假文酸醋，他只会说：妈拉巴子是免票，后脑勺子是护照，老子今天是过不了这一关了，弟兄们好好干，帮我把小六子扶上马，再送一程……
杨参议到底做过秀才，愣是无中生有地把老张打扮成了个文化人。
“假遗嘱”的前段部分是套话，实质体现在后面那句：守卫治理奉天。
摆明这是个地方官，没有谁做了省长还兼国家主席的道理，所以这就意味着小六子的东三省总司令肯定是当不成了。
这就是杨宇霆和会议参加者们准备留给张学良的面子。
有人说，这份《大元帅遗嘱》是杨宇霆之流违背张学良意愿偷偷炮造出来的。
违背张学良意愿，这可能是事实。因为小张并没有明确主动地表示过他不想继任掌门。但“偷偷”就谈不上了。毕竟事关重大，大帅没来得及留遗嘱这件事在内部知情人中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如果这份假遗嘱不是得到了与会的大多数人（包括张学良）同意，谁敢再重新捏造一份出来并当众宣读？
就像任何一次颁奖一样，安慰奖总是放在最前面的。
大家都把期待的眼神投向了杨宇霆，等着他宣布那个特等大奖的获得者。
谜底随即揭开，果然是他！
会议主持人随后提出表决，一切毫无悬念，因为赞成的人远远超过半数。
但是人们发现，偏偏这个人没有到场。立刻有未举手的人提出，鉴于被选举人本人不在场，这样推举有欠妥当，不合规矩。
杨参议不愧是宦场老手，回答从容不迫：本人不在而推举甚多，说明众望归一。
再没有任何异议。
主持人当场宣布：选举结果有效。
此时，张学良的心一定已经悲凉到了极点，但他只能选择被动接受，此外没有其它任何办法。
东三省最高军政长官就要新鲜出炉了，这个人却不是他。
就在这时，历史的天平又一次发生了惊人的逆转，一个人忽然出现在会场门口，并引起了一片惊呼声。
此人身着孝袍，腰系麻绳，脚蹬麻鞋，不像是开会来的，倒像是奔丧来的。
张学良人生中第二个贵人来了！
张作相，时任吉林省督军兼省长，老派代表人物之一，曾担任奉军第二军军长，是张学良的顶头上司。
听名字，你可能会认为他与张作霖有什么亲戚关系。其实不是，两人同姓纯属巧合。尽管不是血缘上的亲戚，但这两人绝对有过命的交情。历史上，张作霖两次结盟，张作相均榜上有名。
张作相之所以能“众望归一”，确实是由于他的声望，说得更直白一点，是因为只有他才是当时各派均能接受的人物。
郭鬼子造反，十万精锐直逼奉天，形势危如累卵，幸亏他和吴俊升两人拼死护主，才转危为安。此事不仅使老张感慨系之，认为关键时候还是几个老兄弟最忠心，而且为他自己在老派中赢得了巨大声名。
郭部兵败，除处决郭愤青外，老张气恼之下，还准备将叛乱将领一律处死。幸亏张作相以平叛功臣之身再三苦谏，才保住了他们的性命。
郭老师闹事，小张学生自然不能免责，用老张的话说，自己儿子“信任郭鬼子已经胜过信任他老子”了。按照老张的性格，死罪虽可免（总要有人接班），活罪却难逃。也是张作相充分发挥好人做到底精神，使尽浑身解数，做工作，说好话，总算让小张得以全身而退。
无论老派还是新派，对张作相只有两个字的评价：厚道，三个字的评价：真厚道。
既有与老帅八拜结交的资历，又有平叛立功的业绩，还不会为难兄弟们，这样的人，不选他，选谁？
在会议召开前，已经有人把总司令军服送到了张作相府上。
但是张作相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进入会场后，他手捧那套保安总司令的军服，把它放在了张学良面前。
谁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人人面面相觑。小张本人也手足无措，连忙站起来表示自己太年轻，各方面经验不足，还是敦请老叔（张学良对张作相以叔伯辈相称）统管东三省军政大权为好。
当着众人的面，张作相声泪俱下，动了真感情：老帅在世时，经常要我关照汉卿，我如就任此职，无颜面对九泉之下的老帅。汉卿年轻有为，子承父业名正言顺，大敌当前不能再拖了。
这些话入情入理，真是说到小张心坎里去了，一时间既感动又激动。
对会议的选举结果和任命，张作相表示实难从命，理由是要赶回锦州给母亲办丧事。
一个多星期后，在“讲武系”少壮派的拥护下，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推翻举手表决的方法，改用选票推举，张学良顺利当选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保安司令——实践出真知，谁说二者不可得兼的。
小张在正式宣布就职的同时，还成立了一个东三省保安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没有什么实权，但能把老棍棍们都装进去，基本相当于后来老蒋在台湾搞的战略顾问委员会这样的机构。杨宇霆名列其中。
老杨马上提出辞职。
张大帅手下的老兵，三朝元老，当朝宰相，要资历有资历，要能力有能力，招呼不打一声就给免了，也太说不过去了吧，不就是主持会议时没选你，历史上有那么一点意见吗？
人一小诸葛，给你个小字辈当顾问逗着玩，也太不拿人当人看了。
知道老杨是嫌职务不够份量，怎么弄一个够份量的位置让他干干呢。小张很头疼，憋了半天，总算憋出了一个“黑龙江省军务督办”来。
老杨不听犹可，一听气得差点抽风抽过去。当总参议那会，黑龙江省省长都是要向他汇报工作的，现在竟然反过来，要他这个老前辈到下级那里去当公务员，这在最看重等级的官场体系中，不啻于给人老脸一嘴巴子，是一种明明白白的侮辱。
走人，甩袖子不干了。
老杨走了，小张笑了。因为他知道眼前的这个人不是一点点难对付。现在走了正好，全世界都清净了。
毫无疑问，在时年二十七岁的少帅走上红地毯的那一刻，他心里一定充满了对那个被他称为老叔的人的无限感激之情。
大家没有看错，这确实是一个天底下少见的忠实厚道之人。
当东北王的桂冠向他招手时，他毅然选择了放弃，只为了一句承诺：老帅在世时，我答应老帅要关照汉卿！
东北少帅张学良上台后，对外连做了两件事。
一件是与北伐军议和息兵，将关内所有军队全部撤回东北。另一件是正式发表大元帅张作霖的死讯。
对于田中首相来说，这两件事都不算意外。现在悬在他心头的，是张少帅还会不会做第三件他最担心的事。至于兑现他老子的那些画饼式的协议，则还是其次了。
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东北易帜，主意是南京的老蒋先提出来的。
把奉军赶出关内容易，要跑到关外去解决东三省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事实上，在“皇姑屯事件”爆发，奉军逐步退回东北后，原先共同北伐的四兄弟蒋冯阎李就已经不齐心了。
这四位各有各的算盘，都不是什么善茬。眼看随着平津拿下，全国已大半统一（除了东北），老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集中军权、政权、财权于中央，同时削弱地方实力。而那三兄弟谋算的则是怎样凭借参与北伐之功，在既保持住自己的山头的同时，还能拿到尽可能多的好处。
四兄弟各怀异心，再提进军东北就不那么现实了。更何况在老蒋看来，东三省的问题比其它地方都要复杂得多，因为这中间必然涉及到和苏联、日本的关系。
要论凶狠和不讲理，这两老外哪个都不是好惹的。老毛子先撇开不谈，日本军人的处事风格，老蒋可是在路过济南时就着着实实领教过了，当时连他自己都差点被日机扔下的炸弹给终结掉。
对东北问题，蒋介石准备采取“和平解决”的策略，具体办法就是改旗易帜，使张学良从名义上归附南京政府。
在北伐军拿下平津之前，中国一直南北对峙。北洋政府使用的“国旗”是五色旗，南方国民政府使用的则是另一种，叫做青天白日满地红。
所谓城头变幻霸王旗。旗帜问题很重要。在这之前，新疆已经宣布易帜，正式归附中央，从而标志着关内中国已完成形式上的统一。如果东北也像新疆那样，只要换个旗，就能取得兵不血刃的效果，又何乐而不为呢？
其实东北的新任少帅张学良也是这样想的。
早在关内时，他就不愿与北伐军硬磕下去了，曾经背着老头子，给老蒋又是送密信又是发电报，要求罢兵息争。
主政东北后，他知道凭东北军一己之力，很难独存，所以也倾向于归附南京政府。
但是东北易帜，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在东北军政内部，最有意见的就是跟老张打江山出来的那帮人。坚决不同意。
什么叫合资上市他们不懂，只知道老张带着他们辛辛苦苦办的企业要被别人合并了，这可是他们当年一块砖头一块砖头砌出来的，就这么没了？
真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大家嘴上不说，心里没少骂：败家子一个！
以张作相为首的老派人物主张：东北只需保境安民，并且善处东邻（日本），至于关内发生什么事咱们别去管它。
不过这帮老头子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好糊弄的，几句话就能把他们给“将死”：你们说不易帜，那试问北伐军来了，谁能出去挡一把？
老头子们面面相觑，都傻眼了，论指挥打仗，还是当胡子时候的那点本事，怎么干得过如狼似虎的北伐联军。
见大家都不动弹，小张缓了口气，接下来便晓之以理：想当年老爷子那么强悍，还不是退到关外来了，现在人家已经打到家门口，我们要是再退，就只能到大海上做渔民去了。
再继续忽悠：所谓易帜嘛，其实只是换个旗，把原来东北的旗，改挂成南京的旗，重新装修个门面，挂个新招牌，看上去是联营了，其实里面经营照旧。
听到原来是换汤不换药，老头们都不吵吵回家了。
接下来的就不那么好骗了。此人就是杨宇霆。
这位仁兄不是已经辞职回家了吗？
答曰：辞职是辞职了，但没回家。
老杨在外面溜了一圈，又回来了。因为他在路上就把事情想清楚想明白了：愣小子这么对待我，其实就是想赶我走。
当初选当家人时，自己好歹还给对方留了个省长的位置，轮到自己，就只能做省长的公务员了。事情做得这么绝，本来有一千个一万个理由拂袖而去。
但走很容易。问题是东北这份基业怎么办，毕竟自己也没少在上面出力流汗。更何况，老领导生前待自己不薄，作为托孤老臣，把皇子扶上马，再送上一程，也是绝对应该的。
于是老杨就回来了，而且从此打定主意，再也不走了。
不走也有不走的理由，总参议、委员虽然没得干（那个什么黑龙江省军务督办就别提了），但老杨还有一个职务没免，他做总参议那会，还兼任着东三省兵工厂督办。因为没人注意，所以到现在这个职务还在那里挂着。
老杨不走，小张就急了。
组织干部处的同志是干什么吃的，怎么不知道发任免通知时把兼职也给一并免掉。现在麻烦了。大家都盯着呢，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以前集体当顾问，来个以年龄划界一刀切，大家都没话可说。事到如今，你要再把老杨的这个督办职务拿掉，那就是针对个人，打击报复、赶尽杀绝的痕迹也太明显了。
小张只好亲自找老杨谈心做工作。
出国旅游吧，考察考察，散散心。请放心，完全公费，不要个人掏一个子的腰包。
这么好的条件，要是落在咱小民头上，没准乐得道都走不动了。公费旅游，还是出国，那是最高福利待遇啊。
打住，这是民国！
如果多关注一下民国史，你就会发现，公费旅游其实是政客们常用的一种招数。大致相当于北宋年间的杯酒释兵权。后来老蒋更是热衷此道，张学良、杨虎城这些人都架不住他的“劝说”，到国外溜了一圈又一圈。
把地盘让出来，把队伍交出来，从“司令”变成平民，代价就是一趟出国旅游，换了你，你干？
杨宇霆不是“司令”，可他也不干。忽悠谁呢？老夫哪里也不去，就抽条板凳坐在这里看你办事，办得好也就罢了，办得不好还得倚老卖老说你两句。
小张头大了，意识到找麻烦的来了。
麻烦果然说来就来。听说张学良可能要搞“东北易帜”，老杨马上就火冒三丈。
恐吓的那一套对他不起作用。
谁能保卫东北？我能！
前面说过，杨宇霆是个军政全能的人。他和奉军悍将郭松龄相比，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相同点是两人在军事指挥和部队训练上都有一套。不同点在于，郭为人过于冲动，最后什么事都没办成，自己死得很惨不算（“枪击，曝尸三日”），还差点连累了张同学和“讲武系”的其他师生。
同样是战绩等身的大将，杨宇霆则表现得能屈能伸，很懂权变之道，这种“讲政治”的风格在张作霖生前是最受欣赏的。
话说当年辫子军领袖张勋邀请奉军将领开会，杨宇霆和郭松龄都去了。会前议程没透风，开着开着张勋却说到搞复辟的那档子事上去了。杨郭都是见过世面的人，留辫子搞复辟对他们来说如同让死人还魂。
但两人临场表现却大相径庭。郭松龄马上起身退出，扬长而去。杨宇霆却坚持留下来，继续听姓张的在上面胡言乱语。因为他认为，听你讲是一嘛事，我是不是要跟着你做，那是另外一码事。彼此都留个面子，以后才好做事。
张作霖对杨宇霆此举颇为赞赏，认为有大局观，而对小郭的表现，只用了四个字形容：书生之见！
杨宇霆不仅是将才，还是帅才。
事实上，对奉军退守关外，杨宇霆一开始就不同意。倒不是他认为一定要“御敌于国门之外”，也不是跟郭鬼子那样一根筋，非得跟四路北伐联军在关内死磕，而是他很懂战争之外的政治哲学。
老话说得好：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北伐的那所谓四巨头，又不是真的亲兄弟，虽然都声称是为信仰三民主义而战，现实生活中却都是奔着自己利益而来的。
照杨宇霆看来，北伐军看似凶猛，其实是个容易散伙的团队。奉军强悍时，不得不卖点力气，等到眼看着奉军不行了，自己抢地盘还来不及，根本不可能全力以赴来打奉军，说不定哥几个自己闹起来，倒反而要找奉军帮忙呢（后来果然言中了）。
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奉军不仅不需退回关外，甚至可以利用矛盾，达到合纵连横、各个击破的目的。
现在奉军不仅全师退守，连东北旗子都要换成南京政府的青天白日了，等于人家还没动手，自己已乖乖缴械。你说老杨能不窝一肚子火吗。
杨宇霆的实际想法是，可以联合南京政府对抗日本。不过他所谓的“联合”并不是指直接“归顺”（在他看来，易帜就是归顺），而是一种有进有退、软硬结合的策略性“联合”。
应该说，杨宇霆的这种想法体现了他一贯的对外策略，其中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可取之处。他对易帜的反对，则主要是出于脑子里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要为老主子守住江山（别忘了老杨还是旧社会秀才出身）。
但这种玩跷跷板式的政治谋略，对张学良来说，技巧性要求太高了，他很难接受和认同。
同一时间，田中内阁也在担惊受怕。
搞完“皇姑屯事件”后，关东军就一边歇着去了，擦屁股还得内阁来。
得知南京方面正在跟张学良秘密接触，田中那是真着急。他很清楚，东北如果真的和南京实现统一，打交道的对象就变成了中央政府，要想再在满蒙攫取特殊的“帝国权益”就真的变成了画饼充饥。
毫无疑问，日本一直是企图阻止张学良“易帜”的最大外部障碍。
关于“东北易帜”，张学良在内心里其实早已和南京政府达成了共识。但是这个世上谁也不比谁傻多少，既然是谈合作，该提的条件一个也不能少。
在所提的各种条件里面，他特别强调两点，即北伐军不得进入东北以及把热河划归自己的辖区。
要谈交易，老蒋的经济头脑也不差，马上提出来：我既不能进入东北，你奉军同样不能再留于关内。
谈妥之后，双方初定易帜日期为7月底。
到了7月底，老蒋一看，东北挂的旗还是五色的。张学良给出的说法是，日本驻沈阳总领事发出了警告，所以易帜得暂缓。
张学良说要暂缓，蒋介石可等不了。他马上派出南京政府驻日公使，对日本政府提出抗议：我们自己人挂个旗而已，怪你鸟事。
他声称，如果南京和东北和不了，北伐军铁定出关。
老蒋可不是什么不谙世事的小年青，他有的是手段，立即下令对热河发动进攻。
进攻热河没有什么顾虑。因为日本眼下只能关注一个东北，在热河方面，一时还插不上手。老蒋的意思很明白，就是做给你张学良看的，要是不赶快给我易帜，热河你也别想要了。
姜到底还是老的辣。小张无奈之下，只好用上了一哭二闹三上吊的绝招，致电蒋介石，说你们这么逼我，我左右为难，好象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既然如此，干脆，辞职了算逑。
这下子轮到老蒋不适应了，第二天就回了电，意思就一个：不准辞职。至于易帜，可以再从长计议。
继续会谈。老蒋停止进攻热河，易帜时间也再次定为8月初。
但是到了8月份，又搞不定了。原因是田中内阁向张学良派出了特使，阻止“东北易帜”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
与之相配合的是，关东军也在同一时段举行了大演习。
张学良只好临时决定东三省易帜再缓三个月，并通报蒋介石。
再拖下去，老蒋的胡子估计都要拖白了。他决定去找外援。
这时，随着一北一南两个中国政府合二为一，英美两国对中国的态度也趋于明朗化。他们承认南京国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对南京政府统一东三省的举动也表示支持。
日本人嫌贫爱富的思想根深蒂固，它在亚州可以耻高气扬，但在西洋鬼子面前，甚至比中国人还自卑。
现在，英美做了带头示范，日本人的思想不通也得通了。
其实说白了，大家都是想到中国去摘桃的，现在洋老大走在了前面，眼看不跟着干或者晚干了就会吃亏，所以赶紧改变对华策略才最为要紧。
于是田中内阁开始采取所谓务实主义，即在能保住“满蒙权益”的条件下，可以默认东北易帜。
不仅默认了，田中内阁连态度都软了下来，表示希望能跟南京政府会谈，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
这就是统一的好处。
日本人都不反对了，老蒋认为“东北易帜”已经完全没有后顾之忧。
这下小张你总不该推托了吧。
约定的三个月期限还没到，他就心急火燎地发了个文件，自说自话地让张学良当上了国民政府委员，而这个任命，事前压根就没和东北方面沟通过。
然后他趁热打铁，给张学良发电报，要他赶快易帜。
时间是两天后，理由是：兄弟，你委员都当上了，再不易帜就太那个了吧。
没想到张学良并不上当。老蒋的“热情提议”被他毫不客气地一口拒绝：说好三个月就是三个月，一天也不能早。
显然，日本干涉已不成问题，问题出在张学良自己身上，而对他而言，要想提高要价，没有比这更好的时候了。
看到新加的条件，老蒋马上来了火。
一条是维持保安司令政治制度，另一条是东三省税款自征自用。
作为中央政府，我既管不了你，又收不到你的钱，这算什么狗屁统一？
接下来又是一番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地搞了好几个回合，最后还是以老蒋让步而告终。双方意见达成一致，大喜日子就这样定了下来。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穿起了中山装，对着中山他老人家的相有模有样地宣了把誓。
易职了。
由于对华外交政策的彻底失败，直接导致田中内阁于第二年早早地就垮了台。某种程度上，这一届内阁实在是被爱闯祸的关东军给硬拖下水的。
日本人的脾气，失败以后是一定要秋后算帐的。“皇姑屯事件”的策划班子村冈和河本等人此时又被挖了出来，都受到了转预备役或直接停职的处分。罪名却很是滑稽，说他们没有对“张作霖专车安全”起到保护之责——再尽责，老张估计连尸骨都要找不到了。
其中村冈最亏。日本历史上，凡是当过关东军司令官的，不管能力大小，看在长期留驻国外，没有功劳还有苦劳的份上，后来都能被晋升为三星大将，只有村冈再也没有获得过晋升，到死都是一个二星中将。
关东军上下也是一片唉声叹气。东北改旗易帜，这是河本策划“皇姑屯事件”之后，他们所能估计到的最坏结果。费了这么大的劲，却换来了东北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早知如此，还不如不干了。
就整个中国和中华民族而言，东北易帜是张学良一生中干得比较漂亮的一件事。自此，这个一直陷于分裂和内战的古老国度至少在形式上完成了基本统一。
北洋政府的最后痕迹正随着五色旗的落下逐渐消失，而奉军，这个曾叱咤风云的军阀私家卫队，则成了国民政府的地方部队，我们从此该把它叫做东北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