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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得从那个被旗人称为龙兴之地的满洲（东北）说起。
日俄战后，日本从俄国手里那里拿到了南满铁路和旅大（旅顺、大连）的租借权。这就是所谓“满洲权益”的由来。
刚开始，日本人脑子还算清醒。一手策划甲午战争的伊藤博文就说过这样的话：满洲不是日本领土，满洲是清国领土，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伊藤并没好心到要做清国的发言人。只是当时稍有见识的东瀛政治家都知道，日本要想独吞东北尚无把握。
但是日本已经取得的“满洲权益”必须有人维护。换言之，他们需要在中国找一个自己的利益代理人。
于是，列出了海选名单。其中有一个候选人的名字叫做张作霖。
该介绍一下老张的简历。
老张是当土匪（东北叫胡子）打家劫舍起家的，即使在民国那些大小军阀中，这出身也实在有些说不出口。比起他的老对手直系老大吴佩孚，那就更相形见拙了，人家那是秀才水平，《春秋》读得如数家珍，抗战后的诗词更有点岳武穆的意韵，一句“叹江山如故”就不是寻常丘八大老粗能吟得出来的。
好在英雄不问出处。那年头，混不出来的叫土匪，混得出来的叫老总。
张作霖的祖籍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是山东，一种说是河北，反正不管是哪里，有一个事实很清楚：从他爷爷辈起，就是闯关东的，到了他这一代，仍然在闯关东。
那几代人的命运，在李幼斌版的《闯关东》中可以窥见一鳞半爪。
其实一开始，关东并不需要“闯”。它是主动招生的。
满清入关后，东北地多人少，一片荒芜。清政府为了吸引汉民去开荒，什么优惠政策都用上了。
当时有明文规定，你只要到了东北，就可以把自己当成是在外地开会住宾馆，什么也不用带，连毛巾牙刷都不要。政府会无偿供给你粮食、土地和耕牛，条件是必须加入当地户口，在东北落地生根。
要知道，这种政策就是到了现代也属于优惠的没边了。
既不要文凭，也不要资历，转眼间，房子票子车子就都有了，这种好事，到哪里去找？
可愣是没什么人去。
估计跟宣传不够有点关系，因为那会交通不发达，不太可能专门组一个考察团，开着车把大家先送到东北去看看，亲眼见识一下当地的美丽富饶。
至于拍风光宣传片，就是有资金设备，也不一定有那意识。
加上中国农民的乡土观念根深蒂固，轻易都不肯抛乡别土，离开祖辈生息之地，这就造成了政策很优惠，但群众并不踊跃的奇怪局面。
为了完成招生指标，有关方面对勤奋工作于招生第一线的同志也出台了相应激励政策，规定谁能招募到农民来东北的，连科举都不用考就可以给个官做做。
所谓精诚所致，金石为开，到了康熙年间，经过十多年的推广，这条好政策逐渐为大家所熟知，往东北去的农民越来越多。
这回轮到政府着急了，因为满族人是从东北发家的，这里是他们的龙脉。人少了固然种不成粮食，但太多了，扰了地方清静，这“脉”还能不能延续得下去就成了问题。
于是清廷赶紧废止招民开垦的政策，并严禁汉人迁入关外，来了个前后两重天。
但是到了嘉庆初年，老天不给面子，这里闹旱灾，那里发大水，连白莲教也跟着凑热闹，结果河北、山东等地弄得民不聊生。在这种情况下，大批难民重新开始流向关东，政府也无法禁止，这就是一直延续到近代的“闯关东”。
事实证明，在闯关东方面，老张同志是有着光荣历史传统和坚强革命意志的。
纵观他的奋斗生涯，始终贯穿三个字，一曰赌，二曰混，三曰搏。
赌是有遗传基因的。张爸爸从前就喜欢在赌场跟人切蹉技术，结果一个不留神，欠下赌债丧了命。由于长期受到这样潜移默化的教育和影响，老张自己对赌一把也是情有所钟的。从小到大，他从事过的岗位不少，计有小贩、木匠、兽医、相马师、士兵等多种，最后却掷了把骰子，选了胡子这个好说不好听的行当。
但是老张这一把证明是赌对了。当时中日甲午战争刚刚结束，他所在的辽西地区乱得不成样子，正是胡子这一行大展拳脚的时候，而且老张很快用他的行动证明：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胡子做得好，也可以争当先进模范。
不久以后，张作霖“辖区”内的百姓不仅自觉自愿来交保护费，而且对他的人马称赞有加，说他们很守规矩，不仅遵章守纪，而且维护治安，比官府都强。
身处兵荒马乱之中，老百姓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有了更深刻的领会，那就是甭管官军土匪，谁拿了保护费就能保你全家平安无事的，谁就是好同志。大家看得很清楚——老张是只要一份子钱，如果来了别的什么官军或者胡子，不仅要钱，还可能烧房子杀人。两相比较，人人都觉得老张算得上是个厚道人。
不过俗话说得好，人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很快，张作霖就挨了仇家的刀，被打得落荒而逃。万般无奈之下，老张只好去投奔一个绿林朋友。没想到，走到一个叫做八角台的地方，就有人跑出来截道了。
当胡子这么久，截别人的道很正常，被别人截还是第一次。老张着实吃了一惊。
事情很快就弄清楚了，原来截道的人是希望他们这帮人马能留下来，给当地商会当团练（相当于现在的保安）。原因是各地盗贼横行，保安早就成了稀缺资源，而且商会招保安，还有个说不出口的忌讳：这保安要是居心不良，一转身变成抢劫犯可就太方便了。商会是土财主的组织，白花花的钱堆在那里，简直就是在诱人犯罪，普通保安要没点定力还真不行。
张作霖虽是胡子，但盗亦有道，“仁义”之名早已远播，人家做土匪都做得这么成功，做保安就更不在话下了，所以商会早就派人在路边恭候多时了。
正愁没地方去呢，没想到还能换个有油水的保安做做。这一下可把老张给乐坏了，当即就答应留下来做团练副职，也就是保安队的副队长。
老张这个人，年纪大了看着不怎样（有元帅照为证），年轻时倒还是个帅小伙。所谓北人南相，长得蛮秀气的，在周围一群膀大腰圆的东北壮汉中很有些鹤立鸡群的味道。加上他还念过一段时间私塾，“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之类套话说得一溜一溜的。这把他的领导人魅力指数无形中又提升了不少，一来二去，名声太大，以致于原先的八角台团练长（保安队长）都索性让贤，自己做副，把初来乍到的张作霖扶了正。
看来有时候人长得好看，除了找老婆容易，其它方面也讨巧得很。
好日子没过多久，麻烦又来了。
甲午战后，社会上乱了几年，又开始逐步稳定下来了。这对胡子和保安来说，可都不是什么利好消息，二者都面临着下岗危机。眼看饭碗又没了，这时候商会这棵大树起到了其他业主很难起到的作用。
他们联合起来，向知府（相对于市长）增韫正式推荐张作霖，说此人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务必予以重用。历来钱能通神，别人的面子可以不给，商会的面子一定得卖。增市长也想看看这是个什么人，便传令接见。
一见面，你猜怎么着？“人不可貌相”这句话又失灵了，老张那极具欺骗性的外表和谈吐再次打动了增市长。
机会赶得巧，正好盛京将军（相当于军区司令）增祺发了个文件，要求下面“化盗为良”，对地方民团进行收编招安。根据文件精神，增市长向增司令打了个报告，把老张带的这支保安队列入了收编名单，并即日进城接受点编（也就是查验人马数量）。
在与增市长的谈话过程中，为了抬高自家身价，老张免不了要胡吹一把，说自己的保安队有一个营的人（其实只有百来号人）。眼看过几天就要点编了，老张赶忙跑回八角台，四处张贴招贤榜，七拼八凑总算把一个营的人招齐了，他自己也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帮办（副营长）。
这之后，张副营长的主要工作，就是和增市长、增司令这些人搞好关系。然后，他立足岗位，脚踏实地，一步步升迁，逐渐从副营长做到了营长，又做到团长、旅长、师长，直至掌握了东北三省的军政大权。
在这过程中，他与上司周旋，与同僚斗争，从一个底层的保安队长一直混到了封疆大吏。
光是善赌，会混，再怎么着也只是一个普通混混的水平，离一代枭雄的标准还差得很远。事实上，老张还能搏。
能搏并不是说张作霖只会单枪匹马地耍横。他是豁得出去，什么都敢干，但是干的时候又能做到有勇有谋。主要例证是他的剿匪故事。
老张剿匪？没听错吧，他自己可就是土匪窝里跑出来的。
没错。老张剿匪了，还剿得很有成就。
事物的发展逻辑就是这样的：正因为做过匪，所以才要剿匪，也才能剿好匪。
先收拾地产货。其他人都望风披靡，有一个人偏不卖帐。此胡子姓杜名立三，一向牛气冲天，把地方上搅得乌烟瘴气。偏偏他还是一个很难对付的硬骨头，其人双手握枪，弹无虚发。他防守的地盘山寨坚固，易守难攻，官军无可奈何，成为省里挂号的头牌督办大案。时任团长的老张来了以后，想了好些办法，封官许愿，诱捕围追，但都不成功。最后他玩了一招绝的，就是在他的义父身上打主意。
老张的义父黑山秀才杜泮林，是杜立三的同族叔叔。杜秀才是个书呆子，被老张一骗一哄，就给自己的侄子写了封亲笔信，把杜立三骗了出来，结果一举拿下。
杜立三是当时辽西最难搞的匪，此匪一除，剩下的小匪自然只能作鸟兽散。老张也因功从团长升到了旅长。
次剿外地胡子。这是一股主要活动于辽西北一带的蒙古叛匪。辽西北到处都是广阔无垠的大草原，环境恶劣，蚊虫乱飞，饿狼纵横，加之蒙古人个个都是轻骑兵，出来作乱时多用奇袭的方式，一人带两匹马，一匹骑乘，一匹备用，来去如风，行踪飘忽，杀了人，掠了货，然后拨马便走，让你追都追不上。
几百年前，草原部落就用这种方式侵袭汉族边境。几百年后，这招依然管用。骑兵不灵的汉军拿这些蒙军骑手仍然毫无办法，政府称之为“巨寇”。老张年轻时当过相马师，后来当兵时，又“精骑击”，历史上是个不错的骑兵，自然训练骑兵也是很有一套的。但一开始也打不着蒙古人，不过他很快找到了办法。
这个办法就叫做：无间道。
张旅长派出杨子荣一样的角色打入蒙匪内部，取得情报，慢慢地就揪住了这帮叛匪的狐狸尾巴。最后不仅把这帮人打得够呛，还狂追八百里，一直将他们赶出了国境。
维护东北边境安宁，老张功不可没。对蒙匪穷追猛打，则体现了他关键时刻能搏、敢搏、善搏一把的勇气和智谋。
说了这么多，其实只想说明一点：老张身上那“张大帅”、“东北王”的名号绝非浪得虚名。这是一个集狐狸的狡黠与狮虎的勇猛于一身的人。
人才啊。要跟他斗，玩阴的、玩狠的你都没辙。作为对手而言，老的老点，嫩的嫩点，总之是找错了人，看错了对象。
其实日本人当初在东北找代理，一开始对张作霖这样的人也不是很上心。他们中意的是所谓宗社党。
宗社党并不是一个党派，只是一个团体。
说起来，这个团体的两个核心人物都与抗战史上臭名昭著的一个大汉奸、大间谋有关。
这个人就是川岛芳子。两个核心，一个是川岛芳子的老爸肃亲王，一个是川岛芳子的养父、日本浪人川岛浪速。这两人合在一起，变着法地想搞“满蒙独立运动”。如此一来，便合了日本政客的胃口。
不过，想法是好的，要变成现实就不那么容易了。肃亲王不是老张，赌博既无技术，又欠运气，所以第一把就输了，而且输得干干净净、彻彻底底——老人家冒着千辛万苦，借巨资买来一大批军火，准备通过走私的方式运到内蒙古去，结果被张作霖的拜把兄弟截获了，近五十辆大车的军火白送给了人家，自然“独立运动”就无从谈起了。
外援接济不上，只能靠草原上自己的人了。宗社党接着又拉拢上了蒙古叛匪头目巴布扎布。巴布扎布也毫不含糊，很有点给人当枪使也幸福的劲头，立即在内蒙聚众起事，并亲率五千骑兵向奉天（沈阳）杀来。
如前所述，老张在打蒙古骑兵方面已经很有些心得，几个勾拳下去，就把叛匪给撂倒了。巴布扎布本人虽然骑姿英武，但架不住奉军的炮火凶猛，最终也光荣的“死逑”了。
日本人眼睁睁地看着宗社党从意气风发走向溃不成军，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阿斗型的选手终究是不能成器的。
张作霖不失时机地向沮丧的日本政客们伸出了橄榄枝。
这时的老张又升官了。清帝退位后，袁大头任总统，全国陆军部队进行整编，张作霖被任命为陆军第二十七师中将师长。从地方军事职务上，这算到头了。
可是老张认为这还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他还需要继续壮大自己的实力，拉起一支足以争霸天下的私人武装，而以老张摸爬滚打多年的经历，深知若无列强作靠山，这永远只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日俄战争后，列强中真正在东北能玩得转的就是日本。虽然它没能如愿以偿地从战败国沙俄身上捞到什么战争赔款（白俄是有名的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的主），但却继承了南满铁路和旅大的租借权，并且驻有一定数量的军队。
他们不帮忙不点头，老张就没法真正发达。所以，这边“老日”还没来得及忽悠老张，老张就已经开始准备忽悠“老日”了。
刚当上师长，张作霖就向日本关东都督（关东军司令前身）打招呼，说了一大通好话。无非表明两层意思，一层是自己对日本有好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亲日派”，另一层意思是“我办事”，“你放心”，一副惟命是从的样子。
忽悠完军人，马上又忽悠政客。老张随后又主动拜访了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表达的意思也差不多，只是更加声情并茂一点。
不过，老张的热情起初并没有打动这些日本军政要员的心。道理很简单，那时候上门来拍马屁搞投机的人太多了，都排着队拎着烟酒来的，比张作霖更大的官也没少见。
老张走后，他们只是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又一个投巧取巧的。随手便把老张的名片扔进了废纸篓。
但是时间会证明一切。等到发现宗社党也不行了，日本人终于意识到张作霖还是有几把刷子的，于是逐渐达成了共识：要扶就得扶这样的实力派。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老日”是很明白这个道理的，他们很为从前漠视这位主动送上门来的“亲日派”感到悔恨，一咬后槽牙，便开始下血本了。
部队好不好，武器很重要。鉴于中国连年战乱不休，为了避免战火越燃越旺，危害到各自的在华利益，当时列强都有约定：你甭管帮哪家，一个原则，不能卖武器给中国。
当然了，约定归约定，私下里怎么干那是另外一码事。
日本在奉军“整军经武”的第一年就卖给张作霖一百万军火。第二年，运至东北的军火数整整翻了三倍，达到三百多万。由于张作霖不能直接从欧美进口武器，日本还搞了一个代购，先自己从意大利购枪购炮，然后再转卖给奉军。
这么个倒腾法，已经不是光打打擦边球的事情了，大家又都不是傻子，哪里会一点都看不出来。闲话一多，日本人觉得老是这样偷偷摸摸的终非长久之计，所谓“授人予鱼，不如授人予渔”，这么着吧，我投资，给你盖兵工厂。
东北兵工厂的主要机器设备和工程师全部都来自于日本。那时除了清末张之洞搞的汉阳兵工厂，整个中国还没几座像样的兵工厂，无论哪门哪派，其武器大多需要依赖于进口。与他们相比，奉军顿时优势立显。
除了武器，还在奉军中派驻军事顾问。
“老日”对内发出了要打工就给奉军打工的号召，前前后后介绍了一大帮子人去给老张做军事顾问。当然这些家伙本身就居心叵测，业余时间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奉军中剌探军情，物色和培养亲日军官。
不过，就军事素质而论，日本顾问们倒也不是白给的，后来赫赫有名的“关东群雄”，比如本庄繁（后任关东军司令）、板垣征四郎（后任关东军参谋长）都曾在奉军中担任顾问。
这些人大多是日本陆军大学的高材生，人人在军事指挥上都不是吃闲饭的，遇到紧急情况时，控制不住表现欲，经常想上去表现一下。遇到这种情况，本着“不用白不用，用了也白用”的原则，老张也乐得让这些“高级打工仔”上去卖点力气，替他挡上一把。
比如在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奉军被直军追得无路可逃，眼看连家都回不去了。本庄繁跑出来，请求代为指挥。这位未来的关东军司令还真不是盖的，一下子就把直军挡住了，奉军残部才得以顺利撤出关内。
甚至有时看到作为“自己人”的老张在打架时吃了亏，“老日”连板凳都坐不住，不顾观众不得进入场内的规定，捋起袖子就上阵了，在众目睽睽之下，愣是把老张的十一人足球队变成了十二人。
典型事件是阻止郭松龄叛乱。
郭松龄，长得人高马大，人称“郭鬼子”，其部向来为奉军中之精锐。小郭为人恃才傲物，既看不起老派（跟老张出生入死、两肋插刀混出来的那些哥们儿），也瞧不上同为新派的“士官系”（大多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就连对自己的老板张作霖，也经常当面耍态度，给脸子。
他对老张的看法，除了认为他偏袒老派和“士官系”外，还不满意他“热心内战、对日本妥协退让”。
面对这样一个愤青，老张也不胜其烦，索性让他出国考察去了。
考察回来，小郭汇报学习成果，第一项就是要把老张赶下台。
起先，他和老愤青冯玉祥约好，老少愤青准备一道手拉手找“卖国贼”老张算帐。没想到老冯没几下就败了。开弓没有回头箭，小郭牙一咬，脚一跺，点起三军人马，直奔老张在奉天的窝而来。
当时奉天空虚，拱卫部队猝不及防，被小郭揍得鼻青脸肿。老张精明一辈子，这回栽在了自己人手上，急得差点儿精神失常，慌乱中，连下野电文都预先起草好了。亏得张作相、吴俊升这帮老弟兄拼死护主，加上郭军自己内部开始闹不团结，才最终得以转危为安。
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曾指派关东军赴援，并调动重炮部队阻止郭军进攻，算是在关键时候救了老张一命。
正是有了日本这个后台老板的“大力援助”，原本并不占有绝对优势的奉系很快就在旧军阀体系中独占鳌头了。
军功章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
日本军政要人们作为“幕后英雄”很是欣慰，接下来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收获的季节要到了。张兄应该有所表示了。
但是他们等啊等啊，等到花儿也谢了，实质性的利好消息却没有多少。莫非张大元帅生病或是突然脑子透逗了，没法理这一茬？
派人去看了，老张健康着呢，气定神闲，面色红润，比谁都精神，也比谁都精明。人家只是来了个闷声大发财，拿到好处后跟个没事人一样，似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日本人明白了，老张没病没傻，只是耍起了无赖。
这就意味以前在他身上的所有投资都无一例外要打水漂了。
人不能无耻到这个地步！日本人再能装孙子，也没法不被激怒。
从事前事后的种种迹像上看，如果说耍手腕，很多日本政客都还不是老张的对手，即使是久经宦场考验的老牌官僚。
这不，老张又伸出了热情的手。谈嘛谈嘛，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老张虽出身草莽，却不是那等不讲义气的人。
事实证明，老张就是这样不讲义气的人。
他一再伸手，明里是要跟日本人谈判，暗里却是要通过忽悠，再弄点军火和好处过来。
曾经的山大王经历留给了老张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付日本人，他也是用的从前屡试不爽的三斧头：赌，混，搏。
他知道日本人想要他做什么。从内心来说，是一万个不情愿。但他心里拎得清，这就是个饵，而且是个百试不爽的饵。有个这个饵，就可以让你想吃吃不下，想吐吐不出。
因此，他赌日本人再怎么恼羞成怒，也没法明着跟他翻脸。因为还指望着这个饵呢。
混，则是在与日本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一以贯之的不传秘诀。
其实，通过以往的一次次谈判，日本在表面得到的实惠不少，比如放宽移民限制，取得东北的土地商租权和内地居住权，又比如在东北增设日本领事馆。日本人也曾为之狂喜一阵，晚上高兴得连觉都睡不着。
第二天醒来，却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他们原先想得挺美，要通过扩大移民的办法，今天二十万，明天五十万，后天一百万，最后使东北的汉人变成少数民族，日本人则成为社会主流，不费什么力气，就把东北变成日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没曾想，你快，人家更快。人老张就是闯关东的后代，搞移民？谁怕谁。
在他的暗中支持和鼓励下，华人闯关东的速度和人数顿时以N倍增长，从内地省份一车皮一车皮地涌入关内的汉民如长江之水，连绵不绝，而且，个个跑得飞快，愣是把拖着木屐走得慢慢腾腾的日本人给甩在了后面。
更惨的是，等他们好不容易移了过来，竟然发现无房可住。原因是奉天政府发了一条非正式命令，禁止中国人租房给日本人。
所谓非正式命令，是相对于正式命令而言的，说穿了就是当事人心领神会，却又让旁人抓不到任何把柄的东西。
依我看，这招最损。
南方人体会不深，北方人尤其是东北人能听到牙缝里冒冷气。
上个世纪早期的全球温室效应还没现在这么严重，不用说，东北的那个气候……
日本人并非个个都是传说中的忍者神龟。于是，十分不堪。
这时候，老张躲在屋里嘿嘿地笑了起来：小样，还治不了你了。
想把咱老张当枪使，咱老张就把他当枪使。想忽悠咱老张，咱老张就把拐做成轮椅再卖给他。
东北二人传的智慧原来是有历史渊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