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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占山在东北抗战一年多，关内民众纷纷组成义勇军北上“援马”，其中有一位广东人，名叫蔡廷锴，时任第19路军军长。
在第19路军，蔡廷锴并非老大，老大是总指挥蒋光鼐。
这是两个从外貌到性格，乃至于家庭出身都截然不同的两个人：蒋个子瘦小，蔡个子高挑，蒋平静沉着，蔡性如烈火，蒋却出身官宦，蔡起自农家。
可是就像夫妻一样，外人乍一看，似乎怎么都不匹配，但人家的婚姻基础却十分牢固。
蒋蔡合作多年，两人已经形成了一种极有默契的互补。蒋光鼐学识丰富，主管大局，蔡廷锴身经百战，主管指挥。多少年来，他们的对手都曾想尽办法要将这对黄金组合拆开，然而从来没有能够成功。
蔡廷锴从小兵开始干起，一直到当上将军，完全是靠自己一手一脚从枪林弹雨中血拼出来的。
当年誓师北伐，蔡廷锴冲锋在前，左手受了重伤。还没等伤好利落，他就带伤猛攻武昌城，三次登城，终克全功。
在人们的记忆中，北伐是一个光荣时代，但当那一页翻过，一切都在悄然改变。特别是自孙中山辞世后，广东军人似乎已集体迷失了方向。
蔡廷锴的老上司陈铭枢与张发奎并称“铁军二虎”，都因第四军而成名，宁汉分立后，他们一个投了蒋介石，一个依了汪精卫，几成私家武装。
蔡廷锴和蒋光鼐亦只能跟在后面，像撞大运一样地选择“明主”。从此，打仗已不再是为了终极理想，而只不过是一部分人争夺权力和地盘的工具。
对曾经的“革命军人”蔡廷锴来说，这无疑意味着一种极大的痛苦。可是除了继续迷惘和艰难行走，他又能怎么办呢。
当“九一八”的消息传来，蔡廷锴受到很大震动，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为民族图生存，为军人争人格。
陈铭枢进入孙科内阁后，19路军因此受到政府看重，由地方军升级成“御林军”，被调入京沪驻防。
当时的京沪，指的可不是北京和上海，而是南京和上海，皆为江南繁华之地。可是蔡廷锴并不因此迷醉，他当时最热衷的，就是组织西南义勇军，随时奔赴东北去援助马占山。
有人劝阻，他根本不听，执意要参加东北抗战，哪怕是不要性命都可以。他一再跟自己身边的参谋们说：“我们现在保国有路了，做军人的就要视死如归！”
身为一个纯正军人，蔡廷锴终于找到了属于这份职业的骄傲和梦想。
不用北上，寻衅的自己找上门来了。
不过这回不是陆军而是海军，更准确地说，是驻于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
作为一个海洋岛国，又是靠甲午海战起家的，日本对海军不可谓不重视。在大型驱逐舰、重型巡洋舰、大型航空母舰等方面，均能自主设计制造，其海军实力连西方列强也不得不另眼相看。
与海军相比，陆军就寒碜多了，用海军的眼光来看，就两个字：粗糙。除了会吹点牛皮，跟西方的英美军队那是比也不能比，注定干不出什么成绩。
可这只是海军一厢情愿的想法。人家陆军虽然“粗糙”，可是心比天高，很快，他们就充分发扬了不须扬鞭自奋蹄的精神，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把比日本本土要大上好几倍的满洲给拿了下来。
这是什么样的业绩？
得放到神社上去供着的业绩，足可彪炳史册，光照千秋。
看着陆军昂着头，目空一切的样子，自恃“技术流”的海军傻眼了。
这口气咽不下去啊。
但咽不下也得咽。因为按军队内部的说法，满洲，那是陆军的势力范围。
人家的地面上，你再气苦也没用，顶多就是不合作了。
那么我们海军的势力范围在哪里呢？
回答是：在南方。
海军认定中国的南方就是他们嘴边的肉，得紧紧咬住，决不松口。
现在陆军在东北取得这么大的成功，也该我们海军露一手了。
根据关东军制造“九一八”事变的经验，打架之前先得滋事，而这回帮他们滋事的，正是海军瞧不上的陆军（关东军）。
这件事可以解释为：与陆军相比，海军算是有身份的人，所以打架滋事的能力也差了很多。
由于国联一直盯着东北，把关东军盯得十分不爽，高级参谋板垣就想在南方弄点事出来，好转移国际社会的注意力。
他盯上了上海。
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凡欲染指中国的列强几乎都要在这里摆摊设点，遂有万国租界一说。
要想吸引眼球，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合适的了。
经办人他也找好了。此人是日本驻上海公使馆武官辅佐官田中隆吉少佐，表面搞外交，其实暗中早就是个老间谍了。
办事就得给钱，这是天经地义的。
日本人做事向来都十分小气，干这么一件极可能惊天动地的大事，板垣也只肯掏区区两万日元。
让板垣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个田中，后来在东京审判时当庭指证了他，连当时给了多少钱都说出来了。
就这么点钱，隔了这么多年，又不查帐，还能记得清清楚楚，说明田中的记忆力真不是一般的好，做间谍的确是块材料。
拿了钱，田中又去找了一个合作伙伴——著名汉奸兼女间谍川岛芳子。
两人在一块讨论，商量究竟什么事，才能让日本人气愤，西洋人同情。
比较难找。
抵制日货？群众互殴？军人互殴？
不行不行，都炒NN遍了，早就不新鲜了，而且这些事情一出来，总是日本海军陆战队先跑出来欺负对方，殴伤中国人。
占便宜当然是好，但是弄不大啊。再说，如果要爆炒这类玩意的话，等于是把日本自个给晾起来，让人评头论足。
这两个货色想到脑袋发胀，总算有了点眉目。
无论是群众还是军人，都是俗人。要跳出这个框框，只有找不俗的人。
谁是不俗的人？
僧人啊。
日本的佛教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但有一门佛教宗派是后来发展起来的，与中国佛教并无直接联系。这就是日莲宗。
日莲宗在日本传播很广，不仅平民，就连一些军政要人都很信仰。当时，有一些日莲宗的和尚住在上海的寺庙里面，经常要到租界外面去化缘。
田中和川岛芳子都认为，要是这些人有个三长两短，肯定能触动日本人的敏感神经。
1932年1月18日，由日本特工一手策划的“马玉山路”事件（又称“三友实业社”事件）爆发。
事件的谋划虽然复杂，其过程说起来却很简单，就是田中把他手下的几十个情报人员化装成中国工人，打死打伤了两个日莲宗和尚。
由于日本人居心叵测，事情最后越闹越大，理所当然由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接盘”，开始酝酿动武。
眼见上海气氛紧张，谣言四起，蔡廷锴不得不放慢北上行程，但这并没有动摇他原有的决心。
他让人代拟了自动解职通电，如果十天之内上海没有特别事故发生，他将以西南义勇军总指挥的身份，搭乘津浦车北上，到时军长这个乌纱帽也就不要了。
别人争军权，夺地盘，这些在蔡廷锴眼里却都无足轻重，皆可随手抛下。
很快，蔡廷锴通过报纸看到一则消息，上面列举了日本驻沪总领事向上海市政府提出的几条要求，每一个条款都非常苛刻，而最让他无法接受的，竟然是限19路军于“1月27日前”，从闸北的驻防地向后撤退30公里。
19路军是中国的军队，什么时候轮到日本人来下“限令”了？气愤之余，蔡廷锴立即打电话给上海市长吴铁城，问他是不是真有这么回事。
吴铁城答复说，有是有，不过你放心，政府不会让步的。
可是吴市长的话并不能完全作数，日本人逼得急，政府也吃不消了。
军政部长何应钦亲自来找蔡廷锴，要19路军撤退30公里。
19路军驻沪期间，军容风纪样样为人称道，且在自己国土之内，为什么要给日本人让步？
蔡廷锴悲愤之余，脱口而出：如果政府一定要19路军撤，当然不能不遵从命令，但军队听命的是政府，不是敌方。
调我们离开吧，离开京沪，退是绝对不可能的！
御林军当然不能走，所以何部长也只能好言相劝，然后起身告退。
这番谈话对蔡廷锴的剌激非常大，整整一个晚上他都睡不好觉。
在蔡廷锴看来，政府实在太过软弱，当对方欺负到家门口的时候，不仅不能帮着撑腰，反过来还要劝你束手，这是什么世道。
尚未踏上北去的行程，如刀的现实却已将一颗心切得粉碎。
第二天，蔡廷锴把驻闸北的第78师师长区寿年叫来，告诉他，虽然还没有接到上级的正式命令，但做好准备吧，肯定是要撤了。
区寿年皱着眉头，苦着脸，好半天才说了一句话：
算了，不做军人了，回去做农民种地好了，省得在这里丢脸。
这句话其实也正是蔡廷锴自己想说的。
是啊，数落了半天东北军，轮到自己的19路军竟然也是如此，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蔡廷锴只能找话安慰部下：小不忍则乱大谋，能屈能伸方是大丈夫。
军师长一道去见总指挥，蒋光鼐听了，叹息无语，末了留下一句话：遵照政府命令就是。
蔡廷锴让区寿年“能屈能伸”，他自己却已打定主意。
一旦撤退令下，即动身前去东北，在那里找回我的尊严和荣誉。
1月26日，军政部的撤退命令下达，果然是后撤30公里。
蔡廷锴感到既无奈又悲凉。他传令区寿年：明天撤退完毕，但在宪兵接防前，必须留一小部分在原地担任警戒，以免给日本人钻了空子。
蔡廷锴留的这个尾巴，为后面事件的发展埋下了玄机。
宪兵队来了，可是那“一小部分”却迟迟不肯挪地方，两边就僵在了那里。
尽管如此，大家也都知道，第19路军这么做，跟撤退令一样，不过是表明一个姿态，最终他们还是要被迫把地方给让出来的。
蔡廷锴已经打点好行李，但这时一个意外情况的出现，让他完全打消了离沪的念头。
1月28日晚上9点，靠近虹口区的居民纷纷拖家带口逃了出来。
虹口区是日本海军陆战队的驻地，无缘无故老百姓不会做出如此反常举动。
一问才知道，是他们听到了陆战队的集合号。
老百姓就住在附近，对陆战队的起居习惯自然十分熟悉，对方一旦有什么反常举动，马上就预知到大事可能不妙了。
不是已经答应后撤30公里了吗？
岂止是后撤，日方提出的全部条件，南京政府一个不漏全答应了。
当天下午，吴铁城将书面答复正式送达对方。
你们的要求都已满足，这回该没话说了吧。
日本领事自然是没话好说了，海军却不一样，上海特别陆战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少将甚至急得差点跳起来。
你们怎么可以全部答应我们的条件呢？不能答应啊，我们的要求是很“无理”的呀。
因为他什么都准备好了，连陆战队的动员工作都做了，海军军令部的进攻命令也早已下达，就是要整你。
偏偏中国政府却对日本的“无理”要求来了个照单全收，等于白忙活了。
但这时盐泽发现，他可以挑到毛病。
叫第19路军在“1月27日前”走路，今天已经“1月28日”了，还有人没走，呵呵，太妙了。
这时候的盐泽再也不管不顾，连领事也不通知，就马上落笔写了一封信。
在信中，他要求：闸北的19路军必须立刻撤退，工事平毁，把防务移交给日军。
时间是规定死的，就今天。
信写好了，他不发。
当然不能发，一发他生怕这个要求也会在当天就得到满足。要知道，中国政府在处理此类对外事件上的效率一向还是比较高的。
好不容易捱到晚上11点25分，集合号都吹过了，离规定的通牒时间还有半个小时，他发信了。
信函分别送达上海市长和公安局长。
就这么点时间，你以为信使是坐磁悬浮来去的啊。
盐泽都没那个耐心再等半小时，信送出去五分钟后，他就下达了向闸北进攻的命令。
枪响时，蔡廷锴正在朋友家作客。
在接到闸北前线打来的电话后，他并未感到吃惊，而是从容地回答：按计划行事。
然后他放下电话，跟着朋友上楼，隔着窗户看到，闸北方向果然不断有一道道密集的枪火划过天空。
好了，不须到东北，亦能抗敌。
虽然蔡廷锴始终有不顾一切去东北“援马”的愿望，但早在“马玉山路”事件发生之前，他就已经预感到日军海军陆战队也有发起挑衅性进攻的可能。
抵抗是毫无疑义的，问题是要确定一条抵抗线，也就是究竟踩在哪条线上打鬼子。
当时提出来三条抵抗线，第一条是上海市区，第二条是上海郊区，第三条是更远的昆山。
如果按照一般的战场要求，应该是选第二或第三条，但蔡廷锴选的却是第一条。
为什么？
第19路军有守土之责，卫戍的就是京沪，把上海丢掉，跟不抵抗也没多大区别。
而且如果战上海，军事上可以扬长避短：咱们武器肯定不如鬼子，这是他们的长处，不承认不行，但我们能够最大限度地缩小它。
怎么缩小呢？就是钻在城里跟他们打巷战。上海是大城市，到处都是房子，最重要的是有万国租界，老外都住在这一片，日军的飞机大炮再牛也不敢乱逞威风。
缩小对方长处的同时，弥补自己的短处也很重要。这一点蔡廷锴也想到了。
19路军属于标准的穷人部队，武器非常寒碜。官兵所配枪支多数为广东造的七九式步枪（那时的广东货可并不时髦，属于准淘汰产品），每支步枪配一百多发子弹，没有什么重武器，只有一些汉阳造的轻机枪。
改善武器装备成了当务之急。
先向政府伸手，请求调拨。
可那时候的孙科内阁自个都快急得要砸锅卖铁，毁家纾难了，哪有闲心和余钱来理这个碴，所以报告打上去，连个响声也没听见。
无奈之下，蔡廷锴只好自己想办法。好在大上海的洋行多，只要你给钱，总有办法给你弄来武器。
最后终于筹到一笔钱，从外国洋行那里搞到了一批武器弹药，就是这批武器，在闸北巷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路军不是“九一八”时的东北军，其军事主官久经沙场，意志如铁，随时有赴汤蹈火，粉身碎骨的精神准备。
引用《亮剑》中的话，可作如下评点：一支部队也是有气质和性格的，而这种气质性格和首任的军事主管有关，他的性格强悍，这支部队就强悍，就嗷嗷叫，部队就有了灵魂。
因为一切早已了然于胸。
因为一切早已准备就绪。
因为一切早已置之度外。
在指挥部，蔡廷锴向南京发去密电：闸北已经开火，我军决意抵抗。
盐泽的这次进攻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一个突袭，便占领了天通庵车站。
天通庵车站的轻易得手，让盐泽大为得意。如果再拿下上海北站，他就可以控制市内的淞沪交通了。
第一次进攻，日本海军共投入陆战队员2000人。
闸北前线的张若嵩团有1000人。不过在战斗打响时，他却意外地得到了一支援军。
这支援军就是宪兵团。因为19路军老是拖着不肯把防区让出来，宪兵团嘀嘀咕咕很不满意，但也只好先去找出租房。有一个连住的地方离交战地点很近，一看，怎么着，鬼子还真摸过来了，那还等什么，跟着19路军一起打吧。
此外，还有警察大队的2个中队。警察管的是城市秩序，宪兵管的是军队秩序，打仗自然没有野战部队在行，不过只要手里有枪，多少都能派上点用场。这么一加，就有了1700人。
1700打人家2000，如果摆到正儿八经的战场上去，那是必定吃亏无疑的。幸好这里打的是巷战，你就是人再多，一个巷子里能挤多少？何况盐泽为了便于进攻，早就把他的人分成了三路，每路五百人。所以不能看总量，要看局部。我们有1700就够了。
甚至还有富余。张若嵩把人马调配出去后，又额外留了3个连作为预备队。
等到正式交火，发现难点果然不在人多人少，而在于陆战队有坦克车作为前导掩护。
这种坦克车是日本从英国进口的，名为维克斯轮式坦克。外表看起来跟个大甲虫差不多，其顶部装有圆形炮塔，有两挺重机枪可回旋扫射。
尖端武器来了。
此前，19路军经历的主要是北伐和中原大战这些国内战争。坦克这种东东，很多人看都没看见过（称之为“铁牛”），更不用说知道怎么防御了。
三路日军都有两到三辆坦克车在前面开路，19路军在路口构筑的防御工事被冲毁，日军一度冲入防线，形势十分危急。
见此情景，张若嵩急忙打电话到指挥部，请求增援。
蔡廷锴没有马上增兵，而是问他：你现在手上还有多少人马。
张若嵩回答，原有1700人，已伤亡三分之一。
蔡廷锴点点头。
尚有千人，要什么增援，最低限度，你团要在闸北坚守三天，三天之后才可以换防。
张若嵩不敢再说什么了。
蔡廷锴打过的仗不计其数，前线能不能顶住，能顶多久，你瞒不过他。
张若嵩只得把预备队调上来，一阵猛打猛冲，这才恢复阵地，击退了日军。
虽然没有派一个子的援兵，但蔡廷锴却遣来了首席战将——156旅旅长翁照垣。
在第19路军的大帐之中，翁照垣称得上是一颗耀眼的明星，只不过这颗明星经常会给自己惹祸，用嘴巴。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来，他大发议论。
有枪在手里，为什么不打？那样就算败了，也不失军人本色！
他对少帅也直言不讳：“张学良不是一个有坚强卓越修养的军人。”
评价就一句话：这哥们不过一少爷而已。
说这些话容易得罪人啊，可是翁照垣似乎从来就没想过要给自个的嘴巴上安个闸。
翁大嘴说话率直，做事也极富冒险精神。
这个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后来不知怎么，忽然想起要到法国去学开飞机。
但是飞机毕竟不是汽车，飞行执照也不同于汽车执照，其间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更何况，当时的飞机还是个新生事物，无论是驾驶技术还是飞机本身的性能，都算不上成熟，报刊上经常有开着开着就起火燃烧乃至坠毁的新闻报道出来。别说中国人，就土生土长的法国人，也没几个敢染指这种高难技术的。
“飞行发烧友”翁照垣不但有这个胆量，还做得相当出色，到后来，甚至能独自一个人驾驶飞机了。
要问飞行员最怕什么，十有八九都会说，那就是飞着飞着，机身出机械故障。
因为是在空中，不是在地面，没法立即抢修。这种情况下，什么资深、技术都没用，要想保住自己的性命，唯一的选择就是立即跳伞。
至于飞机，那就没法再管了，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很不幸，翁兄也遇到了这类倒霉事。
他也想跳伞，可是发现不能跳。因为飞机下面有民宅，他这么纵身一跳不要紧，失去控制的飞机可就只能往法国老百姓的房子里面钻了。
当然了，如果真的跳了伞，也没有人能够站出来进行指责——飞机眼看就要完蛋，飞行员当然不能跟着一起去陪葬，这是常理常规，任何人都会这么做。
千钧一发之际，翁照垣做出了一个跟“任何人”都不一样的选择：冒险迫降。
幸运的是，老天照顾勇士和义人。飞机迫降成功了。
得知这一消息，法国人泪飞顿作倾盆雨。感动啊。
他们把翁照垣称作为“一个勇敢的中国人”。
说是说的翁照垣，其实我们所有中国人的脸上都有光。这就好比现在某游客跑到人家那里朝大街上吐口啖，罚的虽是他，一家子人却都得跟着蒙羞一样。
翁照垣赶到前线时，正值陆战队发动第二次进攻。
盐泽认为第一次没得手，可能是人还不够多的缘故，因此在组织第二次攻击时，又加上来1700人。
坦克仍然开在前面，嚣张得要命。
现在，“勇敢的中国人”像学开飞机那样，开始捉摸怎样才能攻破眼前的“铁牛”。
经过第一轮较量，大家已从最初的惊疑中清醒过来。很多人都看出了“铁牛”的毛病：这是一种轮式坦克车，下面不是履带，而是轮子。
轮子就是它的弱点。
中国军队虽然第一次看见坦克车，但汽车还是有人见过的。打有轮子的坦克车，方法应该跟打汽车差不多。
翁照垣把一些身手敏捷的广仔挑出来，组成了敢死队，埋伏在马路两旁的商店内。
日军坦克开得兴起，丝毫没有察觉这些变化，而是继续向前隆隆推进。
商店，过了。子弹，来了。
坦克车一开过去，藏在商店内的敢死队突然杀出，一下子截断了步兵和坦克车的联系。
说实在的，人呆在坦克内并不好受。有座钢板罩在外面固然是觉得安全了，可视野小了，周围的情况很难看得清楚。
坦克车开着开着，忽然发觉不对劲，怎么只有前面打枪扔手榴弹，后面听不到动静？
往后一看，不得了，跟屁虫们已经被枪弹隔开了，想跟也跟不上来。
这还了得。赶紧往后转，要去帮兄弟们一把。
可是上海的路面实在太窄了（现在很多街道似乎也是如此），“砰”地一声就和旁边的坦克撞在了一起。
这下好，大家卡成一堆，都走不了了。
交通事故出的实在不是时候。因为中国警察不但不会帮着指挥交通，还要痛打落水狗。
打坦克车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可着劲炸它的轮子。
七八颗手榴弹一捆，扎成集束状，然后扔到坦克下面去。
只听轰的一声，成了。
刚才还耀武扬威的坦克车一动不动地瘫在那里，虽然炮塔上的机枪还可以扫射，但车身已经不能动了，实际成了一残疾人。
再也不怵坦克车了，手里有什么就都往上面招呼吧。
遇到枪林弹雨，车子外面的日本兵还可以趴下身子躲避，动弹不得的坦克车就只好站着硬挨了。
渐渐地，中国兵发现不光轮子可以炸，就连坦克的车身也不是什么金刚不坏之体。如果运气好，位置准的话，用捷克式机枪照样能在车上钻个窟窿。
按理，坦克车皮要是厚一点，除非专业的穿甲弹，一般子弹是比较难打穿的。
问题是这种英制坦克的皮不仅不厚，还很薄。
你还不能怪英国佬偷工减料。人家这种坦克车本来就是用来在城市里搞搞巡逻，防防暴乱的，给警察用正好，要是拿到正规战场上来，不歇菜才怪。
可能是当初大鼻子洋人做广告时随意扩大了效用范围，这才让小日本花了大钱，吃了大亏。
如此说来，违规广告真是要不得啊。
就算再次的步枪，也不是完全没有用武之地。
坦克车是打不进去，但打在上面的子弹却可以反弹。
有的日军陆战队员倒是跟上来了，挤在坦克车旁边或后面还以为很安全，压根没想到从车体上反弹出来的子弹也会伤到自己。
两个小时后，盐泽发现不对劲。坦克车风光不再，进攻也没有了开始的好势头。可是他手上已无多余兵力可用于增援，只好改弦更张，变三路进攻为两路进攻，从撤出的一路上调出兵力，转到另外两路上来。
这次日军又找到了一个新方法，他们爬到附近的楼房上去，架起机枪对着中国守军的阵地猛扫。
遭此暗算，19路军损失较大，一些阵地开始失守。
这个时候就看各自的机灵劲了。你会居高临下占便宜，我也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翁照恒派人登上楼顶，而且照样用机枪和手榴弹招呼对方。
盐泽发动的第二次进攻又失败了。
在进入闸北之前，盐泽本来是吹过老牛的，他“预言”，一旦战争发生，“四小时即可了事”。但四小时早就过了，还是了不了事。
无奈之下，盐泽只好呼叫飞机助阵。
就在昨晚发动进攻之前，航母上的飞行员们还曾向他请战，那时他觉得非常可笑。
海军陆战队四小时能解决的事情，还用得着你们空军来帮忙吗？快回去睡觉吧，等你们一觉醒来，只管听好消息就行了。
现在好消息是听不到了，祈求海军航空兵给他创造奇迹倒更为现实。
此时，“能登吕号”航空母舰就停泊在黄浦江上。
盐泽一声令下，轰炸机呼啸而出，直飞闸北上空。
但日机却无法对19路军的工事造成致命杀伤。因为这些壁垒工事目标不大，又大多与日军阵地相隔不远，稍不小心，就可能误炸到自己人。
飞行员毫无办法，可是又在司令官那里吹了牛，不好再把炸弹原封不动地带回去，就闭着眼睛往闸北居民区一丢了事。
虽然军事设施未有大的损失，但老百姓的房子因此倒了霉不说，还导致当时中国最大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被炸，其附属的东方图书馆遭毁，馆内珍藏的宋元版书籍10多万册尽数焚灭，堪称故国文化之一大浩劫。
经过这轮轰炸，蔡廷锴作出判断，日军肯定还要再发起一次攻击，遂告知一线的翁照恒做好迎敌准备。
翁照恒立即增调一个团，同时在主要路口配置了迫击炮。
果不其然，在飞机扔完炸弹后，盐泽部署了第三次进攻。
这次盐泽采取了正面以坦克车为先导，背后乘火车包抄的办法，一度攻占了上海北站。
可是又丢了。
经过前两次交锋，19路军已完全掌握了对付坦克的经验，管你怎么来势汹汹，只需牵住牛鼻子：用手榴弹炸坦克的履带。
引路的坦克车一瘫掉，后面跟着的鬼子兵就不知道该往哪边跑了，结果乱哄哄的自乱阵脚。
翁照恒乘势发起反击，终将日军逼退。
一直在后面呐喊助威、端茶送水的上海人激动不已，当即集体捐款，向作战最勇的张若嵩团官兵每人赠送了一套黄呢军服。
盐泽连攻三次，仍无法拿下闸北，一时间进退两难。正好英美出来居中调停，他便赶紧做了个顺水人情，同意停战3天。
接到进攻闸北未果的报告后，军令部长博恭王很觉意外，同时也倍受打击。
必须注释如下：“博恭”是名字，“王”跟“亲王”类似，但是比亲王要差，说明他是裕仁天皇的远亲，不是近亲。
如果闸北拿下了，博恭就有资本在天皇面前显摆一下了——
就算是远亲，咱也是实在亲戚，同样能像陆军那样，帮陛下您撑起一片天。
可是偏偏败了，你说有多晦气。
都是这个盐泽无能，撤了他，换一个更好的。
在陆相（内阁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召集海陆军头领开会时，博恭表示他将派野村吉三郎中将取代盐泽少将，并由野村率领由三艘巡洋舰组成的第3舰队赴沪增援。
荒木满意地点点头，又转过头看着参谋总长，问他那里可以出多少人。
这时候的参谋本部的头头已经换了，不再是那个金谷范三大将。
因为金谷参谋长被认为在对华作战上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特别是在关东军进攻东北的整个过程中没有“雄图大略”，不仅帮不上忙，还拖了后腿，所以早已于1931年年底被撤换了。
现在的参谋总长是载仁亲王。与博恭比起来，载仁的身份和地位就要显赫多了，不仅是亲王，还是裕仁天皇一族的，你没见名字后面也拖着一个“仁”吗。
见陆相问起，载仁倒也落落大方，一口答应可以派兵，而且派好兵，由金泽第9师团和久留混成第24旅团赴沪作战。
荒木一一记录下来，随后经内阁会议研究（其实就是过一过程序），上奏裕仁天皇待批。
事后，军令部长博恭却左想右想不对头。
洪洞县里无好人。陆军那帮粗鲁的家伙会对海军这么好吗？不可能，一定是包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祸心。
想了好久，他忽然恍然大悟，如梦初醒。
敢情这帮小子是要到海军的地盘上来分一杯羹，由他们陆军来指挥我们海军！
真是太过分了。让你派兵是给你面子，还想喧宾得主，做你的春梦去吧。
他马上去找载仁亲王。
咱们先得把话说清楚再出兵。
师团就不用派了。上海巴掌块地方，派这么多部队去，还嫌剌激英美“鬼畜”（日本人背地里对西洋老外的叫法，相当于我们称日本人为“鬼子”）不够是不是。
你只要把那个混成旅团派给我就行。
对了，还忘了提醒一句：来了以后得由我们海军指挥，怎么用，如何打，要听我们的。
载仁一听，脸马上仰了起来，只给博恭看下巴。
调一个旅团给海军指挥？你把陆军都当傻瓜了吧。
我们陆军作战，从来都是根据战场形势和需要来派兵的，用不着别人来指手划脚，而且增兵方案，天皇都快批下来了，你这时候还要改来改去，究竟是何居心？
话不投机，博恭气呼呼地拂袖而去。
博恭一走，载仁就传下命令：原拟增援的久留米旅团就地待命。
你不是想把我的旅团拿去免费用吗，就不给你！
博恭梗着脖子回到军令部，脸色铁青。
还不信了，没了你张屠户，我就只能吃带毛猪？非得做点样子让你们看看海军的素质和能力有多高。
海陆军闹别扭，第二批援兵一时就来不了上海，但蔡廷锴还是看到了新的危机。
日本海军约30余艘战舰停泊于吴淞口外，随时有向吴淞炮台进攻的可能。
吴淞口是长江和黄浦江交汇的地方。守住这里，就等于扼住了敌方登陆作战的一个重要咽喉。
所以从鸦片战争开始，这里就成了兵家必争之地。
当年水师提督陈化成就是在吴淞口古炮台跟英国舰队死磕的。那一战也是打得惊心动魄，最后连同陈老爷子在内，整座炮台都给牺牲掉了。
相同的历史是否将在这里重新演绎？
19路军原在吴淞的只有一个步兵团，看起来兵力还是太单薄了，必须抽调一位能战之战过去。
蔡廷锴看来看去，还是选中了翁照垣。
老翁这个人一张大嘴哇啦哇拉，到哪都不太人讨喜欢（尤其对领导而言），可他能打仗，就像水浒中那个黑旋风一样，只要让他上阵，一双板斧排头儿砍过去，对方没有不抱头鼠蹿的。
此时原驻苏州的沈光汉第60师已奉命到达真如军部，随时可以进入闸北，这样把翁照垣抽调出来也就没多大困难了。
蔡廷锴将翁照垣喊到军部。
你马上带一个团去吴淞，限明晨拂晓到达，以后吴淞陆军全部归你节制。
老翁一听，舌头都伸了出来。
乖乖，现在已是晚上八点，从闸北到吴淞，中间还要绕路，至少90里路呢，恁的不累死个人。
再说，你要我几个小时之内就赶过去，怎么可能？我又不是神行太保。
蔡廷锴把脸一板，少罗嗦，我现在就给你计时，如果明晨拂晓你不在吴淞，军法从事！
老翁嗖地一声就蹿了出去。
他知道蔡廷锴的脾气，这种时候是开不得玩笑的。
1月31日拂晓，气喘吁吁的翁照垣打来电话，告知他本人已在吴淞。
蔡廷锴松了口气。
事实证明，把老翁由“黑旋风”临时变成“神行太保”，的确非常必要。
当天凌晨，日本海军军舰就放下20余只橡皮艇，向吴淞口实施登陆，正好被翁照垣的板斧给砍了回去，若是再迟到一会，吴淞极可能不保。
见败军之将盐泽在上海战场上仍无起色，海陆军高层又争执不下，陆相荒木的脸色难看了。
参谋本部和军令部被迫重新坐一块，这回载仁服了软，答应首轮只派久留米旅团。
陆军少了，海军却多了起来，上海作战的陆战队名单中又添了一个佐世保特别陆战队。
博恭机关算尽，终于把野村吉三郎扶了正，成为上海方面的最高指挥官。
军舰都是海军自家的，后者想要它们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想要它们载什么人就载什么人，所以久留米旅团尚在准备行装，佐世保陆战队已提前去了上海。
早有早的好处，在博恭想来，若是佐世保陆战队能够获得成功，野村的位置就可以得到巩固，上海一战也将由海军画上一个漂亮的休止符。
何其美哉。
在佐世保陆战队到达之前，盐泽为了夺取吴淞口，刚刚对吴淞进行了一次立体打击。
受创最重的是吴淞炮台，这座可怜的露天老炮台既无法防空，又不能远射，大部分时间只能被动地承受日机和日舰的狂轰滥炸。
坚守炮台的参谋长滕久寿以身殉国。整座炮台一片狼籍，几无法立足。炮台上的火炮大部受损，整体已陷于瘫痪。
可是有翁照垣在这里守着，陆战队仍然只能无功而返。
就近的登陆点没法上，远道而来的佐世保陆战队只好在黄埔江下游的张华浜码头实施了登陆。
登陆很轻松，简直太轻松了，谁说登陆难，难登陆的？
其实是蔡廷锴因兵力不足，收缩了防线，在张华浜并无相应力量配置。
佐世保陆战队上岸之后，第一目标便是从陆路直奔吴淞而去。
但是他们被一条叫做蕴藻浜的大河给拦住了。
浜是南方对江河湖泊的一种称呼，比较典型的就是那个有名的沙家浜，而蕴藻浜则是上海除黄埔江、苏州河之外的第三大河。
蕴藻浜上有桥，可岸边有翁照垣的部队守着，轻易过不去。
2月7日，佐世保陆战队朝守军发动了猛攻。
陆战队一共3千人马，派出2千，跟在坦克车后面，一步步地上来。
战斗十分激烈，守军有一个连受力最重，实在支撑不住，便想往后退一下。
营长打电话向翁照垣请示。因为爆炸声震耳欲聋，一个连撤退，老翁给听成是全线撤退了，顿时大怒。
他也拿出蔡廷锴训他的劲头：不能撤退，否则军法从事！
撤退的那个连已经跑到了岸边，突然又听到不准退，再想返身正面退敌已不可能。
这个连的连长叫赵金声，他带着余下的40个人从侧面的蕴藻浜车站绕过去，以商店为掩护，端起机枪就朝日军猛扫一气。
要不怎么说是翁照垣带出来的呢，骨子里都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猛张飞劲头。
就是这一梭子，打倒了一排鬼子兵不算，还把陆战队给打成了两截，前后分离开来。
中埋伏了！
这是佐世保陆战队的本能反应，队伍乱成了一锅粥。
说起来，这群小子真是给海军丢脸，两千号人，一个个吓得面如土色，跟我们印象中的武士道精神完全对不上号。前半段的尚未完全反应过来，后半段的已经脚底抹油，拼着命逃了。
40人击退以坦克车开道的2千陆战队，特大新闻啊。当天，上海的英美报纸就用醒目标题进行了报道，赵连长一时名扬沪上。
佐世保陆战队刚刚登陆，就兜头挨了一棒，这让尚未到达上海的野村大吃一惊。
从博恭到野村，都太看得起他们的陆战队了，以为此辈平时看上去威风凛凛，很象那么回事。其实大谬不然。
这个世上，没有谁是上下来就会打仗的，都是打来打去才学会的。海军陆战队外表是很漂亮，枪法也不赖，但他们常年住在船上，陆地作战的实地经验很少。
那时候打仗，都是要拼命的，所谓“野蛮生长”是也。可是陆战队这帮家伙自从套上海军军服后，也染上了其他海军的毛病，认为自己天生就属于坐在椅子上喝咖啡的，怎么能和那些吃大蒜的陆军一样，呲牙咧嘴地端着剌刀往前冲呢，形象太难看了，成何体统，又能体现什么技术含量？
陆战队的，就应该由坦克车“呵护”着，慢慢地向前运动，或者端着枪像平常训练一样找目标射击。
经过前面的交锋，19路军倒是越打越顺，已经把海军陆战队的进攻模式和弱点所在都摸透了。
就是看到坦克车过来，也没一个怕的。
除了用手榴弹炸坦克履带外，蔡廷锴又想出新的办法，他派人从周围农村背来一捆捆稻草。
不是用来睡觉，而是去“喂”坦克。
晚上，只要你把这些稻草铺在马路上，等到白天就有好戏看了。
坦克车不是大街上的清扫车，轮子或者引擎很容易就会被稻草缠住，马上就动弹不得了。这个时候，事先埋伏好的敢死队乘势杀出，把一捆捆集束手榴弹塞入车内，好好一辆车眼看着就这样报销了。
那坦克车后面不还跟着陆战队吗，他们就干看着？
没错。
不光干看，这些没胆的家伙竟然还掉转屁股跑了。因为手榴弹不光是炸坦克车，也炸他们。
按照19路军的回忆，当时的日本海军陆战队表现得可不像他们的陆军兄弟那么有种。作战时，“极怕我军之肉搏”，隔远了打打枪没事，等到前面作为遮挡的坦克车中了招，立刻就慌了神。
守军就看准了陆战队这一缺陷，你不是枪法准吗，我偏不和你比枪法。
在日军一个劲射击的时候，他们都钻到工事下面去了。等到对方逼近防守阵地，兜头就是手榴弹，炸完了，上剌刀，肉搏。
陆战队怕的就是肉搏，光吓就能把他们给吓回去。
第19路军除富有实战经验的老兵居多外，地方色彩浓厚也是它的一个显著特点。
部队从上到下，几乎都是广东人，有的甚至是从同一个县里走出来的。比如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和籍团，这个团里的人就都来自于广东山区一个叫和平县的地方，人们沾亲带故，私下里都以叔伯儿侄相称。
亲戚团、乡里团的一个好处，就是斩断骨头连着筋，战场上自己一方伤了谁都要急眼，所以打起仗来特别不要命，这和曾剃头的湘军颇有类似之处。
显然，第19路军的士气和勇气完全不成问题，他们缺的是重武器。
这时有人雪中送炭。山西的阎锡山拥有太原兵工厂，阎大老板特地赠送19路军重迫击炮数门，炮弹600发。
蔡廷锴大喜过望，亲自从真如军部赶到闸北前线观察敌情。这个前线，是最前线，离日军士兵只有四五十米远。
因为他个子高，被陆战队发现了，后者立即集中射击，除伤了几个卫兵外，蔡帅自己的胁下军装也被子弹射穿，实惊险之至。
但是丘壑已在心中。
命令炮兵，把重迫击炮架起来，600发炮弹一个不留，全部喂给陆战队的指挥官们尝尝鲜。
位于虹口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立刻遭了殃，虽然楼房没被轰塌，但房子附近都被炸得没人了，那些司令参谋更是躲在里面连脸都不敢露一下。
市区日军自此只能被动防守，再也没有能力发起任何有效进攻。
人逢喜事精神爽。后方市民送来不少好酒，有时尚的白兰地，还有窖藏了六十年的陈酒，蔡廷锴自律极严，从不嗜酒，但他要拿去慰劳前线将士。
当下蔡廷锴乘车载酒前往吴淞。不料此时因黄浦江潮涨，日舰高出地面，给他们看到了，立即发炮攻击。
场面就像一部正在拍摄中的火爆动作大片，不过没有人会告诉你预埋火药的地方，所以现场很是惊险。有两颗炮弹在距离吉普车十米远的地方爆炸，还有一颗离蔡廷锴仅有两米远！
如果爆炸，铁定完了，可是蔡帅命大，炮弹竟然没爆炸，让他逃过一劫。
这车没法坐了，蔡廷锴赶紧下车，同一群卫士抬着酒，步行来到吴淞。
迎接他的，除了翁照垣，还有新任要塞司令谭启秀。
翁谭见军长舍生忘死，冒着生命危险到吴淞来慰劳他们，不由大为感动。
可是更为感慨的却是蔡廷锴。他巡视炮台，看到上面只有残壁颓垣，大部分炮都被炸坏，而官兵们虽满面烟尘，疯惫不堪，却仍斗志未减。
来，我特地送好酒给你们，请你们大饮特饮。
这些酒不是我蔡廷锴慰劳你们的，是后方民众慰劳你们的，喝过之后，要恪尽责守，死守阵地。
昔年一代名将霍去病大败匈奴而归，曾将一坛美酒洒入溪水之中，以与众将士同饮，此即酒泉的由来。蔡帅美酒赠勇将，一切话语亦尽在不言之中。
翁照垣酒壮豪胆，一直到会战临近结束，才最后一个撤出防线。
“当阳桥上一声吼，喝断了桥梁水倒流”，那是演义，真的假的咱不知道。
老翁这个却是真的，一矛在手，屹立吴淞，让小鬼子愣是望而兴叹，始终都过不来，其气魄胆略远胜当年的张飞张翼德。
此真抗倭勇将也。
民间遂有“将军奋身起南纪，志挽日月回山邱”的赞誉（《翁将军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