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审问

前往警察局的途中，谁都没有讲话。刚开始，那名警卫耍了阵威风，后来他放慢了脚步，退到后边，让我和那位便衣人走在前头。我觉得这样挺好，我可不想像小偷一样被他们押着满村走。可事已至此，我们一行人还是引来了一些好奇的目光，我还听到两个路人开玩笑地提到了violon 这个词。

法语的俚语还真是晦涩难懂。警察局和小提琴根本没有可比拟之处，很难想象，哪里还有比这二者关联度更低的事物。在圣加蒂安，要说实在丑陋的建筑，只有一处，那是一栋令人生畏的立方体建筑，由脏兮兮的混凝土建成，窗户小得像眼珠子一样。它就在离村子几百米远的海湾那边，据说（事实亦如此），它的规模能容纳一整个区域的警务管理部门，圣加蒂安正处于这片区域的几何中心。实际上，圣加蒂安也是整个区域中规模最小、最守规矩、最落后的村子，不过很显然，当局并不在意这些。圣加蒂安以警察局为傲。

我被带去的那间屋子除了一张桌子和几张木凳子以外什么都没有。便衣人一副自命不凡的样子走开了，剩下我和旁边那名警卫坐在木凳上。

“办这项业务需要很长时间吗？”

“不许讲话。”

我望了望窗外。海湾那边，我能看到储备酒店海滨浴场上的那两顶彩色遮阳篷。看来是没有时间游泳了。不过，我或许能在回去的路上随便找家咖啡厅喝杯开胃酒。毕竟，这事太让人不痛快了。

“坐好！”守在旁边的人突然说道。

这时，门开了，一位年长者从里面出来，只见他耳朵上卡着一支笔，没戴帽子，敞着怀，正叫我们过去。我身旁的那名警卫立了立衣领，把上衣拉平整，又正了正帽子，用力（其实根本没必要）抓住我的胳膊，把我带进走廊，到尽头的一间屋子前停下。他上前利落地敲了几下门并打开。随后，他就把我推了进去。

我能感觉到，脚下是一张磨旧了的地毯。对面摆着一张桌子，桌上凌乱地放着一些纸张，坐在桌子后面的是一个戴眼镜、貌似生意人的矮个子男人。他就是这里的警长。桌旁有一把小椅子，一个身穿蚕丝西装的大块头男人正像个楔子一样坐在上面，手臂弯曲着。那人的脖子周围长了好几圈肥肉，肥肉上留有剃过的灰褐色胡楂，除此之外，整个脑袋的其他地方都光秃秃的。他脸上的皮肤松弛下垂，耷拉出几道厚褶，就连嘴角都被拽着下沉了许多。这倒让他那张脸上有了些许秉公执法的气度。他的眼睛特别小，眼皮重重地垂着。此时，他正汗如雨下，不停地用一张卷起来的手帕擦拭衣领周围的汗，看都不看我一眼。

“约瑟夫·瓦达西？”

说话的正是那位警长。

“是的。”

警长朝我身后的警卫点了点头，那人退了出去，轻轻地将身后的门关上。

“身份证？”

我从钱包里抽出证件递给他。他从自己那边拿出一张纸，做起记录来。

“年龄？”

“32岁。”

“你是，我想想，你是一名外语老师。”

“是的。”

“工作单位？”

“法国六区114号乙，马索大道的伯特兰德·马西斯外语学校。”

在他记录这些信息的同时，我瞟了一眼那个大块头。他闭着眼，动作轻缓地用手帕在脸旁扇风。

“听着！”警长严厉地说道，“有劳工许可证吗？”

“有。”

“拿来看看。”

“证件在巴黎。我是来这里度假的。”

“你是南斯拉夫人？”

“不，我是匈牙利人。”

警长一脸惊讶地瞪着我。我的心一沉。看来，又得就我的种族身份进行一番冗长而烦琐的解释了，即便此刻不说，待会儿也得说。这个话题总是能激起官员们最强烈的抵触本能。警长狂翻了一通桌上的那堆纸张。突然，他兴奋地惊叫了一声，拿了样东西在我面前一晃。

“那么，先生，这个你要怎么解释？”

我也吓了一跳，发现他手里的“那样东西”竟然是我本人的护照——我居然还天真地以为护照放在储备酒店的行李箱里。也就是说，警察已经去过我的房间了。我开始不安起来。

“先生，我正在等你解释。你是匈牙利人，怎么会用南斯拉夫的护照？再者，这个护照十年前就过期了。”

我用眼角的余光发现那个大块头男人不再给脸扇风了。接着，我开始把那番早已烂熟于心的解释讲给他听。

“先生，我生于匈牙利的苏博蒂察。根据《特里亚农条约》规定，苏博蒂察当时被划分到南斯拉夫王国国土范围。1921年，我以学生的身份去布达佩斯大学读书。为此，我申请了南斯拉夫的护照。可就在我上学期间，父亲和哥哥因政治罪名被南斯拉夫警方开枪打死。我母亲早在战争中就去世了，我没有其他亲人和朋友。当时，我听人劝告，没打算再回南斯拉夫。可匈牙利的境况也并不好。所以，1922年的时候我去了英格兰并留在那里，在伦敦附近的一所学校教德语，直到1931年，那一年，我的劳工许可证被吊销了。当时很多外国人的劳工许可证都被吊销了，我是其中的一个。护照过期后，我去驻伦敦南斯拉夫公使馆申请过续期办理，但屡次遭到拒绝，理由是我不再是南斯拉夫公民。后来，我又申请了英国国籍，可当时劳工许可证被吊销了，被逼无奈，我只好到其他地方找工作，这才去了巴黎。警方允许我留在巴黎，还给了我一份带有限制性条款的文件。文件规定，一旦离开法国，就不准再回去。后来，我就递交了法国公民的资格申请。明年的这个时候，”说到结尾时，我吃力地挤出一丝胜利的微笑，“希望我在服兵役。”

说完，我看了看他们之中的一个人，又看了看另一个。那个大块头男人正在点烟。警长则轻蔑地用手敲打着我那本过期的护照，眼睛盯着他那位同事。正当我看警长的时候，那个大块头男人开口说话了。那声音，惊得我险些跳起来，那么厚的嘴唇，那么硕大的下巴，那么肥的体形，居然会发出一种极轻、沙哑的男高音。

“你的父亲和哥哥因什么政治罪被杀？”他说道。

他说话时又慢又小心，好似唯恐自己的声音会破掉。我转过身来回话的时候，他正像点雪茄那样点燃了一支普通的香烟，又从带火的烟头那儿吹出一股烟来。

我便解释给他听。

警长“啊哈”了一声，好像一切都跟预想的一样，如今终于弄清楚了。

“如此说来，或许就能解释通……”他又开始了一番令人不快的说辞。

可正在这时，那个大块头男人抬手示意他不要再讲。再看这只手，又小又胖，手腕四周像婴孩一样长了一圈肥肉。

“你教的是哪国的外语，瓦达西先生？”他彬彬有礼地说道。

“德语、英语、意大利语，偶尔也教匈牙利语。可是，我依旧没弄明白，这些问题跟我的护照有什么关系。”

他没有理会我的话。

“你去过意大利？”

“是的。”

“什么时候？”

“小时候。我们常在那里度假。”

“在现行政权的统治下，你没有去过那里？”

“当然，没去过。”

“在法国，你认识什么意大利人吗？”

“我工作的地方倒是有一个。跟我一样，也是一名教师。”

“叫什么名字？”

“菲力比诺·罗西。”

警长将名字记了下来。

“还有吗？”

“没有了。”

我被弄糊涂了。他们这是要干什么？意大利人跟我的护照有什么关系？看来，要想弄清楚缘由，要想找到问题的答案，恐怕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你是一名摄影师，瓦达西先生？”

说话的又是那位警长。

“一名业余摄影师——没错。”

“你有多少架相机？”

这问题还真有趣。

“一架。劳驾您能告诉我——”我开始发问。

只见警长面带愠色地把身子倾斜过来，重重地捶了下桌子。

“你是来回答问题的，不是来问问题的。”他大声喊道。接着，他停顿了一下，“你刚刚说自己有一架相机？”

“没错。”

“什么牌子？”

“一架康泰时蔡司。”

接着，他把办公桌的抽屉打开。

“是这架吗？”

我一眼就认出了自己心爱的相机。

“是它，”我恼怒地说道，“我想知道，您有什么权利从我的房间里带走我的私人物品。请您把它还给我。”说着，我伸手去要相机。

警长把相机又放回抽屉里。

“请你听着。除了这架相机，再没有别的了吗？”

“我已经告诉您了。没有！”

这时，警长脸上浮现出一丝胜利的微笑。他再次打开抽屉。

“那么，我亲爱的瓦达西先生，你要如何解释下面这件事：你怎么会把这么长的电影胶卷拿到村里药剂师那儿去冲洗？”

我吃惊地看着他。他张开双手，托着那卷冲洗完的胶卷底片，正是我之前留在药剂师那里的。从我坐着的位置逆着窗边的光线望去，的确是我尝试着拍的那些照片；两打照片只拍了一个对象——蜥蜴。接着，我发现警长又咧嘴笑了。见此情景，我毫无顾忌地笑起来。

“看得出来，”我有些不屑地说道，“先生，您肯定不是摄影师。这根本就不是电影胶卷。”

“不是？”他依旧心存怀疑。

“不是。我承认，这确实跟电影胶卷有些相像。不过，您细看会发现，电影胶卷比这个要窄一毫米。这是康泰时相机专用胶卷，标准规格36毫米×24毫米，一卷36张。”

“那么也就是说，这些照片都是用这架相机拍的，也就是放在你房间里的那架？”

“当然。”

接着，他们两人若有所思地停顿了片刻。我见他们互相递了个眼色。随后：

“你是什么时候到圣加蒂安的？”大块头男人又一次开口说话了。

“星期二。”

“从哪里来？”

“尼斯。”

“什么时候从尼斯出发？”

“坐9点29分的火车出发。”

“什么时候到储备酒店？”

“刚好在晚饭前，大约7点钟。”

“可是，从尼斯来的火车下午3点30分就到土伦了。有一趟4点钟开往圣加蒂安的汽车。你应该5点钟到。为什么那么晚？”

“这太可笑了。”

他猛地抬起头来看着我。那双小眼睛放出冷漠而凌厉的光。

“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那么晚？”

“好吧。我把行李箱寄存在土伦火车站，去海边转了一圈。要知道，我之前从未见识过土伦是什么样，况且，6点钟的时候还有一趟公交车。”

他仔细地用手帕擦了擦衣领里的汗。

“瓦达西先生，请问你的工资是多少？”

“1个月1600法郎。”

“不是很多，对吗？”

“很遗憾，的确不多。”

“康泰时相机贵吗？”

“质量很好。”

“那是当然。我在问你，你花了多少钱买的？”

“4500法郎。”

他轻声吹起口哨。

“我的天，太贵了，不是吗？将近你3个月的工资，嗯？”

“对。摄影是我的爱好。”

“真是一项烧钱的爱好。看来，1600法郎在你手里算计得很精明，瓦达西先生。在尼斯度假，还去了储备酒店！我们这些穷警察可消费不起，您说是不是，警长？”

他用揶揄的口气说道。警长听了也讥讽地大笑起来。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脸涨得通红。

“我是省吃俭用买的相机，”我气急败坏地说道，“至于这次度假，也是五年以来的第一次。是省吃俭用攒的钱。”

“那是自然！”警长一边说，一边嗤之以鼻地笑着。

这一笑着实把我惹火了。

“现在，这位先生，”我愤怒地吼道，“我已经受够了。该轮到你们给我一个解释了。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我来这儿是为了解释护照问题的。这些才是你们职权范围内应该问的。但是，你们没有权利偷窃我的私人物品，也没有权利用这种方式询问我的私事。至于我的那些底片，我必须再次提醒二位，那是我的私人物品，虽然不知为什么，你们好像把它看得很重要，但是，我并不认为有哪项规定是禁止拍摄蜥蜴的。两位先生，我没有犯罪，但现在我饿了，该回酒店吃午饭了。请您立即把我的相机、照片和护照还给我。如若不然，我会立刻离开这里，直接去找律师。”

我一边说完最后一句话，一边用拳头重重地捶在桌子上。一支笔从桌子跌到地上。接着，屋子里的气氛凝固了片刻。我怒视两人几个来回。他们都没有反应。

“很好。”我最后说了一句，然后转身朝门口走去。

“等一下，先生。”大块头男人说道。

我停下脚步。

“怎么？”

“请你别浪费我们彼此的时间了。门外的警卫是不会让你轻易从这里离开的。我们还要再问你几个问题。”

“你们能强迫我留在这里，”我板着脸说道，“却不能强迫我回答你们的问题。”

“那是自然，”大块头男人慢条斯理地说道，“这是法律规定。但是，我们建议你老老实实回答——也是为了你自己好。”

我什么都没说。

只见大块头男人从警长桌上拿起底片，举起来朝着光，底片从指间穿过。

“两打多照片，”他发表着自己的见解，“其实全都一样。我觉得，这很奇怪。难道你不这么认为吗，瓦达西？”

“一点儿也不，”我干脆地回答道，“但凡您能了解一些摄影常识，或者您用普通人的视角去观察，也能发现它们每一张的亮度都是不同的，每一张都是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光影聚焦。的确，照片上都是蜥蜴，但这并不重要。每张照片的区别在于取光和构图方式的不同。但无论如何，即便我在阳光下拍了100张蜥蜴的照片，也跟你们没有关系。”

“你解释得很周全，瓦达西。很周全。现在，我来告诉你我是怎么想的。我认为，你根本就不在乎用那26张底片拍什么，你只是想尽快把胶卷曝光，将整卷用完，为的是能够冲洗出另外10张底片。”

“另外10张？您到底在说什么？”

“再伪装下去真的是浪费时间，不是吗，瓦达西？”

“我真不知道您在说什么。”

他从椅子上起来，站到我跟前。

“你不知道吗？前面10张曝过光的底片是怎么回事，瓦达西？你愿意向我和警长解释一下吗，为什么拍那些照片？我敢说，我们对这个会很感兴趣！”他伸出手指在我胸前轻敲了一下，“请问，你这次是对土伦海军港口外围新建防御工事的取光感兴趣，还是对光影聚焦感兴趣？”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一时间竟不知该说些什么。

“您是在开玩笑吗？那卷胶卷上的其他照片都是我在尼斯狂欢节上拍的，我出发的前一天正好赶上狂欢节。”

“你承认只用这卷胶卷拍过照，对吗？”他郑重地说道。

“这个我已经说过了。”

“好。请你再好好看看这些底片。”

我接过底片，迎光举起来，让它在指间缓慢穿过。蜥蜴，蜥蜴，蜥蜴。有几张拍得真不错。蜥蜴，还是蜥蜴。突然，我停住了。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我赶紧仔细看了看。他们两人都在认真地观察着我的举动。

“接着说说吧，瓦达西，”警长嘲讽道，“不要一脸惊愕的表情嘛。”

我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又仔细看了看底片。有一张取的是远景，拍的是一段海岸线，有一部分画面被什么物体挡住了，像是相机镜头旁的一根树枝。海岸线上好像有什么东西——一个灰色的条状物。还有一张，取景稍微近些，角度不同，拍的还是那条灰色的东西。那东西的一侧还安了几道类似板门的物件。有好几张都是拍它的。其中，有两张是同一角度；另外一张是从俯视角度拍的，镜头也拉得更近一些。接下来的三张画面几乎都是黑乎乎的一片，应该是镜头前遮挡了什么东西。遮挡物的轮廓模糊不清，看上去隐约像是一块布。接下来这张，镜头拉得非常近，但是没有对准焦，看上去像是某种东西的混凝土表面。最后一张是过度曝光的，只有一角被挡住了。貌似是从某个宽阔的混凝土眺台的一端拍摄的。画面还突出了一些奇特的装置。一时间，这些东西把我弄糊涂了。不过最后，我终于明白了。我所看到的这东西竟是攻城炮上那一根根表面光滑的长炮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