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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全国上下的不懈探索，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回顾过去不平凡的 70年，前 30 年中国努力建设工业现代化推动经济发展，未摆脱贫困，后 40 年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发展奇迹。结合中国自身发展经验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状况来看，反思主流的理论思潮并进行理论创新很有必要。这既可以帮助我们洞悉国际主流经济理论适用的局限性，也有利于我们抓住时代机遇推动经济学理论的自主创新。
新中国 70 年经济发展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 1949 年到 1978 年，推行计划经济体制；第二个阶段是从1978 年年底到现在，推进改革开放，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所参考的经验主要是“苏联模式”，其目的是想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完整的重工业体系。当时国际主流的结构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这种发展方式虽然可以让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迅速建立起现代化的工业体系，但推行这种发展方式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总体成绩并不好。从中国的情形来看，在计划经济制度下，中国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现代化工业体系，但工业效率极其低下，人均收入水平很低，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也不断扩大。
1978 年年底，中国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率先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而且这一转型并没有遵循当时国际主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而是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推行了渐进双轨制改革，同时设立经济特区等，创造局部有利条件来突破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的瓶颈限制。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上流行的新自由主义认为，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必须以“休克疗法”一次性做到位，像中国推行的那种渐进双轨制转型，即市场和政府同时配置资源是最糟糕的制度安排，会导致经济效率比原来的计划经济更低、问题更多。
然而，中国过去 40 年经济快速发展，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创造了发展的奇迹。同时，我们对改革的认识和部署也不断与时俱进。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重大理论观点，并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
高质量发展必然要伴随人均收入的不断增加，以及越来越高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一般来说，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有两条途径：一是通过技术创新，提高现有产业中产品的质量和生产效率；二是通过产业升级，将现有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配置到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这两者的实现需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
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在经济新常态下，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发挥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两只手”的作用，即使在相对不利的国际外部环境中，中国的经济也能够不断增强创新力和竞争力，确保到 2020 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并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发展经济学主张发展中国家应该发展和发达国家一样先进的现代化大工业。新自由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好是因为政府对市场干预得太多，造成了各种扭曲。然而，一些发展中国家按照这些理论来制定发展和转型政策时却屡屡失败，原因是这些理论忽视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异。
从国际范围来看，在不同阶段，世界上存在不同的主流经济理论。
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大萧条以后，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主流，强调市场失灵和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经济要发展好必须靠政府克服市场配置资源的局限性。同时，二战后很多发展中国家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开始追求自己国家的现代化。应时代发展需要，西方主流经济学分出了一个新的子学科——发展经济学。第一代发展经济学理论现在被称为“结构主义”，结构主义主张发展中国家要实现民富国强，要追赶上发达国家，就应该发展和发达国家一样先进的现代化大工业。其理由是：“民富”希望收入水平和发达国家一样高，其前提是必须有和发达国家一样高的劳动生产率。要和发达国家有一样高的劳动生产率，就必须有和发达国家一样先进的技术和产业。“国强”则必须有先进的军事装备，这些装备也是由先进的技术和产业生产的。然而，事实上发展中国家当时的产业都是传统的农业或是自然资源产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很低，所以收入水平也很低，国家也不强。因此，结构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以发展现代、先进产业为目标。但是，那些现代化产业在发展中国家依靠市场发展不起来。结构主义认为这是市场失灵造成的，所以建议发展中国家由政府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以进口替代方式发展现代化产业。一些国家在当时的这种主流理论思潮的影响下，出现了工业建设有成绩、但人民生活水平没改善的问题，并且经济出现了停滞和危机。
由于结构主义发展政策的失败，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新自由主义取代结构主义成为国际上的主流思潮，新自由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好是因为政府对市场干预得太多，造成了各种扭曲，经济发展不好是政府干预得太多造成的。从经验实证来看，政府主导的经济体系效率不如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体系。所以，转型的目标是向市场经济体系过渡。按照当时的主流思潮，要向市场经济体系过渡就必须建立起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制度安排。所以，在 20 世纪 80 年代，根据当时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形成了“华盛顿共识”，这个共识就是转型要成功必须推行市场化、私有化、宏观稳定化，而且这些必须同时到位才会有效果。如果市场放开了，产权不改革，结果会更糟；如果市场放开了，产权改革了，但宏观不稳定，结果也会更糟。然而，绝大多数根据主流的“华盛顿共识”来转型的国家，经济崩溃、发展停滞、危机不断，而且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腐败、贫富差距大等问题。
从对现代经济学的反思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在发展方面按照主流理论制定政策的国家基本都出现了问题，而中国违反了主流理论却实现了快速发展。那么，为什么这些思路清晰、逻辑严密的主流理论在解决问题时显得苍白无力？为什么一些发展中国家按照这些理论来制定发展和转型政策时却屡屡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理论来自发达国家，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忽视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异是条件不同的内生结果。
具体来说，第一阶段的发展理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建立现代化工业体系，但是该理论忽略了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产业结构的内生性，即产业结构内生于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禀赋结构。例如，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通常是劳动密集型或者是自然资源密集型，生产力水平低；发达国家的产业主要是资本密集、技术先进的产业，生产力水平高。这种产业结构的差异性是内生决定的。发达国家发展资本很密集、技术很先进的产业，是因为发达国家从工业革命以后经过两三百年的资本积累，资本相对丰富，在这种资本密集的产业上有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特性是资本短缺，因此在资本密集的产业上没有比较优势。一个国家若发展那些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其结果必然是，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这些产业中的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离开保护补贴就活不了。例如，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和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就是这种情形。可是，在二战以后形成的主流发展理论没有认识到各个国家的产业结构是内生决定的，只看到发展中国家传统产业的生产力水平低，在没有改变导致内生结果的原因的情况下，就让其发展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必然会失败。
第二阶段的转型理论没有意识到扭曲的内生性。在转型时，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听起来也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只要有政府的干预扭曲，必然有资源的错误配置和寻租腐败等。那么，为什么按照该理论去进行转型，结果是经济增长的速度比原来慢、危机发生的频率比原来更高呢？最主要的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理论忽视了在转型之前的各种扭曲也是内生的。那些扭曲、干预、补贴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转型前要优先发展的产业资本太密集，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不给补贴就活不了。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观点，要建立像发达国家那样有效的市场，必须同时推行市场化、私有化和宏观稳定化，政府财政预算必须平衡，也就是要把各种保护补贴一次性取消掉。取消掉的结果是，原来那些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就活不了，因此就会出现大量的企业破产，导致大量的失业，就会出现社会不稳定等问题，经济也会随之崩溃。由于主流的转型理论忽视了这种扭曲的内生性，尽管这一理论模型的逻辑很严谨，根据理论所做的建议很清楚，但是按这些建议来转型的结果比原来更糟。
中国过去 70 年的发展是理论创新的金矿。比较而言，新中国成立后的前 30 年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或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多大的差异，而在过去 40 多年改革开放进程中走了自己的道路，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需要进一步探究其背后的道理。在总结中国的发展经验以进行理论创新方面，中国经济学家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
现在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来自发达国家，一般总结于发达国家的现象和经验，没有结构内生性的概念，而是以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制度等作为最优的结构。例如，金融对现代经济运行至关重要，教科书里讨论的金融制度安排一般都是发达国家适用的制度安排，包括大银行、风险资本等。这种制度安排适合发达国家那种资本很密集、技术很先进的情况，它们的生产活动和技术创新需要大量资本投入，风险非常大。可是，在发展中国家，百分之七八十的生产活动集中于小型的农户与微型、小型、中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生产用的技术一般相对成熟，生产的产品也相对成熟，需要的资本规模较小，风险主要集中在经营者的能力和信用问题方面。如果按照主流金融经济学的教科书上写的那样，仅依赖大银行、风险资本等，就会发现实体经济的特性与金融安排的特性不配套，金融没有办法服务实体经济。
总之，现在的主流经济学一般把发达国家的结构作为给定的最优结构，把发达国家的产业作为发展目标。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转型的时候，把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结构当作最优结构，忽视了扭曲的内生性，导致的结果就是出发点非常好，但效果非常差。以主流的现代经济学理论作为经济运行方方面面的指导原则，同样会因忽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结构特性的差异而不适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要在发展中国家发挥作用，就要求在理论中反映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结构特性的差异，并了解内生性对经济发展、转型和运行的影响。
奇迹是不能用现有的理论解释的现象，新的理论来自新的现象。如果用现有的经济理论来看中国，可能到处是问题，因此只要中国经济增长稍微放慢一点，国际学界、舆论界就会出现“中国崩溃论”，但实际上中国不仅没有崩溃，反而创造了奇迹。因此，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奇迹不能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需要进一步探究其背后的道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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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的改革与发展经验作为理论创新的来源，最重要的是必须了解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结构的差异性是什么因素造成的。新结构经济学倡导以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一个经济体的结构和结构变迁的决定因素与影响。根据新结构经济学，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产业结构是内生的，每一个时点上要素禀赋给定，这些禀赋结构决定了一国在某一发展阶段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结合合适的基础设施和一定的制度安排，便转化为一国的竞争优势产业，这种发展结构便是最好的结构。所谓新结构经济学，实际上是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基本原理与现代经济学相结合形成的理论分析框架，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结构与结构间的关系。为区别于发展经济学第一代的结构主义，我将它命名为“新结构经济学”。
在总结中国的发展经验以进行理论创新方面，中国经济学家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要抓住这个时代机遇，除了必须有严谨的数理逻辑模型，还要通过扎实的宏观和微观的经验数据来了解现象以及检验各种理论假说。展望未来，我们当不辜负这个时代给予的机遇，对理论的发展做出创新性的贡献。而且，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条件较为近似，与来自发达国家的理论相比，来自中国的理论也能够比较好地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抓住机遇，克服困难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实现繁荣富足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