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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既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启之年。2021年“两会”最重要的任务是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我很高兴有机会对此做一点解读。
在2020 年举行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建议时谈道：“处理好开放和自主的关系，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2019 年 5 月 21 日，他在主持召开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时曾说：“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
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谈谈中国未来经济的挑战与应对。
各界人士应该都关注到了，中国未来的发展确实面临着很多挑战，包括人口老龄化、2030 年碳达峰、2060 年碳中和、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同时还面临着新的科技革命、中美关系摩擦等。
面对这么多挑战，在“十四五”规划以及中央发布的各种文件里面都谈到，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所以，在具体阐述挑战之前，我想先谈谈中国 2021—2035 年的发展潜力有多少，发展态势到底如何，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
我借用一个开玩笑的比喻。京巴狗或藏獒小时候都非常小，个头差不多，而且看起来都像小狮子。但如果你养的是京巴狗，不管你多努力，都不可能把它养成一条大藏獒；如果你把藏獒当成京巴狗养，倒真有可能把它养成一条京巴狗。这是因为京巴狗与藏獒的生长潜力大不相同。所以，看准潜力非常重要。
应该如何看中国未来的发展潜力？从 1978 年改革开放到2020 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 9.2%，人类历史上从未有任何国家或地区以如此高的增长率持续增长这么长时间。我们共同见证和参与了人类经济史上的这一奇迹。
对于未来，各界都很关心，可是目前国内外的学界和舆论界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潜力普遍不看好，总结起来大致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中国过去 42 年发展太快，是非常态，终归要向常态增长回归。根据国际著名经济学家、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的看法，中国会回落到 3%～3.5%的常态增长。同时，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World Table
第 10 版发布的研究数据，中国 2019 年年底的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按照 2017年美元的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达到 14 128 美元。有些学者用这个数字对比德国、日本，发现德国在达到人均GDP 14 100 美元左右后的 16 年年均增长率只有 2.3%；日本在达到这一水平之后的 16 年年均增长率也只有 4.4%。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发展世界闻名。既然它们在抵达这一水平之后的 16 年平均增长率只有 2.3%和 4.4%，那么中国在 2019—2035 年这 16 年间的增长潜力也不会很高。这个推理听起来好像很合理。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已经开始出现了人口老龄化，其他国家在出现人口老龄化之后，经济增长都放慢了，中国经济增速也难免会放缓。
上述研究似乎非常有说服力，但我个人不太同意。因为中国在过去这 40 多年里能够实现每年 9.2%的增长有很多因素，但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充分利用了与发达国家的产业与技术差距所蕴含的后来者优势。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经济要发展，生活水平要提高，就要靠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这就要求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发达国家的技术与产业处于全世界最前沿，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必须靠自己发明，投资非常大，风险非常高，进步速度非常有限。历史经验表明，发达国家过去 100 多年来的常态增长是萨默斯所说的每年 3%～3.5%。然而，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与发达国家的产业与技术差距，引进成熟的技术作为自身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来源。这种方式的成本和风险都比较小。懂得利用这种方式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速度可以比发达国家更快。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正是利用这个优势实现了每年 7.0%甚至更高、持续 25 年或更长时间的发展，成为二战以后 13 个发展中经济体之一。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要看中国未来的发展潜力并不是看现在的收入水平，而要看中国现在跟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还有多大。
以德国和日本为例。德国人均GDP达到 14 120 美元左右是在 1971 年，那时它已达到美国人均GDP水平的 72.4%，无疑已经跻身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之列，已经用尽了后来者优势，要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必须靠自己发明，经济增长速度自然会慢下来。日本在 1975 年人均GDP达到 14 120 美元左右，当时它达到了美国人均GDP水平的 69.7%，也成了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技术已经发展到世界最前沿，经济增长必须靠自己探索，发展速度当然也会慢下来。
中国在 2019 年人均GDP达到 14 128 美元，但只有美国同期水平的 22.6%。
相比之下，德国、日本、韩国等其他发展得比较好的国家，是在什么时候人均GDP达到美国的22.6%的？德国是在1946年，日本是在 1956 年，韩国是在 1985 年。德国从 1946 年到 1962 年，16 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 9.4%；日本从 1956 年到 1972 年，16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 9.6%；韩国从 1985 年到 2001 年，在其间遭受亚洲金融危机出现一年负增长的状况下，16 年平均增长率仍高达 9.0%。从这些数据来看，中国未来 16 年（从 2019年算起）应该也有大约 9%的增长潜力，因为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都已经实现了这一点。
对此，很多人又开始强调第二个原因，即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速。确实，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都较慢，但不要忘了，发生人口老龄化的国家多数是发达国家，老龄化到来时，其技术已经发展到世界最前沿，技术进步要靠自己探索，再叠加劳动力供给速度减缓，经济增速就更慢。中国正在发生人口老龄化，但我们的人均GDP只有美国的 22.6%，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可以利用后来者优势，还可以通过把劳动力从低附加值产业往高附加值产业配置来提高劳动生产力，这个空间仍然非常大。所以，如果中国能利用后来者优势，即使人口不增长，也可以比发达国家增长得更快。另外，中国目前正在逐步延长退休年龄，这有利于增加劳动力供给。而且，劳动力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数量上，还体现在质量上，中国还可以提高人均效率水平。
我们再对比一下德国、日本、韩国在人均GDP达到 14 120美元左右之后 16 年的人口增长情况，看看人口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德国 1946—1962 年的年均人口增长率是 0.8%；日本1956—1972 年的年均人口增长率是 1.0%；韩国 1985—2001 年的年均人口增长率是 0.9%。中国 2019 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是0.3%，将来也许会降到 0。因此，即使不考虑把劳动力从低附加值产业配置到高附加值产业的可能，不考虑延长退休以及提高教育质量的可能，中国和日本、德国、韩国的人口增长率因素相比，顶多也就是 1 个百分点的差距。
因此，我认为到 2035 年之前，中国应该还有年均 8%的增长潜力。相比德国、日本和韩国实际 9%的增长，考虑到人口增长因素，我下调了一个百分点。
当然，有这个增长潜力未必可以开足马力不顾其他因素去发展，因为中国要实现的是高质量增长，接下来必须解决好环境问题（包括碳达峰、碳中和），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等问题，还有中美关系摩擦带来的“卡脖子”问题。综合考虑这些必须应对的问题，以及 8%的增长潜力，我认为，中国未来 15年（2021—2035 年）实现年均 5%～6%的实际增长应该完全有可能。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十四五”规划提建议时曾谈道：“在征求意见过程中，一些地方和部门建议，明确提出‘十四五’经济增长速度目标，明确提出到 2035 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目标。”
不论实现哪一个目标，2021—2035 年都需要达到年均 4.7%的经济增长率。
如果中国能够实现 5%～6%的经济增长率，到 2025 年人均GNI（国民总收入）就会跨过 12 535 美元的门槛，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这将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因为直到现在，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只占总人口的 18%，如果中国变成高收入国家，这个数字就会翻一番。到 2035 年，中国人均GDP应该能达到 23 000 美元（按照 2019 年的美元购买力计算），中国将会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同样从收入水平差距所代表的产业与技术水平差距的角度做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中国 2036—2049 年还有年均 6%的增长潜力，再考虑到还有不少需要应对的问题，实现 4%左右的年均增长率完全有可能。以此计算，中国到 2049 年人均GDP将达到美国的一半，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指标。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先要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变局。经济是基础，我们看看经济的发展变化。
1900 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日本、奥匈帝国这 8 个国家的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加起来占全世界的 50.4%。奥匈帝国在一战之后垮台，分成三个国家，后来加拿大经济增长很快，到 2000 年，八国集团（成员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日本、加拿大）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加起来占全世界的 47%。也就是说，整个 20 世纪的国际政治经济主要由这 8 个发达国家主导。
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时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就是八国集团的GDP在全世界的占比已经下降到 34.7%，从将近一半变成了三分之一左右，很难再继续成为主导世界的力量。2008 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时，主导世界事务的八国集团变成了二十国集团。
受这种变化影响最大的两个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美国 2000 年的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占全世界的 21.9%，2014 年中国超过美国，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现在的GDP占全世界的比重大概是 16%，中国比它还高。这些事实说明，美国的比重在下降，中国的比重在上升。对此，美国的当政者、知识界、政策研究界都看在眼里。所以，奥巴马当政时提出了“重返亚太”的战略，特朗普上台后更是发动了贸易战、科技战，拜登执政之后我估计也是“换汤不换药”。这种世界老大和老二位置的互换，造成了这两个国家之间的紧张局面，同时给全世界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所以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如果中国可以挖掘发展潜力，实现前面分析得出的发展速度，到 2049 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美国的 1/2，而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 4 倍，那么经济总规模就是美国的两倍。其中，北京、天津、上海加上东部沿海五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人口数量是 4 亿多一点，我相信这些地区的人均GDP和经济规模到 2049 年完全可以达到美国同等水平。人均GDP代表着平均劳动率水平和平均科技产业水平，到那时美国可以卡中国脖子的领域基本上已经没有了。中国中西部还有 10 亿人口，人均GDP只有美国的 1/3，经济规模则与美国相当，这些地区仍处于追赶阶段，经济增长速度还可以快一点。所以，中国总体的经济增长还可以更快一些。
在这种状况下，我认为中美之间的关系可能会从紧张趋向缓和。第一，到那时，美国没有什么可以卡中国脖子的领域了；第二，那时中国的经济总量是美国的两倍，美国再不高兴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第三，中国经济增长快，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美国经济要想发展好，为了自己的就业和繁荣，必然需要这个市场。
这种情况是有历史经验的。1900 年的八国联军，日本是其中的一个，而 2000 年日本是亚洲唯一进入八国集团的国家，日本是 20 世纪整个亚洲的领头羊，但到了 2010 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了日本，影响力不断上升，日本右派的失落感很大，所以就制造了钓鱼岛等问题，中日关系紧张。最近中日关系有所缓和，原因是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是日本的 2.8 倍，日本再不高兴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日本经济的发展需要依赖中国市场，中日之间的关系也就趋向于合作共赢。
“十四五”规划提到，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同时也提到，中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在质量效益明显提升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增长潜力充分发挥。如果能够按照中央的建议，按照《“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的政策导向，我相信我们可以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到 2049 年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可以驾驭百年未有之变局，为世界重新构建一个稳定的、共享繁荣的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