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沙发

不是什么好沙发。红的人造革，矮矮的木把手，天生的一种旧。刚买回来，坐上去绷绷的还有点劲，不多久中间便有一个坑。

买沙发时，爸爸妈妈刚从牛棚里放回来。记忆中那段时间最空。没事可做，爸爸天不亮就起床，也不锻炼，静静地坐在冷板凳上，抄《哥达纲领批判》，厚厚的一个硬皮笔记本，禁不起天天抄，毕恭毕敬的，都是字。差不多同时期，爷爷也在北京抄书，不过他抄的是《毛选》，用英文。

时间多得真恨不得拿来送人。妈妈就是在这段时期学会烧菜的。那时什么菜都不贵，四毛钱一斤的大刀鱼，随时有卖。有一天，从哪儿冒出来个人，说：“哟，你们家怎么没沙发？”

大家陡然发现家里果然没有沙发。于是商议买沙发。商议来商议去，于是买了一对小的红沙发，价钱很便宜，一对沙发，包括熟人的应酬，一百元就对付了。

有了沙发，才知道冷板凳的不舒服。过去也不算没有钱，爸爸妈妈都觉得奇怪，结婚二十年，为什么就没想到买沙发。虽然结束隔离有一段时间，再不是批斗的重点对象，妈妈仍然保持打扫单位公共厕所的习惯。也许只是一种习惯，没人让她一定要打扫，也没人一定要她不打扫。记忆中妈妈常坐在红沙发上抱怨女厕所的脏。

爸爸每星期去郊区送一次垃圾，他是牛鬼蛇神中的强劳力。有时他一个人去送，有时也带我。一辆破车，回来的路上，口渴了便拿出几个硬币买大碗茶喝，又忘不了买几包廉价的阿尔巴尼亚香烟。“阿巴”的味很冲，却不难闻。爸爸常坐在红沙发上，有一支没一支地抽着。

“文革”的疾风暴雨已经过去，武斗之类的事也很难再听到。所有的人都随着“文革”的惯性在走。当时最倒霉的是“五一六”。斗来斗去，斗死斗活，和过去的日子相比，爸爸妈妈坐在红沙发上，不免有些知足。打扫厕所，送垃圾，这算什么。

我那时念初中，糊里糊涂念着，学习时好时坏。晚上从不看功课。有时偷着看小说，有时便傻傻地陪爸爸妈妈坐。“文革”最糟糕的年头里，一会儿抄家，一会儿游街，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今天家里的藏书被没收，明天凡是门都贴上封条，一家三口人各一方，成年累月碰不到一起。

渐渐地，妈妈不再打扫厕所，爸爸也不送垃圾。日子不知怎么就慢慢地好起来了。“四人帮”还在台上，“臭老九”还是“臭老九”。恢复了原工资。再下来，扣发的工资补了，时时有苦着脸上门借钱的造反的年轻人。没收的书全部退还，借书的人便多了。爸爸又开始坐冷板凳，夜夜都写，写那写不好也写不完的剧本。妈妈又开始练功，快五十的人了，天天一身汗。

我进了郊区的小工厂，天亮去，天不黑不回来。

红沙发上有了灰尘。一家人似乎都有事可做，“文革”后期，竟然有了保姆，天天沙发擦干净了，也没人坐。一家人不死不活地瞎忙。终于“四人帮”倒了霉，这个平反，那个恢复，我们的日子，一天更比一天好。红沙发却依旧闲着，没人有工夫去坐。

这样的日子并不长。爸爸妈妈说老就老，悠闲的岁月转眼演变成历史。一个眼见着头发就白了，一个浑身是病，三天两头要去医院。爸爸去了《雨花》，先是副主编，继而主编，说不出的忙，又不会骑车子，上下班都要跑。气喘吁吁回了家，酥酥地软在红沙发上，迟迟不愿起来。妈妈老一套地喊这儿疼、那儿痛，坐在红沙发上，常惊叹“文革”中最糟糕的那些年头，怎么就挺了过来。人老了，总喊累。红沙发上一坐多久，还是喊累。

有一天来了个人，对着沙发上下打量。他是沙发厂的厂长。看了一会儿，皱着眉头说：“这沙发哪是人坐的，这是玩具！”

我们一家都很狼狈。经他一提醒，开了茅塞，突然意识到这沙发的不好。靠背太矮，枕不到头，扶手太局促，摊不平手，弹簧太软，太少，钢火不好，人革呢，冬凉夏暖。难怪越坐越累，越坐越不舒服。于是又商量，下决心换一对沙发，好的。

那时候，方之是我们家的常客。当年爸爸妈妈在牛棚，听说方之戴着光荣花，兴冲冲下放，说不出的眼红。爸爸的罪行似乎更重，下放也有缘分，不是谁都能轮上。记得爸爸买了针灸针，拔火罐，赤脚医生的小册子，还有固体酱油，无望地等着对于别人是发配、在他来说意味着解脱的机会。

方之从南京下放，自然还该回南京。也不过几年工夫，老了许多，更黑，更瘦，人还是原来的那个人。回南京后，最要命的是没有房子住。原先不大的窝，别人已在里边孵儿育女。因此只好去住另一个人的厨房。那厨房大，放得下三张床。一家三代，挤了再挤，居然也住下。本来就没有什么书，写字桌没地方放。方之是个只能写东西的人。不写作，便好像没事可干。从他那厨房的小家到我们家，直线距离，公共汽车得开过五个站。但是他天天不辞辛苦上我们家，跟上班一样。有时一天能来几次。来了，必定是坐角落里的那只红沙发。那时候我们家有一句笑话：“这张红沙发，是方之的。”

方之天天来，说不完的空话，谁在家谁就得陪他聊。我当时刚上大学，自信得像个人似的。他的《内奸》连续从两个编辑部退回来，人有些萎，深深地陷在红沙发里，抽烟，笑，咳嗽，有时也叹气。

我们依旧聊天说空话。不知怎么主题到了沙发上，也不知怎么的，我讥笑起这对红沙发。无非那句老话：靠背太矮，扶手太局促，弹簧太乱，人造革太怎么怎么。方之极认真地听，又极认真地想。他个子太小，体重太轻，更没有一个安身的地方可以待，这红沙发所有的缺点，他似乎一丝一毫都体会不到。好沙发该是什么样的标准，他想象不出。突然，他一笑，三不着两地说：“兆言，我现在和丈母娘老丈人住一起，大家一个房里用马子，真，真有伤风化。”我怔了一怔，他又说，“你们都说我不写。写，写什么？”说完又是笑。

我至今还记得方之的这一笑。当时他深陷在红沙发里，和红沙发一起畏缩着，嘴角上留着唾沫星子。酒瓶底一般的眼镜片把眼珠子都凸大了。黑的眼珠子，颧骨更高，一口烟牙。《内奸》的手稿半躺半卷，撂在红沙发旁代替茶几的小圆桌上。谁也不知《内奸》能不能发表，更不会想到得奖、加几级工资。

好在《内奸》发表了，最终还有些影响。方之对两家退稿的编辑部不免耿耿于怀，坐在红沙发上说了些背后的狠话，便火烧火燎地和爸爸商量怎样尽快弄房子。这时候，他的身体已经不能不考虑戒烟。我忘不了他总是抓着一支未点燃的香烟，放在鼻子下嗅来嗅去，样子极其狼狈，有时憋急了，便让爸爸吸足一口烟，往他脸上喷。为了房子，他和我爸爸到处找人。我看着他不止一次伏在红沙发的扶手上，一边咳嗽，一边在刊登《内奸》的那期《北京文学》上，哆哆嗦嗦地签字。当时南京一定有好几位首长收到了“××首长斧正”的签名本。大约有一年，他就是这么乱忙。精力不济，但是整天滥用精力。他总是说要写，要写，我起码听他讲过十个短篇小说的构思，有的构思反复讲，听着叫人都觉得腻味，觉得凄凉。

方之说死就死，没人想到他会病得那么厉害。为了他住院，住了院又转院，我爸爸妈妈奔来走去。当时《探求者》声誉日起。作家们开始被人们刮目相看。高晓声、陆文夫、方之引起了全国文坛的注目。但是终于有一天，爸爸精疲力竭地从医院回来，说了句：“你方叔叔，死了。”

我们黯然神伤地注视着方之常坐的那张沙发：那太小，玩具似的，该淘汰的，给了方之最后慰藉的红沙发。

方之几乎享受到了不该受到的礼遇。由于朋友的帮助，由于一些领导的关怀，作为一个普通的作家，他死在南京级别最高的高干病房。那病房里有暖气，有大沙发，有可以洗澡的卫生间，卫生间面积比他家三世同堂的厨房都大。他的追悼会，参加者之多，殡仪馆最大的礼堂都容纳不下，最后人们都站在寒风凛冽的露天。他的好运气来得太迟。书生老去，机会方来。他死了，《内奸》得奖。他死了，房子有了，一个大套。

如果方之不死，他自然不会再像过去那样，一个劲地在我们家的红沙发上傻坐。物尽所用，一旦最起码的要求满足，这普通的红沙发对他又有什么意义。用不着别人替他担心，他自然会写，说不定还要继续得奖，做作协的副主席或者主席。

我们家已经搬了再搬，沙发也换了再换。过时的沙发早弃之一旁。爸爸妈妈已经完成了中年向老年的过渡。有时想想，何苦换来换去，沙发不过是给人坐坐，那么讲究干什么。有时却想，也许正因为给人坐的，坐的是人，因此要讲究。沙发如此，何况于人。 mp7zfUSI9GKAqF4A/oPJDlsNXY1i4kOJ2v0uDwCMb5yvsyDhNvLubTub0HFgF6s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