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青年

我写第一篇小说是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写作的原因完全是受了作家方之的诱惑。方之是我父亲的挚友，那时候刚从下放的农村调回南京，房子尚未落实，整天泡在我们家聊天。聊得最多的是他一再声称要写的小说，就那么几个故事，反复说，一直说到别人厌烦为止。除此之外，他老是想不通地质问我为什么不写小说。随便和他说着什么，他动不动就眼睛一瞪，非常严肃地说：“这完全可以写一篇小说，写下来，你把它写下来。”

于是我就试着写一篇小说。当然刚开始只是用嘴写，我告诉方之，自己打算如何如何，开局怎样，结局又怎样。方之总是点头称好，说他正在筹备一个专为青年作者提供机会的文学刊物，我的小说写出来以后，可以在那上面发表。

我那时候对发表小说的兴趣并不大，也许是自己书见得太多了，我从小生活在书的世界里，家里到处都是书，总觉得一个人有几个铅字印出来，实在算不了什么。使我入迷的是那些世界级的外国作家，人人都写了一大堆作品，和他们相比，中国作家简直就不能算作家。方之一有机会就问我小说写得怎么样了，我便一次次敷衍他，说：“就写，就写。”

一直到方之筹备的文学刊物创刊，我许诺要写的小说仍然没有一个字。这个刊物就是后来一度大红大紫的《青春》。创刊号上的头题小说是李潮的《智力测验》，李潮是与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看了他的小说，我不免有些羡慕，也有些嫉妒，于是正经八百地开始写那篇在嘴上念叨了无数遍的小说。

我写的这篇小说名字叫《凶手》，开头的场面颇有些传奇色彩，一位杀了当代花花公子的青年人，在一个风雨交加电闪雷鸣之夜，背着铺盖敲开了派出所的大门，向正在值班的警察投案自首。接下去便是倒叙，以凶手的口吻，叙述一场凶杀的全过程。小说的结尾也很有戏剧性，凶手忍无可忍，接过匕首，为民除害，破膛开肚，把仗势欺人的花花公子杀了。

这是一个非常拙劣的短篇小说。写到一半的时候，方之便从我手上抢过纸片，一段一段地看，一边看，一边笑。那时候正是右派平反不久。我父亲、方之、高晓声、陆文夫、梅汝恺几位为同一桩事打成右派的难兄难弟，常常有机会就聚一起喝酒谈文学，方之最不善饮，几口酒下肚，把我正在写的小说当笑话，讲给大家听。大家都觉得方之是在为我的事瞎起劲，明摆着，当时我写的这种小说绝对不可能发表。伤痕文学虽然正走红，但因为描写了阴暗面而屡遭非议，我的小说比伤痕文学走得更远，因此父执们都觉得方之太书呆子气。

小说终于写完，方之也承认这小说的确难发表。有一次，方之组织了一次座谈会，讨论当时得全国奖的短篇小说，议题是说坏不说好，大家不妨横挑鼻子竖挑眼，谈谈这些得奖小说的不足。别人发言的时候，方之把我的小说又细细读了一遍，会一散，他拉住高晓声，说：“兆言这篇小说，我们帮他加工一下，说不定还真能用。把高干子弟改了怎么样？”我已经记不清高晓声当时说了句什么，反正他当时很不以为然，笑着，看着似乎还有些孩子气的方之。方之让他看得有些不好意思，说：“老高，怎么啦？”

我的小说最终果然没有发表。尽管有方之为我力荐，不止一位编辑说这小说不错，但无一例外的是在终审的时候被淘汰下来。多年以后，安徽的一位老编辑写信给我父亲，仍然为我的小说发不出来耿耿于怀。小说的原稿早不知到哪儿去了，有一段时间内，我手上积了近三十万字的手稿发表不了。我和退稿笺结下了不解之缘，铅印的或者编辑手写的不关痛痒的三言两语，常常让我羞愧难当，恨不得将手头正在写的稿子扔掉。有几篇稿子在寄来寄去的途中遗失了，有的却是编辑部懒得退稿，时间长了，写信去讨，连回信都没有。我至今也不明白我的第一篇小说到哪儿去了，反正也不是一篇好小说，根本谈不上心疼。让我念念不忘的，是已故的方之当年对我的诱惑，没有他，我根本不会写我的第一篇小说。

我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刊登在我们自己办的油印刊物上。那是一本地地道道的民间刊物。发起人，都是一班从小就认识的朋友。我们的刊物叫《人间》，在当时很有些影响。《人间》社刚开始分两批人马，一批是写东西的，如顾小虎、李潮、徐乃建、黄丹旋、吴倩，另一批是画画的，如刘丹、朱新建、丁方、高欢、汤国。这批人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很有些新潮人物的味道。有些人已经饮誉当时的文坛，如顾小虎。他是顾尔镡的公子，他发表在《上海文学》上的一篇评论文章，反响很大。李潮和徐乃建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十分走红的两位青年作家。黄丹旋和吴倩都去了美国，依然继续在写，听说已得了好几个台湾和海外华语报的文学奖。画画的混得也不差，刘丹早就去美国淘金，他的妻子便是那位大名鼎鼎的洋贵妃魏莉莎。朱新建是这几年风行画坛的新文人画的始作俑者，他属于半仙，法国和比利时都去过一阵，喜欢的女人也多，喜欢他的女人更多。其他几位自然也不弱，各人有各人的成就，各人有各人的福分。

刚开始办《人间》的时候，“四人帮”刚粉碎不久，“左”的思潮很猖狂。动不动就有人跳出来扣帽子。很多人好心地要我们吸取父辈当年办《探求者》的教训。然而我们根本不肯听劝，一个个仿佛中了邪，别人越说越来劲。

《人间》结果只办了一期。办刊物实在不是桩容易事，我们那时候个个囊中羞涩，而且都缺乏动手的能力。刻钢板天经地义是由画家们承担了，对于这些未来的大画家来说，刻钢板自然有些委屈了他们。办油印刊物，画家们除了刻钢板，刻那些线条最简单的插图，没任何用武之地。此外，要去买纸，买油墨和订书机，乱七八糟的事多得不堪设想。

刊物办不下去最主要的原因是没稿子。当时作为两大主力的李潮和徐乃建，都因为外面约稿太多，自己写的小说在不在《人间》上发表无所谓。民间刊物的宗旨说穿了很简单，主要是为了发表那些公开出版的刊物上发表不了的东西，一旦大家的发表渠道畅通，民间刊物的气数就到了头。那时候民间刊物又叫地下刊物，和今天的黄色刊物不同，当年我们的刊物很有些艺术追求，发表的小说水平应该说在许多公开发表的小说之上。

我们办的唯一的一期《人间》上，刊登了四篇小说，除了我的一篇，其他三篇都是女作家的。《人间》的几位女将特别能折腾，到哪儿去都特别热闹，南京的文坛因为有了这几位女将，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显得阴盛阳衰。

我发表在《人间》上的那篇小说叫《傅浩之死》。虽然是油印的，这毕竟是我的第一篇发表的作品。小说的情节今天看来实在不值一提，写一个书呆子兮兮的人物，在“文革”中，因为喝酒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被别人向造反派告了密，酒醒以后，吓得半死，于是决定自杀，他跑到了一个悬崖边上，在跳崖之前，把赶来的造反派痛痛快快地骂了一顿，越骂越痛快，结果有人从悬崖后面爬了上去一把抱住了他，他没死成，然而因为积累在心头的怨恨已发泄了，竟然不想死了，决定好好地活下去。这篇小说后来因为朋友的帮忙，发表在安徽的《采石》上。

《人间》时期是我文学活动中的一个重要时期，正是从这一时期，我的兴趣开始转到了小说上。在这之前我觉得写小说很容易，在这之后，我因为连续不断的退稿，越退稿越赌气。我认定了一个死理，那就是别人小说能写好，自己就一定能写好。况且我常常感到别人的小说事实上写得很不好。从《人间》时期开始，我才正式把写小说当回事。

我非常怀念《人间》时期，一本印得很糟糕的《人间》，记录了我的文学青年时代。那是一个躁动的不安分的时代，充满了生气和活力。

我真正变成铅字的第一篇小说，应该是发表在一九八〇年第十期《雨花》上的《无题》。那年暑假，我的创作热情高涨，除了骑自行车几百公里去和女朋友相会之外，我一口气写了八个短篇。《无题》便是其中一篇，只花了一天的时间，写完以后，父亲看了觉得不错，当时《雨花》正准备发一期江苏青年作家专号，父亲说可以把这篇小说交给当时正负责编专号的高晓声，但是字写得太潦草了，最好重抄一遍。我脑子里酝酿的另一篇小说已经成熟，因此也懒得再抄，结果是父亲为我誊写了一遍。在父亲还没来得及誊写完之际，我的另一篇小说《舅舅村上的陈世美》又写好了。

《舅舅村上的陈世美》发表在一九八〇年《青春》的第十期上。这一期的《青春》是处女作专号，虽然是和《无题》同时问世，却因为在此之前我未曾有过铅字，因此大觍老脸地打了确系处女作的招牌。没有多少人知道我一下子发了两篇小说，这最初的两篇小说，我竟然斗胆用了两个名字，一个是真名，另一个却是笔名。我那时候对自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自信，从一九八〇年十月到一九八一年三月，不到半年的工夫，我发表了五篇小说，用了三个笔名。我自我感觉良好地认为，在未来的日子里，将有好几个都是属于我的名字在文坛上大红大紫。人们将惊喜地发现，原来谁谁谁，谁谁谁，还有谁谁谁，都是我。

我将《无题》寄给了祖父，祖父让我的堂哥给他念，念完了，祖父写信给我，说这篇小说写得不错，说出了一点意思。《舅舅村上的陈世美》我觉得写得不好，因此就没往北京寄。事实上，《无题》在读者中反响极小，而《舅舅村上的陈世美》倒使我收到了好几封热心的读者来信。记得有一封是一个农村的女孩子写来的，写得很动情，她把我当成了小说的主人公，对我的遭遇深表怜悯，而且乐意当我的小妹妹。

我的第一篇真正有影响的小说，是五年以后发表的《悬挂的绿苹果》。我的感觉良好短暂得不可思议。发了最初的五个短篇小说以后，连续五年，我一篇小说也发表不了。

退稿实在是一种磨难和不幸。我的信心打了很大的折扣，在频频退稿的日子里，我总有一种自己犯了错误的恐慌。写小说对于我来说，逐渐变成了一桩赌气的事，我把所有的退稿收集在一起，挑一个好日子，统统寄出去，然后带着惆怅的心情，愁眉苦脸地等待小说鸽子似的一个接一个飞回来。再寄出去，再飞回来，如此不断循环，周而复始。时来运转的美梦做多了，我对写作的前景如何已无所谓。退稿退多了，我一赌气，干脆就把稿子放在抽屉里。

写《悬挂的绿苹果》，正是准备硕士论文期间。这一年也是我可爱的女儿出世的年头，该花钱偏偏手头拮据，人穷志短，我不得不托朋友把这篇小说转到《钟山》编辑部。一年以后，小说竟然在一个不起眼的位置上发表了，我赶快用那笔稿酬买了一个小电冰箱。想不到我这篇小说会得到当时南北两位很红的青年小说家的称赞。南方的是王安忆，她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编辑部，大大地夸奖了我一番。北方的是阿城，我的小说发表一年以后，电影厂的一位导演写信给我，说是他去拜访阿城，阿城说我那篇小说是那一年度发表的最好的小说。这究竟是不是阿城的原话我很怀疑，不过阿城确实不止在一个人面前表扬过我。他去美国以后，写信给我的朋友时，还提起我，说我真是个写小说的人。

我很难用笔墨表达对这两位作家朋友的感激。尤其对阿城，虽然都活在这个地球上，至今也没机会见过一面。走红的作家有时一言九鼎，王安忆和阿城对我的赞许起了非常了不起的广告作用，终于有编辑找我组稿来了，来了便摆谱，便侃阿城怎么说怎么说，王安忆又怎么说怎么说。上海的陈思和与杨斌华率先为《悬挂的绿苹果》写了评论，我这篇并不起眼的小说悄悄地走起红运来，得了让人羡慕的《钟山》奖，还差一点中了两年一度的全国奖。

时过境迁，人生无常。如今稿债累累，常常听好话，参加笔会游山玩水，想起自己过去的遭遇，免不了一种小人得志的感伤。小说的艺术本来是无止境的，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小说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好。《悬挂的绿苹果》给我带来了好运气，仅仅是凭这一点，我就应该感谢这篇小说，当然更感谢那些热情关心我的朋友，没有他们，我也许至今仍然一事无成。 Y9pmxj1+b0YU+JHxR08ZzrYO1CavqX8RhrLHvQf1ATw3oXaKq9TdrynzymgaGqU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