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华莱士的探险之路

所有的真理一旦被发现就很容易理解，关键是要发现它们。

——伽利略

该收拾行装回家了。

阿尔弗雷德·华莱士当时正航行在亚马孙河的里约多斯乌佩斯（Rio dos Uaupés）支流上，距离大西洋约3 200千米，比之前来的任何欧洲人走得都远。自1848年5月与亨利·沃尔特·贝茨一同来到这里以来，他花了近4年的时间进行探索和收集，最后的两年半则只剩下他独自一人。但在最后的3个月里，他因黄热病卧床不起，精疲力竭，无法继续工作了。他的弟弟赫伯特跟随他来到了巴西，陪同他走到里奥内格罗河，就转头回家了。但华莱士不知道的是，赫伯特当时已经得了黄热病，还没来得及登上回英国的船就去世了。

那时，华莱士已经收集了一大批动物，包括猴子、金刚鹦鹉、鹦鹉和巨嘴鸟，他希望能将这些动物一路带回伦敦动物园，然而喂养它们的费用让他捉襟见肘。他还有几年来收集的标本，有的随身携带，有的则存放在河流的下游地区，他还没能将它们运回英国出售。

华莱士开始梦想着绿色的田野、整洁的花园、美味的面包和黄油，以及家中舒适的一切。他带着34只活生生的动物和许多箱标本和笔记登上了海伦号（Helen）帆船，启航返回英国。

“船着火了，快过来看看吧！”那天早餐刚过，船已离港3周，正航行在百慕大以东的某个地方，船长非常忧虑地跑进华莱士所在的船舱。此时，浓烟正从船舱里冒出来。

船员们竭尽全力，依然无法扑灭燃烧的火焰。随后，船长命令放下救生艇。仍然虚弱的华莱士看着眼前的情景，希望这只是一场发热引起的噩梦。可惜，事实并非如此。他只能回到自己那闷热、烟雾弥漫的船舱，拿起一个小锡盒，扔进去一些草图（见本章首页背面图）、笔记和一本日记。然后他抓住一根绳索想跳进救生艇，结果却滑倒了，手也被绳子割伤。当他受伤的手碰到海水时，疼痛变得无法忍受。好不容易爬上救生艇，却发现它在漏水。

华莱士眼睁睁地看着他携带的动物在火海中灰飞烟灭，最后是海伦号，连同他所有的标本。就这样，华莱士仰卧在大西洋中部的一艘漏水的救生艇上，他还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损失。他一直看着在身边嬉戏的海豚，并乐观地认为自己绝不会葬身于此。但是风向变了，日复一日不停地吹向这敞口朝天的小艇。华莱士被晒伤了，皮肤起泡，口干舌燥，无尽的海浪早已将他浸透，他只能不停地将海水舀出小艇，直到筋疲力尽，也几乎快被饿死了。侥幸的是，在海上漂流了10天后，他们终于获救了。

登上救援船乔德森号（Jordeson）的头一个晚上，华莱士失眠了。他在日记中写道：“现在，当危险过去了，我才充分地意识到我的损失是多么巨大……怀着将众多新的美丽生物从蛮荒之地带回家的美好希望，我度过了无数个辛劳的日子；它们中的每一个都给我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回忆，这一切本该证明这段旅途并非虚度光阴，并将在今后的许多年给我带来职业生涯的荣耀和无穷的乐趣！可现在一切都化为了泡影，我甚至连一个标本都没能留下，无法用其证明我曾走过的未知之地。”

事实上，危险并没有过去。乔德森号也两次遭受强风暴袭击。其中一次船帆被飓风扯破了，一个巨浪砸破了华莱士所在船舱的天窗，把正在睡觉的他浇得浑身湿透。另一次则是在英吉利海峡，当时他们都快到家了。风暴击沉了许多船只，乔德森号的货舱里的积水有一米多深。

华莱士在航行回家的路上曾多次发誓：“如果我这次能平安回到英国，就永远不会再出海了。”如果他信守诺言，他的故事将到此结束，也就不再会有人听说过阿尔弗雷德·华莱士这个人了。

幸好没过多久，他就违背了自己的誓言。

下一站：马来群岛

幸运的是，他遇到了塞缪尔·史蒂文斯（Samuel Stevens），这位经纪人将华莱士在海难发生前设法运回英国的东西出售了。史蒂文斯在伦敦和华莱士见了面，给他买了一套新衣服，史蒂文斯的母亲一直照顾着华莱士，直到他的身体完全恢复。此外，史蒂文斯还颇有远见地为华莱士的收藏品买了200英镑的保险。尽管这比华莱士所希望的通过出售其从亚马孙河流域带回的宝物应该获得的钱要少得多，但也足以让他免于沿街乞讨度日。

这次标本的丢失，并没有阻止华莱士继续冒险，反而激发了他的决心。他的航行没有结束，他对探索和收集的欲望还没有得到满足，对物种起源的兴趣也没有一丝减退。就1852年的科学界而言，物种起源的谜团仍未解开。尽管达尔文早在10年前就完成了相关论文，但其内容只有少数人知道，而华莱士并不在其列。此时华莱士29岁，不像达尔文，他还不准备安顿下来。

他开始考虑下一次旅行，而最大的问题是“去哪里”。这既要考虑科学问题，又要考虑现实问题。他曾听热情的年轻动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说过：“英国的科学无所不能——除了无法支付报酬。”对于像赫胥黎和华莱士这样白手起家的打工阶层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事实。华莱士不得不收集能卖个好价钱的猎物，因此他排除了返回亚马孙河流域的可能性。虽然他曾经的同伴贝茨仍在那里，并几乎游历了整个区域，但是，他必须去一个全新的地方。

他一直在考虑马来群岛，这是东南亚和澳大利亚之间的一大片岛屿。除了爪哇岛上的动物和植物外，该地区的其他动植物尚未经探索。在那里的荷兰人聚居地，人们已发现了许多自然历史片段，这使华莱士相信马来群岛不仅能为探险者提供良好的探索环境，还拥有丰富的可供挖掘的宝藏。这些岛屿从东到西跨越6 000多千米，从北到南跨越2 000多千米，面积几乎相当于整个南美洲大陆（见图2-1）。许多岛屿都是火山岛，其中一个是喀拉喀托（Krakatoa）火山，在1883年的一次大喷发中使周围液体汽化，几乎改变了地球的气候。覆盖着热带雨林的岛屿看起来很相似，但不同岛屿拥有不同的宝藏，而正是华莱士为发现和解释这些差异所做的贡献，最终使华莱士的名字被后人留在了地图上。

最美丽的珍宝

去远东的航程要比去巴西长得多。华莱士于1854年4月抵达马来群岛，开始探索这片区域。他遇到了与亚马孙河流域完全不同的宝藏和危险。例如，新加坡岛是一个很好的昆虫采集地。然而，这个岛也有一些让人头疼的地方——“到处都是诱捕老虎的陷阱，这些陷阱用树枝和树叶小心地覆盖着，而且隐蔽得很好，有好几次我差点儿就掉进去。这种陷阱有4～6米深，所以一旦我掉进去几乎不可能在无人帮助的情况下从里面爬出来。”

当时的新加坡老虎四处游荡，它们平均每天捕食一名居民。华莱士偶尔会听到它们的吼叫，他用英国人典型的低调的口吻记录道：“当这些野蛮的动物可能就潜伏在附近时，捕捉昆虫就是一项相当危险的工作。”

据传，其实当地的一些原住民也同样是危险因素。一位朋友看到华莱士把床垫直接放在架空的竹屋的地板上，赶紧告诉他这很危险。“因为周围有很多坏人，他们可能会在晚上过来，从下面用长矛刺穿我的身体，所以他好心地借给我一张沙发睡觉，但我从来没有用过，因为这里太热了。”华莱士回忆道。

华莱士并没有被这些危险所困扰，仍然每天做着例行的工作。早上5点30分起床，先洗个冷水澡，再来杯热咖啡。然后他会整理前一天收集的物品，最后带着他的装备再次进入森林。他手里拿着一张网，肩上背着一个大收集箱，还带着用来夹住蜜蜂和黄蜂的夹钳、用来装大大小小的昆虫的两种尺寸的标本瓶，他用软木塞塞住瓶口，拿绳子系着标本瓶挂在脖子上，有时他还会带着来复枪。

为了更好地保存标本和动物的皮毛，他利用了当地酿造的艾瑞克酒。这是一种用各种发酵的水果、谷物、甘蔗或椰子汁蒸馏而成的酒，约含70%的酒精。这种酒在当地很受欢迎，所以华莱士通常都有充足的存货。然而，一些原住民对这种酒的气味异常敏感，因此他家里或野外营地里存储的酒经常成桶地失踪。华莱士制订了防御策略，将死去的蛇和蜥蜴放入酒桶中，但即使是这番操作也没能阻止其他人来偷喝他的存货。

原住民不明白他为什么如此小心地保存着这些鸟类、昆虫和植物，还用光了上好的艾瑞克酒。华莱士告诉他们，自己国家的人会去研究它们，但原住民对此毫无兴趣，他们坚信在英格兰肯定有更好的东西。在那里，华莱士遇到的一些部落似乎更喜欢他们自己的收藏，比如好战的达雅克人（Dyaks）喜欢将敌人的颅骨成捆地吊在他们长廊的天花板上。

尽管这听起来有些凶残，土著部落的人还是跟华莱士讲述了他们对森林的认识，并帮助他找到了想要的东西。华莱士潜行在马来群岛最美丽、最珍贵的宝藏——红毛猩猩、猴子、壮观的极乐鸟和硕大而璀璨夺目的蝴蝶之间。他沉思着：

大自然似乎已经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以确保这些宝贵的财富不会因为太容易获取而失去价值。首先，这是一片开阔的、没有海港、荒凉的海岸，暴露在太平洋汹涌的海浪之下；其次，这是一个崎岖多山的国家，覆盖着茂密的森林，沼泽、悬崖和锯齿状山脊为中部地区提供了几乎不可能跨越的屏障；最后……

无论在森林里待了多少年，他捕捉新事物的兴趣丝毫未减：

我曾看到一只巨大的蝴蝶停在伸手够不到的叶子上，它的颜色很黑，上面有白色和黄色的斑点。我一下子就看出它是东热带的骄傲——“大鸟翼蝶”，或称“鸟翼凤蝶”（见图2-2），属一个新种的雌性蝴蝶。我非常渴望得到它并找到一只同种的雄性蝴蝶，在这个属种中，雄性总是非常美丽。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我只看到过它一次。我开始对得到其标本感到绝望，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丛美丽的灌木，有一只大鸟翼蝶在它上面盘旋，但它飞得太快了，我无法追上，结果它飞走了。第二天，我去了同一处灌木丛蹲守，成功地捕捉到了一只雌性蝴蝶，第三天又捕捉到了一只雄性蝴蝶。这种蝴蝶翅膀的宽度近20厘米，蝶翼颜色是天鹅绒般的黑色和火焰般的橙色，后一种颜色取代了近缘种蝴蝶的绿色。这只昆虫的美丽和光芒是无法形容的。当我把它从网中拿出来，展开它那美丽的翅膀时，我的心脏开始剧烈地跳动，血一下子涌到头上，我感觉自己几乎要晕倒，就像我害怕快要死去时一样。那天剩下的时间里，我的头一直在疼。

华莱士的物种理论

华莱士可不仅仅只会赞美蝴蝶。他密切关注着自己发现的物种的多样性，每个物种个体之间的差异性，以及它们的分布情况。这些不仅是一个职业收藏家的实际工作，也是使他转变为科学家的催化剂。

当达尔文对进化理论保持沉默的时候，华莱士却不然，他将自己的想法写出来，并希望它们尽快登上英国的杂志和期刊。其中一些是简短的考察记录，而另一些则透露了更大胆的想法。像达尔文一样，华莱士对一些他们都观察到的事实和结果感到困惑，而且也得出了一些与达尔文非常相似的结论。但是制约着达尔文的那些顾虑，对华莱士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华莱士需要得到认可，并且无所畏惧。

1855年，在马来西亚沙捞越州（Sarawak）等待雨季结束的时候，华莱士将地质学和自然史的线索联系在一起，提出了一条新的法则：“每一个物种的产生，都与一个已经存在的近亲物种，在空间和时间上存在着重合。”

华莱士认为物种之间的联系就像“一棵长出枝条的树”。他指出，新物种来自旧物种，就像新的枝条从老树干上生长出来一样。这个想法现在听起来可能不太出格，但在当时非常大胆。它针对的是当时广为接受的神创论，即每一个物种都是在一瞬间被特别创造出来的，以适应它所生存的环境。而且，他还得出了一些达尔文苦苦思索了近20年但一直未发表的论点。华莱士欣然接受了揭示地球持续变化的地质学现象和明显反映生命进化的化石记录所展现的不断进化的图景。他简单地推断，过去真实的情况必定适用于现在：“目前地球上生命的地理分布，必定是地球表面本身及其生物先前所有变化的结果。”简言之，地球和生命是一起发展进化的。当时人们已开始习惯于地球发展变化的说法，但一点也不认同生命进化的观点。

华莱士用他对物种分布的各种考察结果来支撑他的“沙捞越法则”，特别是分布在岛屿上的物种。以加拉帕戈斯群岛为例：“该群岛几乎没有自己特有的动植物群，其中大多数动植物都与南美洲的动植物群关系非常密切，对此，迄今还没有任何、哪怕是猜测性的解释。”他这是在批评达尔文，因为达尔文一直在回避这个问题。华莱士继续说：“就像其他新形成的岛屿一样，在风和洋流的作用下，经过一个足够漫长的时期，首批定居在岛上的原始物种灭绝了，只留下了改造后的类型。”也就是说，南美洲现在虽然没有与加拉帕戈斯群岛相同的雀鸟品种，但两地雀鸟之间却有着十分密切的近缘关系，说明南美雀鸟一定曾在该群岛上存在过。

华莱士指出，鸟类、蝴蝶和各种植物的某些种群仅在特定的地区存活。他注意到在亚马孙河流域，一些种类的猴子仅生活在河的一侧。“如果没有自然的法则限定它们的繁殖和分布，它们就不可能成为现在的样子。”他所说的“限定”是指一个物种在陆地上的散布程度受到河流、山脉等地貌特征的限制。

当他的论文第一次发表时，几乎没有人阅读或注意到它。华莱士没有听到任何来自英国的反馈，除了一些指责，认为他应该专注于标本采集，而不是建立理论。

但他还是收到了老朋友贝茨的来信。虽然仍在亚马孙河上游安营扎寨，但贝茨还是设法得到了一份刊载华莱士论文的期刊。贝茨衷心祝贺华莱士提出了新理论，他认为这“就像真理本身一样，这个理论如此简洁明了，那些阅读和理解它的人都会被它的简洁所震撼”。

华莱士线

华莱士经常从一个岛跑到另一个岛。他总共进行了96次旅行，行程超过20 000千米，并在8年的时间里多次游历了其中的一些岛屿。他时刻保持灵活变通。通常情况下，能搭上去哪里的船他就去哪里。他几次试图从新加坡到苏拉威西岛（Sulawesi）上的马卡萨（Makassar），但都没有成功。1856年5月的一天，他听说有一艘中国帆船将驶向巴厘岛。他并不打算去那里，但他认为可以从那里找到一条经龙目岛到马卡萨的路。这次意外的绕行给华莱士带来了其探险生涯里最重要的发现。

在巴厘岛，华莱士发现了与他所到访过的其他岛屿相同的鸟类——织布鸟、啄木鸟、画眉鸟、椋鸟等，但没有什么太令人兴奋的新发现。然后，“当我抵达龙目岛，其与巴厘岛之间的海峡仅有30多千米宽，我想当然地以为能再次见到这些鸟，但在那里逗留的三个月里，我从未见过它们中的任何一种。”相反，他发现了完全不同的品种，其中有白色凤头鹦鹉，三种吸蜜鸟，一种当地人称之为“夸克夸克”的叫声很大的鸟，还有一种叫“冢雉”（绰号“大脚”）的非常奇怪的鸟——它用一双大脚为自己的蛋建造了非常大的护堤。在爪哇岛、苏门答腊岛、马来西亚及婆罗洲的西部岛屿上，这些种群人们都未曾见到。

这是一个谜。是什么阻止了这些物种在岛屿之间的散布？显然，鸟可以轻而易举地飞越这30多千米宽的海峡。华莱士在给贝茨的信中描述了这个谜题。他推测在巴厘岛和龙目岛之间存在某种无形的“边界线”。再往东来到弗洛雷斯、帝汶、阿鲁群岛和新几内亚，鸟类的变化也非常明显。苏门答腊岛、爪哇岛和婆罗洲常见的所有鸟类种群，人们在阿鲁群岛、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都没有见到，反之亦然。

西部和东部岛屿上的哺乳动物的差异同样显著。西部的大岛上有猴子、老虎和犀牛，但阿鲁群岛上没有灵长类动物和食肉动物，所有的本土哺乳动物都是有袋动物——袋鼠和袋猴。

巴厘岛和龙目岛之间的界线是真实存在的，这对华莱士来说意义重大。他又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现代博物学家的理论是否能解释阿鲁群岛和新几内亚动物群的现象。如何解释它们的起源？为什么在全世界其他有相同气候的地区却找不到与之相同的物种？给出的一般解释应该是：随着古代物种的灭绝，在每个国家或地区，新的物种都会被创造出来，以适应该地区的自然条件。

这里所说的“创造”，是指由造物主特别创造。但是，华莱士指出，这一“理论”意味着我们会在气候相似的地域找到相似的动物，在气候不同的地域找到不同的动物，而事实并非如此。

通过比较婆罗洲（西部）和新几内亚（东部），他写道：“很难找出比这两个地区在气候和环境特征上更相似的了。”但它们的鸟类和哺乳动物却完全不同。

再来比较一下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我们几乎找不到比这两个地方自然条件差异更显著的，一个承受着持续的潮湿，另一个面对的则是干旱。”华莱士推理道：“如果袋鼠特别适应澳大利亚的干燥平原和开阔森林，那么它们出现在新几内亚茂密潮湿的森林肯定存在其他的原因，我们很难想象，种类繁多的猴子、松鼠、食虫动物和猫科动物出现在婆罗洲，仅仅是因为它们适应了该地域，而在另一个气候完全相似、相距也不远的地域，这些物种却一个都没有出现。”在东部岛屿的热带丛林中，树袋鼠的栖息地正是西部岛屿的猴子所占据的地盘。

这其中的原因一定是“其他的一些规律调节了现有物种的分布”。华莱士认为，这一规律正是他两年前提出的“沙捞越法则”。他再次利用地质学理论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他推测，新几内亚、澳大利亚和阿鲁群岛一定在过去的某个时候是连在一起的，因此有着相似的鸟类和哺乳动物种群。西部岛屿呢？华莱士推断，它们曾经是亚洲的一部分，因此其中的动物群与亚洲的热带动物群——猴子、老虎等有共同之处。

华莱士是对的。巴厘岛和龙目岛之间的距离虽然很近，但后来人们发现分隔它们的海沟却非常深。巴厘岛位于大陆架的边缘，而龙目岛则位于另一大陆架的边缘（见图2-1）。巴厘岛曾与其他西部岛屿相连，但从未与龙目岛相连。这不仅仅是30多千米距离的问题。过去的数百万年，两者分离的程度更大，这使动物已经适应了各自生活的岛屿特有的环境。如今，这两个岛屿的距离虽变得很近，但从地质学角度讲，它们是“新邻居”。

华莱士将物种起源与物种分布的问题联系起来，并在亚洲和澳大利亚的动物群之间划定了一条分界线。他的这一发现被称为“华莱士线”，并永远为后人所铭记，而华莱士本人则成为生物地理学的奠基人。

终于，华莱士得到了来自英国的一些关注。他与达尔文建立起通信联系，信中他惋惜自己的“沙捞越法则”没有受到任何关注，甚至没有遭到反对。1857年5月，达尔文回信说：“我认可你论文中几乎每一个字的真实性；应该很少有人会发现自己的观点与某篇理论性论文的观点竟如此一致，我想你应该也会有这种感受。”他接着解释说，他研究物种进化的问题已经有20年了，而且正在编写一部两年内也不见得能完成的巨著。这是达尔文在圈定自己的领域，更像是来自一位资深博物学家的善意提醒：他已经思考这些问题很久了，在适当的时候，他将公开自己所有的论点。但也许应该引起注意的是达尔文，因为华莱士离他越来越近了。

适者生存

对华莱士来说，当时的问题已不再是物种是否进化，而是如何进化。1858年初，在特尔纳特火山岛上得了疟疾、备受煎熬的他，找到了答案。

在疟疾使体温忽高忽低的情况下，华莱士除了“思考当时我特别感兴趣的问题”之外，什么也做不了。在超过30℃的气温下，他整个人裹在毛毯里，想起了几年前读过的马尔萨斯关于人口的论文。他突然想到，制约人口增长的疾病、意外和饥荒同样也制约着动物。他想到了繁殖，动物的繁殖速度比人类快得多，如果不加以控制，地球将很快变得拥挤不堪。但他所有的经验都表明，动物种群的数量是有限的。华莱士总结道：“野生动物的生活是一场生存的斗争。它们需要竭尽所能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并养活它们的幼崽。”寻找食物和逃避危险主宰着动物的生活——最羸弱的动物将会被淘汰。

作为收藏家，华莱士对物种的个体多样性很熟悉。他写道：“也许所有的变异都会对个体的习性或能力产生一定的影响，不管这影响有多小。一种力量稍有增强的品种，最终将必然在数量上获得优势。”

好极了！他终于想明白了——要不然他就疯了。等到退烧后，华莱士才开始动笔写作。他仅花了几个晚上就把论文全部完成了。

他把论文标题定为“关于变种无限期地偏离原型的趋势（On the Tendency of Varieties to Depart Indefinitely from the Original Type）”。后来，他将自己的想法称为“适者生存”，这是借用社会科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术语。华莱士的论文仅仅是一份草稿，构思于距英国的科学中心16 000多千米外的一座地震肆虐的岛屿上的一所破旧的房子里，当时的他正处于高烧中。华莱士并没有直接把它寄给期刊社，他想找人先看看。

他把论文寄给了谁呢？当然是达尔文。

这一次，他不会被忽视了。

与达尔文的友谊

1858年6月，当达尔文收到华莱士的论文时，他感到十分震惊。如果他一直密切关注华莱士之前发来的所有邮件，他本不会如此。尽管此时距离他关于物种起源第一版“论文”的发表已经过去了16年，达尔文还是“担心他所有的独创性，不管有多少，都会被粉碎”。

此后发生的事情至今仍然是学者们争论的话题。事实是，华莱士曾要求达尔文将手稿转交给地质学家查尔斯·莱尔爵士，达尔文照做了。莱尔和著名植物学家约瑟夫·胡克是达尔文的密友，达尔文曾向他们透露了自己的自然选择理论和许多支撑性论据。莱尔和胡克主动安排将华莱士的论文，以及达尔文关于自己的理论的一份简要概述，在即将召开的林奈学会会议上一并诵读，然后一同出版。

华莱士的个人荣誉被剥夺了吗？论文联合出版公平吗？（华莱士在事后才得知此事。）但毕竟，是达尔文创造了“自然选择”这一术语，而且他与其他科学家分享了他1842年的草稿，尽管是以非公开的形式。

如今，达尔文的名字和著作的确比华莱士更知名。但让我们来看看华莱士本人是如何看待这件事的。在华莱士的余生中，他一直尊崇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出版后的那一年，他写信给贝茨：“我不知道如何表达或向谁表达我对于达尔文的巨著的钦佩。我由衷地认为，无论我有多大的耐心就此课题不断地做实验，我的论文也永远无法企及这本书——它所包含的令人震撼的论点，令人钦佩的风格和精神内核。达尔文先生创建了一门新的学科和一门新的哲学，我相信人类知识从未有一个分支得到过如此完整的诠释，并且完全是因为一个人的努力和研究。”

华莱士总是提到“达尔文理论”，后来他在关于自己的旅行的主要著作《马来群岛》（ The Malay Archipelago ）一书的献词中，声明“将此书献给《物种起源》的作者达尔文”，这不仅是个人尊重和友谊的象征，也表达了华莱士对达尔文的智慧和著作的深深敬佩。在他的自传《我的一生》（ My Life ）中，他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讲述了他与达尔文的友谊，字里行间没有任何遗憾、嫉妒或怨恨。

也许对华莱士来说，他更在意的是被认可。1858年，他还不属于领导新思想革命的杰出科学家的圈子。当他听说莱尔和胡克对他的论文发表了赞美之词时，他写信给他的老朋友和同学说：“我有一点儿自豪。”华莱士不需要也无意成为这个圈子的中心人物，他只想被允许进入这个圈子。这一点，他肯定做到了。 MYsfJeZ5hk4D2/C9em5dX9PrBcKzBF44SCzer8vbNfd1a36y0LAUrM4WgK5IyC8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