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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吧，不列颠尼亚！不列颠尼亚，去统治海洋！
这首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振奋人心的英国爱国合唱曲，在19世纪上半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当其他国家刚刚从战争和政治动荡中恢复过来时，英国海军早已统治了海洋，并帮助其幅员辽阔、欣欣向荣的帝国扩大着全球贸易。一种由武装押运的“邮包船”以及后来的商船组成的系统，将邮件和包裹运送到全球各地的许多偏远村镇。如果当时有人希望漂洋过海去探索遥远的未知之地并搜集奇异的标本，那么成为一名英国人会有助于他实现自己的心愿。
三次伟大的航行和三位伟大的英国博物学家，对自然选择理论的形成以及支持自然选择理论的证据的搜集是至关重要的。当然，最著名的航行是达尔文乘坐英国皇家海军小猎犬号所进行的那次。尽管达尔文因其对自然史和进化论的无可争议的贡献而名扬四海，但他登上这艘船的起因、他当时的观点和动机，以及他是如何开始以如此不同的方式看待世界的，却并没有太多人知道，甚至常常被人误解。
登上小猎犬号的这位神学院学生，当时看起来不太自信，并不像一位会带来未来巨大变革的人物。达尔文出发时也确实没有为支持或反对任何伟大思想去搜集证据的计划。他的进化论是在航行完成后逐渐形成的，他思考自己所看到的，并开始私下质疑当时的主流思想。与达尔文不同，阿尔弗雷德·华莱士和亨利·沃尔特·贝茨从一开始就有关于进化的想法。19世纪40年代中期，物种可能发生变化的观点在大众中逐渐流传。正是在那个时候，华莱士向他的朋友贝茨建议，一起去亚马孙河流域收集数据，以“解决物种起源问题”。
这三位探险家从英国出发前往南美洲丛林的时候，都很年轻。达尔文22岁，贝茨23岁，华莱士25岁。然而，与出身于富裕家庭、在剑桥接受教育，并拥有在武装海军舰艇上成为博物学家的优势的达尔文不同，贝茨和华莱士是自学成才的业余爱好者，他们必须乘坐从事贸易的商船前往亚马孙河流域，而且为了支付航行的费用，他们需要把珍贵的标本运回英国出售。
一到亚马孙河流域，这两位好友很快就分头行动，希望能去往更多的地区。4年后，华莱士回国了，随后又独自进行了一次漫长的航行，登上了马来群岛的许多岛屿；贝茨则在亚马孙丛林里度过了长达11年之久的艰难但收获颇丰的岁月。
这些都是真正的史诗般的旅程，充满了痛苦和欢乐。这三个人收集了大量的昆虫、鸟类和其他可带走的动物标本，他们对物种的多样性、物种内部的变异和不同物种及品种的地理分布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正是这种兴趣让他们每个人都有了各自的发现：达尔文有了关于“自然选择”以及“不同物种是共同祖先的后裔”的想法（详见第1章）；华莱士强化了关于生物个体间“生存斗争”的独立概念，并划定了亚洲和澳大利亚动物之间的界线——“华莱士线”（详见第2章）；贝茨则发现了拟态现象，这为野外环境中的自然选择提供了最好、最及时的证据（详见第3章）。在《物种起源》出版之后，进化论与达尔文永远地联系在了一起，但该理论的形成及其早期能为科学界所接受，很大程度上要分别归功于华莱士和贝茨。
尽管达尔文的旅程比华莱士和贝茨早了近20年，但当后面的两人返回英国时，他们的工作有了交集。从此，这三位探险家成为一生的朋友，并一直保持通信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