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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已深，十里洋场的霓虹灯渐次熄灭。
夏日晚风带着黄浦江的潮气，拂掉白昼的喧嚣。
车马声像水面的涟漪消散一般，逐渐复归平静，四周只留下蛙叫虫鸣。一个个旗袍女郎也消失在黑暗中，如归林的倦鸟。
四周安宁的气息让人忘却千里外的炮火。不过大部分人对这宁静的上海滩毫无印象，此刻他们正在酣睡。
于升每日凌晨三点半练拳，这是入门后养成的习惯。
凌晨练武，原因有三：一是政府长期禁武，练武须避人耳目；二是四下无人，可以防人偷学；三是万物俱静，心宁不扰。
凉风宜人，暑气全消，于升吐纳调息，气息变得如潮汐般深缓。食物是地赐予人的能量，气是天赐予人的能量。稳定深长的呼吸可以激发精力，是武人精气神的源头。
于升步入天井，脚踩细土，劲力入地三分，当即心神安宁、气息充盈。他双肩双胯皆外撑，整个身体仿佛撑开的风筝，充满张力。在这样的结构下，体内无一处肌肉关节被压迫，动量势能叠加最为高效。
于升重心猛然一坠，腋下仿佛有弹簧，“接住”下坠势能，如鸡抖翎，肩头一颤，打出右手单拳。
单拳虽名为“拳”，但其实打的是膀—以拳、肘、肩三节为一个整体出击。这一击以失重启动弹性势能，出拳似放箭，打出弹、脆、沉、炸之劲。
西洋拳讲究“力从地起”，主动蹬地发力，从下往上顶出力来，这是举重思维。武术反其道而行之，从高处向下松坠“失重”，通过中节承接调动，借筋膜弹性把重力势能“运”起来，出手如雄鹰扑兔，“用势不用力”。
人的本力有限，要以小胜大，不能求之于力，必须求之于“势”，因此要“借势”。
天、地、人三才，借势要向天地借。
人处在重力场内，地球仿佛两只巨手，一手始终拖拽四肢和身体，另一手托着脚底，形成静态平衡。当人为打破平衡，通过松坠失重，抽掉一股支撑力，便凭空多出股力量，再将这股向下的重力转化为向前的抛击力，就可突破本力的局限。
武术中对重力的运用来自“天人合一”思维。
如果于升懂现代科学，他就会知道，自己正实践着最速曲线的原理。在重力环境下，两点间的运动并非直线最快。物体借重力加速度，通过一条向下的弧线能比通过直线路径更快到达目标点。打击力来自物体的质量与加速度，而下坠加速是增加打击力的途径之一。
于升每天至少要进行五千次功法训练，已经坚持了十年。最初他完成训练需要三个小时。如今他仅用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完成，但依旧每天凌晨三点半练功，享受这段只属于武术的时光，如同一头月下孤狼。
李白留有“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千古名句。“光与影”对应“形与神”。传说关羽月下斩貂蝉，面对美人不忍下手，青龙偃月刀掉落，正好斩在貂蝉的影子上，美人便香消玉殒。
影子代表灵魂。
于升在月下身影同动，身心一如，拳禅不二，心中感到踏实笃定，江湖琐事统统如青烟散去。
武术博大精深，技近乎道，艺可通神。练武如修道，精力善用，妄念不生。浮世中，武术是锚，让人不再随波逐流。
月与星辰，无言恒静；青山长河，不变古今。
天地间，于升身影渺小，以另一种方式融入永恒。
武术的一招一式皆是代代先人的智慧凝聚而成。一拳挥出只需眨眼的时间，但这一臂已经走过千年。
自秦始皇尽收天下之兵熔铸成十二金人起，民间禁武就是历代朝廷不谋而合的政策。“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两者都不利于统治。汉武帝罢黜百家，在文化上实现大一统。“武”曾是贵族特权，孔子提倡“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佩剑而行。天下统一后，兵役制将战争与民众紧紧联系在一起。“武”的主体转移到民间。战争不断，兵家在民间传承不灭。
直到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为防止武将夺权，宋代重文轻武。军队交由宦官统领，军人成为一种低贱的职业。
武人失去了荣誉感，折了锐气。“武”从此下沉，沉淀到民间各个角落。
清军入关，破扬州，屠城十日，史可法自尽。军师洪英在五名弟子的保护下逃脱，创立“洪门”。明太祖朱元璋年号“洪武”，“洪门”寓意反清复明。“洪门前五祖”逃到福建南少林，联合天下豪杰，共图反清大业。武术成为暗党造反的工具，在反清运动中得到大力传播。
斗转星移，此消彼长。
大清缔造盛世，洪门逐渐势弱，民间武术活动重回低谷。
清帝退位后，议会政治和宪政设计随宋教仁一同倒在血泊之中，袁世凯称帝，张勋“辫子军”复辟，北洋政府争权乱战，军阀割据，战云密布。
这是最混乱、最生机勃勃、最百无禁忌的时代。
乱世尚武勇，政府提倡以武术“强国强种”，成就了“国术”之名。中央国术馆的成立让武人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国术国考第一等被称为“国士”，取“国士无双”之意。这是千年来政府第一次提倡弘扬民间武术，也是中国武林的最后一个巅峰。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中，于升与武术结下不解之缘。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国难，八国联军攻下大沽口，天津沦陷，毁了于升祖上积下的家业。其父于其仁在战乱时立得定，靠教书裱画的本事撑起了家。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于升出生。这一年，实行了千年的科举制被废除，读书人一步登天的道路就此断绝。同年，日本战胜俄国，这场战争打得中国东北千里萧条、灾民遍地，也为中日矛盾加剧埋下伏笔。
于升是家中第三子。其父受新思潮影响，不愿将忠孝理念强加于孩子：“树木结果是天地规律，我本无恩于你，你不需为我而活。自己活得率真，才不枉人生一场。”
于升心中的“率真”，就是当侠客。
杀伐乱世，黎民遭涂炭之苦，四海踏尽公卿骨。民众将希望寄托在清官和侠客身上。清官为民做主，保一方平安；侠客惩奸除恶，救人于危难。
司马迁盛赞侠士“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荆轲刺杀秦王自知有去无回，依旧慷慨赴死；墨子铁肩担道义，纵死犹闻侠骨香；谭嗣同“拔剑欲高歌”，一腔热血为国人。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于升还记得父亲给自己解读“侠”。
“侠（俠），左边是一个人，右边是两臂各挟一人，意思是靠自己的力量帮助旁人。侠不是一种职业，他们或是樵夫渔者，或是红尘义士，只要有助人之心、忠义之骨，人人可成侠。”
为了让于升了解侠义精神，父亲给了他一本梁启超撰写的《中国之武士道》，并为于升讲解中华武士的行事准则：
武士不苟且，重义轻生。
武士以国家名誉为重，如有损于国家名誉者，刻不能忍。武士遇有损国家权利者，以死争之。
有益于国家利益，武士应当抛头捐躯，无吝无畏。
当名誉被他人所侵损或轻蔑，当以命搏之。
若战败，宁死不为俘虏。
受人之恩者，以命报之。
朋友有急难相托者，搭上性命及一切以救之。
他人的急难，虽与我无关，未求援于我，出于大义理应相助，事成后不居其功。
与人共事，绝不出卖同伴，以命守秘。
师长如有损国家大计或名誉者，必将与之斗争，忠义不能两全时，取其大义。
犯下罪后勇于承担，不逃避刑罚，不连累他人。忠于职责，绝不畏死惜命，必要时以身殉之。
《中国之武士道》句句豪迈，慷慨激昂，于升逐字背诵，将之刻入骨血之中。
武侠不仅是刀剑英雄，也是山河万里，家国千秋。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要行侠仗义，一身功夫必不可少。武与侠密不可分，故有“武侠”之说。于升因此对武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自古燕赵多义士。大批晚清遗老、皇亲国戚、下野军阀选择在天津归隐。这些人要么家财万贯，要么一生戎马，仇家无数，大多请武师保镖护院。因此，形意、八卦、太极、通背等各门派高手云集天津。逼退俄国力士的“津门大侠”霍元甲、开创中华武士会的李存义、孙氏太极拳创始人“活猴”孙禄堂、形意八卦拳名家张占魁等人都是津门武林的传奇人物。
天津高手虽多，但平民子弟要拜入名师门下亦不容易。自古“穷文富武”，平常人家请不起武术老师，且乱世艰于求生，也没那么多精力练武。于升虽有习武之念，苦于投师无路，直至十五岁那年，目睹一场械斗，因缘际会下才开启了习武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