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渡口到渡口

2000年6月6日

早晨，去青白石。原打算一早就赶往刘家峡，那儿有刘家峡水库，还有炳灵寺石窟。不过去刘家峡并不是为了看水库或石窟，我想看的是“祁家”，黄河上一个老渡口。

那何不先去青白石？也是一个老渡口呀。小李说。小李是一位记者。

青白石。在这黄土大地上，有个地方叫青——白——石，有一种坚脆、阴凉的感觉。

好吧，就去青白石。

从地图上看，青白石和刘家峡分处兰州东西，黄河九曲十八弯，弯过兰州就是青白石。在很多年前，如果我从长安出发，走宝鸡、天水、定西，那么我一定会在青白石渡过黄河，然后，就是河西走廊，西出阳关，还有春风不度的玉门。

确定了青白石的伟大意义后我就消停了，我和小李在车上聊天。话题始于渡口，后来就谈到了桥，原来青白石现在是有桥的，建桥的人中有一位名叫苏珏。

苏珏是修路的。他是个公路工程师，几十年里，他走遍甘肃，修建公路，在路上，他由一个青年变成老人。

但苏珏也修桥。在五十年代，领导认为，一个工程师，既然能修路，必定也能架桥。桥难道不是路吗？而且更重要的是，难道我们要让路停在河边，等着天上掉下一个桥梁工程师？于是，苏珏无话，为了他的路，他必须去设计桥梁。

他看着一座座桥按照他的图纸被建造，桥墩立起，桥面合龙。他满怀恐惧，他怕桥塌了。在他的梦里，桥塌的时候没有声音，默默地、松软地塌下去。

有一天，他从梦中惊醒，跑到河边去找他的桥。天很黑，下着大雨，什么也看不见，河已经吞下了桥，他觉得自己正在塌下去……

当然，桥没塌，苏珏当年设计的几座桥依然坚固伫立。但大雨大夜中，那个无助的修桥者曾在河边寻找他的桥，他怕他的桥丢了。

路上驶过一辆又一辆卡车，满载石料，地如其名，青白石是采石场。我们沿着黄河驶去，此时黄河宽阔，流于平野。

青白石还产葫芦——

我们进了村庄，向几个农妇问路：“渡口在哪儿？”

“你们是买葫芦的吗？”农妇反问。

葫芦，为什么是买葫芦？按照农妇的指点我们继续向前，我想，大概青白石的葫芦熟了吧。

我们不断地问：“渡口在哪儿？”“渡口在哪儿？”这一带的河边是巨大的工地，车子穿行在沙堆、土堆、石堆、推土机、吊车之间，这个工地到底要弄出点什么来现在还见不出端倪，据说是高速公路。

总算离开了工地，似乎已经绕了很大的弯子，现在车子开上了狭窄的乡间土路，两边是菜地，种着许多到了餐桌上我才认识的蔬菜，我希望看到葫芦，努力看了一会儿，没有什么迹象。

“渡口在哪儿？”我们边问边走。

青白石的农村相对富庶，来甘肃几天，我已经学会怎么一眼看出一个地方是富是穷。比如，看屋顶。如果是平顶，这个地方就比较穷，因为降雨量小，平平的屋顶晒太阳；如果降雨量较大，屋顶就是斜的，下雨的时候看雨水顺着屋檐流下。青白石的屋顶都是斜的，接近山墙的时候很俏皮地翘一下。

临街的院墙上刷着标语，一个主题是计划生育，还有一个主题是电话：

你装我装大家装，装部电话奔小康。

装部电话好处大，全国各地能说话。

终于到了渡口，我问：“这里是渡口吗？”

小卖部门前坐着几个小伙子，面面相觑，有的说：“是。”有的说：“不是。”

我有点傻了，不知道究竟“是”还是“不是”。眼前肯定是青白石的桥，在两山之间飞架于黄河之上，右边还有一座桥，是铁路桥。也不知哪一座是苏珏的桥。黄河在桥下翻滚，没有船。

小李也蒙了：“我听说这儿是有个渡口呀。”

——原来他也没来过。

不管是不是，先照相吧。

提着相机乱转，走进了桥头的小村。房子依山而建，从路上一迈腿就走到了房顶上，低头看，院子整洁，几只鸡在散步，一老汉警惕地望着我们，还有个女孩子，十五六岁吧，转身一闪进了房门。

站在人家的房顶上端着相机照人家的院子，我觉得像一个傲慢的侵略者，便顺着山墙后面的一棵断树爬下去，一不小心差点闪了腰。

绕过山墙，老汉还站在门口，继续用那种眼神看我。走过去搭讪两句，老汉忽然怒冲冲说了一大篇话，我是一句也没听懂，暗自后悔刚才不该站在房顶上照相，谁要是站在我的窗前往我屋里照相我也得跟他急呀。

便扭头看小李，小李笑：“他以为你是乡里边下来丈量宅基地的，好像是有什么纠纷。”

辞别了老汉，出门，不知下一步该往哪里走。刚才问老汉青白石以前是不是有个渡口，老汉说有。在哪儿呢？老汉阐述了一番，听得小李一脸茫然。那个女孩子走了出来，抢过话头，她的普通话说得好，原来老渡口就在她们学校附近，而她们学校很好找，先向左再向右拐个弯再向左两条岔路走右边……

只好回到桥头，再向那几个小伙子打听。说了好一会儿，小伙子们终于确定我们不是乡里来的干部，然后他们之间就展开了关于老渡口在哪儿的讨论，一派认为就在这儿，一派认为不在这儿，认为不在这儿的对于到底在哪儿又有不同意见……

最后，我对小李说，我们还是走吧。去祁家。

青白石，记忆中的渡口，现在有了桥，还将有高速公路。

掉头西去时已是上午十点多了。从兰州北部穿过，上213国道，一路狂奔。

刘家峡在永靖县，永靖在临夏回族自治州。黄河在青藏高原上绕一个大弯，经龙羊峡、松巴峡、积石峡，奔向刘家峡。

从地图上看，大通河、湟水、庄浪河、洮河、大夏河都在刘家峡一带注入黄河，如果换了我，非要建一座水库的话，我也要把它建在这收纳百川的刘家峡。

山渐渐润泽，草是绿的，但树仍少，有时山顶孤零零立着一棵树，一座山养一棵树。

山气渐渐阴凉，能闻到水的味道。

入永靖县境，看路边的标石，不知何时已经拐上了309公路。忽然前边传来锣鼓声，近前一看，一群农民正抬着两顶花轿在公路上跑。心下大喜，这下撞上了热闹，想必是送新娘，不过却不该有两顶花轿呀。

下车相问：“这干什么呢？”

一老农答：“转神呢！”

转神？转了一下神我才想起来，噢，就是抬着神仙在街上转。

这可是真正的“转”，几个人抬着轿，发一声喊，跑出十几步，落轿，笑眯眯向我们看，过一会抬起来，一阵风掉头从我们面前冲过去。我想那轿里的神也要被转晕了。

“什么神？”

“二郎神！”

“什么日子呀要转神？”

老人看看我：“五月端午呀！”

这可是真正的“转”，几个人抬着轿，发一声喊，跑出十几步，落轿，笑眯眯向我们看，过一会抬起来，一阵风掉头从我们面前冲过去。

原来今天是端午，昨天在红城子还吃了端午的馍，怎么倒忘得快。

“二郎神，庙在哪儿？”

老人伸手一指，抬头看，山坡上一处村落，一所红砖小院前竖一旗杆，神幡高挑。

那就是二郎神庙了。一口气爬上去，见这庙并无匾额，进院门左手一间小屋，几个汉子蹲在屋外闲谈，上边是一排瓦房，房门紧闭，窗外却摆着一张香案，几支残香在炉中烧着，两只母鸡寻寻觅觅。

房子是新起的，宛然寻常人家。一尊神就在这里安居。

下边公路上一阵鞭炮响，淡蓝色的烟雾散开，这村子、这人和神都有了喜气。

倒真像办喜事呢。

离开王家圈——对了，那村子叫王家圈——忽然想起一件事：

不对呀，二郎神的轿子怎么有两顶？

小李笑，另一顶是娘娘的呀。

中午，到永靖县城。

在一清真饭庄吃手抓羊肉。说到羊肉，每个地方的人们对自己的羊都有绝对自信，比如我在宁夏，人们斩钉截铁地断言，宁夏的羊最好。怎么个好法呢？他们说，我们这儿的羊，你吃不出羊味儿来。羊无羊味为佳，这真是一个有趣的标准。甘肃的羊你也不能说不好，甘肃人谈起他们的羊就像谈论他们的亲人。

吃完饭，在街上闲逛，见小店橱窗里累累堆积硕大的面饼，状如面包，烤得焦黄，想必就是“大馍”了。大馍干硬，易于保存，吃的时候用水一泡即软，所以长途旅行总要带着几个。在这里，大馍曾经标志着财富和体面，红白喜事上，它是必不可少的礼物，有时甚至会因此引起一场战争。

来时看《东乡县志》，光绪三十年，马麻进的儿子办喜事，另一个村子的亲戚前来，按礼俗，本应送五十个大馍，那帮亲戚却空着手，各自只带了一张吃酒席的嘴。马麻进大怒，双方大打出手，事情演变成两村八百余人的械斗，出了一条人命，惊动官府。

此为“大馍之战”，载入本县历史。有时两国之间血流成河的征战又何尝不是“大馍之战”？

车出永靖县城，在土塬上转呀转，只觉得越转越高，转过一个山脚，一片碧青的大水扑面而来——这就是刘家峡水库吧。

下车，到水边，见清水溅溅，心中无端感动。这是黄河的水，黄河的水竟也可以清。

问路边烟摊主人：“是祁家吗？”

河的此岸是永靖，彼岸是东乡。

答曰是。

这里果然是个渡口，宽阔水面的那一边，渡轮正在驶来；这一边临水的坡道上停着等待过渡的车辆，一共七台。

没有水库时，祁家就是渡口，河的此岸是永靖，彼岸是东乡。后来有了水库，祁家仍是渡口，但不再有木船、羊皮筏子，除了渡轮，岸边还泊着几条铁皮小船。渡轮晚上七点下班，再想过河就得坐小船了。

渡轮渐渐近了，上有卡车、拖拉机、面包车，还有两辆轿车，一黑一白。到岸停住，车一辆一辆开下来，一些乡民甩着手车前车后走。我和小李上了渡轮，一边寻思过渡的船钱要多少，五块还是十块？几个戴大檐帽、穿制服的船员正忙着指挥这边等候的车辆上来，并无收钱的意思。

站在船边，感觉大水涌动。李娜正在高音喇叭里唱：“青——藏——高——原——”我觉得她不该在这里唱，她在这里让尖锐的嗓音螺旋式上升，好像有一台搅拌机在疯狂转动。当然，这不怪李娜，高音喇叭架在渡口附近的山坡上，那里有一座新建的度假村，让几百里外的城市人跑来吃喝拉撒睡，他们把这座水库当成他们家的下水道。

汽笛短促地一声闷叫，岸上跑过来一群花花绿绿的女人，“快点，快点！”渡轮的船员，一个五十多岁的汉子大叫，然后快乐地看着女人们叽叽喳喳地上船，像落在船板上的一群飞鸟。

开船了。

那五十多岁的汉子是个快乐的家伙，他走来走去，向每个司机收钱，大声探讨对方昨天晚上是不是活儿干得太累，一边嘎嘎地笑。他似乎认识每一个人，似乎每一个人都是他的邻居，走过我们面前时，他一指我的相机：“好长的炮筒子啊！”说罢大笑，我也笑。

古人说“三生修得同船渡”，这汉子是现代的船夫，他是懂得一个“缘”字，所以没来由地与人相亲。

显然过渡的行人是不收钱的。船驶向对岸，那里早又有几辆车等着，渡口上边是个小村庄，山坡上疏落地长着玉米，有两个人蹲在田头。

刚才上船的一群女人都戴着头巾，她们是东乡人吧，从东乡来逛永靖县城，现在是在回家的路上。她们每个人都认真地嗑着瓜子，过去搭话也并不回答，看着你，从嘴角飞出两片瓜子皮。

到岸了。船上的车都发动起来，轰鸣得让人性急。我和小李慌慌地下船，顺着斜坡状的公路往村里走。只听一片喧嚷，一辆长途车疯了一样从我们身边冲过去，几个农民边喊边追，有一个纵身跳上敞开的车门，回头伸手去拉另一个在地上跑的。车消失在坡路的尽头，我看到的最后景象是那被拉住的人正吊在车外拼命蹬腿。

长途车应该是收钱的，上车的人也应该是有钱买票的，车上的人又不是很多，何必非要让人这么惊险地跑和追？我想事情是这样的，如果我是司机我会因此感到快乐，我一下渡船就要猛踩油门，然后看着一个又一个人像蛤蟆一样跳上来，直到最后，在后视镜里，我看到那些没跳上来的“蛤蟆”渐渐消失……

车走了，人也散尽。我和小李站在村头，看一块石碑，上刻两个大字——“祁家”。

先不进村，向右拐，爬上山坡，有两处黄土夯筑的院子落在田间。走到近前，见这院子门上挂锁，只有一头黑驴拴在门外嚼着草料，驴眼看人，无知无畏。只好向另一个院子走，见那房子的山墙下部有三个巴掌大的黑洞，估计是炉灶和火炕的烟道。转过去，到了院门，门虚掩着，喊了两声，并无人应，便推门走进去。院子宽敞，一溜北房，两间西房，均是夯土平顶；南边依着土丘掏了几个洞，洞里有的堆着柴草，有的空着。院门右首也挖进去一块，搭着棚子，一只小羊拴在一个石槽边。

“有人吗？请问有人吗？”

没人。

很安静，午后的阳光照着，整个院子是温暖的黄。

房门都没锁，但终究不好推门进去。照过几张相，我说：“走吧。”

刚出院门，就见一少年挑一担水过来，小李说：“肯定是这家的孩子，挑水去了。”

近前一问，果然是。便跟着少年回家。少年十六岁，皮肤其实是白的，脸上有阳光染出的酡红，瞳孔深处跳荡着两点金光，让人想起神话般的撒马尔罕，少年的祖先就来自中亚那个遥远的地方。

东乡县的全称是东乡族自治县，聚居着十几万东乡人。他们没有文字，但有东乡语——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他们几百年前被蒙古大军带到这里，据说他们原是撒马尔罕的撒尔塔人。

东乡少年挑着水进了厨房，我和小李跟进去，见房里砌着一盘灶，灶台上搪瓷盆子里堆着几个馍。“洋芋馍馍。”少年说。少年话不多，有礼，是一种容让的“礼”：你们这些无礼的人，不请自进，一直跟到我家的厨房……

我们又跟着少年出来，少年说：“屋里坐，喝茶吧。”少年的普通话说得不标准，但清晰。

“不坐了，不喝了。”我说。又问少年：“今天不上学？”

“早不上哩嘛。”

“不上学干什么？种地？”

“是，种地。”

“几口人，几亩地？”

“五口人，四亩地。”

于是我就说了傻话，我说：“那还够吃了吧？”

少年不答，金色的眼睛看着我。小李在一旁笑：“那哪够吃啊！”

我讪讪地看小李：“走吧，别打扰人家。”

小李说：“小伙子，照个相行不行？”

少年摇头：“不照呢。”

少年把我们送出院门，看着我拍下了院门外依着土丘挖出的厕所和柴房。

少年告诉我，他的名字叫“马乃”。

我和小李向村头走去，不知怎的，都有点意兴萧索。

重新站在村头，看这公路从远处来，从村中穿过，消失在水中。祁家是路尽头，也是水穷处。很瘦弱的一个小村，公路两边散乱着一些屋宅，行人寥寥，是荒凉的宁静。

往村里去，右手一条小径缘坡而上，一拐弯，正有老妇人推门走出，便站住搭话。老妇人披着白色头巾，看上去像电影里的修女；她的话我基本听不懂，只听小李跟她一来一往地说。

“浪着呢？”

“浪着呢。”

这两句我听出来了。我觉得“浪”字用得好，像我这样可不就是“浪”着呢吗？

她的衣裳朴素、洁净，她的左手拿着碗，她站在她的家门口……

然后他们就谈起了儿子、病痛、时间和死亡：

“时间不到死不下……

“时间不到死不下……”

老太太反复说着这一句，她的眼里含着泪水。

她的衣裳朴素、洁净，她的左手拿着碗，她站在她的家门口，那是一间土房，她说：

“时间不到死不下。”

我不愿意再打扰她，我有点怕听那句话。我为她照相，在镜头里，在快门按下的一刹那，老人笑了。

原路折回，我问小李：“她说的什么？”

小李说：“老太太孤身一人。有一个儿子，但儿子有病，也管不了她。”

回到公路，走出十几米，见路边有一座土房，门板上写着两个大字“住宿”。这是我见过的最破败的客店，我觉得一阵风雨就会把它摧垮，但它还在发出信息，它告诉人们：这里是“住宿”之地。

我特别想在这里住宿，可惜走近看时，门上却挂着铁锁。

客店的后面是一片宽阔的场院，四周断续围着土墙，地上散乱着柴草。现在不是收获季节，场上只有几只不知名的鸟在飞起飞落。一根高杆的顶端架着一只喇叭，我仰望那只喇叭，天上有白云磅礴翻卷。我想，这就是在无数小说中出现的中国乡村的喇叭，它是权力的象征，但现在这只喇叭寂然无声，像停留在高杆顶上的一只鸟。

我们走向小学校，在这之前，碰到一个村民，听说我们要去学校，热心地把我们一直领到校门口。正好有几个小家伙走出来，见两个陌生人端着相机探头探脑，立时兴奋，炸了窝一样尖叫、蹦跳，其中一个站到我的镜头前，做出一系列鬼脸和怪样。

进校门，迎面两排砖房是教室，应该是放学了吧，孩子们却不急着回家，都在玩呢。那边墙根下，女孩子正跳皮筋，那灵巧地跳着的孩子穿着快要长及膝盖的罩衫，斜襟、立领，白底儿上撒着鲜亮的黄花，倒像民国初年的小女子。

从两排教室间穿过去，就是后院了，左首却是个工地，已经打好地基，看样子是要盖房。右首三间砖房，门上挂牌子，是教师办公室。其中一间敞着门，探头看，见一桌人正划拳喝酒。一壮汉出门来，问：“找谁？”

我想了想，看他也不像个老师，就说：“找校长。”

壮汉就回头喊校长，应声出来一个中年女人，一看就是校长了。

小李上去搭话，说：“这位是北京来的作家，来咱们这里采风。”

来到甘肃，最不爱听的就是这两句。“北京来的作家”，说的时候通常把重音放在“北京”上，似乎“北京”这个词让我的体重增加了几斤，而“作家”呢，就显得心虚，介绍我的人和听介绍的人都有点拿不准该怎么确定我的身份：听上去他是个“人物”，况且又是“北京”来的，但该“人物”和他们没有什么关系。

至于“采风”，我听了就更是忸怩。人家不是“风”，我也无心来“采”，我觉得我倒是一阵小风，从这里刮过去，了无痕迹。

校长笑，温暖却有分寸，对她的学生她也是这样笑的吧。校长介绍了学校的情况：这是一所五年制小学，有三个复式班，四十多个学生，连校长一共三个教师。刚起了地基的房子是新校舍，因为前边那两排教室已是危房。

“谁给的钱呢？”我问。

“英国人给的，给了二十万。”

说话间，另两个女教师也出门走过来，年纪都在二十多岁。屋里的划拳声愈加铿锵。

三个女教师领着我们走向前院。小李悄悄说：“那喝酒的是包工队。”话中有不平之气。

我倒心平气和，这就像平常人家起新房，请工匠们喝酒，本来也是一团喜气吧。

拐到前院，进了教室，因是西房，下午教室里已显得阴暗。仍有十几个孩子散坐在桌前看书。

校长说，六七十里外有一所戴帽初中，虽然这里离永靖县城很近，但要上高中却得到东乡县城。

从小学到高中的十多年，对这些孩子来说是漫长的路。

“是啊。”校长说，“最远的是马志龙，他家到这儿要走二十多里。”

我看着马志龙，那是个戴着白帽的孩子，高而瘦，坐在窗边，眼睛看着窗外，他显然知道我们在谈论他，他看着窗外，表情敏感、孤傲。

我走出教室，我不想打扰他。

在校园里，我提出为三位老师照相，老师们很郑重地站成一排，注视镜头。这时刚才那个做鬼脸的小家伙跑过来，大叫一声：“照也白照，不给相片！”

老师们仍在微笑，我不禁脸红，小鬼头说了真话。

告辞时，我问：“工资发了没有？”

校长笑：“四月份刚拿上。”

小李说：“不错了。”

离开祁家，上渡船。船上那快乐的汉子依然快乐着。我递去一支烟，汉子接过点上，深抽一口，说：“好啊！”然后两手比画着，“这么长的一条蛇，泡了三年了。中午喝了几盅，好啊，好。”

他的“好”尾音悠长，像叹息，你能闻到蛇酒馥烈的气味。

“这船上多少船员啊？”我问。

从小学到高中的十多年，对这些孩子来说是漫长的路。

三十二个。汉子告诉我，三十二个人里包括退休职工。这渡口由省交通厅管理，一年拨款六十万，赚二十万。

“那岂不是要赔钱？”

“可人总得过河呀！”汉子说。

水面上仍回荡着聒噪的歌声，这回换了刘欢。

“那度假村，”我指着那座建筑，“客人多吗？”

“现在不多，七八月份可就多了。一晚上八十呢。”汉子说完，意犹未尽，忽然伸过头，放低了声音，诡秘地说，“到夏天，小姐们都来了。”

我想，在这汉子的眼里，那地方是个遥远、陌生的世界。

聊了一会儿，汉子开始转悠，和司机们说笑。走到一辆满载红砖的拖拉机跟前，他拿起一块红砖，随手一磕就断为两截，汉子笑：“你这是什么烂砖！”

开拖拉机的小伙子并不答话。我问：“这砖往哪儿运啊？”

小伙子看我一眼，说：“祁家。”

我没再问。小学校里正等着用砖呢。

往回赶。车近永靖县城，经过一座大桥，往下一看，吓了一跳：桥下竟是黄水滔滔。

停车细看，水是从刘家峡水库下来的，但水库里的水明明碧蓝，何以出了闸门就断然又是黄色？

疑惑着上了车，车向前开去。 D1+VJNK3C0EIL3pnwgQw8SBesR5gciS9Wyz99f9eB1tQx5jES/OaEIqV0AZ0OdO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