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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渡口到渡口

2000年6月6日

早晨,去青白石。原打算一早就赶往刘家峡,那儿有刘家峡水库,还有炳灵寺石窟。不过去刘家峡并不是为了看水库或石窟,我想看的是“祁家”,黄河上一个老渡口。

那何不先去青白石?也是一个老渡口呀。小李说。小李是一位记者。

青白石。在这黄土大地上,有个地方叫青——白——石,有一种坚脆、阴凉的感觉。

好吧,就去青白石。

从地图上看,青白石和刘家峡分处兰州东西,黄河九曲十八弯,弯过兰州就是青白石。在很多年前,如果我从长安出发,走宝鸡、天水、定西,那么我一定会在青白石渡过黄河,然后,就是河西走廊,西出阳关,还有春风不度的玉门。

确定了青白石的伟大意义后我就消停了,我和小李在车上聊天。话题始于渡口,后来就谈到了桥,原来青白石现在是有桥的,建桥的人中有一位名叫苏珏。

苏珏是修路的。他是个公路工程师,几十年里,他走遍甘肃,修建公路,在路上,他由一个青年变成老人。

但苏珏也修桥。在五十年代,领导认为,一个工程师,既然能修路,必定也能架桥。桥难道不是路吗?而且更重要的是,难道我们要让路停在河边,等着天上掉下一个桥梁工程师?于是,苏珏无话,为了他的路,他必须去设计桥梁。

他看着一座座桥按照他的图纸被建造,桥墩立起,桥面合龙。他满怀恐惧,他怕桥塌了。在他的梦里,桥塌的时候没有声音,默默地、松软地塌下去。

有一天,他从梦中惊醒,跑到河边去找他的桥。天很黑,下着大雨,什么也看不见,河已经吞下了桥,他觉得自己正在塌下去……

当然,桥没塌,苏珏当年设计的几座桥依然坚固伫立。但大雨大夜中,那个无助的修桥者曾在河边寻找他的桥,他怕他的桥丢了。

路上驶过一辆又一辆卡车,满载石料,地如其名,青白石是采石场。我们沿着黄河驶去,此时黄河宽阔,流于平野。

青白石还产葫芦——

我们进了村庄,向几个农妇问路:“渡口在哪儿?”

青白石的铁路桥,包兰线由此经过

“你们是买葫芦的吗?”农妇反问。

葫芦,为什么是买葫芦?按照农妇的指点我们继续向前,我想,大概青白石的葫芦熟了吧。

我们不断地问:“渡口在哪儿?”“渡口在哪儿?”这一带的河边是巨大的工地,车子穿行在沙堆、土堆、石堆、推土机、吊车之间,这个工地到底要弄出点什么来现在还见不出端倪,据说是高速公路。

总算离开了工地,似乎已经绕了很大的弯子,现在车子开上了狭窄的乡间土路,两边是菜地,种着许多到了餐桌上我才认识的蔬菜,我希望看到葫芦,努力看了一会儿,没有什么迹象。

“渡口在哪儿?”我们边问边走。

青白石的农村相对富庶,来甘肃几天,我已经学会怎么一眼看出一个地方是富是穷。比如,看屋顶。如果是平顶,这个地方就比较穷,因为降雨量小,平平的屋顶晒太阳;如果降雨量较大,屋顶就是斜的,下雨的时候看雨水顺着屋檐流下。青白石的屋顶都是斜的,接近山墙的时候很俏皮地翘一下。

临街的院墙上刷着标语,一个主题是计划生育,还有一个主题是电话:

你装我装大家装,装部电话奔小康。

装部电话好处大,全国各地能说话。

终于到了渡口,我问:“这里是渡口吗?”

小卖部门前坐着几个小伙子,面面相觑,有的说:“是。”有的说:“不是。”

我有点傻了,不知道究竟“是”还是“不是”。眼前肯定是青白石的桥,在两山之间飞架于黄河之上,右边还有一座桥,是铁路桥。也不知哪一座是苏珏的桥。黄河在桥下翻滚,没有船。

小李也蒙了:“我听说这儿是有个渡口呀。”

——原来他也没来过。

不管是不是,先照相吧。

提着相机乱转,走进了桥头的小村。房子依山而建,从路上一迈腿就走到了房顶上,低头看,院子整洁,几只鸡在散步,一老汉警惕地望着我们,还有个女孩子,十五六岁吧,转身一闪进了房门。

站在人家的房顶上端着相机照人家的院子,我觉得像一个傲慢的侵略者,便顺着山墙后面的一棵断树爬下去,一不小心差点闪了腰。

绕过山墙,老汉还站在门口,继续用那种眼神看我。走过去搭讪两句,老汉忽然怒冲冲说了一大篇话,我是一句也没听懂,暗自后悔刚才不该站在房顶上照相,谁要是站在我的窗前往我屋里照相我也得跟他急呀。

便扭头看小李,小李笑:“他以为你是乡里边下来丈量宅基地的,好像是有什么纠纷。”

辞别了老汉,出门,不知下一步该往哪里走。刚才问老汉青白石以前是不是有个渡口,老汉说有。在哪儿呢?老汉阐述了一番,听得小李一脸茫然。那个女孩子走了出来,抢过话头,她的普通话说得好,原来老渡口就在她们学校附近,而她们学校很好找,先向左再向右拐个弯再向左两条岔路走右边……

只好回到桥头,再向那几个小伙子打听。说了好一会儿,小伙子们终于确定我们不是乡里来的干部,然后他们之间就展开了关于老渡口在哪儿的讨论,一派认为就在这儿,一派认为不在这儿,认为不在这儿的对于到底在哪儿又有不同意见……

最后,我对小李说,我们还是走吧。去祁家。

青白石,记忆中的渡口,现在有了桥,还将有高速公路。

掉头西去时已是上午十点多了。从兰州北部穿过,上213国道,一路狂奔。

刘家峡在永靖县,永靖在临夏回族自治州。黄河在青藏高原上绕一个大弯,经龙羊峡、松巴峡、积石峡,奔向刘家峡。

从地图上看,大通河、湟水、庄浪河、洮河、大夏河都在刘家峡一带注入黄河,如果换了我,非要建一座水库的话,我也要把它建在这收纳百川的刘家峡。

山渐渐润泽,草是绿的,但树仍少,有时山顶孤零零立着一棵树,一座山养一棵树。

山气渐渐阴凉,能闻到水的味道。

入永靖县境,看路边的标石,不知何时已经拐上了309公路。忽然前边传来锣鼓声,近前一看,一群农民正抬着两顶花轿在公路上跑。心下大喜,这下撞上了热闹,想必是送新娘,不过却不该有两顶花轿呀。

下车相问:“这干什么呢?”

一老农答:“转神呢!”

转神?转了一下神我才想起来,噢,就是抬着神仙在街上转。

这可是真正的“转”,几个人抬着轿,发一声喊,跑出十几步,落轿,笑眯眯向我们看,过一会抬起来,一阵风掉头从我们面前冲过去。我想那轿里的神也要被转晕了。

“什么神?”

“二郎神!”

“什么日子呀要转神?”

老人看看我:“五月端午呀!”

转神

这可是真正的“转”,几个人抬着轿,发一声喊,跑出十几步,落轿,笑眯眯向我们看,过一会抬起来,一阵风掉头从我们面前冲过去。

原来今天是端午,昨天在红城子还吃了端午的馍,怎么倒忘得快。

“二郎神,庙在哪儿?”

老人伸手一指,抬头看,山坡上一处村落,一所红砖小院前竖一旗杆,神幡高挑。

那就是二郎神庙了。一口气爬上去,见这庙并无匾额,进院门左手一间小屋,几个汉子蹲在屋外闲谈,上边是一排瓦房,房门紧闭,窗外却摆着一张香案,几支残香在炉中烧着,两只母鸡寻寻觅觅。

房子是新起的,宛然寻常人家。一尊神就在这里安居。

下边公路上一阵鞭炮响,淡蓝色的烟雾散开,这村子、这人和神都有了喜气。

倒真像办喜事呢。

离开王家圈——对了,那村子叫王家圈——忽然想起一件事:

不对呀,二郎神的轿子怎么有两顶?

小李笑,另一顶是娘娘的呀。

中午,到永靖县城。

在一清真饭庄吃手抓羊肉。说到羊肉,每个地方的人们对自己的羊都有绝对自信,比如我在宁夏,人们斩钉截铁地断言,宁夏的羊最好。怎么个好法呢?他们说,我们这儿的羊,你吃不出羊味儿来。羊无羊味为佳,这真是一个有趣的标准。甘肃的羊你也不能说不好,甘肃人谈起他们的羊就像谈论他们的亲人。

吃完饭,在街上闲逛,见小店橱窗里累累堆积硕大的面饼,状如面包,烤得焦黄,想必就是“大馍”了。大馍干硬,易于保存,吃的时候用水一泡即软,所以长途旅行总要带着几个。在这里,大馍曾经标志着财富和体面,红白喜事上,它是必不可少的礼物,有时甚至会因此引起一场战争。

来时看《东乡县志》,光绪三十年,马麻进的儿子办喜事,另一个村子的亲戚前来,按礼俗,本应送五十个大馍,那帮亲戚却空着手,各自只带了一张吃酒席的嘴。马麻进大怒,双方大打出手,事情演变成两村八百余人的械斗,出了一条人命,惊动官府。

此为“大馍之战”,载入本县历史。有时两国之间血流成河的征战又何尝不是“大馍之战”?

车出永靖县城,在土塬上转呀转,只觉得越转越高,转过一个山脚,一片碧青的大水扑面而来——这就是刘家峡水库吧。

下车,到水边,见清水溅溅,心中无端感动。这是黄河的水,黄河的水竟也可以清。

问路边烟摊主人:“是祁家吗?”

祁家渡口

河的此岸是永靖,彼岸是东乡。

答曰是。

这里果然是个渡口,宽阔水面的那一边,渡轮正在驶来;这一边临水的坡道上停着等待过渡的车辆,一共七台。

没有水库时,祁家就是渡口,河的此岸是永靖,彼岸是东乡。后来有了水库,祁家仍是渡口,但不再有木船、羊皮筏子,除了渡轮,岸边还泊着几条铁皮小船。渡轮晚上七点下班,再想过河就得坐小船了。

渡轮渐渐近了,上有卡车、拖拉机、面包车,还有两辆轿车,一黑一白。到岸停住,车一辆一辆开下来,一些乡民甩着手车前车后走。我和小李上了渡轮,一边寻思过渡的船钱要多少,五块还是十块?几个戴大檐帽、穿制服的船员正忙着指挥这边等候的车辆上来,并无收钱的意思。

站在船边,感觉大水涌动。李娜正在高音喇叭里唱:“青——藏——高——原——”我觉得她不该在这里唱,她在这里让尖锐的嗓音螺旋式上升,好像有一台搅拌机在疯狂转动。当然,这不怪李娜,高音喇叭架在渡口附近的山坡上,那里有一座新建的度假村,让几百里外的城市人跑来吃喝拉撒睡,他们把这座水库当成他们家的下水道。

汽笛短促地一声闷叫,岸上跑过来一群花花绿绿的女人,“快点,快点!”渡轮的船员,一个五十多岁的汉子大叫,然后快乐地看着女人们叽叽喳喳地上船,像落在船板上的一群飞鸟。

开船了。

那五十多岁的汉子是个快乐的家伙,他走来走去,向每个司机收钱,大声探讨对方昨天晚上是不是活儿干得太累,一边嘎嘎地笑。他似乎认识每一个人,似乎每一个人都是他的邻居,走过我们面前时,他一指我的相机:“好长的炮筒子啊!”说罢大笑,我也笑。

古人说“三生修得同船渡”,这汉子是现代的船夫,他是懂得一个“缘”字,所以没来由地与人相亲。

显然过渡的行人是不收钱的。船驶向对岸,那里早又有几辆车等着,渡口上边是个小村庄,山坡上疏落地长着玉米,有两个人蹲在田头。

刚才上船的一群女人都戴着头巾,她们是东乡人吧,从东乡来逛永靖县城,现在是在回家的路上。她们每个人都认真地嗑着瓜子,过去搭话也并不回答,看着你,从嘴角飞出两片瓜子皮。

到岸了。船上的车都发动起来,轰鸣得让人性急。我和小李慌慌地下船,顺着斜坡状的公路往村里走。只听一片喧嚷,一辆长途车疯了一样从我们身边冲过去,几个农民边喊边追,有一个纵身跳上敞开的车门,回头伸手去拉另一个在地上跑的。车消失在坡路的尽头,我看到的最后景象是那被拉住的人正吊在车外拼命蹬腿。

长途车应该是收钱的,上车的人也应该是有钱买票的,车上的人又不是很多,何必非要让人这么惊险地跑和追?我想事情是这样的,如果我是司机我会因此感到快乐,我一下渡船就要猛踩油门,然后看着一个又一个人像蛤蟆一样跳上来,直到最后,在后视镜里,我看到那些没跳上来的“蛤蟆”渐渐消失……

车走了,人也散尽。我和小李站在村头,看一块石碑,上刻两个大字——“祁家”。

先不进村,向右拐,爬上山坡,有两处黄土夯筑的院子落在田间。走到近前,见这院子门上挂锁,只有一头黑驴拴在门外嚼着草料,驴眼看人,无知无畏。只好向另一个院子走,见那房子的山墙下部有三个巴掌大的黑洞,估计是炉灶和火炕的烟道。转过去,到了院门,门虚掩着,喊了两声,并无人应,便推门走进去。院子宽敞,一溜北房,两间西房,均是夯土平顶;南边依着土丘掏了几个洞,洞里有的堆着柴草,有的空着。院门右首也挖进去一块,搭着棚子,一只小羊拴在一个石槽边。

“有人吗?请问有人吗?”

没人。

很安静,午后的阳光照着,整个院子是温暖的黄。

房门都没锁,但终究不好推门进去。照过几张相,我说:“走吧。”

刚出院门,就见一少年挑一担水过来,小李说:“肯定是这家的孩子,挑水去了。”

近前一问,果然是。便跟着少年回家。少年十六岁,皮肤其实是白的,脸上有阳光染出的酡红,瞳孔深处跳荡着两点金光,让人想起神话般的撒马尔罕,少年的祖先就来自中亚那个遥远的地方。

东乡县的全称是东乡族自治县,聚居着十几万东乡人。他们没有文字,但有东乡语——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他们几百年前被蒙古大军带到这里,据说他们原是撒马尔罕的撒尔塔人。

东乡少年挑着水进了厨房,我和小李跟进去,见房里砌着一盘灶,灶台上搪瓷盆子里堆着几个馍。“洋芋馍馍。”少年说。少年话不多,有礼,是一种容让的“礼”:你们这些无礼的人,不请自进,一直跟到我家的厨房……

我们又跟着少年出来,少年说:“屋里坐,喝茶吧。”少年的普通话说得不标准,但清晰。

“不坐了,不喝了。”我说。又问少年:“今天不上学?”

“早不上哩嘛。”

“不上学干什么?种地?”

“是,种地。”

“几口人,几亩地?”

“五口人,四亩地。”

于是我就说了傻话,我说:“那还够吃了吧?”

少年不答,金色的眼睛看着我。小李在一旁笑:“那哪够吃啊!”

我讪讪地看小李:“走吧,别打扰人家。”

小李说:“小伙子,照个相行不行?”

少年摇头:“不照呢。”

少年把我们送出院门,看着我拍下了院门外依着土丘挖出的厕所和柴房。

少年告诉我,他的名字叫“马乃”。

我和小李向村头走去,不知怎的,都有点意兴萧索。

重新站在村头,看这公路从远处来,从村中穿过,消失在水中。祁家是路尽头,也是水穷处。很瘦弱的一个小村,公路两边散乱着一些屋宅,行人寥寥,是荒凉的宁静。

往村里去,右手一条小径缘坡而上,一拐弯,正有老妇人推门走出,便站住搭话。老妇人披着白色头巾,看上去像电影里的修女;她的话我基本听不懂,只听小李跟她一来一往地说。

“浪着呢?”

“浪着呢。”

这两句我听出来了。我觉得“浪”字用得好,像我这样可不就是“浪”着呢吗?

老妇人

她的衣裳朴素、洁净,她的左手拿着碗,她站在她的家门口……

然后他们就谈起了儿子、病痛、时间和死亡:

“时间不到死不下……

“时间不到死不下……”

老太太反复说着这一句,她的眼里含着泪水。

她的衣裳朴素、洁净,她的左手拿着碗,她站在她的家门口,那是一间土房,她说:

“时间不到死不下。”

我不愿意再打扰她,我有点怕听那句话。我为她照相,在镜头里,在快门按下的一刹那,老人笑了。

原路折回,我问小李:“她说的什么?”

小李说:“老太太孤身一人。有一个儿子,但儿子有病,也管不了她。”

回到公路,走出十几米,见路边有一座土房,门板上写着两个大字“住宿”。这是我见过的最破败的客店,我觉得一阵风雨就会把它摧垮,但它还在发出信息,它告诉人们:这里是“住宿”之地。

我特别想在这里住宿,可惜走近看时,门上却挂着铁锁。

客店的后面是一片宽阔的场院,四周断续围着土墙,地上散乱着柴草。现在不是收获季节,场上只有几只不知名的鸟在飞起飞落。一根高杆的顶端架着一只喇叭,我仰望那只喇叭,天上有白云磅礴翻卷。我想,这就是在无数小说中出现的中国乡村的喇叭,它是权力的象征,但现在这只喇叭寂然无声,像停留在高杆顶上的一只鸟。

我们走向小学校,在这之前,碰到一个村民,听说我们要去学校,热心地把我们一直领到校门口。正好有几个小家伙走出来,见两个陌生人端着相机探头探脑,立时兴奋,炸了窝一样尖叫、蹦跳,其中一个站到我的镜头前,做出一系列鬼脸和怪样。

进校门,迎面两排砖房是教室,应该是放学了吧,孩子们却不急着回家,都在玩呢。那边墙根下,女孩子正跳皮筋,那灵巧地跳着的孩子穿着快要长及膝盖的罩衫,斜襟、立领,白底儿上撒着鲜亮的黄花,倒像民国初年的小女子。

从两排教室间穿过去,就是后院了,左首却是个工地,已经打好地基,看样子是要盖房。右首三间砖房,门上挂牌子,是教师办公室。其中一间敞着门,探头看,见一桌人正划拳喝酒。一壮汉出门来,问:“找谁?”

我想了想,看他也不像个老师,就说:“找校长。”

壮汉就回头喊校长,应声出来一个中年女人,一看就是校长了。

小李上去搭话,说:“这位是北京来的作家,来咱们这里采风。”

来到甘肃,最不爱听的就是这两句。“北京来的作家”,说的时候通常把重音放在“北京”上,似乎“北京”这个词让我的体重增加了几斤,而“作家”呢,就显得心虚,介绍我的人和听介绍的人都有点拿不准该怎么确定我的身份:听上去他是个“人物”,况且又是“北京”来的,但该“人物”和他们没有什么关系。

至于“采风”,我听了就更是忸怩。人家不是“风”,我也无心来“采”,我觉得我倒是一阵小风,从这里刮过去,了无痕迹。

校长笑,温暖却有分寸,对她的学生她也是这样笑的吧。校长介绍了学校的情况:这是一所五年制小学,有三个复式班,四十多个学生,连校长一共三个教师。刚起了地基的房子是新校舍,因为前边那两排教室已是危房。

“谁给的钱呢?”我问。

“英国人给的,给了二十万。”

说话间,另两个女教师也出门走过来,年纪都在二十多岁。屋里的划拳声愈加铿锵。

三个女教师领着我们走向前院。小李悄悄说:“那喝酒的是包工队。”话中有不平之气。

我倒心平气和,这就像平常人家起新房,请工匠们喝酒,本来也是一团喜气吧。

拐到前院,进了教室,因是西房,下午教室里已显得阴暗。仍有十几个孩子散坐在桌前看书。

校长说,六七十里外有一所戴帽初中,虽然这里离永靖县城很近,但要上高中却得到东乡县城。

从小学到高中的十多年,对这些孩子来说是漫长的路。

“是啊。”校长说,“最远的是马志龙,他家到这儿要走二十多里。”

我看着马志龙,那是个戴着白帽的孩子,高而瘦,坐在窗边,眼睛看着窗外,他显然知道我们在谈论他,他看着窗外,表情敏感、孤傲。

我走出教室,我不想打扰他。

在校园里,我提出为三位老师照相,老师们很郑重地站成一排,注视镜头。这时刚才那个做鬼脸的小家伙跑过来,大叫一声:“照也白照,不给相片!”

老师们仍在微笑,我不禁脸红,小鬼头说了真话。

告辞时,我问:“工资发了没有?”

校长笑:“四月份刚拿上。”

小李说:“不错了。”

离开祁家,上渡船。船上那快乐的汉子依然快乐着。我递去一支烟,汉子接过点上,深抽一口,说:“好啊!”然后两手比画着,“这么长的一条蛇,泡了三年了。中午喝了几盅,好啊,好。”

他的“好”尾音悠长,像叹息,你能闻到蛇酒馥烈的气味。

“这船上多少船员啊?”我问。

读书的东乡孩子们,第二排靠窗的是马志龙

从小学到高中的十多年,对这些孩子来说是漫长的路。

三十二个。汉子告诉我,三十二个人里包括退休职工。这渡口由省交通厅管理,一年拨款六十万,赚二十万。

“那岂不是要赔钱?”

“可人总得过河呀!”汉子说。

水面上仍回荡着聒噪的歌声,这回换了刘欢。

“那度假村,”我指着那座建筑,“客人多吗?”

“现在不多,七八月份可就多了。一晚上八十呢。”汉子说完,意犹未尽,忽然伸过头,放低了声音,诡秘地说,“到夏天,小姐们都来了。”

我想,在这汉子的眼里,那地方是个遥远、陌生的世界。

聊了一会儿,汉子开始转悠,和司机们说笑。走到一辆满载红砖的拖拉机跟前,他拿起一块红砖,随手一磕就断为两截,汉子笑:“你这是什么烂砖!”

开拖拉机的小伙子并不答话。我问:“这砖往哪儿运啊?”

小伙子看我一眼,说:“祁家。”

我没再问。小学校里正等着用砖呢。

往回赶。车近永靖县城,经过一座大桥,往下一看,吓了一跳:桥下竟是黄水滔滔。

停车细看,水是从刘家峡水库下来的,但水库里的水明明碧蓝,何以出了闸门就断然又是黄色?

疑惑着上了车,车向前开去。 hJGnqkZkENG0ue9kTM/0Q+YzQgVIQGqsXmQl0KJ8SlFp73OqJcPHoz0bT79xSy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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