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赶快就把我所知道的一切告诉我母亲,也许我早就应该告诉她了。现在我们马上就看到自己所处的困难和危险的境地。这个人的钱——如果他有钱的话——肯定有一部分是我们应得的;可是我们这位船长的伙伴们,特别是我所看到的那两个怪物,黑狗和瞎眼的家伙,不见得会放弃他们的赃物,不把它拿去抵偿死者的债务。船长叫我立刻骑马去找利弗西大夫,可是那就会把我母亲独自留在家里,没人保护;我决不能考虑这个办法。事实上,我们两人似乎是谁也不能在这屋里再待多久了。厨房的炉火里木炭的响声,甚至连钟摆的嘀嗒声,都使我们心里充满惊恐。在我们听来,附近一带仿佛到处都有脚步声。我一时看着大厅里的地板上躺着船长的尸体,一时想象着那个可恶的瞎眼鬼就在近处转来转去,准备再回来,在这中间就有些时刻,照俗话说,我简直吓得心惊肉跳。必须赶快打定主意才行;后来我们终于决定到邻近的一个小村里去求救。拿定了这个主意,马上就实行了。我们虽然都光着头,却立刻就在暮色苍茫和霜冻的迷雾中跑出去了。
那个小村子虽然还看不见,却不过在几百码以外,在邻近的海湾的另一边。幸好我们所走的方向与那个瞎子来时的方向相反,估计他大概是回到原处去了,这倒是大大地鼓起了我的勇气。我们在路上还只走了不多的几分钟,有时却还是停下来,互相搀扶着,静听一会儿。可是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声响——只有细浪拍打崖岸的低沉响声和林中的乌鸦呱呱的叫声。
我们到达那个小村子的时候,家家户户已经点灯了。我看到门里和窗户里射出来的黄色光线,那股高兴的劲儿,真是一辈子忘不了;可是事实却证明,我们在那带地方所能得到的帮助也就不过是如此而已。因为谁也不同意跟我们一同回到“本卜司令”客栈去——你想必会觉得那里的人们真该感到羞愧。我们越向他们申述我们的苦难,他们——无论男女老少——反而越不肯离开家里,只图保住自己。弗林特船长的名字,虽然对于我还是生疏的,他们那儿却有些人相当熟悉了,这就使他们感到非常害怕。除此之外,还有些男人到离“本卜司令”客栈较远的那边去干农活的时候,还记得他们曾经看见大路上有几个陌生人,他们估计那些人是走私犯,便连忙溜掉了;至少有一个人看见我们叫作“猫窝”的地方有一只三桅小船。只是因为有了这些情况,凡是船长的伙伴就能把他们吓得要死。归根到底,我们虽然找到几个人愿意骑马朝着另一个方向到利弗西大夫那儿去报信,却始终没有一个人肯帮助我们守卫客栈。
人家都说胆怯是有传染性的,可是另一方面,讲明道理却能使人壮胆。那些人各自发表了意见之后,我母亲就给他们讲了一番话。她声明,应该归她这死了父亲的孩子得的钱,她不愿意失掉。她说:“要是你们其余的人谁也不敢跟我们回去,吉姆和我却敢去。我们就像来的时候一样回去,那就不感谢你们这些胆小如鼠的大个子好汉了。我们就把那只箱子打开,哪怕是牺牲生命也不在乎。克拉斯莱太太,谢谢你借给我那只口袋,我们就用它把合法的钱装回来。”
我当然说我愿意和我母亲一同回去;他们当然是齐声大嚷,说我们太冒失了。可是即使到了这时候,还是没有一个人肯和我们同去。他们所愿意做的,只是借一支装上了子弹的手枪给我们,以防遭到袭击;另外还答应借给我们两匹装好鞍子的马,这是防备我们回来的时候有人追上来的。同时还派一个孩子骑马上大夫那儿,请求武装人员的援助。
我们俩在寒冷的夜里动身去干这件冒险的事情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厉害。圆圆的月亮正在升起,穿过雾气上面的边缘,射出红光来窥探着,这就使我们更加急速前进,因为在我们重新回来以前,显然会是大亮的时候了;我们离开客栈的行动,就会被任何监视的人看得一清二楚了。
我立刻把门闩弄开,喘着气在黑暗中站了一会儿,独自一人和死者的尸体待在一起。然后我母亲从酒吧间柜台上取了一支蜡烛过来,我们互相握着手,走进大厅。他还是像我们离开他的时候那样躺着,眼睛睁着,一只胳臂伸向一边。
我立刻把门闩弄开,喘着气在黑暗中站了一会儿,独自一人和死者的尸体待在一起。然后我母亲从酒吧间柜台上取了一支蜡烛过来,我们互相握着手,走进大厅。
“快放下百叶窗吧,吉姆,”我母亲低声说道,“他们可能会来,在外面监视我们。”我把百叶窗放下以后,她又说:“那么,咱们得从这家伙 身上把钥匙取出来;我可不知道,谁敢动他一下!”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发出了抽噎的哭声。
我马上就跪下了。地板上紧靠他那只手的地方,有一张卷着的小纸片,一面是涂黑了的。我毫不怀疑,这就是那张黑牒。我把它拿起来,在正面看到这么一道简短的通知:限你在十点钟办妥。字体端正而清晰。
“限他十点钟呀,妈。”我说。我正说这话的时候,我们的老时钟开始响了。突然的钟声使我们大为震惊;可是消息倒是挺好,因为才只六点钟。
“好吧,吉姆,”妈说,“快找那把钥匙。”
我在他的衣袋里摸索,一个又一个地找。有几个小钱币、一只顶针,还有些线和大针,一支细条的卷烟,咬掉了一截,他的弯把儿小刀,随身带的指南针,还有一只火绒盒,这就是几只口袋里全部的东西。于是我开始绝望了。
“也许是挂在他的脖子上吧。”我母亲提醒道。
我克制了一阵强烈的厌恶心理,撕开了他的衬衫领口。果然不错,他脖子上挂着一根油污的细绳,我用他的小刀把它割断,就拿到了那把钥匙。我们取得这次成功,便充满了希望;随即就连忙跑上楼去,片刻不停地跑进他住过很久的房间里。他的提箱自从他来到以后,就一直放在那儿。
从外表看来,这只箱子也像任何别的水手提箱一样,顶上有一个烙铁烧成的“波”字,箱角上有些破损,大概是长期使用、猛推猛甩的结果。
“把钥匙给我吧。”我母亲说。锁虽然很不灵活,她却在眨眼之间把它扭开,掀开了箱盖。
箱子里发出一阵刺鼻的烟草和柏油气味,可是上面除了一套刷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的好衣服而外,什么也看不见。我母亲说,这套衣服从来就没穿过。衣服底下摆着许多杂七杂八的东西——一具四分仪,一只小锡酒杯,几支卷烟,两支挺漂亮的手枪,一根银条子,一块西班牙表,还有几件不值钱的小玩意儿,多半是外国货,一副黄铜框子的罗盘,还有五六个西印度群岛的稀奇贝壳。后来我常常想起,他在那种被人追逐的流浪和犯罪的生活中,为什么要老带着那些贝壳。
同时我们除了那条银子和那些小玩意儿之外,并没有找到什么值钱的东西,可是连那两样东西也都不合我们的心意。下面放的是一件船上穿的旧斗篷,那是在许多港口的沙洲上让海水浸白了的。我母亲很烦躁地把它掀开,底下就有箱子里的最后一件东西出现在我们眼前——油布裹着的一个小包,好像是一些文件的样子,还有一个帆布袋,动了它一下,就发出金子的叮当响声。
“我得让这些坏蛋知道,我是个诚实的女人。”我母亲说,“我只要自己应得的一份,一个钱也不多拿。把克拉斯莱太太的口袋拿来。”于是她就从船长的帆布袋里数出他欠我们的账款,放到我撑开的口袋里。
这是一件很费时间的麻烦事情,因为那些钱币各国的都有,大小也不同——有西班牙的都布隆 、法国的路易金币 、英国的几尼金币和西班牙的八字银角 。我不知道另外还有些什么,通通乱七八糟地放在一起。几尼金币是其中最少的一种,我母亲却只懂得用这种钱币计算。
我们干到半截的时候,我忽然伸手按在我母亲的胳臂上,因为我听到在外面的寂静和霜冻的空中有一阵响声,吓得我的心都要跳到嘴里来了——那是那个瞎子的手杖敲着霜冻的路面的响声。我们憋住气坐着,听见这阵响声越来越近。然后那根棍子猛敲客栈的门,随即我们就听到扭转门上把手的声音;这个坏蛋想要进来的时候,门闩发出嘎嘎的响声。随后就是长时间的一阵沉寂,里里外外都无声无息。然后敲门声又响起来了,结果这阵响声却又慢慢地消失,终于再也听不见了——这真使我们出乎意料地高兴。
“妈,”我说,“咱们把它整个儿拿走吧。”因为我估计闩住的门准会引起怀疑,结果就会惹得大祸临头。可是幸亏我先把门闩上了;这时候我感到多么谢天谢地,这种心情,没见过那个可怕瞎子的人是不能体会的。
我们随即就一同摸索着下楼,留下那支蜡烛在箱子旁边点着。可是我母亲虽然很害怕,却又只肯拿到她所应得的钱,分文也不多要,同时又固执地不愿少拿应得之数。她说,还不到七点钟,差得远呢。她知道她的权利,而且要享受她的权利。我们正在争论的时候,就听见老远的小山上传来的一阵低声的口哨。这对我们俩来说,就够呛了,也许是太伤脑筋了。
“我把手头拿到的钱带走。”她跳起来说道。
“我拿着这个去抵账。”我拿起那个油布小包,说道。
我们随即就一同摸索着下楼,留下那支蜡烛在箱子旁边点着。接着我们就推开门,赶紧逃跑。我们走得一点也不算太早。雾气正在消散;月亮将高地上两边的空间照得很亮;只有小山谷正中的底部和客栈门口一带,才笼罩着一片薄雾的暗影,没有被月光划破,掩蔽着我们初步的脱逃。在通向那个小村子的路上,还不到一半路,离山脚稍微过去一点的地方,我们就一定会走到月光底下。不但如此,我们已经听见几个人跑过来的脚步声了;我们回头往他们那边一望,就看见一道光左摆右摆,而且还在迅速地前进,这就可以看出,那些新来的人当中,有一个是打着灯笼的。
“哎呀,”我母亲忽然说道,“你把钱拿去,快跑。我快晕倒了。”
我心想,我们俩肯定都要完蛋了。我大骂那些胆小的邻居,也责怪我母亲太老实,又贪心,还怪她原先太冒失,现在又太软弱了。
幸亏我们恰好走到了那座小桥上;我母亲虽然东歪西倒,我还是搀着她走到岸边。到了那儿,她果然就叹了一口气,倒在我的肩上。我不知是哪儿来的力气,居然挺住了;恐怕是使了一股蛮劲吧。好歹我总算把她拽到了岸边的底下,离桥拱很近的地方。我再也不能挪动她了,因为小桥太低,只能在桥下爬行。我们就只好这样待在那儿——我母亲几乎是完全没有隐蔽的;我们俩都听得见客栈那边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