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中午的时候,我在船长房门口站住,给他送去一些冷饮和药品。他大致还是像我们把他留在那儿的时候那么躺着,只是稍微坐起了一点;看他的神情,似乎是虚弱而又兴奋。
“吉姆,”他说,“这儿只有你才是对我有点用处的人;你知道我一向是对你挺好的。没有哪一个月,我不给你一只四便士的银角子。可是小伙子,现在你瞧瞧,我是挺倒霉的,谁也不理睬我。吉姆,你给我拿点酒来,好吗,小伙子?”
“大夫说——”我开始搭腔。
可是他打断我的话,骂起大夫来;声音微弱,却有一股兴奋的神气。“当大夫的全是些笨蛋,”他说,“你们这儿那个大夫,嗐,他对航海的人懂得个什么?我到过火焰山那么热的地方,伙伴们害了黄热病,东一个西一个倒下了,那个可怕的地方就像地震的海面上那样一起一伏——这种地方,当大夫的懂得个什么?——再说我是靠喝酒过日子的,说实话。这对我来说,就等于吃喝和男女的事全包在一起了。现在要是不让我喝酒,我就会像一只避风的破船似的,我气极了就会要你的命,吉姆,也要那个笨蛋大夫的命。”接着他又破口大骂了一阵,“喂,吉姆,我烦得要死,你瞧我的手指头老是这样颤动。”他用乞求的口气继续说道,“我没法叫它不动呀,真的。今天太倒霉,我一滴酒也没尝到。大夫是个傻瓜,说真的。吉姆,我要是喝不到一口酒,就会犯疯病;我已经看见一些怪物了。我看见老弗林特,就在你背后那个旮旯里;看得一清二楚,准没错。我本来是个过惯了粗野日子的人,我要是犯了疯病,那就会闹翻了天。你们那个大夫自己说过,喝一杯酒对我没什么害处。你只要给我一小杯酒,吉姆,我就给你一块金几尼
。”
他越说劲头越大,这使我为我父亲担心;他那天病情很重,需要安静;同时船长提到大夫说过的话,我倒是放了心,可是他要贿赂我,却使我不大高兴。
“你的钱我一个也不要,”我说,“我只要你欠我父亲的钱。我给你拿一杯酒来,再多可不行。”
我给他把酒拿来的时候,他贪婪地接过去,一口就喝光了。
“好,好,”他说,“这倒是好一点,真的。喂,小伙子,大夫说过我还得在这个老地方躺多久吗?”
“至少一个礼拜。”我说。
“天哪!”他惊叫道,“一个礼拜!这可办不到:过那么久,他们就会给我送黑牒来了。这伙毛头小子在这个见鬼的时刻,就会到处打听,探出我的下落;这伙毛头小子连自己弄到手的钱财都保不住,却要打别人的主意,想把别人的财宝弄到手。你看,这能算是航海的好汉的行为吗,我请问?可是我是个爱节省的人。我从来不浪费自己的钱财,也没有失掉过;我得再耍他们一手。我可不怕他们。我要再摆脱一个险滩,小伙子,我要再捉弄他们一回。”
他一面这么说着话,一面从床上吃力地坐起来,他使劲揪住我的肩膀,把我掐得很痛,几乎使我叫喊起来;同时他挪动着双腿,仿佛那是有两根大铁棍那么大的分量似的。他的话虽然很有意义,显得精神挺足,可是他说话的声音却很微弱,很不相称。他在床边上改成坐的姿势之后,便不再动了。
“那个大夫可把我害苦了,”他低声抱怨道,“我的耳朵里嗡嗡地响,还是让我躺下吧。”
我还没来得及帮他多少忙,他就倒下去恢复原来的位置了;他躺了一会儿,没有作声。
“吉姆,今天你看见那个海客没有?”他终于问道。
“黑狗吗?”我问道。
“啊!黑狗,”他说,“他是个坏蛋;可是还有些唆使他的家伙比他更坏呢。现在我要是没办法躲开,他们要是把黑牒给我送过来,你可得注意,他们要找的东西就是我那只旧水手箱子;那你就骑上马——你会骑,是不是?
,那么,你就骑上马,去找——唔,行,我打定主意了!——去找那个十足的笨蛋大夫,叫他把所有的人手召集起来——地方法官等等——在‘本卜司令’客栈把他们那一伙一网打尽——老弗林特那一伙,不管是大人和孩子,凡是活着的都一包在内。我是大副,真格的,是老弗林特的大副,只有我一人才知道那个地方。他躺在床上,就像我现在这样,在萨凡纳临死的时候把那个地方告诉我的。可是他们如果不给我送黑牒来,你要是没有再见到黑狗,或是那个一条腿的水手,你就别去告发,吉姆——最要紧的就是他。”
“可是什么叫黑牒呀,船长?”我问道。
“那是一种通知,小伙子。他们要是把它拿来了,我就告诉你。可是你千万要注意盯住呀,吉姆,我赌咒要和你平分那些财宝。”
他又东拉西扯了一会儿,声音更微弱了。可是我把药拿给他,他像个小孩子似的吃下去,一面吃药一面说:“要是航海的人也得吃药的话,那可只有我这一个。”随即他就昏昏沉沉地睡着了,我也就离开了他。要是一切都顺手,我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也许我应该把这桩事情通通告诉大夫;因为我吓得要死,怕的是船长后悔不该跟我说那些实话,会要把我干掉。可是偏巧发生了意外的事故,那天晚上,我那可怜的父亲忽然去世了;这么一来,一切别的事情就全都顾不上了。我们自然感到的悲伤、邻居们的吊唁、丧事的安排,还有店里的生意也得照常料理,这就把我忙得要命,简直没工夫想起船长,更不会害怕他了。
第二天早上,他当然就下楼来了。他照常吃饭,可是吃得很少,喝的酒却恐怕是比平日多了一些,因为他自己到卖酒的柜台去取酒,一面绷着脸,一面喷着鼻子,谁也不敢阻拦他。在举行丧礼的前一天晚上,他照常喝得烂醉。在那吊丧的屋里,听到他不断地唱那支难听的老航海歌,真是吓人;可是他尽管很衰弱,我们却都对他怕得要死。偏巧大夫忽然要到几英里以外去出诊,我父亲死后,他从来没上我们这一带来过。我说船长身体衰弱,他也确实是不像恢复健康的样子,而是越来越衰弱了。他爬上楼去又下来,从大厅里到酒吧间,又走回来;有时候他扶着墙向门外探出头去耸着鼻子闻闻海上的气味,急促地喘着气,像一个爬上陡山的人似的。他从来不特地和我打招呼,我相信他大概是忘记他给我说过的那些保密的话了。可是他的脾气却更加喜怒无常;估计这是因为他身体衰弱,便比一向更暴躁了。现在他喝醉了的时候,有一种吓人的举动,就是拔出短刀,摆在他面前的桌上。可是尽管如此,他却是更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仿佛是一心苦思冥想、六神无主似的。比如有一次,有一件事使我们极为惊奇:他忽然唱出一支不同的调子,那是一种乡村的情歌,大概是他在青年时期开始过海上生活以前学到的。
事情就是这样过了一些日子,直到出殡后那一天,在一个严寒、浓雾和霜冻的下午,大约三点钟,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心里充满了对我父亲的哀伤,忽然看见一个人沿着大路慢慢地走过来。他显然是个瞎子,因为他轻轻地敲着一根手杖引路,眼睛和鼻子上面还戴着一个绿色大遮阳帽。他是个驼背子,似乎是因为年老或是体弱吧;身上穿着一件带兜帽的破烂水手上衣,这就使他显出一副十分奇怪的样子。我一辈子没有见过比他更可怕的角色。他在离小客栈很近的地方站住,怪声怪气地朝着他面前的空中拉开嗓门喊道:
“有哪位好心的朋友肯指点指点我这个可怜的瞎子吗?我是为了捍卫祖国的神圣事业丧失了双眼的宝贵视力的——乔治王万岁!——请问我现在在什么地方?在本国的哪一部分?”
“你在黑山海湾‘本卜司令’客栈门口,大爷。”我说。
“我听见有人说话,”他说,“是个小伙子的声音。好心的小朋友,请你帮个忙,伸手引着我进去,好吗?”
我伸出手去,这个可怕的、声调温和的瞎子马上就紧紧地抓住我的手,像一把老虎钳似的。我吓得要命,便挣扎着想脱身;可是这个瞎子只用他的胳臂拉了一下,就把我拽到他身边了。
“喂,孩子,”他说,“把我带进去找船长。”
“先生,”我说,“说实话,我可不敢。”
“啊,”他冷冷地说道,“这我知道!你马上带我进去,要不我就扭断你的胳臂。”
他一面说着,一面使劲扭我的胳臂,我大声惊叫起来。
“先生,”我说,“我这是为你着想呀。船长可不像过去那样。他坐着的时候,老是把短刀拔出来,放在身边。还有一位先生——”
“喂,快点,走。”他打断了我的话;我从来没听到过像那个瞎子的声音那么冷酷而难听的声音。那比我的疼痛更使我害怕;我马上就开始顺从他,一直从门口朝着大厅走进去,我们那个有病的老海盗就坐在那儿,醉醺醺的。瞎子紧紧地靠拢我,用一只铁手把我揪住,侧着身子,把他一身的重量压在我肩上,我简直承担不起。“一直把我引到他面前,等他看得见我的时候,你就喊一声:‘这儿有个朋友来找你,毕尔。’你要是不干,我就这样。”他这么说着,就狠狠地扭了我一下,这一扭,使我顿时觉得快要晕倒了。在这紧张的时刻,我被这个瞎眼的家伙吓坏了,也就忘却了我对船长的畏惧;我一推开大厅的门,就用颤抖的声音照瞎子的吩咐喊出了那句话。
可怜的船长抬起头来,只看了一眼,他的酒劲就消失了,结果他就清醒过来,瞪着眼睛望着。他脸上的表情与其说是由于恐怖,还不如说是由于要命的疾病。他动弹了一下,想要站起来,可是我不相信他身上还剩下了那么多的力气。
“喂,毕尔,你就在原处坐着吧,”那家伙说道,“我虽然看不见,却连一只手指头动一下也能听得见。公事公办。伸出你的右手来。小伙子,你揪住他的右手腕子,把它拉到我的右手这儿来。”
我们两人都完全顺从了他的话,我就看见他从他拿着手杖的那只手心里取出一件东西,塞到船长的手掌里,船长立刻就把它攥住了。
“好吧,手续完毕了。”瞎子说道。他一面说着,忽然把揪住我的手松开,迅速地跳出大厅,跑到大路上,他的动作之准确和敏捷,实在是惊人。我一动不动地站着,还听得见他嗒嗒嗒嗒地在路上敲着手杖,走向远方。
过了一会儿,我和船长才像是恢复了知觉。我一直还在握着他的手腕;可是大约在同一时刻,我松开了手,他把手也缩回去,瞪着眼睛望着手心。
“十点钟!”他喊道,“六个钟头。咱们还来得及对付他们。”随即他就一跳,站起来了。
正在他站起来的时候,忽然身子摇晃了一下。他伸手按在嗓子上,站着左摇右摆了一会儿,然后发出一声怪叫,全身挺直地倒在地上。
我立即向他跑过去,一面叫我母亲来。可是忙了一阵,还是无济于事。船长突然中了风,一命呜呼了。这倒是一件稀奇的事情,其实我一向不喜欢这个人,只是近来才渐渐有点怜恤他,可是我一见他死了,却禁不住哭了一场。这是我第二次见到死人,头一次的悲伤还在心头,印象很新呢。
当然,我赶快就把我所知道的一切告诉我母亲,也许我早就应该告诉她了。现在我们马上就看到自己所处的困难和危险的境地。这个人的钱——如果他有钱的话——肯定有一部分是我们应得的;可是我们这位船长的伙伴们,特别是我所看到的那两个怪物,黑狗和瞎眼的家伙,不见得会放弃他们的赃物,不把它拿去抵偿死者的债务。船长叫我立刻骑马去找利弗西大夫,可是那就会把我母亲独自留在家里,没人保护;我决不能考虑这个办法。事实上,我们两人似乎是谁也不能在这屋里再待多久了。厨房的炉火里木炭的响声,甚至连钟摆的嘀嗒声,都使我们心里充满惊恐。在我们听来,附近一带仿佛到处都有脚步声。我一时看着大厅里的地板上躺着船长的尸体,一时想象着那个可恶的瞎眼鬼就在近处转来转去,准备再回来,在这中间就有些时刻,照俗话说,我简直吓得心惊肉跳。必须赶快打定主意才行;后来我们终于决定到邻近的一个小村里去求救。拿定了这个主意,马上就实行了。我们虽然都光着头,却立刻就在暮色苍茫和霜冻的迷雾中跑出去了。
那个小村子虽然还看不见,却不过在几百码以外,在邻近的海湾的另一边。幸好我们所走的方向与那个瞎子来时的方向相反,估计他大概是回到原处去了,这倒是大大地鼓起了我的勇气。我们在路上还只走了不多的几分钟,有时却还是停下来,互相搀扶着,静听一会儿。可是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声响——只有细浪拍打崖岸的低沉响声和林中的乌鸦呱呱的叫声。
我们到达那个小村子的时候,家家户户已经点灯了。我看到门里和窗户里射出来的黄色光线,那股高兴的劲儿,真是一辈子忘不了;可是事实却证明,我们在那带地方所能得到的帮助也就不过是如此而已。因为谁也不同意跟我们一同回到“本卜司令”客栈去——你想必会觉得那里的人们真该感到羞愧。我们越向他们申述我们的苦难,他们——无论男女老少——反而越不肯离开家里,只图保住自己。弗林特船长的名字,虽然对于我还是生疏的,他们那儿却有些人相当熟悉了,这就使他们感到非常害怕。除此之外,还有些男人到离“本卜司令”客栈较远的那边去干农活的时候,还记得他们曾经看见大路上有几个陌生人,他们估计那些人是走私犯,便连忙溜掉了;至少有一个人看见我们叫作“猫窝”的地方有一只三桅小船。只是因为有了这些情况,凡是船长的伙伴就能把他们吓得要死。归根到底,我们虽然找到几个人愿意骑马朝着另一个方向到利弗西大夫那儿去报信,却始终没有一个人肯帮助我们守卫客栈。
人家都说胆怯是有传染性的,可是另一方面,讲明道理却能使人壮胆。那些人各自发表了意见之后,我母亲就给他们讲了一番话。她声明,应该归她这死了父亲的孩子得的钱,她不愿意失掉。她说:“要是你们其余的人谁也不敢跟我们回去,吉姆和我却敢去。我们就像来的时候一样回去,那就不感谢你们这些胆小如鼠的大个子好汉了。我们就把那只箱子打开,哪怕是牺牲生命也不在乎。克拉斯莱太太,谢谢你借给我那只口袋,我们就用它把合法的钱装回来。”
我当然说我愿意和我母亲一同回去;他们当然是齐声大嚷,说我们太冒失了。可是即使到了这时候,还是没有一个人肯和我们同去。他们所愿意做的,只是借一支装上了子弹的手枪给我们,以防遭到袭击;另外还答应借给我们两匹装好鞍子的马,这是防备我们回来的时候有人追上来的。同时还派一个孩子骑马上大夫那儿,请求武装人员的援助。
我们俩在寒冷的夜里动身去干这件冒险的事情的时候,我的心跳得厉害。圆圆的月亮正在升起,穿过雾气上面的边缘,射出红光来窥探着,这就使我们更加急速前进,因为在我们重新回来以前,显然会是大亮的时候了;我们离开客栈的行动,就会被任何监视的人看得一清二楚了。
我立刻把门闩弄开,喘着气在黑暗中站了一会儿,独自一人和死者的尸体待在一起。然后我母亲从酒吧间柜台上取了一支蜡烛过来,我们互相握着手,走进大厅。他还是像我们离开他的时候那样躺着,眼睛睁着,一只胳臂伸向一边。
我立刻把门闩弄开,喘着气在黑暗中站了一会儿,独自一人和死者的尸体待在一起。然后我母亲从酒吧间柜台上取了一支蜡烛过来,我们互相握着手,走进大厅。
“快放下百叶窗吧,吉姆,”我母亲低声说道,“他们可能会来,在外面监视我们。”我把百叶窗放下以后,她又说:“那么,咱们得从这家伙
身上把钥匙取出来;我可不知道,谁敢动他一下!”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发出了抽噎的哭声。
我马上就跪下了。地板上紧靠他那只手的地方,有一张卷着的小纸片,一面是涂黑了的。我毫不怀疑,这就是那张黑牒。我把它拿起来,在正面看到这么一道简短的通知:限你在十点钟办妥。字体端正而清晰。
“限他十点钟呀,妈。”我说。我正说这话的时候,我们的老时钟开始响了。突然的钟声使我们大为震惊;可是消息倒是挺好,因为才只六点钟。
“好吧,吉姆,”妈说,“快找那把钥匙。”
我在他的衣袋里摸索,一个又一个地找。有几个小钱币、一只顶针,还有些线和大针,一支细条的卷烟,咬掉了一截,他的弯把儿小刀,随身带的指南针,还有一只火绒盒,这就是几只口袋里全部的东西。于是我开始绝望了。
“也许是挂在他的脖子上吧。”我母亲提醒道。
我克制了一阵强烈的厌恶心理,撕开了他的衬衫领口。果然不错,他脖子上挂着一根油污的细绳,我用他的小刀把它割断,就拿到了那把钥匙。我们取得这次成功,便充满了希望;随即就连忙跑上楼去,片刻不停地跑进他住过很久的房间里。他的提箱自从他来到以后,就一直放在那儿。
从外表看来,这只箱子也像任何别的水手提箱一样,顶上有一个烙铁烧成的“波”字,箱角上有些破损,大概是长期使用、猛推猛甩的结果。
“把钥匙给我吧。”我母亲说。锁虽然很不灵活,她却在眨眼之间把它扭开,掀开了箱盖。
箱子里发出一阵刺鼻的烟草和柏油气味,可是上面除了一套刷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的好衣服而外,什么也看不见。我母亲说,这套衣服从来就没穿过。衣服底下摆着许多杂七杂八的东西——一具四分仪,一只小锡酒杯,几支卷烟,两支挺漂亮的手枪,一根银条子,一块西班牙表,还有几件不值钱的小玩意儿,多半是外国货,一副黄铜框子的罗盘,还有五六个西印度群岛的稀奇贝壳。后来我常常想起,他在那种被人追逐的流浪和犯罪的生活中,为什么要老带着那些贝壳。
同时我们除了那条银子和那些小玩意儿之外,并没有找到什么值钱的东西,可是连那两样东西也都不合我们的心意。下面放的是一件船上穿的旧斗篷,那是在许多港口的沙洲上让海水浸白了的。我母亲很烦躁地把它掀开,底下就有箱子里的最后一件东西出现在我们眼前——油布裹着的一个小包,好像是一些文件的样子,还有一个帆布袋,动了它一下,就发出金子的叮当响声。
“我得让这些坏蛋知道,我是个诚实的女人。”我母亲说,“我只要自己应得的一份,一个钱也不多拿。把克拉斯莱太太的口袋拿来。”于是她就从船长的帆布袋里数出他欠我们的账款,放到我撑开的口袋里。
这是一件很费时间的麻烦事情,因为那些钱币各国的都有,大小也不同——有西班牙的都布隆
、法国的路易金币
、英国的几尼金币和西班牙的八字银角
。我不知道另外还有些什么,通通乱七八糟地放在一起。几尼金币是其中最少的一种,我母亲却只懂得用这种钱币计算。
我们干到半截的时候,我忽然伸手按在我母亲的胳臂上,因为我听到在外面的寂静和霜冻的空中有一阵响声,吓得我的心都要跳到嘴里来了——那是那个瞎子的手杖敲着霜冻的路面的响声。我们憋住气坐着,听见这阵响声越来越近。然后那根棍子猛敲客栈的门,随即我们就听到扭转门上把手的声音;这个坏蛋想要进来的时候,门闩发出嘎嘎的响声。随后就是长时间的一阵沉寂,里里外外都无声无息。然后敲门声又响起来了,结果这阵响声却又慢慢地消失,终于再也听不见了——这真使我们出乎意料地高兴。
“妈,”我说,“咱们把它整个儿拿走吧。”因为我估计闩住的门准会引起怀疑,结果就会惹得大祸临头。可是幸亏我先把门闩上了;这时候我感到多么谢天谢地,这种心情,没见过那个可怕瞎子的人是不能体会的。
我们随即就一同摸索着下楼,留下那支蜡烛在箱子旁边点着。可是我母亲虽然很害怕,却又只肯拿到她所应得的钱,分文也不多要,同时又固执地不愿少拿应得之数。她说,还不到七点钟,差得远呢。她知道她的权利,而且要享受她的权利。我们正在争论的时候,就听见老远的小山上传来的一阵低声的口哨。这对我们俩来说,就够呛了,也许是太伤脑筋了。
“我把手头拿到的钱带走。”她跳起来说道。
“我拿着这个去抵账。”我拿起那个油布小包,说道。
我们随即就一同摸索着下楼,留下那支蜡烛在箱子旁边点着。接着我们就推开门,赶紧逃跑。我们走得一点也不算太早。雾气正在消散;月亮将高地上两边的空间照得很亮;只有小山谷正中的底部和客栈门口一带,才笼罩着一片薄雾的暗影,没有被月光划破,掩蔽着我们初步的脱逃。在通向那个小村子的路上,还不到一半路,离山脚稍微过去一点的地方,我们就一定会走到月光底下。不但如此,我们已经听见几个人跑过来的脚步声了;我们回头往他们那边一望,就看见一道光左摆右摆,而且还在迅速地前进,这就可以看出,那些新来的人当中,有一个是打着灯笼的。
“哎呀,”我母亲忽然说道,“你把钱拿去,快跑。我快晕倒了。”
我心想,我们俩肯定都要完蛋了。我大骂那些胆小的邻居,也责怪我母亲太老实,又贪心,还怪她原先太冒失,现在又太软弱了。
幸亏我们恰好走到了那座小桥上;我母亲虽然东歪西倒,我还是搀着她走到岸边。到了那儿,她果然就叹了一口气,倒在我的肩上。我不知是哪儿来的力气,居然挺住了;恐怕是使了一股蛮劲吧。好歹我总算把她拽到了岸边的底下,离桥拱很近的地方。我再也不能挪动她了,因为小桥太低,只能在桥下爬行。我们就只好这样待在那儿——我母亲几乎是完全没有隐蔽的;我们俩都听得见客栈那边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