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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根据联合国的定义，数字经济由狭义到广义，包含了3层定义：①半导体、科技硬件、通信服务、互联网等数字部门；②平台经济、零工经济、共享经济等基于数字产业技术的数字经济；③电子商务、工业4.0、精准农业等数字产品及服务使能增值的数字化经济。数字产业涵盖半导体、科技硬件、通信服务等行业，当前伴随着科技发展和数据量提升，数字产业公司在资本市场的地位正在逐步提升。数字产业上市公司总市值占比从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12.2%上升到2020年5月的29.0%，占比依次超越了能源和金融行业。
按新基建与数字经济的关系，新基建可以分为两部分：①传统基建补短板部分，主要作为产业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如智能交通和智慧能源，都是科技手段赋能传统行业的典范，其基础设施的建设将助力于传统产业附加值的进一步释放；②新技术数字基建部分，短期内主要助力于数字产业化，释放经济附加值，长远来看，其赋能的5G、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产业建设，又将进一步带动诸多传统行业的数字化转型。
从对经济社会发展作用的角度来看，新基建与传统基建都有利于拉动经济社会发展，换句话来说，新基建与传统基建有着相同的本质，它们均有利于拉动经济增长，释放长期经济增长潜力，为人民生活提供便利。“要致富，先修路”，与传统基建类似，新基建也是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新基建与传统基建都是通过加大投资，带动相关产业链，增加就业岗位，拉动收入增长，从而实现推动经济增长的效果。基础设施建设是未来20年左右社会繁荣发展的基础，先进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将推动经济发展，释放长期经济增长的潜力。反之，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将制约经济增长。新基建与传统基建都是对能源、交通运输、网络通信等公共服务的投资，可以满足人民生活需要，提升人民生活的便捷度及幸福感。
新基建与传统基建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也就是新基建与传统基建有不同的时代背景，加强传统基建是应对20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举措。例如，1998年中国增发特别国债用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提出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是站在新的时间节点上被提出的，是助力全球数字化经济转型的重要措施。
（1）传统基建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逐渐减弱。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经济增长拉动的边际效应已经不明显，并且在上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中，相当部分资金进入了房地产相关行业，导致产能进一步过剩，构成了巨大的经济和金融不稳定因素，因而传统的基础建设投资已不是必要选项。
（2）全球数字化转型加速发展要求新的增长势能。在经济下行背景下，基建投资是平滑经济波动的有效手段。新基建概念的推出不仅是缓解我国经济下行压力的力量，而且是加快推动我国经济迈向智能经济，推动新基建成为全社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随着产业的发展，全球数字化浪潮在进一步加速推进。目前全球已有170多个国家发布了本国的数字发展相关战略，未来数字经济将会成为各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从整个工业革命的发展过程来看，今天我们已经到了工业4.0，即第4次工业革命的阶段，意味着从传统的生产模式到自动化生产模式之后，进入到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时代。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傲人成绩，但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传统动能（劳动力红利、环境资源供给、投资拉动作用、外部市场需求）正在减弱。过去以这种传统方式发展了三四十年，到今天已受到发展限制。因此需要寻求一种新的发展方式，培育新的发展势能。
（3）新基建投资成为缓解我国内外部压力的重要手段。通过多年来的经济发展，我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规模虽然日益扩大，但我国面临的国际形势也日益复杂严峻。中美贸易战已对国内出口造成不良影响。国际经济出现贸易保护主义倾向，西方发达国家联合起来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尤以5G在全球的推广受阻最为突出。同时，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打击了出口贸易，需要“投资”这驾马车拉动经济，很多外向型的经济模式受到限制。这一次疫情给全球经济都带来了重大影响，中国宏观经济也在最近几年不可避免地面临经济周期、去产能、去杠杆和环保压力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出现下行、增速放缓，众多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面临经营困难等困境，国家的经济稳定和增长压力骤增。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模式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很难进一步发展。因此，它也倒逼着商业模式的变革，以及数字经济的变化升级。所以，投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应对国内外环境变化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