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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管理是立足核心能力、面向战略竞争所进行的决定发展前途的顶层管理，也是数字决策工程的重大应用背景。战略管理数字决策工程是战略管理工程的重要学科分支和发展领域，也是以认知智能增强为基础、能够支持战略博弈决策优化的数字化体系工程。
战略管理以战略前景预测和能力态势研判为基础，以制定一套科学、系统、长远的发展战略为核心，进而通过战略思想到规划、计划的细化分解，以及战略方针到任务、项目的逐步落实，确保核心战略能力的演化提升和长远战略目标的如期实现。
核心战略能力管理是战略管理的重要领域，战略博弈决策是核心战略能力管理领域内以强手博弈为背景的一类战略决策，而科学合理地选择战略能力建设项目并以五年为规划期持续不断地实施建设，则是国家、军队及大型骨干企业等重大使命组织提高核心战略能力、实现长远战略目标的重要举措。
战略管理工程是一种“服务顶层决策的战略管理预实践数字工程”。黄兴东在《军工央企数字化转型的思考》中指出：2018年7月5日，美国国防部正式对外发布“国防部数字工程战略”。该战略旨在推进数字工程转型，将国防部以往线性、以文档为中心的采办流程转变为动态、以数字模型为中心的数字工程生态系统，完成以模型和数据为核心谋事做事的范式转移。数字工程是一种集成的数字化方法，使用系统的权威模型源和数据源，以在生命周期内可跨学科、跨领域连续传递的模型和数据，支撑系统从概念开发到报废处置的所有活动。
《世界主要国家军队战略管理的理念和做法》一文中提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企业战略管理理论在西方世界获得很大发展。美军较早接受企业战略管理理念，持续推进以战略规划为核心的战略管理改革。美军军队战略管理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正进入以经验智慧为内核、以效能提升为导向、靠法治方式来推进、用科学手段做支撑的当代形态。军队战略管理是最高层次的管理，同时也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军队战略管理链路由需求、规划、预算、执行和评估5个环节构成，只有这5个环节共同构建顺畅、高效的闭合管理回路，才能达到提高军队系统运行效能和军队建设发展效益的目的。
弗雷德蒙德·马利克（Fredmund Malik）所著的《战略：应对复杂新世界的导航仪》一书指出：“战略的意思就是，甚至是在开始行动之前，行动方式就预告了长远的成功”。之所以能做到所谓的“战略上的成功”，首先需要抓住目标这个“导航仪的灵魂所在”，因为正如该书的作者所言，如果目标定义错了，那么战略就不可能正确；同时，还要牢牢抓住“使命”和“绩效”这两个战略管理的核心要素，它们是目标的传导和承载者，因此也是“导航仪”的基本组件。作者指出，正确使命的3个要素是需要、能力和信念，而正确绩效又可以分解为对组织起引导作用的若干关键变量（如对企业来讲有6个关键变量）。
军队战略管理的首要任务就是按照军队的建设目标、路径和模式，以及应对不同安全威胁、不同作战对手、不同作战场景的核心作战能力要求，进一步深化细化军队目标任务，对标细化各领域、各系统的发展目标、能力指标和实现路径，使顶层设计更具有实践性、操作性，指引军队建设按照既定目标方向前进。
人类使命组织如何在长远战略目标和发展战略的指引下，通过对竞争博弈条件下若干核心战略能力的筹划、评估、决策推演和综合研判，实现对核心战略能力未来演化态势的提前谋划和塑造，从而确保使命组织战略目标和远景规划的如期实现，是战略能力塑造的问题，而战略能力塑造又离不开战略态势。李忠林指出：“战略态势是一个军事概念，指战略部署和战略行动所造成的状态，它是战略指导者在客观物质条件的基础上主观运筹的结果，也是进行战略决策的依据。战略态势一般包括有利态势与不利态势两种状态，并且两种战略态势可以相互转化。”战略能力态势则指战略能力的演化发展状况、对比和趋势。进行战略博弈决策的根本目的是塑造未来战略能力态势、实现长远战略发展目标。
企业为了塑造未来战略态势需要进行战略选择分析。企业战略选择分析是基于内、外部竞争条件和竞争环境相互影响下的态势分析，也是对企业本身与企业所处环境在深刻剖析后，依照矩阵形式排列，并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将各种因素相互匹配后进行分析，以得到相应结论的分析方法。
企业战略选择分析工具：
（1）SWOT分析。SWOT分析可以对研究对象所处的情景进行全面、系统、准确的研究，从而根据研究结果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计划及对策等。
（2）PEST分析。PEST由政治（Politics）、经济（Economy）、社会（Society）和技术（Technology）因素的首字母组成，PEST分析可用于指导确定优先次序、分配资源、规划时间和发展路线图，并制定控制机制的有效策略。
（3）价值链分析。价值链分析可以帮助企业了解如何为某物增加价值，以及如何以高于增加价值的成本销售其产品或服务，从而产生利润率。
（4）五力分析。五力分析是一个强大的竞争分析工具，可以用来确定一个市场中主要的竞争影响。
（5）四角分析。四角分析用于帮助企业战略人员评估竞争对手的意图和目标，以及竞争对手可以利用的优势。
（6）业务动机模型。业务动机模型用于支持关于如何对不断变化的世界做出反应的业务决策。
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CSBA）十分重视战略选择分析工作，其所采用的战略选择分析方法的主要步骤如下。
（1）瞄准未来挑战，开发一种备选的国防战略，然后：
①对备选的国防战略所处的未来作战环境进行评估，并对其在该环境中所面临的关键安全挑战或威胁进行辨识。
②划分未来兵力的任务领域（Mission Areas）的优先顺序。
③划分未来兵力的优先顺序。
④辨识关键能力缺口、投资机遇或撤资的必要性。
（2）根据前面划分的优先顺序，创建一种平衡战略，然后：
①考量下一个十年及更长时间，美国国防部应该如何备战。
②思考什么是能够驱使各军种能力投资的凌驾一切的作战概念。
③思考为了支持上述作战概念，未来十年需要构建什么样的能力组合。
CSBA战略选择分析工具的典型功能如下：
①按主要能力（而非军种）设立各种选项。
②单击某一选项可以打开一个更为详细的信息窗口。
③在选定一个选项后，费用会自动更新。
④实际节省经费与期望节省经费的差额会及时显示在屏幕上方。
⑤对兵力结构的影响会及时显示在屏幕上。
基于能力的规划是体系时代战略规划的重要特征，基于重大项目的核心战略能力建设是军队战略管理“解码”“落地”的核心关键所在，如何紧扣核心能力建设、提高战略管理水平和战略决策质量是当前一项重要且紧迫的课题。
现代战争的发展趋势是联合作战和体系对抗，在这种新形势下，美国国防部于2001年提出“基于能力”的战略以取代传统“基于威胁”的战略。美国国防部主要采取以下两种新的方法。
1）基于能力的规划
基于能力的规划（Capability Based Planning，CBP）是一种顶层框架或规划过程，用于在不确定条件和经济约束下，提出一组适用的能力需求以应对当前的诸多挑战，并通过装备或非装备层面规划方案满足多种能力需求。这里的能力是指在给定的标准和条件下，通过一系列手段或方式的集合，具有完成一组任务、达到预期效果的本领。
（1）CBP作为一种开放的、发展的顶层设计理念，已经深度融入美军装备发展规划的机构制度和流程规范中。
（2）联合能力集成与开发系统是美军由“基于威胁”向“基于能力”的国防规划模式转变的重要依托。联合能力集成与开发系统（JCIDS）、规划计划预算与执行系统（PPBES）和国防采办系统（DAS）构成美军三大决策支持系统。其中，JCIDS处于三大决策支持系统的发起端，主要是在能力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改进军队现有作战能力、开发新的联合作战能力的基本途径和发展方案，为后续PPBES与和DAS提供基本依据。
（3）兰德公司提出了一套面向CBP的分析结构框架，该框架强调任务-系统分析、探索性分析和投资组合方法对于集成和权衡能力的作用，并提出了用于CBP过程模型。该模型包含8个步骤：威胁识别、潜在能力需求空间开发、确定目标和度量方式、作战概念开发、装备方案空间开发、抽象和具体的方案评价、装备选择及装备规划。
2）能力组合管理
随着时代发展，CBP的问题和不足逐渐显现，如缺乏支撑多种武器装备全寿命能力开发周期中共同决策和规划活动的定量方法。因此，美国国防部希望以2008年发布的指令性文件（DoD Directive7045.20）推行能力组合管理（Capability Portfolio Management，CPM），提倡和促进面向能力组合的运筹管理和决策优化研究。
（1）与CBP的定义相比，CPM的要求更加明确具体，即指导决策和优化资源，同时更加强调通过能力组合管理持续满足多种能力需求。与CBP致力于基于能力思想的制度规范化和流程标准化不同，CPM追求具体的、定量的决策管理方法和支撑软件工具，用于组合规划众多装备的能力发展。
（2）在CPM指令性文件颁布后不久，兰德公司又提出了完整的组合分析方法，用于生成、评估和筛选可选能力发展项，并设计了能力组合生成工具（Building blocks to Composite Options Tool，BCOT）和组合分析工具（Portfolio Analysis tool，PAT）进行支撑。
能力是可以区分层次并加以分解的，这是一种战略上可行的还原论，也是体系以能力来划分组分和进行组合的原因。
顾伟在2012年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美军按照‘国家安全目标—评估战略环境—军事行动与样式—联合作战能力—军种作战能力—能力建设项目’的军事能力构建思路，采用自上而下、由宏观到微观的规划方法，确立了较为完整的军事能力体系树状列表，并以此为基础，不断根据形势和需求的变化对列表进行修订和更新，以求为军事能力的全面高效提升提供可靠依据。”对此，美军进行能力分层以达到提升军事能力的目的，方法如下：
（1）依据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确立谋求绝对军事优势的总体发展目标。
（2）进行充分的战略评估，确定战略级军事能力需求。
（3）以联合作战概念的开发为基础，确定行动级军事能力需求。
（4）以军种作战概念的开发为基础，确定项目级军事能力。
体系（System of Systems，SoS）是一种网络化松耦合能力复合体（Networked Capability Complex），体系组分系统之间的复杂网络关系，既包含物理态复杂（Complicated）关系，也包括生物态复杂（Complex）关系。仅能用物理态复杂关系进行彼此连接的称为功能组分（Function Component）；既能用物理态复杂关系进行彼此连接，又能用生物态复杂关系进行彼此连接的称为能力组分（Capability Component）。
美军提出的“马赛克战”体系概念，正在成为引领美军在军事作战理念、作战体系架构及战斗力生成模式等领域创新转型的顶层指导。
以邓大松等提出的马赛克式国土防空体系（MHADS）为例，体系可以从以下3方面进行分析：
（1）体系构成。MHADS体系架构划分为装备层、供应商层、算法层、管理层、服务层和应用层6个层次。
（2）体系特点。MHADS与基于网络中心战、“系统之系统”复杂系统理论的传统国土防空体系一脉相承，同时具备人工智能、云计算的典型特征，它具有体系配置动态可调、高自由度战场资源管控、任务规划灵活按需、杀伤通道最优重构及兼容互操作更强等特点。
（3）体系运行机制。传统防空制胜机理追求基于线性积累制胜的能量优势，MHADS则追求人工智能驱动、软硬融合的知识优势和信火一体优势，并基于多域快速获取、分布式高速处理，以及人-机协同的毫秒级甚至微秒级评估决策规划，极大压缩OODA（Observation-Orientation-Decision-Action）环路时间，取得按需、快速、精准的打击效果。
以更宽的视野、更广的领域范围，对马赛克战体系进行研究和描述，需要以下述6方面的内容及其关系为框架：①作战概念；②制胜机理；③适变特性；④体系链路架构；⑤网信体系架构；⑥人工智能支撑技术。
评估是把握内在规律、找出存在问题、优化决策方案、调整措施方法、优化资源配置及提升质量效益的重要手段。须深刻认识评估对决策的辅助支持和质量提升作用，建立科学可行、讲求实效的评估标准和评估方法，切实做到以下4点：①凡重大决策必先行评估；②凡重大项目必先评后验；③先验效用评估与后验绩效评估相结合；④事先、事中、事后评估相结合。
美军主要战略评估运行机制有以下4种：
（1）形势研判机制。该机制通常涉及战略环境评估、战略目标评估、战略能力评估和战略风险评估。
（2）决策评估机制。美军采取评估与决策相对分离运作模式，践行“有决策就有评估，先评估再决策”的原则。
（3）过程控制机制。该机制重点涉及规划执行评估、预算执行评估、作战准备评估和战略行动评估。
（4）效果检验机制。该机制不仅涉及国家安全战略评估、军事需求和规划计划评估，还涉及4年防务评估、联合作战能力评估、作战试验与实战检验评估和国防工业能力评估等。
美军在各种战略评估中大量使用推演系统和技术。一是通过大量推演工作帮助决策者清楚认知战略态势，审视重大战略决策后果，使推演系统和技术成为美国战略决策文化的一部分，范围涵盖战略、战役、战术多个维度，基本覆盖全球所有热点地区、热点问题。二是非常重视新技术对推演的赋能，率先将计算机仿真、运筹学和模型思维等新技术运用于推演实践，并且十分重视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用于推演，从而不断形成新的推演能力。
为了更好地理解现代战争，帮助指挥员和参谋人员运用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思考作战问题，美军构建战略级、战役级和战术级红队机制，从模仿对手的思维出发，将不同的视角和见解引入复杂的战争认知过程，辅助决策部门纠正可能出现的偏差与错误。
例如，美军红队作为一个独立的决策支持单位，具备在计划、作战和情报分析工作中全面研究替代方案的独立能力，能够达成以下目标：协助指挥员和参谋人员开拓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质疑参谋机关各种设想；模拟敌方或第三方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减少由集体决策造成的决策水平低下问题；通过审视自我和意外情况降低存在的风险；协助参谋机关从替代性视角认清形势、问题和寻找潜在解决方案。
可以借鉴美军红队建设经验，树立“以强为鉴”的思想观念，拓展己方镜鉴体系建设的概念与内涵，提高镜鉴体系建设质量和效益。
应重视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计算和模拟仿真等新兴技术的助推作用，并善于利用这些智能化手段创建虚拟假想靶标、创造高度逼真的作战要素，为作战研究、演习训练创造尽可能贴近实战的战场环境。
战略风险指未来的不确定性对使命组织实现战略目标的复杂影响。风险的本质是不确定性而非确定的损失，因此，战略管理的重要任务就是通过更加有效甚至智能化的方式来改变、提升战略风险管控能力，从而更好地防范、降解甚至消除这些“不确定性”，以避免战略上的重大损失。
在核心战略能力管理中，首先需要管控的是两大战略认知风险，分别是战略能力走向认知风险和能力支撑体系认知风险。
下面以目前正在研究的一个战略风控决策任务场景，即战略博弈决策典型案例为例，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战略风险管控，并有利于读者理解加强研究的必要性。
已知条件：当前战略博弈态势。
镜鉴方：W战略能力走向BWS，W战略能力支撑体系BWX。
本方：W战略能力指数，包括能力发展指数CDI和能力态势指数CSI；W战略能力支撑体系RWX。
决策问题：根据观察到的当前能力态势（以下简称能态），如何选择能力项目优先领域、分配建设经费投量，使得达到预期能态塑造目标的概率较大？
问题求解逻辑：战略风控决策问题求解逻辑如图2.1所示。
为了实现对战略认知风险的及时感知和有效控制，需要学习借鉴企业风险控制数字决策方法和技术，大力提高“战略认知风险控制决策”能力。虽然目前企业风险控制数字决策所面向的问题不同于这里所考虑的战略风控决策问题，但是其数字决策原则已经在大量实践中得到应用，对研究解决战略风控决策问题仍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企业风险控制的数字决策原则如下：
（1）尽可能支持决策的自动化和可推理。
图2.1 战略风控决策问题求解逻辑
（2）制定决策的策略或方法对非技术的业务专家而言是清晰、易懂且可解释的。
（3）主动预测，而非被动响应，并可通过预测结果来筹划方案，改进制定决策的方法。
吴杰等在《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十四五”发展战略研究》中提出：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源于工业工程等工程应用型学科，具有很强的工程应用导向性。从20世纪初到21世纪，借助大环境，结合相关理论，该学科得到不断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起，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研究重心由工程领域逐步向商业领域转移。进入21世纪，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也容纳了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管理学科的共同特点是兼具跨学科和综合性，涉及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多个子领域。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除具备管理科学的一般特点外，还具有以下特点：学科交叉与知识融合，基础学科与领域的拓展性，研究问题来源于实践，理论研究与应用相结合。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是一门综合性交叉学科，其体系内容涵盖多个学科内容；它作为管理科学的一个基础性分支，是从系统思想出发，基于多种理论，使用多种方法，研究多个应用领域的学科。
战略管理工程属于“管理科学与工程”中“管理工程”的范畴，下面主要讨论管理科学与管理工程的不同之处。管理学是人类管理活动领域科学层面上形成的理论、方法与应用体系，其中，管理科学与工程是一门侧重于综合运用系统科学、数学、经济学、行为科学、工程方法及信息技术为人类探索管理问题提供基础理论、方法体系与工程样式解决方案的学科。人类对“科学”有其久远的认知演化过程，管理学可以被看作人类管理活动领域科学层面的知识、方法与应用体系，因此，管理学也称为（广义）管理科学。在科学发展史上，培根的归纳法和笛卡尔的演绎法不仅对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而且随着经济生产规模和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也深刻影响了西方经济学研究模式的形成。具体来说，西方经济学仿照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注重研究的实证性与数量分析，并因高度认可自然科学发展的成就，使得许多经济学家都想将经济学打造成类似自然科学的科学。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严密的实证方法，特别是数学模型的运用逐步成为近现代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同时也使经济学变得越来越“科学”。
由于管理学的研究领域与研究问题的内涵与经济学具有“近亲性”，致使一部分学者在学术研究中更愿意效仿经济学更多地运用数学、越来越“科学”的模式。于是，人们将这种更多运用数学方法的管理学知识领域称为（狭义）管理科学，以与先前的（广义）管理科学相区分。所谓“管理科学”，指的都是这类（狭义）管理科学。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形成并发展起来的运筹学对管理科学知识体系的逐渐成形与成熟具有特别深刻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运筹学聚焦研究人类在广义的资源配置活动与过程中，如何设定目标、确定约束条件，并通过构建结构化的数学模型和提出有效的算法来揭示相关的管理活动基本规律及优化主体行为。这不仅与“管理”的本义相一致，也极大丰富了管理科学的方法论。于是，在20世纪中期以后，人们还普遍认为“管理科学就是运筹学的应用”，甚至认为管理科学就是运筹学。另外，自20世纪初起，人们开始思考和探索关于各个领域与各种类型的整体性与功能性的共性科学问题。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客观世界的事物都是普遍联系的，能够反映和概括客观事物普遍联系并形成一个整体和具有某种功能的最基本的概念是系统。这里，人们概括了客观世界与人类活动在整体意义上的一种基本属性，也就是说，系统是一个反映和概括客观事物普遍联系与整体性的最基本的概念。系统的概念很快被引入到管理科学领域，即运用系统概念及系统思维来引领管理活动及管理行为，并形成了关于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这也导致人们经常将系统工程与管理科学理解为有着亲缘性的两个学科。在解决实际管理问题方式上，管理科学注重遵循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工程（造物）的接续路径，以设计实体型“工程”或“类工程”人造物系统作为解决实际管理问题的方案，这一“工程”或“类工程”管理方案样式被人们称为“管理工程”。这样，通过将首尾两端相连可以形成始于“管理科学”、终于“管理工程”的一种完整的知识体系类型，也就是当前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主要学术内涵。综上所述，管理科学与工程是一类揭示人类管理活动规律与构建人类管理行为准则的知识体系与科学门类（学科），它以系统科学思维为引导，以运筹学方法和计算机信息技术为主要支撑。与管理学的其他学科相比，管理科学与工程更注重利用数学语言提取管理问题中的数量关联、空间结构与动态变化，通过计算机语言等多种符号系统进行逻辑推导、演算和分析，对管理问题进行预测、决策、优化和调控，并通过设计和构建“工程”“类工程”人造系统作为解决管理问题的方案样式。
吴杰等在《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十四五”发展战略研究》中指出：管理科学与工程作为管理科学的一个基础性分支，是从系统思想出发，基于系统、优化、决策、统计、行为等多种理论，使用运筹、系统工程、决策、评价、统计、预测、人工智能、数据科学、心理与行为学、博弈论等方法，研究工业工程与质量管理、物流与供应链、交通运输、数字化平台管理、服务科学与工程、智慧管理与人工智能、信息系统与管理、风险管理、新技术驱动管理等多个应用领域的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总体上是由“管理科学”和“管理工程”复合而成的。前者的基本内涵是以数学及其他自然科学为基础，后者则是“管理科学”的工程化与实践化，两者通过链接成为依据综合集成思维，设计、构建与优化人造系统的活动与过程。在整个管理学领域内，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最强烈地表现出以数学、系统科学、信息科学、计算机技术等现代自然科学理论与工程技术方法为支撑，以实体型“工程”“类工程”人造系统作为解决实际问题的管理方案的特点，它更侧重于管理学基础性、本源性与工程实践性的管理学知识体系研究，更关注为管理学研究领域提供基础思维、基本理论和普适性方法体系。管理科学与工程已经成为管理学领域中一个具有自身学理逻辑、方法论特征和实际应用优势的学科，它对管理学的其他分支及管理学的整体发展乃至社会经济各领域的管理进步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管理工程虽不同于工程科学，但与工程管理有交叉。
沈珠江院士在《论技术科学与工程科学》（2006年版）中提出，工程是人类有目的、有组织地改造世界的活动。工程是改造世界的活动，因而工程科学的定义应为“工程中运用的综合性的知识体系”。工程的核心问题是改造世界的目的，而目的又体现在被改造的对象和改造得出的成果上，因此，工程科学一般以对象或成品命名。工程科学从事的研究属于应用研究，即如何将技术科学和管理科学提供的知识具体应用于工程的设计和实施中。以结构工程为例，建筑结构一般由梁、柱、板和壳等构件组成。在结构力学中研究构件之间力的传递，通常将构件之间的联结理想化为铰结和刚结，结构工程就要研究具体的联结方法。此外，结构工程学中还会涉及钢筋锈蚀等化学问题。
中国工程院何继善院士在2013年发表的《论工程管理理论核心》中指出，对于工程管理的认识，国内外学者有不同见解。例如，美国工程管理协会（ASEM）对工程管理的解释如下：工程管理是对具有技术成分的活动进行计划、组织、资源分配及指导和控制的科学和艺术。中国工程院（CAE）在咨询报告中也对工程管理进行了界定：工程管理是指为实现预期目标，有效地利用资源，对工程所进行的决策、计划、组织、指挥、协调与控制。广义的工程管理既包括工程建设（含规划、论证、勘设、施工、运行）中的管理，也包括重要、复杂的新产品、设备、装备在开发、制造、生产过程中的管理，还包括技术创新、技术改造、转型、转轨、与国际接轨的管理，以及产业、工程和科技的发展布局与战略发展研究、管理等。
当前，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工程建设的规模日益扩大，诸多大型工程相继完工并投入使用，工程管理实践日新月异；与此同时，学者对工程管理也在不断地总结归纳，并逐步形成工程管理理论体系，其中，探究工程管理理论体系的核心是构建工程管理理论体系的关键。工程管理的全面定义：从哲学的层面，工程管理是关于工程活动中人的地位与作用，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互动的科学。就工程管理的职能而言，工程管理是指工程的决策、计划、组织、指挥、协调与控制；就工程管理的过程而言，工程管理是指工程的前期论证与决策、设计、实施、运行的管理；就工程管理的要素而言，工程管理是为实现质量、费用、工期、职业健康安全、环境保护目标而对资源、合同、风险、技术、信息、文化等进行的综合集成管理。
在当代数字化转型趋势下，管理工程与数字工程交叉结合，不断提高管理工程的数字化水平，并围绕新的需求逐步形成战略管理数字工程等新的学科领域和发展方向。2018年6月，美国国防部发布了《数字工程战略》，其目的是推进数字工程在装备全寿命周期管理中的应用，实现美国国防部的数字转型，促进数字工程在武器装备全寿命周期管理中的运用。美国国防部认为，数字工程是数字化版本的基于模型系统工程（MBSE）方式，利用数字环境、数字处理、数字方法、数字工具和数字工件，实现对计划、需求、设计、分析、核实、验证、运行和/或维持等装备系统全寿命周期活动的支持。以下是数字工程在全寿命周期管理中的应用动态示例。
1.林肯号航母数字孪生模型
美国海军信息战系统司令部（NAVWAR）于2019年10月完成其首个数字孪生模型的搭建，计划安装在林肯号航母（CVN 72）上，以提高航母的信息战能力。该数字孪生模型采用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MBSE）技术开发，使用相关的集成数据字典、架构、需求框架为林肯号航母上的5个互联系统开发端到端数字模型。其中，集成数据字典可为工程师开发数字模型提供所需部件清单，架构提供部件安装说明，需求框架则用于跟踪部件的连接方式和原因。
2.新一代作战业务后勤系统（NOBLE）
NOBLE系列程序是美国海军推进数字化转型的又一举措。NOBLE系列程序包括海军作战供应系统（NOSS）、海军航空维修系统（NAMS）和海军海上作战环境（NOME）。这些系统共同使用开放的架构框架提供所需的功能，该架构框架结合了业务流程再造，可以整合超过23个独立的应用程序系统。其功能包括增强态势感知，对超过15万用户群的维护和供应物流及业务功能进行规划、执行和管理。
3.组合体级数字工程平台
2020年7月，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AFGSC）的“组合体级数字工程平台”（PDEP）开始进入下一阶段的发展工作。该平台是AFGSC基于数据驱动的分析处理机，可支持司令部评估和决定采用何种行动路线，并基于数据对决策效果进行评估。例如，通过使用“组合体级数字工程平台”，司令部可以解决飞机的可用度问题，根据使用数据来评估行动是否按照预期的结果进行，并根据需要进行调整。该平台计划在AFGSC的多个基地投入运行，以增强AFGSC使用在整个司令部收集数据的能力，并通过组合信息和向领导层呈现数据驱动的决策机会为司令部构建高效的流程，这将支持当前和未来的部队能力、人力和预算编制工作。
进入21世纪后，我国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进入了以自主创新为主，探索具有时代特色、满足国家发展需要的管理理论的新时期。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发展是国家全局性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在相关重大发展领域提供关键助力，因此，需要在宏观层面探索具有问题导向属性，并能充分反映时代特性和国家实际需求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结构。
决策推演知识计算是一种将计算机仿真与大数据智能决策方法相结合，用以解决复杂环境下战略选择问题的推导与演算方法。它能超前建立以战略目的、体系方法和系统手段为要素的战略能力态势架构，超前配置数据、模型、知识、智算、智慧等战略赋能要素，并形成测评、筹划、设计、统合、定向等战略组织智能，进而形成超越对手的基于大数据、大模型的数字决策整体优势。战略管理工程属于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领域，战略管理数字决策工程是战略管理工程一个重要的学科方向，主要由战略能力管理工程、战略走向导航工程、战略决策智脑工程、战略推演系统工程和战略协同体系工程5个专业领域组成。其中，战略决策智脑工程的专业方向是决策推演知识计算引擎，决策推演知识计算方法是决策推演知识计算引擎的一个研究方向。这里，将战略管理数字决策工程定义为“以战略管理流程MBSE为基础的决策支撑工程”。关于该定义的具体内涵，第3章有深入的介绍。战略管理工程学科领域的结构框架如图2.2所示。
图2.2 战略管理工程学科领域的结构框架
战略管理工程是以五项工程（战略能力管理工程、战略走向导航工程、战略决策智脑工程、战略推演系统工程和战略协同体系工程）为分支，以四项技术（语义增强架构建模技术、建设发展推演技术、体系对抗仿真技术和综合集成研讨技术）为支撑，以十种方法（能力图谱构建方法、镜鉴能力刻画方法、能力评估分析方法、战略筹划分析方法、规划项目评估方法、项目投资组合决策方法、使命链路规划方法、体系任务链路设计优化方法、体系架构设计方法、体系评估优化方法）为主要内容的特殊门类的管理工程。战略管理数字决策工程是以知识计算为核心技术，以预实践评估为典型应用场景的战略管理工程分支领域，它是战略管理工程与数字工程的一种结合方式。战略管理工程领域划分框架体现了战略管理五项工程之间的关系，以及五项工程各自的基础性原理，如图2.3所示。
图2.3 战略管理工程领域划分框架
战略能力管理工程主要依托于能力生成原理与应用。“战略能力”一词很早就出现在美国的官方文件和研究报告中。例如，在1954年兰德公司的内部出版物中，埃尔伯特·沃尔斯泰特和弗雷德·霍夫曼就提出了美国“战略能力脆弱性”的问题。在1969年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4号备忘录文件中，美国国防部被赋予对美军战略能力进行专项评估的任务，以应对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构成的威胁。在概念层面，美军的“战略能力”与“战略任务”和“战略力量”密切相关，并在长期实践中不断延伸拓展。战略能力，是军队在履行其战略任务时所表现出的能力，它既是国家战略能力的核心内容，也是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保障。美军聚焦应对全频谱的安全威胁，并承担全球性的战略任务。在长期军事实践的基础上，美军战略能力的概念内涵不断得到完善，包含不同的战略能力类型。例如，依据行动类型可以划分为战略威慑能力、战略攻击能力、战略防御能力、战略保障能力；依据武器类别可以划分为核战略能力和非核战略能力；依据运用领域可以划分为陆地、空中、海上、太空和网络等不同领域的战略能力。此外，美军各军种对战略能力也有相应的划分。例如，美国空军依据任务确立了12种能力，包括核威慑作战、空中优势、太空优势、网络空间优势、全球精确打击、全球快速机动、特种作战、全球一体化情报/监视与侦察、指挥控制、人员搜救、灵活作战支援和建立伙伴关系，上述部分能力实际上已具备战略能力的属性。回顾历史，在实现战略目标和完成战略任务方面，美军战略能力一直发挥着支撑性、决定性作用。着眼未来，美军对战略能力全球主导的要求不会发生改变。2021年后，美军延续了大国竞争的战略路线，更加重视智能化、网络化、无人化等颠覆性技术的发展，美军战略能力建设在保持延续性的同时，也将呈现新的时代特性。
战略能力管理是战略管理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战略管理当前的焦点和关键所在。其中，核心战略能力是对战略能力组合效益有关键、重大贡献的能力组分。战略能力管理是以战略思想为导向的顶层管理。战略管理是立足核心能力，面向战略竞争所进行的决定发展前途的顶层管理。战略管理是数字决策工程的重大应用背景，战略管理数字决策工程是战略管理工程的重要学科分支和发展领域。战略管理以战略前景预测和能力态势研判为基础，以制定一套科学、系统、长远的发展战略为核心，进而通过战略思想到规划、计划的细化分解，战略方针到任务、项目的逐步落实，谋取军事发展的战略先机和未来优势，确保核心战略能力的演化提升和长远战略目标的如期实现。基于能力的战略管理原理，是一种以核心战略能力博弈为核心的战略管理原理，也是战略博弈决策优化的最基础性原理。核心战略能力管理思想是基于能力的战略管理原理的思想基础，而战略博弈决策优化问题及其系统工程求解方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意义下提出和给出的。战略能力管理工程原理详见第4章。
战略走向导航工程主要依托于战略学原理与应用。战略的实施通常存在远景障碍、人员障碍、资源障碍和管理障碍等，可以通过有效实施战略执行管理的四大保障：制度保障、流程保障、组织/人员保障及IT保障。奥地利管理学家弗雷德蒙德·马利克在《战略：应对复杂新世界的导航仪》一书中指出：“21世纪，经济和社会在经历有史以来最大的转变。”而造成这种巨大转变的是5个复杂推动力：第一是人口统计学；第二是知识和技术；第三是生态学；第四是经济学；第五是前4个重要领域共同作用所产生的复杂状况。这些推动力隐藏了巨大的风险，首先是经济上有史以来最大的通货紧缩危机。此外，还隐藏了缓和危机、战胜危机。在这些因素相互猛烈的作用下，不断产生新的复杂状况，这些状况使越来越多的组织面临越来越大的意外。要想成功经受住这些变化的冲击并把其作为驱动力来推动发展，管理体系、组织结构和战略深刻改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随着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企业之间的竞争形势日趋严峻，企业管理可以帮助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占领一定地位，而战略导航可以更好地解决企业管理方面的相关问题。为支持项目的绩效预设，本书尝试将战略导航原理应用于路径领航推演方面。第5章围绕战略导航思想基础，以平衡计分卡、战略行动计划表为工具，通过分析华为战略解码方法及具体案例，深度剖析战略导航的原理。
战略决策数脑工程主要依托于运筹学原理与应用，运筹学是近代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主要研究如何将生产、管理等事件中出现的运筹问题加以提炼，再利用数学方法进行解决的学科。运筹学是应用数学和形式科学的跨领域研究，通过利用诸如统计学、数学模型和算法等方法，寻找复杂问题的最佳或近似最佳的解答。运筹学经常用于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复杂问题，特别是改善或优化现有系统的效率。运筹学一词最早出现于1938年，主要应用于军事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运筹学转向研究在民用部门应用的可能性，从而促进了民用部门应用运筹学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大企业在经营管理中大量应用运筹学。起初主要用于制订生产计划，之后，又在物资储备、资源分配、设备更新、任务分派等方面发展了许多新的方法和模型。20世纪60年代中期，运筹学开始用于服务性行业和公用事业。一些发达国家的企业、政府、军事等部门都拥有相当规模的运筹学研究机构，专门从事相关方法和建模的研究，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运筹学研究的内容十分广泛，其主要分支有线性规划、非线性规划、整数规划、几何规划、大型规划、动态规划、图论、网络理论、博弈论、决策论、排队论、存贮论及搜索论等。
战略决策是战略管理中极为重要的环节，具有承前启后的枢纽作用。在仿真大数据基础上，通过计算学科的理论、方法和工具模拟人类认知的建模过程，搭建认知计算系统，使其具备快速决策的能力。现代运筹学方法强调黑箱方法、数学模型和仿真运行。它重视系统的输入与输出关系，即问题所处的环境条件和问题中主要因素与环境间的关系，而不追求系统内部机理，因而易于达到从系统整体出发来研究问题的目的。常用的数学模型有分配模型、运输模型、选址模型、网络模型、计划排序模型、存储模型、排队模型、概率决策模型及马尔可夫模型等。现在已有各种运筹学软件包，使运筹学可以处理相当复杂的大型问题。随着运筹学应用于社会大系统，仅靠定量分析已难以找到合理的优化方案，因而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定性分析的方法。战略决策数脑工程，是认知计算系统的进一步升级，在功能上帮助人类定量地分析影响决策的各种因素，从而保障决策的精准性。目前，战略决策数脑工程在企业级和城市级已有初步探索和应用，用于辅助企业发展和城市建设。原理上，战略决策数脑工程的解决方案可包括多选项组合优化方法。在多选项组合中，需要联合处理多个项目，并且这些项目共享归纳偏好。多选项组合优化本质上是一个多目标问题，因为不同任务之间可能会产生冲突，需要进行取舍。常用的折中方法是优化代理对象，该对象可使每个项目损失的加权线性组合最小化。但这种方法只有在项目间不存在竞争关系时才有效，而这种情况是很少发生的。第6章将会围绕上述内容详细展开。
战略推演系统工程主要依托于系统学原理与应用。我国系统科学的主要开创者和推动者钱学森曾提出系统科学体系的层次划分（系统论、系统学、系统技术科学、系统工程技术），并认为系统论是系统科学的哲学层次，而系统学是系统科学的基础理论。由此可见，系统学应是科学中的科学、基础中的基础。随着科学技术的深入发展，复杂性科学的跨学科研究给科学带来的不只是思维方式的变革。事实上，当今科学技术的发展前沿已经在时空多尺度、多层次上，广泛进入研究复杂性与调控复杂系统的时代。例如，微观世界调控、量子信息科学、可控自组装、多相反应过程、纳米与超材料、基因调控网络、合成生物学、脑与认识科学、智能网络、智能制造与智能机器人、信息物理系统、全球化经济及生态与气候变化等，无一不涉及复杂系统研究，甚至还诞生了众多以“系统”为关键词的新学科，诸如“系统生物学”“地球系统科学”“系统法学”等。这些交叉研究领域都需要系统学普适性理论的帮助，因而成为系统学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战略推演系统工程中的战略调控常用于装备采办等战略层面领域。本书尝试将战略调控引入军事力量建设领域，并将其视为一种决策的方案调整和优化活动。第7章围绕战略推演决策，以OODA原理、使命工程方法、MBSE技术和数字工程战略为技术支柱，将战略推演决策引入力量建设领域和战略管理范畴，并提出基础理论指导。
战略协同体系工程主要依托于体系学原理与应用，联合作战指挥体系是实施联合作战指挥的各级各类指挥机构构成的有机整体，也是开展联合作战指挥活动的组织基础。从组织行为学和进化论视角深刻理解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呈现的新特征，是破解促进体系顺畅高效运行、提升联合作战指挥能力的“思维密钥”。美国国防部在2018年的《国防战略》中提出，未来将面临“更具杀伤力和破坏性的战场，以更快速度在更广范围进行跨域作战”。美军认为，在未来的作战中，胜利属于能够迅速做出决策并更快构建杀伤链的一方。为了实现这种决策优势，美国国防部正在通过联合全域指挥控制计划提升作战能力。这需要将传感器、网络、平台、指挥人员、作战人员和武器系统无缝集成到一起，实现快速信息收集、决策和兵力投射。
战略协同体系工程的核心要义是如何构建数字化决策支持体系。在信息化联合作战中，全域多维的作战空间、高度融合的作战力量、多种类型的指挥机构、多元功能的指挥要素、多重交叉的指挥关系，使联合作战指挥体系构成变得越发复杂。在网络信息体系构建的信息化环境支撑下，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形成了基于指挥权责配置的树状层级实体形态与基于指挥信息交互的网状节点化分布式虚拟形态融合共存的“虚实二元一体”结构，成为体系运行的新常态。第8章介绍体系和体系工程的基本概念，以及体系工程在数字化时代的演化发展和面临的机遇，并从EC2、DANSE和区块链技术三方面介绍体系工程的基本原理。
睿德团队的使命任务是主动应对复杂竞争环境挑战，建设战略预实践创智工场，攻克知识计算引擎技术，研发知识计算平台，推动知识计算平台在预实践评估和预先智能制造领域的广泛应用。
这里给出的十种方法，是从睿德团队研究成果中选取的既符合战略管理工程范畴，又可以用于预实践评估的有代表性的方法，下面进行简要介绍。
1.能力图谱构建方法
能力图谱构建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促进了能力规划管理相关知识的共享和重用，但当前的能力规划仍面临大量的文档密集型管理工作，决策者在做出决策时仍然无法摆脱“认知迷雾”。国防能力规划管理特别需要一种能够针对海量、非结构化、多领域的数据和信息，智能辅助实现从非结构化文本信息到能力组合规划方案集成展现的方法和工具。
2.镜鉴能力刻画方法
立足镜鉴超越，从能力发展绩效评估、能力投资预测分析、能力杀伤链表征和数字画像构建等方面，开展战略能力刻画表征方法研究。以国防经费投向投量为基础，研究战略能力发展绩效评估和预测分析，可以洞察镜鉴对手战略目标的经费支撑程度，分析其真实战略意图和能力发展走向。战略能力杀伤链是战略博弈的重要抓手，镜鉴对手数字画像重在画清、画准、画及时，研究镜鉴能力刻画方法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
3.能力评估分析方法
针对使命任务需求的能力评估分析，是战略管理决策的重要环节。能力评估分析方法主要包括面向战略目标的发展指数评估方法和立足战略对策的能力短板分析方法。本书第11章将结合典型战略管理决策问题，围绕能力推演评估的3个关键环节和方法构成，介绍方法的基本思想、流程等，为推动能力评估和建设推演技术开发及应用提供参考。
4.战略筹划分析方法
战略筹划是组织的生命线，也是组织一切工作必须遵循的总纲，对一个组织生存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指导作用。战略筹划是通过规划基本任务、目标及业务，使组织与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之间保持战略适应性的过程，战略筹划分析是战略筹划的关键环节。本书第12章通过介绍战略选择工具相关背景及计划评估和审查技术，为战略筹划分析提供方法和工具借鉴。
5.规划项目评估方法
项目是体系构建、杀伤链闭合、目标路径达成的具体承载，项目的需求、规划、预算、执行、评估环节是战略管理的焦点所在，项目决策旨在更好地优化平衡项目布局、统筹协调预算资金、避免投资重复冗余、控制降低项目风险。本书第13章主要以前面章节为基础，聚焦项目决策的平台支撑问题，特别考虑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带来的影响，对项目决策智能推演平台涉及的测算筛选、关联聚合、计划协调、统筹分析和推演引擎等模块进行介绍
6.项目投资组合决策方法
项目投资组合是通过投资不同领域或者统一领域的不同项目，以达到有效管理组织和满足业务战略目标的需要。项目投资组合既描述了组织和项目之间的依赖关系，也管理了一组投资组合项目所需的组织结构。本书第14章通过阐述项目投资组合的测算方法，以及项目选项生成和组合分析方法，以期提供投资组合的新视角和新手段。
7.使命链路规划方法
使命链路规划方法通常用于规划方法拟制阶段，主要是从威胁出发，按照国防安全战略分析、军事战略分析、战区战略分析得出作战构想，并围绕作战构想对现有能力进行分析得出能力差距，然后针对能力差距进行作战概念设计，通过作战概念的生成和推演牵引体系建设需求和规划方案的生成。
8.体系任务链路设计优化方法
体系任务链路是指面向完成任务各环节的具体需求，将体系功能配系中的各个功能节点进行适应性匹配，从而形成一条完整的闭合链路。任务链路与功能链路、杀伤链路、效果链路等概念，虽然在侧重点、描述范围上有一定区别，但其基本内涵一致，都是面向闭环完成任务所构建的链路形态的行动方案。本书第16章分别从体系任务链路基本概念、体系任务链路构建方法、体系链路仿真优化方法、体系快速原型实验方法四方面介绍体系构型设计优化方法。
9.体系架构设计方法
作战体系是规划建设发展的基本抓手，体系设计是作战体系建设发展的核心环节。使命链路规划给出的作战概念描述了作战场景和作战构想，在作战概念的基础上需要设计出恰当的作战体系。本书第17章提出的作战体系架构设计遵循CAM（能力-架构-机制）范式，主要针对现成兵力架构缺失情形，通过开展兵力编成架构设计，作为军事力量运用的物质基础，为后续面向具体使命任务的作战运用架构设计提供支撑；通过开展作战运用设计，形成针对特定任务场景的作战链路与适变机制，以应对灵活多变的态势环境；通过开展组分系统需求设计，形成组分系统协议及战术技术指标，进而指导与约束实际系统的建设。
10.体系评估优化方法
评估优化是体系架构设计—仿真实验—评估优化的收官环节，主要是根据计算实验数据等数据集合对体系架构设计方案进行体系能力、效能和贡献率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及其因果机理开展方案优化。评估优化很难一步到位，可能需要经过多次“设计—仿真—评估—优化”的闭环迭代过程才能得到满意的体系优化方案。
1.语义增强架构建模技术
国防领域建设具有资源投入大、参与主体多、技术体系复杂等特点，传统的基于能力的规划过程通常会遇到以下问题：①基于文档进行能力规划和设计，容易产生二义性，规划信息在组织内部难以共享；②能力规划阶段和能力开发阶段割裂，预期建设效果难以有效预测和控制；③能力增量之间依赖性强，规划方案可能存在系统性、结构性缺陷；④如果在能力开发后期发现能力规划方案缺陷，补救成本高昂。随着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方法应运而生。利用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MBSE）方法，能够在能力规划的早期阶段就通过模型定义需求和功能，设计系统架构并进行相应的验证工作，可以减少能力规划的不确定性，为解决国防投资预算与国防领域建设战略规划目标有效契合问题提供了一种有效手段。本书第19章对国防建设规划领域的知识结构做了分析，介绍了几种架构建模语言的知识结构模式，并以美国国防部与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项合作研究为例，介绍了语义架构技术平台的应用示例，为国防能力组合管理提供一种新的问题求解思路。
2.建设发展推演技术
建设发展是组织战略博弈的重要领域，建设发展推演是窥探未来、把握趋势的基本手段。面向建设发展推演需求，体系化探索战略态势评估技术、国防经费分析技术、战略兵棋推演技术和战略指数构建技术。本书第20章关于建设发展推演技术内容主要如下：战略态势评估旨在明晰当前己方所处的整体战略态势，国防经费分析作为国防建设经济基础，分析其投向投量及趋势，能够预测国防战略的未来发展侧重。战略兵棋是面向建设发展领域的、以规划项目为基本单元的、以决策为支配因素的战略层级兵棋，而战略指数是评估组织战略管理能力的重要依据。
3.体系对抗仿真技术
本书第21章介绍的体系对抗仿真技术，是在对抗背景下针对体系架构设计方案对于体系使命能力、任务效能等方面需求的满足程度所开展的分析实验研究。体系对抗仿真按照不同的需求问题规模和体系研究阶段，运用静态与动态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以及多层次与粒度相结合等多种手段，开展综合分析仿真验证，可为体系综合评估、迭代优化等研究过程提供数据输入和手段支撑。体系的内涵和特点决定了仅对体系进行结构方面的研究是不够的，自治、演化、涌现等特征必须通过行为表现出来，体系架构方案需要以体系行为实验作为测试和评估的基础，体系的性能和能力也需要通过体系行为体现。因此，体系行为研究是体系工程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作战体系的核心是一系列网络化的杀伤链路，在对目标任务链路进行设计后，需要对其进行分析，从逻辑上检测节点的规范性，从关联匹配的角度分析各节点之间的关系，从链路能力的角度分析设计方案是否符合能力、使命、战绩指标和环境等各项约束，同时检验设计的可行性。基于Agent的建模与仿真（Agent-Based Modeling and Simulation，ABMS）是一种采用许多相互之间具有复杂交互行为的自治Agent对系统进行描述和抽象的建模仿真方法。它在建模方法上强调实体的自治性和实体的交互性，在仿真实验上强调个体成员的局部交互对整个系统（涌现性）的影响分析。
4.综合集成研讨技术
本书第22章介绍了综合集成研讨技术，即机器智能与专家智慧相结合的智能支持技术，它是实现“数据-知识-智能-智慧”数字决策价值链路最终环节的理论基石。面向复杂的重大决策问题，综合集成研讨技术以开放的复杂智能系统问题求解框架为基础，采用定性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等方式，构建战略规划群体决策支持系统，支持规划决策多阶综合研判并实现群体智慧研判。综合集成研讨厅是综合集成了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成果与专家群体共同构成的高度智能化的人机结合系统。它由3个体系构成：知识体系、专家体系、机器体系。其中，专家体系是核心，机器体系是物质技术支持，专家体系和机器体系都是知识体系的载体。“集成”二字代表了逻辑、理性，而专家和各种“人工智能专家系统”则代表了以实践为基础的非逻辑、非理性智能。这样就把综合集成法中的个体智慧明确地上升为群体智慧。其目的是提高人的思维能力，使系统的智慧超越每个成员。围绕综合集成研讨，本书第22章先概述智能决策知识背景，再从机器智能决策、群体智慧研判、智能推演平台、智慧研判环境四方面予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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