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南北朝之建筑活动

南朝宋、齐、梁、陈均都建康。宋武帝崇尚俭约，因晋之旧，无所改作 ……文帝新作东宫，又“筑北堤，立玄武湖于乐游苑北，筑景阳山于华林园”。“及世祖（孝武帝）承统，制度奢广，追陋前规，更造正光、玉烛、紫极诸殿，雕栾绮节，珠窗网户……” 又“于玄武湖北立上林苑” ，“起明堂于国学南” 。“为先蚕设兆域，置大殿七间，又立蚕观” 。“立驰道，自阊阖门至于朱雀门，又自承明门至于玄武门” 。“置凌室于覆舟山，修藏冰之礼” 。

齐代宫苑之侈，以东昏侯（公元499—501年）为最。三年，后宫火，“烧睿仪、曜灵等十余殿，及柏寝，北至华林，西至秘阁，三千余间皆尽……于是大起诸殿……又别为潘妃起神仙、永寿、玉寿三殿，皆匝饰以金、璧，窗间尽画神仙……椽桷之端，悉垂铃佩……造殿未施梁桷，便于地画之，唯须宏丽，不知精密……又凿金为莲华以帖地……涂壁皆以麝香。锦幔珠帘，穷极绮丽……剔取诸寺佛刹殿藻井仙人骑兽以充足之……又以阅武堂为芳乐苑，穷奇极丽……山石皆涂以彩色。跨池水立紫阁诸楼……”

梁代营建之可记者：武帝作东宫；作神龙仁兽阙于端门大司马门外；新作国门于越城南；作宫城门，三重楼，及开二道，殆即汉函谷关东门图之类也。武帝又新作太极殿，改为十三间；新作太庙，增基九尺。普通二年（公元521年）“琬琰殿火，延烧后宫屋三千间” ，然未见重建之记录。帝崇信佛道，初创同泰寺又开大通门以对寺之南门，又“于故宅立光宅寺，于钟山立大爱敬寺，兼营长干二寺” 。于苑囿方面，则有王游苑而已。侯景乱后，元帝立于江陵，而建业凋残。

陈武帝以“侯景之平也，太极殿被焚……乃构太极殿” 。“天嘉中，盛修宫室，起显德等五殿，称为壮丽” 。至后主至德二年（公元584年），“乃于光熙殿前起临春、结绮、望仙三阁。阁高数丈，并数十间。其窗牖、壁带、悬楣、栏槛之类，并以沉檀香为之。又饰金玉，间以珠翠。外施珠帘，内有宝床宝帐。每微风暂至，香闻数里。朝日初照光映后庭。其下积石为山，引水为池；植以奇树，杂以花藥” 。此风雅帝王燕居之建筑，殆重在质而不在量者也。

拓跋魏营建之功极盛，盖当时南夏崩裂，而魏则自道武帝至东、西魏之分，约一百五十年间，政治安定，故得以致力于土木也。魏始都盛乐（今绥远和林格尔县， 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 ）……至道武帝“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 。太武帝“截平城西为宫城，四角起楼，立墙。门不施屋，城又无壍……所居云母等三殿，又立重屋……殿西铠仗库，屋四十余间；殿北丝绵布绢库，土屋一十余间。太子宫在城东，亦开四门，瓦屋，四角起楼。妃妾住皆土屋……又有悬食瓦屋数十间……其郭城绕宫城南，悉筑为坊；坊开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城西南去白登山七里，于山边别立父祖庙。城西有祀天坛，立四十九木人，长丈许……城西三里刻石写五经及其国记。于邺取石虎文石屋基六十枚，皆长丈余，以充用……正殿施流苏、金博山、龙凤、朱漆画屏风，织成幌坐，施氍毹褥。前施金香炉、琉璃钵、金椀，盛杂食……自太武室献文，世增雕饰。正殿西筑土台谓之‘白楼’。献文帝禅位后，常游观其上。台南又有伺星楼。正殿西又有祠屋，琉璃为瓦。宫门稍覆以屋，犹不知为重楼、并设削泥采，画金刚力士，胡俗尚黑，又规画黑龙，相盘绕，以为厌胜” 。

平城魏陵墓多建石室。孝文帝“起文石室灵泉殿于方山”，又“建永固石室，立碑于石室之庭” 。其永固堂之“四周隅雉，列榭阶栏槛，及扉户梁壁椽瓦，悉文石也。檐前四柱，采洛阳之八风谷黑石为之，雕镂隐起，以金银间云炬，有若锦焉……” 此盖承后汉石室之制而加以华饰者欤？

自道武帝营平城，至孝文帝迁洛京，平城宫郭苑囿营建之见于史籍者尚极多。迁洛以前，“将营太庙太极殿，遣（蒋）少游乘传诣洛量准魏晋基址，”然后“移御永乐宫，坏太华殿，经始太极殿” 。并“东西堂及朝堂，夹建象魏、乾元、中阳、端门、东西二掖门、云龙、神虎、中华诸门，皆饰以观阁……”

孝文帝倾心汉族文化，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幸洛阳，周巡故宫基址，伤晋德之不修，诏经始洛京。十九年（公元495年）“金墉宫成……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 。宣武帝景明中，“发畿内夫五万五千人筑京师三百二十三坊。”又起明堂、圆丘、太庙，并营缮国学。其苑囿则有华林园，园有景阳山；有天渊池，迁代京铜龙置焉，池西立山，“采掘北邙及南山佳石，徙竹汝颖，罗莳其间，经构楼馆，立于上下。树草栽木，颇有野致。”

佛教至晋而普传中国，其在北魏则“京邑帝里，佛法丰盛，神图妙塔，桀跱相望，法轮东转，兹为上矣” 。代京寺塔之见于史籍者甚多。武州川侧只洹舍及诸窟室，后世所称为云冈石窟者，尤为佛教建筑及雕刻之罕贵史料。洛阳寺塔一千余所，见于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者四十余。其规模最盛者莫如灵太后胡氏所立永宁寺。“寺有九层浮屠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有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刹上有金宝瓶……宝瓶下有承露金盘三十重，周匝皆垂金铎，复有铁锁四道，引刹向浮屠四角……浮屠有九级，角角皆悬金铎……有四画，面有三户、六窗。户皆朱漆，扉上有五行金钉……复有金环铺首……绣柱金铺，骇人心目……浮屠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极殿……僧房、楼观一千余间。雕梁粉壁，青琐绮疏……括柏松桩，扶疏拂檐；翠竹香草，布护阶墀……寺院墙皆施短椽，以瓦覆之……四面各开一门，南门楼三重，通三道，去地二十丈……图以云气，画彩仙灵……门有四力士、四狮子，饰以金银，加之珠玉……东西二门，亦皆如之，所可异者唯楼二重。北门一道，不施屋，似乌头门。四门外树以青槐，亘以绿水，京邑行人，多庇其下……”

魏在代京武州川营窟寺，迁洛之后，遂亦于伊阙营石窟寺焉。熙平中，太后屡行幸，今龙门石窟是也。所谓古阳洞与宾阳三洞皆北魏所凿。

魏分东、西之后，东魏都邺，“邺都虽旧，基址毁灭” ，盖太武帝所焚毁也 。孝文帝幸邺，起宫殿于邺西。孝静帝迁邺，以天平二年（公元535年）“发众七万六千人营新宫”。兴和元年（公元539年）“发畿内民夫十万人城邺……新宫成” 。

齐既篡魏，起宣光、建始、嘉福、仁寿、金华诸殿，又“发丁匠三十余万营三台，因其旧基而高博之。大起宫室及游豫园。天保九年（公元558年）三台成，改铜雀曰金凤，金虎曰圣应，冰井曰崇光” 。至武成帝则又施三台为佛寺，后主“更增益宫苑，造偃武修文台，其嫔嫱诸院中起镜殿、宝殿、玳瑁殿，丹青雕刻，妙极当时” 。“又于游豫园穿池，周以列馆，中起三山，构台以象沧海。并大修佛寺，劳役巨万” 。又于晋阳 （今山西太原市） 起大明殿，起十二院，壮丽逾于邺下 。幼主则“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一夜燃油万盆，光照宫内” ，今太原天龙山石窟是也。

齐代对于长城颇加修筑。天保间，屡次兴工；初“发夫一百八十万人筑长城，自幽州 （今北京、天津、河北北部及辽宁一带东北） 北夏口至恒州 （今山西大同市） 九百余里”；又“自西河总戍 （今山西大同市） 至于海 （今山海关渤海） 。前后所筑，东西凡三千余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镇凡二十五所” 。

西魏都长安，少所营缮。宇文周受禅，至武帝犹“身布衣布袍，寝布被，无金宝之饰。宫殿华绮者皆撤毁之，改为土阶数尺，不施栌、栱。其雕文刻镂……一皆禁绝。”又禁佛、道，毁灭经像，为艺术一大厄运 。至宣帝则大兴土木，“所居宫殿帏帐皆饰以金玉珠宝，光华炫耀，极丽穷奢” 。“营建东京（洛阳），以窦炽为京洛营作大监，宫苑制度皆取决焉” 。又以樊叔略“有巧思，乃拜营构监” ，“虽未成毕，其规模壮丽，逾于汉魏远矣” 。 ZSNcC1gbzhGBcnrDIh67K9ueQlWZKNjf2HkWayvEgksknIEew918BTixUosco6s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