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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的家乡邹国
邻近孔子的祖国鲁国，位于鲁国之南，是个小国。鲁国的国都——山东省西南部的曲阜，与邹国所在的邹城相距仅10公里左右。曲阜的位置是否与今天一致不太清楚，不过据推测，在孟子生活的战国时期，邹国的都城在如今邹城城外的东南方。即便如此，离曲阜也只有15公里左右。
邹国都城位于峄山南麓的要冲之地。峄山据说是秦始皇巡游东方时到过的名山。1936年8月，我和以前在东方文化研究所时的同事冢本善隆
君一起去山东旅行时，参观完曲阜之后，坐火车沿津浦线
南下，曾在火车中远眺过此山。在我的印象中，这座屹立在山东省西南部泗水中游平原上的峄山，孤然耸立着，看上去似乎象征了在山麓出生和成长的孟子那孤高的一生。
孟子名轲，字子车，一字子舆。不过字不太确定。另外，他出生和去世的时间也不清楚。他的前辈孔子的生卒年月倒是清楚的，鲁国编年史《春秋》的注释书《谷梁传》上写着，孔子生于鲁襄公
二十一年（公元前552年）十月二十一，死于鲁哀公
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夏四月十一。
然而，孟子的生卒年代则无法明确。司马迁的《史记·六国年表》的战国部分谬误很多，记述也不准确。西晋时，魏王墓中出土了战国时期魏国的编年史，是写在竹简上的，被称为《竹书纪年》
或《汲冢纪年》。但是宋代以后该书亡佚了，只剩下被其他书引用的佚文。因此这本编年史中有关战国时期的部分也没有原样保留下来，以至于后世的人很难通过孟子的事迹确切地知晓其生卒年代。
孟子何时出生，何时去世，在他的著作《孟子》中也没有记载，只能根据该书来进行推测。关于其生卒年代，目前有很多种说法，但都不是定论。
战国思想史的研究者中，最有名的是钱穆
和罗根泽
。前者著有《孟子要略》
（民国二十二年，即1933年），后者著有传记《孟子评传》
（民国二十一年，即1932年）。关于孟子的生卒年代，二书只是列举了一个大概的时间，即公元前370年到公元前290年左右。关于孟子的年谱，自古以来也是众说纷纭。对战国时期的纪年进行了精密研究并著有大作《战国纪年》的清末学者林春溥
撰有《孟子时事年表》，他也大致推算出孟子的生卒年代为公元前372年到前289年。我写孟子的传记时，主要参考的就是林春溥的这份年表。公元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公元前370年到公元前290年左右这段时间相当于战国时期的中叶，具有独创性的诸子百家的思想家在此时层出不穷，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黄金时代。
据说孟子在战国时期出生时，邹国位于离现在的邹城市以南20公里的纪王古城。1964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曾派遣工作队调查过这里，调查报告刊登在《考古》杂志1965年第12期上。报告称，这座古城位于上文提到的峄山南麓。海拔550米高的的峄山下，如今还残留有周长1.5公里多、呈不规则矩形的城墙。鲁国编年史《左传》中有这样的记载：公元前488年，鲁国军队进攻邾国（春秋时期，“邹”也写成“邾”，鲁国旁边的小国），邾国人民放弃了都城，都躲到峄山里去了。
据北魏郦道元（？—527年）的《水经注》（卷二十五）记载，在邾国都城的北面，峄山的山岩高高耸立着，里面有长长的岩洞，战乱时可以逃到这里避难。其险要的样子与现今的纪王城一致，因此似乎可以认为这里就是邾国都城的遗址。
这里是邾国的远祖文公
在公元前614年的迁都之地。迁都前，文公用龟甲占卜，卜师报告说：“对人民吉利，对君主不吉。”文公说：“对人民吉利也就是君主自己的吉利。上天在地上生育了民众，并为他们设立了君主一职。人民幸福了，我自己也一定会有好处的。”臣下劝他说：“还是暂缓迁都吧，这样的话您就一定会长寿了。”但是文公拒绝了臣下的建议，果断实行了迁都。结果不久之后他就病逝了。
多亏了文公的英明决断，一百二十六年过后，当鲁军围住邾国都城的时候，人民得以躲到峄山中避难。这个邾国的英雄故事大概是在邾国通过口头传承，然后随着鲁国的编年史被载入了《左传》。
邾国初期的历史不太清楚。对《春秋》的简单记事加以补充和注释的除了《左传》之外，还有《公羊传》和《谷梁传》。在《谷梁传》的开头，对于《春秋》中鲁隐公
元年（前722年）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眜”这句话，做了如下的说明：仪父为字，为何不根据邾国国王本来的爵号称其为“邾子”呢？那是因为邾国上古历史不清，所以没有被周王朝授予爵位。春秋时期（公元前722—前481年）以前的邾国并没有留下可供参考的文字史料，所以那一时期的史事都是靠口头传承的。《公羊传》《谷梁传》等《春秋》的注释也是通过口头传承的。
据《左传》记载，公元前614年邾文公把邾国都城从鲁国都城曲阜附近迁到现在的邹城市东南方的峄山南麓时，邾国国内曾出现过不同意见。用龟甲占卜后，卜师担忧迁都可能会给身为君主的邾文公带来不祥，但邾文公不顾卜师的担忧，强行实施了迁都，结果到了五月，文公就病逝了。在《左传》中，君子，也就是品德高尚的人盛赞邾文公，尽管预料到了自己的命运，但还是做出了决断。
这里的“君子曰”云云不是事件发生当日的评论，也许只是《左传》的作者为了总结这个故事而附加的教训。
不过，我想请大家注意，卜师对邾文公解释占卜结果时说“利于民而不利于君”，文公回答道：“利于民即利于我自己。如果对民有利，我也会沾光的。”臣下劝他说：“为什么不延缓迁都呢？这样您的寿命就可以延长了。”文公又回答道：“比起自己的寿命来，我要优先保证人民的利益。”
如前所述，春秋时期的邾国与鲁国相邻。春秋初年的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隐公与邾国君主缔结了盟约，加强了两国的友好关系，这表明隐公很重视与邾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尽管如此，两国此后却反复多次争战。
《孟子》一书主要记录了孟子晚年应梁惠王
之邀，再到齐、滕
等国，作为政治思想家的言行轨迹，以及最后返回故土邹国教育弟子的退隐生活。关于孟子的前半生，我们完全不了解。在《孟子》中，孟子已然是作为一名成熟的思想家出现的。他是如何发展出这些思想的，因其前半生的学习经历无从得知，也就没有答案了。孟子在杨朱
、墨子
等异端思想家面前坚守儒家正统，毫不退让，是一位好战的雄辩家。在相对保守而安静的邹、鲁度过青年时期的孟子，是如何变成雄辩家的，也只能完全依靠想象了。
离孟子成长的邹、鲁很近，同时又最具文化影响力的是齐国都城临淄的稷下思想家团体。齐国是当时的霸主，支持稷下思想家的齐威王又是开明君主。具有强烈的感受力、满腔热忱地想要挽救时代于堕落的青年孟子，肯定无法老老实实地待在祖国的安静环境中。离开故乡进入齐国，在临淄冒头是迟早的事。
稷门是临淄的城门之一，旁边建有一批住宅，供来自四方的学者和思想家居住。有名的思想家由政府保障其生活。他们会聚集到广场上展开自由的讨论。可以说“百家争鸣”这个词最贴切地表现出了稷下的学术氛围。
有种说法是，孟子从公元前325年左右到公元前320年左右，曾经身处临淄的学术团体中。不过，那时的孟子只是默默无闻的乡村学者，没可能作为“稷下学士”受到齐国政府的高级礼遇。不过，他与稷下的各色学者接触后，肯定受到了思想家前辈的各种启蒙。
孟子在稷下深受自由辩论的方式影响。稷下学宫处于领袖地位的是淳于髡
。他出身是个卑贱的奴隶，身长不满五尺，相貌古怪，但却博闻强记，常会观察君主和大臣的脸色，然后发表出人意料的言论，是一位天才的雄辩家。尤其是他那巧妙的比喻，总是让辩论对手大吃一惊。孟子的辩论也主要由巧妙的比喻构成，这种雄辩术大概主要是从淳于髡那里学来的。
另外，以孔子的弟子子贡
为师的齐国儒家的一派，即齐学，对孟子的思想影响最大。特别是齐学有关《春秋》一书的解释学。《春秋》是孔子晚年对鲁国的编年史加以修订而成的书，对时代进行了讽刺和审判，并预言了将要到来的社会。孟子的前辈公明高
是这种解释学的一个派别——公羊学派的鼻祖。据说孟子曾经跟着公明高学习过公羊学，他借此培育了丰富的史学素养，发展出了独特的历史哲学。
孟子还受到了儒学以外的所谓异端思想的很大影响。当时，宋钘
、尹文
等很多属于原始道家的思想家来到稷下，他们的思想通过后来在齐国编纂的《管子》
中的《心术》《内业》《白心》等篇目一直保存到现在。宋尹学派的特点是，在隐遁、出世这方面与道家一致，但另一方面，在为天下谋利的目的观上却与墨家的实用主义一致。因此，与主张养浩然之气，即让心灵保持清净、空旷以便养气的孟子的观点近似。实际上，孟子的养浩然之气的学说是他在鲁国学到的子思
学派的“天下归于诚”的学说，和在齐国学到的宋尹学派的“内心说”调和而成的。在孟子身上能明显地看出宋、尹的原始道家的形而上学体系的影响。
在稷下，思想万花筒的中心是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墨子的实用主义、杨朱的基于感觉论的个人主义等。在这种思想界的混沌中，年轻的孟子有过迷惘，但最终他还是坚信，自己的使命在于将杨朱、墨子的思想作为异端加以排斥，而将孔子、曾子
、子思一脉相传的仁义之道作为正统加以捍卫。于是，当他听说梁惠王正在招募贤者之后，就赶紧从故乡邹、鲁奔赴大梁。
在东方的鲁国修习了儒学，与齐国的稷下学者为伍，大长了见识，却仍旧无名的孟子，第一次登上了政治舞台。为了避开秦国东进的威胁而迁都至中原的大梁（今河南省开封附近）的魏惠王，将国名也改为梁，他自己开始被称为梁惠王。
公元前320年前后，孟子出现在了这位惠王身边。《孟子·梁惠王章句上》的开头就是孟子首次谒见惠王时的对话。梁惠王首先问孟子：
“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梁惠王章句上》第一章）
梁国在与齐国的马陵之战
中败北并被夺走了霸权，同时又战战兢兢于秦国的东侵。惠王满怀期待地问道：“老先生不辞辛苦，从东方千里迢迢地来到中原的梁国，想必有妙计可以拯救梁国的危机吧？”
对此，孟子回答道：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同上）
他说：“大王，我不是来告诉您什么可以给贵国带来利益的，只是来向贵国推荐仁义道德的，这是维持国家社会的基础。”
如前所述，主导当时时代思想的杨朱、墨子谋求的是带有实用主义色彩的“利”，而孟子坚决反对“利”。他来梁国是为了提倡道德主义。道德主义是以已被忘却的儒学的仁义为基础的，这是我的解释。面对墨子的实用主义、杨朱的以感觉论为基础的个人主义之类的异端思想，孟子相信自己的使命是用孔子提倡的道德主义来捍卫政治的正统。当他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首先明确了自己的思想立场。
惠王认可了孟子的说法，但惠王不久就去世了，梁国的国力也日渐衰退，于是孟子放弃了梁国，再次回到了靠近祖国邹国和鲁国的东方大国齐国。这大概是因为他听到传闻说，齐宣王继齐威王之后登上了王位（公元前319年），扩充完善了稷下学宫，正在罗致学者，听取他们的意见，试图实行新政。
孟子首次谒见齐宣王时，宣王开口问他：
“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梁惠王章句上》第七章）
宣王的目的是，向精通《春秋》之学的孟子询问霸主的代表人物齐桓公、晋文公
的政治手段，以此为参考来树立新政。对此，孟子回答道：
“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同上）
孟子说：“我们孔门弟子看不起齐桓公、晋文公那种靠实力来施行政治的，所以没法说。不过如果您咨询我以道德为基础的王道的政策，也就是仁政，我倒是可以答复您。”接着他对王道的原理进行了说明。贤明君主宣王认可了这一套被梁国认为不切实际而遭抛弃的仁政价值。他尊孟子为师，并将孟子作为国政的最高顾问加以重用。
志得意满的孟子巧妙地激发起宣王实施仁政的意愿之时，以齐国为中心的国际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魏、赵、韩、楚、燕五国联手进攻西面的秦国
，结果失败。燕国发生了大规模内乱，一时间无法收拾。
燕国内乱的消息很快传到齐国。由于当时各国势力都有所削弱，假如齐国出兵占取燕国，应该不会有人干涉。宣王问了群臣的意见，作为最高顾问而受信任的孟子应该也被问到。根据《战国策》的说法，当时的孟子认为这是一个称王天下的绝好机会，于是劝宣王不失时机地出兵。孟子是否真这么劝的，多少有点存疑，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对出兵政策没有从正面加以反对。
然而，当齐国征服燕国之后，齐国占领军的掠夺行为接二连三地发生，引发燕国民众的激烈反抗，以至于国际舆论也强硬了起来，各国开始策划联合征伐齐国。当初齐宣王询问有关占领政策时，孟子说，如果燕国民众支持齐军的话，就继续占领下去。当孟子得知周边形势恶化之后，就劝宣王把掠夺来的宝物返还给燕国，让燕国王子即位，早日撤军。但宣王没能听从这一劝告，结果遭遇了燕国民众的强力反抗，齐军溃败。
曾经深得齐宣王信任的孟子原本暗暗抱有一种野心，即让齐国一统天下，于是可以在天下实施理想中的仁政。此次事件对他是个莫大的打击。不久，他和宣王之间产生了矛盾，最终离开齐国，到了宋国，随后又回到了故乡邹国，开始了退隐生活。
孟子回到故乡一段时间后，被邻近的小国滕国的文公聘为国政顾问。先前他离开齐国逗留宋国的时候，曾经与滕国太子见过面。当时滕太子出使楚国后回国，正好经过宋国。太子的父亲滕定公去世后，太子成为了滕文公。滕文公在宋国时与孟子有过比较密切的接触，并深受其感动，于是派人去迎接令他难以忘怀的孟子。
年迈的孟子又恢复了活力。在强大的齐国，他曾试图让齐宣王施行仁政而一统天下，结果失败了。滕国虽是小国，正因为小，反而可以彻底实施仁政这一理想。孟子的想法是，先把小小的滕国建设成一个理想的王国，使其成为王国的典范，然后再让天下的大国来效仿它。
孟子对滕文公咨询的答复热情越来越高。他试图重建农村共同体，让井田制这种古代共同耕作制度复活，并以此为基础将滕国建设成理想国家。为此，他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政策建议，将自己最后的梦想寄托在这个小国身上。他提出的井田制在战国时期的社会没能实现，但是将农田平等地分配给农民这一思想，对后世中国的政治思想家们影响很大。汉代限制大规模土地私有的限田制，北魏、隋、唐的均田制都受其影响。孟子的梦想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中实现了。
大学者孟子在滕国尝试建设新型国家的消息传播到了四面八方。农家的许行等众多学者都聚集到滕国，与孟子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是，不久之后孟子就回到了故乡，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他回答了公孙丑、万章等弟子提出的问题，对他提出的人性本善的性善说的宗旨加以说明。孟子就在这种安静的氛围中结束了波澜壮阔的一生。但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他的卒年无人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