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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战国时期，风习为之一变。这一时期，以周为总部的观念已经荡然无存，宗庙祭祀等传统信仰也完全消失了。虽然和春秋时期一样，列国仍然举行会盟，但会盟时露骨地声称各自拥有的权益。会盟既然已经失去了宗教上的意义，大家最重视的就是如何以各自的经济、军事实力为后盾，申明各自的利害得失。另外，在互相盟誓的时候，原本有喝血的习惯。到了战国时期，产生一种倾向，即盟誓时喝血的先后顺序成为大家最关心的，因为先喝的人地位更高。顺序完全由实力来决定，可以说战国时期是一个比拼实力的时代。
祭祀之后的宴会在战国时期也被取消了，会盟时进行的只有激烈的争论。春秋时期的宴会外交发生了巨大变化，成了实力外交。如此一来，由来、典故等传统的教养不再受到重视，反而是熟知各国的利害关系和目前的经济、军事情况的游说家、雄辩家很有市场，受到重用。苏秦
、张仪
等纵横家闪亮登场，准备好给历史舞台增光添彩。
如上所述，春秋和战国这两个时代在各个方面都有着很大的差异。西周祭政合一的传统在这两个时代呈现出阶段性的衰退，最终彻底崩溃，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前面也曾提到，一直到近年为止，身为儒家学者的历史学家都认为这种阶段性的崩溃是一种衰退和堕落，对其恶言相向。从中国传统的历史观来看，也许确实如此。但仔细调查一下历史事实就会发现，这种历史观其实犯了很大的错误。
首先，他们把西周看作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王朝，这其实是他们被自己所制造的幻象迷惑了。
西周王朝本身没有确切的编年记录，其真相不是很清楚，所以历史学家脑中的西周只不过是根据不确切的史料构建的一个印象。中国的历史年代是从公元前841年，也就是周宣王
的时代开始才比较清楚的。《春秋》所记载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81年的历史，其政治和文化的推移无法完全了解，但起始年代是可以确定的。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模糊地知道以鲁国为首的、通常被称为十二列国
的春秋诸侯的情况。再往前，尽管有《诗经 》《尚书》等典籍流传下来，不过缺乏编年记录，几乎无法弄清其历史。因此，要想从历史学的角度阐明所谓的西周文化，是极其困难的。西周的历史是史料上的黑暗时代。
春秋时期十二列国分立，不断进行国内战争，一直以来被当作乱世。从周王朝的立场来看，是其国威逐渐丧失的时代。不过，这些看法的视野有点过于狭窄。如果将视野扩大到所有的中国民族则会发现，在这个时代，商朝灭亡后散布在中国各地的周的殖民地城市群，一边同化着定居在河北平原各处的异民族，一边开拓着以前未曾开发的区域。
到了春秋时期的后半段，宗教观念逐渐消失，灭掉他国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障碍了，于是小型城市国家接二连三地被吞并，最终产生了战国七雄。这七个国家已经不再是城市国家的联合体，而是在实质上具备了完整的统一国家、领土国家的性质。而且，在七国的统一过程中，诞生了中央集权式的系统，即不让新征服的国家继续存在下去，而是派遣官吏去治理。这是简易的郡县制度，其萌芽可以追溯到春秋中期，成为完善的国家制度则是进入战国时期之后的事了。
周朝的封建制是一种不直接统治各个地方，而采取间接控制的政治制度。经过了春秋时期，旧的祭政合一这一城市国家的政治形式崩溃。到了战国时期，产生了郡县制度。看清楚了这一点，就会发现这个时代为后来的王朝国家的发展立下基础。这也是与过渡期相称的现象。
下面我想从文化方面来看一下这两个时代的特色。西周的后半期，文化有了显著的发展，身为旧贵族的大地主衰弱，新诞生的是以工商业为中心的新兴贵族。这一倾向在接下来的春秋初期的小型城市国家群中也开始显现，据说走在前列的是郑
和卫
。郑国的商人阶层很有势力，卫国有势力的则是手工业者。这两个国家的音乐也随之改变，与儒家认定为正统的古典音乐相比，被鄙视为郑卫之音
的新式歌谣音乐大行其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创造并引领春秋初期文化的是离洛阳最近的郑、卫这两个城市国家，而支撑着这两国的是新兴的工商业者。进一步强化这种倾向的是东方的齐国
。因为山东省气候干燥，所以制盐业很发达，生产了大量的盐，直到今天也是如此。盐既是必需品，又是贵重品，因此制盐是一桩再好不过的生意。齐桓公
盯上了这点，再加上宰相管仲
的劝说，开始将制盐作为经济开发的一环，此外还着手制铁。
制铁在周朝初期也曾进行过，但直到春秋中期，主要的武器和工具还是以青铜制作。齐桓公最先兴办起了制铁业，主要用于农具，而不是武器。此前的农具除了将青铜用于镰刀、犁等，几乎都是木制的，与铁制的农具相比，差别很大。铁制农具的出现刺激了治水和灌溉技术，大规模的灌溉开始出现，再加上农具的改良，农业技术获得了飞跃式的发展。无须赘言，奠定其基础的正是勃兴的工商业者。到春秋时期为止，土地所有的形态与日本的庄园
类似，在地方上，农村共同体是中心，其间则是贵族领主所拥有的封闭式土地，这种生产体制的效率肯定不会很高。进入战国时期之后，农业技术的进步导致领主所有的形态变成了地主所有，新兴地主不断进行土地改良，生产力也显著提高。王朝国家成立的基础是地主经济而不是领主经济，因此，战国时期打下的地主经济的基础，等于预告了后来王朝国家的诞生。
伴随着工商业的发达，人口众多的大城市不断出现。尤其是七国的首都，都成为了规模巨大的城市。据说齐国的都城临淄在全盛时期有7万户人家，仅成年男子就有21万人，总人口在50万人以上。一直到唐朝为止，规模超过它的大城市都很少。在大城市的出现方面，战国时期也达到了一个高峰。
从地理上来看，从春秋到战国，通过开凿运河等，黄河流域的广大原野都变成了耕地，基本上已经被开拓完毕。中国的古代文化虽然最初发源于黄河流域，不过其成熟不是在西周，而是在深入开发黄河流域的春秋战国时代。随着黄河流域开发的进展，中国的势力逐渐向周围延伸，与异民族的对立也逐步加深。在北方，开始和以匈奴为首的居住在草原的骑马民族进行争斗，并逐渐将他们往北方赶，还筑起了长城，以阻挡他们不时的入侵。汉族的居住地以长城为北方边境线，也是在这一时期确定下来的。在南方，异民族没有入侵汉族的领地，因此，与北方不同，并非通过斗争来同化，而是在和平中推进开发和同化。长江中游的武汉地区、上游的四川省的一部分以及下游的江南地区的开发，也是在春秋末期到战国时期进行的。其先驱是在武汉一带确立了霸权的楚，以及在被称为中国粮仓的长江下游的三角洲地带建国的吴、越。虽然西周时期这些地方也建立起了殖民城市，但正式开始开发是在春秋时期，这些地区诞生了楚、吴、越这样的原住民城市国家。这些国家以被称为中国宝库的自然条件为背景扩张自己的势力，首先是楚国进入了中原，接着，越国灭了吴国，向北扩张领土，并迁都至山东省的琅琊，成为春秋时期最后的霸主。
如前所述，贵族制度在春秋时期已经瓦解，被官僚制所取代。那春秋战国时代的政治变迁又是如何呢？在春秋时期，贵族还掌握着政权，君主就像日本的天皇一样，是祭祀的主宰者，无法处理世俗的事务，因此，实权掌握在名为“卿”的大臣手上，他们是世袭的有权势的贵族。这些贵族在春秋初期出自与君主同姓之家，到了后半期，异姓贵族成为有权势者的情况越来越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