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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攻上》篇很短，结构也不完整。因此有观点认为其成文最早，或认为原文只有部分传世。本章翻译其全文。
现在假设有一个人，潜入他人的果园偷取桃子李子。人民得知了这一行为，就会批评这个人，统治者逮捕了这个人，就要处罚他。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损害他人的利益来为自己谋利。至于偷窃他人的狗、鸡、猪等牲畜，这种行为比潜入他人的果园偷取桃子李子更加不义。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对他人的损害程度更严重。这种行为更加不仁，其罪行也更严重。至于侵入他人的牛圈马厩，抢夺牛马，这种行为比偷窃他人的狗、鸡、猪要更加不仁、不义。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种行为给他人带来的损害更大了。对他人损害越大，行为就越加不仁，其罪行就越加严重。至于杀害无罪的人，剥下他们的衣服，夺走他们的戈和剑，这种行为比侵入他人的牛圈马厩抢夺牛马，要更加不义。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种行为给他人带来的损害更大了。事实上，损害他人的程度越深，这种行为就越不仁，其罪行也就越加严重。以上的这些犯罪行为，天下的君子都批评其为恶，指责这种行为的不义。
然而现在，对于攻击其他国家这种大规模的不义行为，却谁也不知道去批评指责，还称赞这种功劳，评价其为正义的战争。这种状况，能说是懂得义与不义的区别吗？杀害一个人，社会就认为这是不义，对这种罪状必定会判一次死刑。如果按照这个理论进一步推论，杀害十个人，就是十倍的不义，必定会判十次死刑。杀害一百个人，就是一百倍的不义，必定应该判一百次死刑。对于这样的杀人罪，天下的君子都知道应该批评，认为这种杀人行为是不正义的。然而现在，大举施行不义之事，侵略别人的国家，对于这种行为却完全不知道要批评，还表扬这种行为，并进一步美化其为正义之战。想来他们并没有认识到侵略战争是不义的，所以连篇累牍地赞美战争的功绩，想要流传于后世。如果他们自己能认识到侵略战争是不正义的，怎么会不知羞耻地写下歌颂恶事的文章，让自己的可耻之事流传于后世呢？
假设现在有一个人，他看到少量的黑色就说黑，看到大量的黑色却说那是白的，人们一定会认为他分不清黑与白。或者说，有个人尝到了一点苦味就说苦，尝到大量的苦味却说那是甜的，谁都会说这个人分不清苦与甜。如今世上的君子，对于小规模的恶事，就认为是犯罪而加以批评，可是侵略攻击其他国家这样大规模的恶事，却不能认识到这是国家的犯罪而去批评。所以他们赞美侵略战争，吹嘘这是正义的。这种情况，能说是懂得正义与不义的区别吗？由以上原因可以知道，世上的君子对正义与不义的判断是混乱的。
今有一人，入人园圃 ① ，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 ② 人犬豕 ③ 鸡豚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入人栏厩 ④ ，取人马牛者，其不仁义，又甚攘人犬豕鸡豚。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杀不辜 ⑤ 人也，拖其衣裘，取戈 ⑥ 剑者，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厩，取人马牛。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矣，罪益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
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 ⑦ ，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情不知其不义也，故书其言以遗后世。若知其不义也，夫奚说书其不义，以遗后世哉？今有人于此，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则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辨矣。少尝苦曰苦，多尝苦曰甘，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甘苦之辨矣。今少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辨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辨义与不义之乱也。
①园圃：“园”和“圃”都是种植果树或野菜的田地。
②攘：盗取。
③豕：指猪或猪类。
④栏厩：“栏”是防止牛马逃走的横木。“厩”是饲养牛马的棚子。
⑤不辜：“辜”是罪的意思，“不辜”指无罪的人。
⑥戈：“戈”是一种攻击用的武器，长柄，尖端有横向的刀刃。
⑦弗知非：旧本作“弗之而非”，从王念孙《读书杂志》改为“弗知非”。后文“……攻国，则弗知非”同。
非攻论对攻击、侵略其他国家的行为持批评态度。在论述时，《非攻上》篇首先定义犯罪，认为犯罪就是为了自己获利而损害他人的行为。而根据这一定义，侵略战争就是由国家进行的犯罪，把对外战争定位为偷窃、抢夺、杀人等个人犯罪的进一步延伸。这样，侵略战争作为犯罪，就是与偷窃、抢夺、杀人完全同质的行为。而从对他人造成的损害程度来看，侵略战争远远超越偷窃、抢夺、杀人，是最大最恶的犯罪行为。而世上的君子们，对个人的犯罪行为严加纠正，却对作为国家犯罪的对外战争毫无批评。不仅如此，他们还在“义战”的名义下美化侵略，连连称赞。墨子尖锐地指出了这种矛盾。
在《非攻上》篇中，批判的对象“天下之君子”并不是笼统地指普通知识分子。春秋时期，基于周的分封制度，各国内部分为诸侯—卿—大夫—士—平民的身份阶层。其中，士以上的阶层平时以统治者的身份管理人民，而战时则以战士的身份乘战车参加战斗。到了春秋后期，这种军事制度逐渐瓦解，下级的士和平民也开始作为步兵参军，但策划战争、指挥军队的，仍然是士以上的阶层，也就是卿、大夫等贵族。而这种军事特权，则是他们管理人民的重要保障之一。
墨子所谓的“天下之君子”，正是指这种身份阶级的人。这些君子是战争中的主角，他们当然会从自己的立场上正当化、美化战争。开战之前，他们会大力宣传敌国的不义，宣扬自己的国家才是占据大义名分的一方。而战胜后，他们会在青铜器、石盘、竹简、丝帛上骄傲地记下辉煌的战果。
战争是君子身份的证明，君子美化对外战争，这种行为深深植根于当时的身份秩序、社会制度中，此时，墨子从理论上做出的犯罪证明，不仅在事理上，而且在生活实感上，都很难获得他人赞同。在这一点上，《非攻上》篇的理论能尖锐明快地揭露问题的本质，固然是其优点，但这一理论的普遍性和纯粹性，也使得它在君子们面前缺乏一些现实的说服力，因为君子的身份和思考范围先天地受到制约。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篇记载，楚王对墨家学者田鸠说：“墨子者显学也。其身体（实践）则可，其言多而不辩，何也？”据此，在战国时期，墨子文章的朴拙似乎已经是天下闻名了。诚然，墨子的文章确实像楚王指出的那样，缺乏必要的文字游戏和精妙的表达技巧，只是不断生硬地陈述理论。而且论述的过程也毫无省略，执着地重复同样的语句，哪怕是理解力最差的人，也力求将其说服，这就让读者感到厌倦。这种特点，在《非攻上》篇的文字中得到了毫无保留的呈现。
假如作者和读者都已经有较高的水准，在此前提下，若能有意压缩表达，使文章通达简明，就能使读者凭自己优秀的感知能力填补理论的留白，从而获得阅读的喜悦，还能让读者感到，自己与作者具有同等的知识水平，从而获得自我满足。这样的文章，才会被读者称赞为名作。而墨子这样繁琐絮叨地彻底说明，其实将读者的理解能力预设得很低，所以文章读起来啰嗦冗长，难免败兴。
田鸠对楚王辩护说，我们墨子担心“人怀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因而抛弃了修饰和技巧，在写作中始终坚持追求实用性，这才造成文章冗长，不够雄辩。墨子的目的可能确实如此。这固然体现了墨子追求实用、简约质朴的精神。但是也应该说，《墨子》的文字不够圆润，确实是它在近代以前缺少读者的重要原因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