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文

宇野精一

这本书是在昭和四年由弘道馆首次出版的，当时为庆祝当今在位的天皇陛下登基而策划刊行了一套《大礼记念昭和汉文丛书》，本书就是该套丛书二十四册中的一册，而其作者正是先父宇野哲人先生。

五十年前出版的旧书今天再次出版时仍叫作“新释” ，虽说感觉上难免有些怪怪的，但这无非也只是沿用了原先的书名罢了。本书注释的原则，据原书《绪言》可知，几乎全部以朱子的《论语集注》之说为主。在书中虽然也有父亲按照自己的见解进行的修订，但仍是忠实地遵循了朱子集注的精神。这么做的原因，大概是因为朱子的《论语集注》是对《论语》最普通的，并且也是最基本的解释。家父的这本书甫一出版便颇受好评，因此大约在当时就曾多次印刷。战后，昭和二十八年本书曾由弘道馆再版。由于原书纸型在战争中已被烧毁，故而那次再版，除了修正原版的误植之处，还进行了照相制版，删去了初版中的《绪言》，同时相应地增加了一篇新撰的《序文》。此外，在体裁方面，初版和那次再版在一些细节上还略有不同，但这些差别实在是微不足道，这里也就不再费笔墨详谈了。

这回，讲谈社提出希望把本书作为该社学术文库中的一种重新整理出版。虽然至今想来，仍会觉得这是一本已经很老的书了，但是父亲的著作能够再度问世，对于作为儿子的我来讲，还是很激动的；而且从另外一方面来考虑，依据朱子的集注而作的注解，就算是用日语表达出来，也会有显得古奥的地方，不过就内容而言，这本书倒并不过时。综上考虑，对于出版的事情，我也就欣然允诺了。话虽如此，从我个人的喜好来说，我不仅对日本使用当用汉字和现代假名拼写法是持反对态度的，况且我也希望家父的著作被重新刊行时，依然能够按照初版时的原样，在书中全面保留使用繁体汉字和历史假名拼写法。当然，想虽是这样想，考虑到这本书既然是作为文库全套丛书中的一种出版，我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宜过于坚持己见，还是应该遵循文库的整体体例，在本书改版中加入当用汉字和现代假名拼写法。我大约是这样想的：一方面，父亲在这一点上，肯定会比我更开明些，为了让更多的读者能够方便地阅读本书，理应做出一定程度上的妥协；另一方面，只要自己能把好关，保证书的质量，那么即使做出一些让步也是可以的。更进一步来讲，在明治中期欧化思想早已独领风骚的时代，家父依然敢于选择汉学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就是试图在颓势之中挽救日本的汉学，而他自己也为此定下了令人感到悲怆的决心，父亲在世的时候时常念叨这些。因此，他对汉学的启蒙、普及都很热心。体会到父亲的良苦用心，我想这本书能够被文库所收录，先父的在天之灵也一定会为此心悦不已。

这次既然是重新刊发，自然对初版中的排版错误进行了订正。另外，为了同文库丛书编修体例一致，对原书进行了如下的改动：

一、初版正文的顺序，首先是加上句读后的《论语》本文，接下来是训读文；新版则调整为训读文在前，然后才是加了句读的古汉语原文（但是省略了返点符号，以及汉字后面标注的“送假名” ）。

二、初版中“译解”之前有“叙说”，而“注释”之后又有“余论”，新版则将“叙说”和“余论”合并为“解说”，置于“注释”之后。

三、假名使用方面，除训读文中保留历史假名拼写法，书中其他部分则全部改用现代假名拼写法。在汉字使用上，只有古汉语原文中保留使用繁体汉字，书中其他部分则全部改用当用汉字。但是训读文使用的当用汉字和古汉语原文的繁体汉字会有很大差异，而且训读文中完全使用当用汉字的话，可能会与其他字混同（例如：艺、余、预等），遇到这类特殊情况时，为了避免产生歧义则仍使用繁体汉字。

四、关于汉字旁边标注读音的“振假名” 的部分，初版在全书中采用的是“全注音”的方式，即所有的汉字旁全部标注振假名，新版则只是在部分的汉字旁标注振假名（即采用所谓“部分注音”方式）。另外，关于训读文的汉字注音，训读是使用历史假名拼写法，而字音假名拼写的部分则是采用表音式的假名拼写法。

五、初版中虽然放入了不少插图，但诚如原书《绪言》所说，这些插图是不够的，现在虽然也可以稍微增加一些插图，但又不敢随意添加，所以这部分就一仍其旧了。

六、卷末附录的“事项索引”和依据训读文语句而编辑的“一句索引”，是我亲自编写加入到新版中的。

以上仅就本书的由来及有关新版刊行事宜略述一二。是为序。

（昭和五十四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