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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
是中国引以为傲的经典著作，它在日本也拥有众多的爱好者。甲斐
的武田氏
把《孙子·军争》篇中的一段话写在军旗上，尊其为“孙子之旗”，就是一个例子。
进入江户时代
后，德川幕府把以《孙子》为首的“武经七书”
作为官版加以刊行，并分发给诸位大名
，因此《孙子》得到进一步的普及，爱读它的人更多了。儒学家们也竞相为《孙子》作注，这股风气直到明治以后也不见衰微，直至今日。很多人都试图对《孙子》进行更为精密的解读，这些努力催生出了众多注解。
在给经典作品作注的时候，比较理想的情况是尽量采用年代久远且精善的文本作为底本。从这点来说，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的汉墓出土《孙子》竹简一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在此之前，《孙子》的文本无法回溯到宋代以前，而竹简的出土使得能够回溯的年代一举往前推进了一千多年。
于是，当1986年讲谈社计划出版这本书的时候，我毅然采取了以新出的竹简本为底本的方针。自那以后已经过了十多年，以竹简本为底本的《孙子》的注释书在日本似乎依然只有这一种，而且我听说这本书很早以前就难以买到了。因此，这次它能作为学术文库的一种，再次获得与读者见面的机会，作为作者，我很高兴。
1997年3月
浅野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