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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大利亚著名的大堡礁附近的约克角半岛上，居住着热情友善的Thaayorre人。他们特殊的语言表达习惯和他们所具备的“超级方向感”近年来引起了科学界的围观。在Thaayorre的语言中，没有“前、后、左、右”等表达相对位置的词汇，而是完全使用“东、南、西、北，东北、西北、东南、西南，东北东、东北北、西北西、西北北、东南东、东南南、西南西、西南南”等十六个精确方向词来表达位置。比如：“你的西北腿上有只蚂蚁”，“请把东南东的那个杯子拿给我”等。与这个语言特点相对应的，是所有的Thaayorre人都具备比信鸽还优越的方向感。他们无论是在自己的家乡还是外地，无论在室内还是室外，都能迅速指明精准的方向。如果他们当中有人想从事看风水的营生的话，可以连罗盘都不用拿了，闭着眼就能抄砂寻穴，指青龙认白虎。Thaayorre人所具备的超级人脑指南针能力，在研究领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但让长期以来认为人类已经丧失自然方向感的人类学家们大跌眼镜，更是吸引了很多认知领域的学者不远万里来采风。
具有超级方向认知能力的澳洲土著Thaayorre人（见彩插1）
Thaayorre人语言中只使用绝对方向词来描述位置这个特点，显然与他们大脑的超强自然方向思维有着必然的联系。但究竟是他们在语言中使用绝对位置词汇表达方位造就了他们对方向的特殊思维方式呢？还是他们从小就培养出了明确绝对方向的能力，导致他们在语言中使用绝对方位词来表达方位呢？这个问题触及了“语言和思维谁决定谁”这个学术领域中“两条路线斗争”的“政治”问题。这个澳洲的神奇小部落，居然再次掀起学术领域在全球范围的江湖恶斗，令沉寂了多年的“剑宗—气宗”之争，重新进入舆论焦点。
“剑宗”——语言影响思维派，认为说不同语言的人，语言的差异会形成思维方式上的差异。讲不同语言的人虽然在客观感知（perception）上没有差异，但在主观认知（cognition）上会有区别。所以，Thaayorre人在语言中使用绝对方向词的特点，帮助他们在思维认知上建立了超级方向感。“剑宗”当前最活跃的人物是认知学领域的新星Lera Boroditsky，她23岁就被麻省理工聘为助理教授，现为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是个高颜值美女学霸。她提出，如果想要学习说Kuuk Thaayorre语，光学会这种语言的词汇和句法是不够的，还必须在思维方式上培养出方向感，在说话之前就要关注和获得准确的方向信息，不然就连简单的日常交流都无法实现（Boroditsky，2001）。所以“剑宗”认为是不同的语言导致了思维方式出现差异，那么学习一门外语，就必须学习说这种语言的人的特定思维方式。
Lera Boroditsky
“气宗”——思维决定语言派，坚定地认为是“以气御剑”，即思维带动语言，而不是反过来语言带着思维走。所以，“气宗”认为说不同语言的人在思维认知上是完全相同的，语言差异不会造成思维差异。比如，虽然英语词汇中不存在汉语中“幸灾乐祸”和“围观”这两个独立含义的单词，但是并不等于说英语的人头脑中不会出现“幸灾乐祸”这种思维概念，也不是不懂“围观”的含义。这两种情况都是可以用英语来准确描述的，尽管文字上看起来会比较啰嗦。比如，“幸灾乐祸”大致的英文表达是：take pleasure in someone else's suffering and at the same time feel satisfied that such a misfortune did not happen to himself/herself ;“围观”可以是：join the crowd of bystanders who are standing in a circle and watching but not involving in the event happening within that circle。因为这两种情形在英语文化社会中出现频率比较低，所以没有在语言中产生独立概念词汇的需求。而在汉语文化社会中这两个现象很普遍，如果缺乏对此的专有词汇的话，会造成交流中的不便，所以出现了专用的词汇。这样解释起来，语言的差异应该主要是被不同的文化背景驱动，而使用者在思维上没有产生差异。既然说不同语言的人在思维上没有差异，学外语也就不必改变思维方式。“气宗”的代表人物Steven Pinker，是认知领域的大牛，也曾经执教过斯坦福和麻省理工，现为哈佛大学心理学系教授，是个“披头式卷毛蜀黍”。
Steven Pinker
其实多年来在语言认知领域，有一位会讲八种语言（English, German, Dutch, Yiddish, Russian, Spanish, French, Turkish）的大侠，一直置身于江湖宗派纷争之外，巧妙地从语言输出的心理机制上，用说话之前的“思考过程”，成功地绕过了“语言—思维”这个夹缠不清的难题，另辟蹊径开宗立派，提出著名的“为说而思考”（Thinking for Speaking）的理念。他就是加州伯克利大学心理学系的Slobin教授。Slobin认为，“语言—思维”的问题很难解释，因为这个概念本身就很模糊且无法测量，所以大家在这个问题上长期缠斗没有意义；但人在说话之前，为准备语言输出而进行的“在线思考”（online thinking）过程，却是个可观察和测量的具体现象。这成了他多年的核心研究课题。他的研究显示，说不同语言的人，“为说而思考”的过程存在很多显著差异。
DaCn Slobin
有趣的是，在这三位著名犹太裔学者中，只有Pinker一人不会任何外语（只会讲英语），其他两位都会多种语言。优秀的语言学家并不一定要会说外语，但作为研究不同语言和思维关系领域的心理学专家，自己不会外语就是个很不利的条件。如果Pinker会讲一门外语，也许他“语言对思维没有影响”的立场就没有这么坚定了。
在学外语的实际操作层面，你不是简单地在学习一种新的说话形式，而是不可避免地在学习一种新的思考方式。学习外语，不仅是要学习这门语言的词汇，还需要我们对特定的相关信息进行关注，以便我们在说话的时候能把这些正确的信息包含在语言中。
Slobin的“为说而思考”，得到了两派的共同认可。Pinker虽然不同意语言会影响思维，但也承认人在说话的时候，不同的语言会导致人对现实世界有不同的概念化认知方式（Pinker, 1989）。Borodisky则更是明确地支持“为说而思考”的观点。她提出：“在学外语的实际操作层面，你不是简单地在学习一种新的说话形式，而是不可避免地在学习一种新的思考方式。学习外语，不仅是要学习这门语言的词汇，还需要我们对特定的相关信息进行关注，以便我们在说话的时候能把这些正确的信息包含在语言中。”（Borodisky，2001）
说不同语言的人，思维方式虽然相同，但在思考中对事物和行动的概念归类方式不同，语言表达中指代事物和行动的信息包装方式就不同。学一门外语，不但要学会这门语言本身的内容，还需要掌握使用这种语言时对事物和行动的概念归类思考方式。
说不同语言的人在思考方式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对事物的概念化方式和信息归类方式上。比如说英语的人在对动作和事件的思考中，需要对时间信息进行归类；而大部分亚洲的语言思考中的动作并不带有时间概念信息，所以在语言表达中也没有时态形式变化。这一概念思考上的差异，正是中国同学说英语的“罩门”所在。如果从语法知识方向来尝试解决这个问题，阅读能力可以有一定提高，但说英语时的大量错误却无法避免或纠正。中国同学学习说英语，必须从一开始就建立起“为说英语而思考”的思考方式，才能保证说英语的正确性。
中国同学学习说英语，必须从一开始就建立起“为说英语而思考”的思考方式，才能保证说英语的正确性。
我们知道时间是个抽象概念，所以我们都是借助空间这个具体概念来思考时间的。比如用“长时间、短期、提前、以后、接近、寸光阴”等空间尺度和空间方向的概念来表述时间的概念。但使用不同语言的人，用于表达时间的空间尺度和方向则会不同。比如说英语的人，习惯上表述时间的流向是从左至右行进，这与英文是从左向右写的书写顺序相吻合。如果按年龄先后顺序排列下面几个小孩成长的图片，说英语的人会这样排：
而说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的人，会反过来从右向左排，因为他们的文字是先右后左来书写的。所以如果你把上面这张图中的排列顺序拿到阿拉伯国家去，那里的人看过后会感觉非常别扭，因为他们认为这种排列成了逆生长的“本杰明·巴顿”，即人越长越小。
那说汉语的人会怎样呢？说汉语的人，既可以从左至右，又可以从上至下来排列卡片。这是因为说汉语的人对时间的流动方向的认知，既可以从左到右，又可以从上至下。比如汉语中的“上周”“下个月”“上半年”“下学期”等，就是从上至下表达时间方向的。随着对西方文化的接触增加，现代的中国人越来越趋向于按照从左向右的方式思考时间方向了。
Thaayorre人会如何排列卡片的顺序呢？研究发现，Thaayorre人在被要求按时间顺序排列这些图片时，无论他们面朝哪个方向，他们永远是按从东向西的绝对方向顺序来排列这些图像的。也就是说，如果他们面朝西，就会把这些图片从离自己近的地方向外排；如果面朝东，则会从远处往自己身体方向排；如果面朝北，则会从右向左排；如果面朝南，则会从左向右排。因为在Thaayorre人的思维中，时间的运动方向是跟太阳的运动方向一致的，所以东边表示过去，放小孩的图片；西边表示未来，放大人的图片。Thaayorre人语言中不用相对方位词而使用绝对位置词的特点，凸显出他们在时间概念思维和语言之间的相互关联。
中国同学该怎样做到用“为说英语而思考”来说英语呢？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有很高的难度，首先就是必须了解英语输出过程的心理语言学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