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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圣诞节假期期间，我和妻子去拜访住在纽约郊区哈莱姆（Harlem）附近的一位阿姨。我们开车从我上学的地方——波士顿出发，开的是一辆当时对以色列学生来说很典型的车——一辆又大又旧的美国车。
当我们进入哈莱姆区时，汽车开始噼啪作响，随后完全停了下来。当时是晚上6点，夜幕刚开始笼罩城市。一股强烈的冷空气从车外袭来，而发动机还是无法启动。
突然，不远处出现了两个身形巨大的人。我对我的妻子说：“他们很可能会杀了我，然后强奸你。”“或者反过来。”她十分紧张地回答。
那两个令人望而生畏的男人走近车子，用友善的语调问道：“我们能帮你吗？”我们用着支离破碎的英语试图解释说我们的汽车坏了。他们告诉我们，离我们所在的地方不远处有一个汽车修理店，它可能还开着，如果我们愿意，他们可以帮我们把车推过去。
虽然我们对此持怀疑态度，但是我们也没有其他的选择，因为我们被困在这个寒冷而陌生的城市里。如果有人在1975年圣诞节假期的哈莱姆街道上，他们会看到一个小个子和两个大个子在黑漆漆的路上推着一辆旧的美国车。
幸运的是，汽车修理店还在营业。我们的新朋友和店主对我们颇有好感，给我们提供了一份热饮。车很快就修好了，修理费用也非常合理，在衷心感谢了他们所有人并祝他们节日快乐之后，我们继续上路了。
我们很晚才到达目的地，并告诉了家人路上所发生的事情，他们十分震惊地说道：“你们不应该穿越哈莱姆区，你们的运气真的太好了！”
就是在那一刻，我第一次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偏见，以及它是如何对特定的人群（主要是少数族裔）生效的。哈莱姆区的大部分罪犯都是非裔美国人，也就是黑人。但是哈莱姆区大多数非裔美国人并不是罪犯。我们这次遇到的人是十分友善的。
同样地，我们可以说欧洲的大部分放债人都是犹太人，但欧洲的大部分犹太人都不是放债人。大多数肺癌患者都是吸烟者，但大多数吸烟者并不患有肺癌……
许多政客和其他人经常混淆的是：在Y发生的情况下X发生的概率和在X发生的情况下Y发生的概率。如果一个人得了肺癌，很可能是他曾经吸烟。但如果一个人吸烟，他得肺癌的概率也不高。这就造成了 逆谬误 （inverse fallacy）。
与此相同的另一个现象被称为 起诉者谬误 （prosecutor ' s fallacy）。如果一个犯罪嫌疑人认罪，那么看起来他是真正罪犯的概率会增加。但如果真正的凶手在审讯中不屈服、不认罪，而不习惯审讯的这种压力的无辜的人却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呢？一个无辜的人承认他没有犯下的罪行的概率比一个有罪的人承认他已经犯下的罪行的概率要高，这是有逻辑可循的。
几年之前，我所任教的大学的一名雇员打电话告诉我说，我们的一名学生被怀疑是震惊全国的连环强奸犯。在那个时间节点，我已经在监狱做了20多年的志愿者。我得到了关于这个学生的信息，随即前往拘留所看望他。因为我认识监狱长和他的下属们，所以他们准许我去看望这个已经拘留了三个月的犯罪嫌疑人。
看见我后，那名学生很是惊讶。他告诉我，他在审讯中被殴打、挨饿和被羞辱，巨大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压力压在他身上。事实上，在发生多起强奸案后，当时的公众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而后来这被证明是臭名昭著的强奸犯本尼·塞拉（Benny Sela）所为。这件事也影响了警方，他们想要解决这个难题，破获这个案件，将公众从这个恶魔般的强奸犯的威胁中解放出来。
这位学生告诉我，为了不再受到伤害、恐吓、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他几乎承认了一件自己从未犯下的罪行。
在我们熟悉的其他案件中，有犯罪嫌疑人承认了罪行，但罪行后来却被揭露是由别人犯下的。以色列最著名的案件之一是苏莱曼·阿贝德（Suleiman Al-Abeid）案，他在贝尔谢巴（Beersheba）地区法院被判谋杀来自奥法基姆（Ofakim）的17岁女孩哈尼特·基科斯（Hanit Kikos）。当最高法院重新审理此案并将此案呈交给九名法官审理时，他也被判处有罪。在该谋杀案发生15年后，司法部部长才建议缩短阿贝德的刑期。
我必须承认，当我第一次去拘留所看望我的学生时，我真的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也许他真的是那个恐怖的强奸犯？我又怎么会知道？当我见到他时，他看起来就像一个典型的罪犯。他胡子拉碴，由于缺乏睡眠，他眼窝深陷，看上去十分悲惨、充满着绝望。我过去以及现在对警方有着完全的信任。但我当时就知道，就像我现在知道的一样，世界上每个警察都有可能犯错误，被错误的观念误导。谁又能真正知道真相呢？
一段时间后，真正的强奸犯——本尼·塞拉落网了，但警方还不确定他是否应对所有未解决的强奸案负责，他们也不同意让这名学生返校继续学习。
与此同时，这名学生的律师找到我，请求我在这名学生在被软禁在大学期间监督他。我有一丝丝犹豫，但在了解到那名连环强奸犯已被逮捕后，我答应了律师的请求。
最终的结果是，这名学生并不是什么连环强奸犯。他回归了学业，但他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他了。在经过了好几年的拖延之后，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完成了学业，我十分怀疑他这一辈子还能否走出被诬告时所经历的创伤。
在表2中，让我们用一个定量样本来说明 起诉者谬误 。
表2 起诉者谬误的例子
让我们假设90%的被告人确实有罪，10%的人无罪（这些数据是根据2000年的法院裁决得出的）。
由于天真软弱的无辜者比顽固的罪犯更容易认罪，认罪本身就减少了犯罪的可能性，而不是增加它。因此，许多法学家拒绝仅根据被告的供词来定罪，并要求警方提供进一步的证据——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逆谬误 也是 指责受害者 （victim blaming）的原因，根据这个理论，受害者们受到的伤害就是活该、罪有应得的。一个例子是：“她本就应该知道晚上不要在大街上走，为什么她对自己被强奸感到如此惊讶？”的确，大多数被强奸的女性都是在走夜路的时候受到侵害的，但是也有很多女性走夜路时并没有被强奸。
另一个现象， 后视偏差 （hindsight bias）也与此相关。人们总是事后诸葛亮，夸夸其谈自己当时与众不同的预估力。我们经常听到人们说这样的话：“我早知道那会发生”或者“这是不祥之兆”。在美国，这种现象被称为“周一早晨的四分卫”。无论事前有多么难以预计，以后见之明来看待事情总是明晰的。 后视偏差 阻碍着人们学到教训，因为其事后解释现象的倾向以及他们的自以为是，而事实上，这只是马后炮。
后视偏差 在股市中体现最为明显。许多专家至今仍在声称全球经济危机和股市暴跌本可以被预先发现，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这些专家又在哪里呢？
与 后视偏差 相似的另一种现象被称为 决定滞缓论 （creeping determinism），在这种情况下，对最终结果的了解会影响一个人回忆用来解释结果的一致证词和证据的能力。例如，当我们发现了恐怖片中的凶手时，我们一瞬间回忆起来所有的细节——那都就证明了凶手。
在《裸脑》（ The Naked Brain ）一书中，理查德·雷斯塔克（Richard Restak）谈论了后见之明是如何改变判断的。这是一个大脑“刷新”记忆的过程，并不是对事实的忠诚。雷斯塔克提到了杰拉尔德·萨尔特曼（Gerald Zaltman）在其所著的《客户如何思考》（ How Customers Think ）中写道：“……向最开始对一部电影持负面评价的观众展示这部电影好的评价，并要求他们描述他们对这部电影最初的预计……在看过好的评价后，观众会记得最初评价中更多的积极方面。但是他们对于自己最初的想法已经失真的这件事毫无察觉。这些观众相信他们在表达与第一次完全相同的想法。而在最初持积极评价的观众看了负面评价之后，这种反转也产生了。”
观众被影响了，其记忆中原本以特定的方式发生的经历变得不同，而他们无法意识到自己的记忆已经被混淆替换。
作为总结，我们总是声称我们能很轻松地提前预测发生的事件和进程，但是事实上，我们只是被自己的记忆欺骗了。这导致了我们对事件顺序的错误重建，就好像它在现实中发生了一样。
中国有一句成语“疑邻盗斧”，大意是说：
曾经有一个人丢了一把斧子，他怀疑是邻居家的孩子偷的，他看那个孩子走路的样子就像偷斧子的人，其言行举止，无论什么都像偷斧子的人。
不久后他在花园里翻土时找到了他的斧子。另一天，他又看见了邻居家的孩子，就觉得他的言行举止没有一处像是偷斧子的人了。
总结
1.人们应该小心，不要仅仅因为一群人的某些方面与该组中的大多数人相同，就给他们贴上标签。
2.我们应该明白不要在事件发生后假装理解它。如果我们碰巧感到惊讶，我们应该努力理解是什么导致了我们的惊讶，而不是试图声称我们从一开始就预测到了事件，这根本不让人意外。
3.我们最好从过去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不要模糊它们。一个事后才意识到自己在最开始的估计是错误的警察，应该努力寻找错误的根源，而不是为自己的错误找借口。
4.人会受到事件和信息的影响，他们的记忆有改变的趋势。他们可能认为某段记忆是真实的，但事实上记忆可能会因为信息而改变，而这些信息之后才会被呈现。当一个人的记忆发生改变时，即使用测谎仪进行测谎，也会发现他说的是真话，因为他并不知道自己的记忆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