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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将简要介绍目前针对情绪调节采取的主要治疗方法，探讨ACT在这方面的应用，并最终从功能性语境角度对情绪调节给出定义。
根据美国心理学会的临床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s Society of Clinical Psychology）提供的信息，如下方式已被视为边缘型人格障碍（BPD）治疗方案的模板：
“辩证行为疗法，强有力的研究支持；心理基础疗法，适度的研究支持；图式疗法，适度的研究支持”（2016）。
下面，我们将简要介绍每一种治疗方案，了解迄今为止针对情绪调节的所有治疗手段。
心理基础疗法
MBT（心理基础疗法，Mentalization-Based Therapy）是由安东尼·贝特曼（Anthony Bateman）和彼得·福纳吉（Peter Fonagy）在2010年提出，目前已被公认为治疗BPD的有效手段。MBT旨在通过加强心理化（mentalization）帮助人们区分内在体验与其他人的外在体验。心理化是指“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从主观状态和心理过程的角度理解我们自己或他人的过程。这个过程会让主观状态和相互关系易于理解，而且是一种多方位的动态能力，尤其体现在依恋关系上”。
MBT的一个理论前提是，存在情绪调节障碍的患者在心理化方面有困难；因此，如果改善他们的心理化能力，不仅有助于情绪调节、减少自杀和自残倾向，而且有助于强化其人际关系。运用MBT往往需要延续18到36个月，包括针对个人和团体的两种方案。
图式疗法
图式疗法（Schema Therapy, ST）旨在帮助患者识别他们早期的适应不良图式、应对方式和适应不良的应对反应。
早期的适应不良图式（early maladaptive schema）是指“一种关于自我认知及人际关系的广泛主题，这些主题是在童年或青春期逐步形成的，它们深入个体的思维并贯穿一生，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功能失调，或者说，具有不适应性”。在2006年开展的一项研究中，几位学者对图式疗法（ST）和共情焦点治疗（transference-focused psychotherapy, TFP）进行了比较。最终数据表明，在经过三年的治疗之后，在接受图式疗法治疗的患者中，45%实现了完全康复，而在接受共情焦点治疗的患者中，完全康复的比例为24%。
辩证行为疗法
DBT（辩证行为疗法，dialectical behavior therapy）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情绪调节问题的治疗方法，它主要由如下几个部分组成：技能培训、个人治疗、电话指导以及实施方咨询团队等。技能训练包括四个模块：正念、情绪调节、人际效能和焦虑耐受力；对青少年患者而言，还存在一个被称为“中间道路”的附加模块。
对存在严重情绪失调和自杀倾向的患者而言，DBT是人们最早发现的有效治疗方法。这些患者长期住院，接受多种药物治疗和数百小时的心理治疗，并诊断为形形色色的心理健康疾病，但人们对这些疾病的了解却非常肤浅，更不用说有效的治疗手段。DBT不仅对治疗临床医生尚未提出解决方案的患者发挥了重大积极作用，而且为如何指导患者克服情绪心理问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框架和完整的培训课程。
DBT的形成和传播已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历史，但迄今为止，它仍在如下三个领域受到约束：临床、培训/传播及研究。
临床层面的约束：
· 过早结束治疗导致39%的患者提前退出。
· 认知重构是情绪调节模块的一部分，而这显然与基于接纳的治疗理念相互矛盾。
· 患者自身杜撰的故事或自我描述（譬如，我是个失败者，我破产了，我有缺陷，我是个思维混乱的人）缺乏针对性。
· 以武断和基本的沟通技巧训练应对人际行为的长期和复杂模式。
· 但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或许就是不能区别对待个体所面对的情绪调节问题的程度；对DBT的实施采取了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式。
培训 / 传播层面的约束： 对大多数社区的心理健康卫生中心而言，都缺少足以支持完整DBT模式、为员工提供全面DBT培训或是支付员工培训费用的财务资源。
研究层面的约束： 以往主要是把DBT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这就意味着，尽管所有研究都会包含DBT治疗方案的全部构成要素（如DBT个人治疗、技能小组、咨询团队和电话辅导等），但始终没有对变化的机制或驱动因素开展详细研究。坊间针对DBT的研究只有涉及两个要素的分析：卡洛琳·杜威（Carolyn Dewe）和罗伊·克拉维茨（Roy Krawitz）在2007年的研究以及玛莎·林内翰（Marsha Linehan）及其同事在2015年的研究。这两个团队的研究结果均表明，根据患者对DBT技能的重要性所作出的评价，只有11项能力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此外，即使不采取DBT能力组合中的其他要素，仅实施DBT技能培训即可有效为BPD患者提供治疗。尽管通过这些研究收集的信息确实有助于程序开发，但这些要素分析无一能告诉我们，到底是什么导致患者在学习这些DBT的能力方面存在差异。
我们或许想知道，尽管存在这些制约，但DBT为什么仍被用于各种临床条件。对此，我给出一个简短的答案：所有临床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心理障碍，而且每一种临床表现或分类表现都存在或多或少的情绪调节问题。比如说，如果你面对的是存在神经认知障碍（阿斯伯格症，或称“高功能”自闭症谱系障碍）的患者，那么，尽管会受到生物脆弱性因素的影响，但他们仍会努力理解自己的情绪，并识别这些情绪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可见，DBT确实是一种现实有效的方法。
这就引申出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我们是否还要继续对情绪调节采取综合性治疗方案呢？读者或许会猜到我的答案：我不这么认为。当然，我们仍会继续承认DBT方案的积极意义，但我们认为，能否改善情绪调节并开发更有针对性且基于过程的治疗方案，归根到底依赖于我们的患者。
ACT与情绪调节
相关探索性研究表明，ACT为治疗严重的情绪调节障碍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下面，我们不妨简要介绍一下相关领域的研究项目和论文。
金·格拉茨（Kim Gratz）和约翰·甘德森（John Gunderson）在2006年进行的研究
他们对反复表现出故意自残和边缘型人格障碍史的女性进行了为期14周的治疗。治疗后的数据显示，抑郁症状（50%的参与者）、焦虑症状（33%）、压力管理能力（67%）和控制失调症状的能力（50%）均得到了较好的改善，并显著减少了自我伤害行为（42%）。
保罗·福尔摩斯（Paul Holmes）、桑德拉·乔治斯库（Sandra Georgescu）和温迪·莱尔斯（Wendy Liles）在2006年进行的研究
这篇基础研究性文章回顾了DBT在临床应用与理论上存在的矛盾，并针对存在情绪调节障碍的患者提出了所谓的“情境化DBT”（contextual DBT）的概念。
譬如，三位学者指出了如何将认知改变策略与正念策略结合起来，以解决有问题的认知内容。他们认为，情境视角并不需要包含认知变化，只能在其发生的具体情境中去理解一种思维，而且思维的内涵在于关注认知变化，而不是对它们做出反应。从这个角度来看，分析的基本焦点是认知的功能，而不是认知的内容。
金·格拉茨（Kim Gratz）和马特·图尔（Matt Tull）在2011年进行的研究
两位研究人员重复了上述格拉茨和甘德森在2006年进行的初步研究，并采用更多的异类参与者样本进行了14周的治疗。治疗的评估结果显示，按DERS标准情绪调节功能恢复到正常水平、按AAQ标准经验性回避达到正常水平，以及相对非BPD样本边缘型人格障碍症状达到正常水平的参与者比例均超过60%（针对上述评价工具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4章）。压力和抑郁水平达到正常标准的参与者占47%。
简·莫顿（Jane Morton）、莎伦·斯诺登（Sharon Snowdon）、米切尔·戈波德（Michelle Gopold）和埃利斯·盖默（Elise Guymer）在2012年进行的研究
将符合BPD标准的参与者随机分配到如下环境中：ACT及常规性治疗。该研究表明，接受ACT和常规性治疗的样本组，除焦虑水平之外，其他标准均有明显的临床和统计学改善。
他们根据这项研究提出一个名为“智能选择”（Wise Choices，2012）的治疗协议。该协议由三个不同模块构成：智能选择、关系中的明智选择和行动的价值观（是前两个模块的延续，但内容更灵活）。
A.豪斯（A. House）和弗雷德里克·德莱斯切（Frederik Drescher）在2017年进行的研究
这些研究人员进行的探索性研究旨在分析DBT样本组的心理灵活性。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心理灵活性可能是导致BPD症状改善的关键因素；按AAQ-2标准的得分越高，表明样本的心理灵活性越低，心理压力越大，对边缘型人格障碍相关症状及行为的认可度越高”。
米切尔·A.雷耶斯-奥尔特加（Michel A. Reyes-Ortega）、埃德加·M.米兰达（Edgar M. Miranda）、安娜·弗莱桑（Ana Fresan）、安吉莉卡·N.瓦尔加斯（Angélica N. Vargas）、桑德拉·C.巴拉甘（Sandra C. Barragán）、莱贝卡·罗伯斯·加西亚（Rebeca Robles García）和伊万·阿兰戈（Ivan Arango）等学者在2019年进行的研究
这项非受控纵向研究以存在BPD及情绪调节障碍的患者为对象，并对比三个治疗样本组的临床疗效：第1组只接受ACT治疗；第2组接受DBT治疗；第3组同时接受ACT、DBT及功能分析心理治疗。每个治疗方案均包括16次单独的会话和18次小组会话。
结果显示，尽管大多数因变量间都存在显著差异，但各治疗组之间则不存在显著差异；所有患者基本上对全部治疗的反应均表现出显著变化，而且三种治疗方案的效果间不存在统计差异。
通过对这些按时间顺序排列的研究进行回顾，我们会发现，在过去15年里，诸多临床医生和研究人员都曾考虑过以基于ACT的方案治疗情绪调节障碍患者，而且这些基础性研究的结论显示，ACT是针对这一群体的有效治疗方法。
情绪调节的结构只是一种理论上的结构，它并未探究结构背后的过程。尽管学术界已明确了情绪调节的具体类型，譬如认知、情感、人际关系和自我失调等，但它们仍然属于程度和类型上的概念，并不能告诉我们驱动这些行为的过程。
如下是我从功能性语境角度对情绪调节的理解：
情绪调节问题是个体如下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与语言性内容的高度融合，主要是关于情绪内容的规则；对情绪体验的高度经验性回避，从而造成有效行为的缺损；在不同情景下进行过度概括的无效行为模式，在经过长时间的强化之后，会导致个体缺乏对语境的敏感性，并最终造成与个人价值观出现矛盾。
下面，我们详细解释一下这个定义的各个要素：
· 高度融合： 在受情绪调节问题困扰的情况下，患者往往局限于针对情绪困扰的处理能力或立即采取行动的支配性想法，或者从个人感觉出发编造的故事（比如说，事情就应该是这样的；我必须立即解决这个问题；我无法应付这种可怕的感受；她应该对我更好点；如果他们不给我回电，我必须确保这种情况不会再次发生）。这些支配性想法会影响人们处理情绪问题的能力，影响他人的行为，掩盖事情的本来面目而非“预期”面目。
· 高度的经验性回避： 这个要素体现为患者追求最小化、抑制或否认不愉快情绪体验及与之相关的元素（躯体感觉、冲动、思想、意象、记忆，以及某些情况下被强化的身体唤醒）。
· 有效行为的缺损： 是指患者基于价值观的行为在既定问题情境中的有限表现形态，包括共情行为、判断能力、解决冲突的能力以及富有同情心的行为。
· 过度习得的无效行为： 是指情绪调节障碍患者为管理情景而采取的措施，这些能力构成学习历史的一部分，并逐渐摆脱基于价值观的生活。
· 过度习得无效行为的模式： 从根本上说，规则和高度经验性回避的高度融合会带来重复性、反复性、本能性的行为反应（这是一个行为类别，而非单一行为）。
· 在不同情景下进行过度概括的无效行为模式，在经过长时间的强化后，会导致个体缺乏对语境的敏感性，并最终造成与个人价值观出现矛盾：这些无效和僵化的行为反应受到负面强化 ， 影响生活的不同领域 （ 友谊 、 工作或家庭 ）， 并促使个人在不同情况下重复相同的行为 ， 而不考虑具体情况或者这些行为是否符合个人的价值观 。
上述定义来自本人的临床实践以及对现有文献的回顾，旨在理解造就超级感受者的过程：就像让他们戴上蓝牙扬声器一样，放大他们的情感体验，了解其行为与内心世界相互冲突的原因。
在这里，我们简单回顾了当前针对情绪调节采取的循证治疗方法，以及自2006年之后将ACT用于群体治疗的各项相关研究。
第1章的阐述足以让读者意识到，我是以分析情绪调节内在机理解构情绪调节的大力提倡者。
在第1章，我们阐述了对情绪调节的一般性认识，即：我们可以把情绪调节视为一个跨诊断过程（trans-diagnostic process），它存在于各种情绪障碍、焦虑症、BPD以及其他任何临床表现中——比如说，个人试图转换、改变、修正或压制情绪，或是根据个人价值观以及相关行为发生的背景和时间采取无效的行为。
此外，我还指出，情绪调节问题适用于一系列的临床表现，因此，我们主要考虑两种类型的情绪调节问题：单一情绪调节问题和广泛性情绪调节问题。前者是指特定情绪状态（如孤独或害怕公开讲话）导致的问题性行为，而广泛性情绪调节问题则是指多种情绪状态（悲伤、焦虑、内疚、羞耻或其他）共同招致的无效行为。
在本章中，我们以ACT过程为出发点，介绍了从语境角度对情绪调节的理解。尽管来自语境行为科学领域内外的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对此各执己见，但我个人认为，目前对情绪调节的定义并不能解释到底有哪些因素导致或维持情绪调节，因此，还是应该由我们的患者自己去回答这个问题。
我认为，应该合理区分患者不同程度的情绪调节障碍，并据此确定最佳治疗方案。作为一名临床医生，我曾多年接触患有不同程度的情绪反应障碍的人，因此，我坚持认为，没有理由假设实施冲动行为、暴力行为、怀有自杀情绪或分离感的患者不能通过ACT得到改善，关键在于应该对这些行为的频率做出合理评估，并据此实施相应的治疗。
当然，其他ACT治疗师、研究人员和培训师很可能持有不同观点，但这很正常。毕竟，有关这个话题的对话还将延续，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正是在这些探索和争论中，我们将一步步地推进基于过程的治疗方案，而ACT研究也将继续着眼于特定的临床群体，譬如存在情绪调节障碍的患者。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已拥有足够的数据支持这些结论，为患者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