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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芳最早来省城的时候是在菜市场上当菜贩子。每天凌晨三点从批发市场进些菜，用三轮驮到菜市场，根据当天的行情每斤加3角到1元不等的运费，再卖出去，一天能挣30元到50元的辛苦钱。如果运气好遇上刮风下雨，别的菜贩不出摊，收入还会高些。有一次，一位来买菜的同乡对她说，她每天在这里摆摊，日晒雨淋的，也挣不了几个钱，何不去开个饭馆，这周围几个大工地都没有食堂，好多民工都在自己煮饭，她开个饭馆保证比卖菜赚得多。
秋芳特意观察了一下，由于拆迁，周围小街上原有的小饭馆都没了，而自从去年发生一起工地食堂食物中毒事件之后，有关部门就对工地食堂进行了严格规范，很多工地老总嫌执行起来麻烦，干脆就把食堂拆了，民工们吃饭，自然就有些麻烦。
秋芳初步估算，开个饭馆，最低得投入10万元钱，这其中，门面费用就占一大半。以她的经济状况，把所有积蓄加起来，还要借一些，全押在这上面，风险太大。
同乡又来撺掇说前面有个小院，本是要拆迁的，因为工程进度稍慢，一时半会拆不了，不如跟工地说说，暂时在那里试试。同乡对于自己做饭已有些厌烦，想她开饭馆的愿望比她自己开饭馆的愿望还要强烈。跑上蹿下，居然帮她把事办成了。工地方也觉得没有食堂太不方便，只是不想担太大的风险，现在有人要办，何乐而不为？
秋芳的民工食堂就在那座荒弃的小院里开张了。小院是典型的川西民居，据说修于民国时期，先前住过什么大人物，后来变成了杂院，但格局和形制倒还可以，特别是住户搬走之后，往日的拥挤和喧嚣都消失了，只剩下那些被主人抛弃的不值钱的花草在小院角落里落寞地开着。有些屋子已取掉了屋顶上的瓦，显得很敞亮。
经过仔细打扫和清理，架上蒸锅和笼屉，摆上各式各样切好洗好的肉和菜，再放上几张大小和成色参差不齐的桌椅板凳，小院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正在摆九斗碗的农家，这样的场景，是让农民工们打心眼里感到愉悦和亲切的。这让他们想起家乡，想起值得办“九斗碗”的所有高兴事。
小饭馆最低消费3元钱（后涨成5元），民工们只需炒一份菜，即可敞开舀饭，还可以免费来一碗洗锅汤。如果打上2两2角钱1两的烧酒，再到天井里的竹椅上张嘴望天打个盹，那简直像半个神仙了。被拖欠的工资，让人急眼的娃娃学费以及父母的医药费等闹心事至少半个小时不来找他。
老乡说：“秋芳，你把价订得太低了，没什么赚头。”
秋芳说：“咱们刚开业，不能只想着赚，只要大家喜欢这里把这儿当了家，我自然就不会白忙活。”
秋芳不是没算过账，如果把价订得低一点，来的人多了，自然就有利润。大多数年轻民工在吃喝上是舍得花钱的，不会只停留在最低消费上，他们喝的是老民工们痛恨的又费钱又没劲的啤酒，抽的是三至五元一包的香烟，每到月底发工资或心情不爽时，也会让她特意备好菜，出来海吃一顿。
果如她所料，民工们把这里当成家了，这方圆二里地，适合他们去的消费场所还真没有。到她这里来，喝喝酒、打打麻将、聊聊天、看看电视，民工们一天的劳累，也就排解和疏散得差不多了。她这里还有别的地方没有的好处，即吃喝都可以记账。民工们如果钱用完了，记个账月底再付也成。绝大多数民工的账都能结清，少数几个想赖账的，也会被别的民工臭骂说：“把秋芳的饭馆拖垮了，你吃个球啊。”通常被骂者就会红着脸乖乖地跑到秋芳那里把账结了。
秋芳的小饭馆成为周围几家大工地数百个民工的吃饭和休息场所。民工们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欢快地抽烟喝酒，有的小青年还会把吉他背出来在院里的芭蕉树下弹得泪流满面。
小饭店小有名气了，引起了一位记者的关注。这位记者平素也常在底层圈子里打转，发现些既可以曝光又不会惹事的题材，偷拍下来拿去报道。秋芳的小饭馆自然成了这样的题材，如此低价的饭菜，用的油和米是不是有问题？在拆迁房里办饭馆，有没有执照和安全隐患？
记者于是装扮成民工，到饭馆吃了几天饭。和别的民工不同，他手里随时攥着个包，包里装着偷拍机。
很快，电视上报道了这件事，在播音员义正词严的声音中，秋芳和她的小饭馆成为当天的重磅新闻。很多市民看了之后摇头，而另有些市民则叹息说：“电视台又开始欺负苍蝇了。”
有关部门第二天清早马上开始行动，把正在准备午饭的秋芳堵在厨房里，严令她交出各种证件执照。秋芳当然拿不出来，于是领头人一声令下，众人七手八脚将桌椅和杯盘碗盏往车上扔。秋芳见状，赶紧说：“别扔别扔，我自己搬行不行？”
众人停手，让她自己搬。她小心翼翼地把碗和盘装到纸箱里，然后轻手轻脚地将它们放到车上，像新买回来的一样小心爱惜。一位年轻执法人员嫌她太慢，催她说：“别磨蹭了，你以为这些东西还能再拿回去的吗？”
一位年长的执法人员赶紧制止了他，任秋芳慢慢搬下去。
这天中午很多民工都没有吃饭，他们对神色沮丧的秋芳说：“早知有今天，只不过来得太快了点。”
另有人说：“电视上说卫生条件太差，米和油的质量有问题，我觉得总比我们在老家时吃的东西要好啊！这下倒好，连质量有问题的饭菜也吃不成了。”
民工们的话，说得秋芳的心酸溜溜的。
一个月后，在距那座小院不远的小街上，又一家“秋芳饭馆”开业了，门脸很小，但很干净，卫生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端正地挂在最显眼的墙面上，最低消费变成了8元，来吃饭的民工比先前少了很多，他们一半是因为价格问题，另一半则是因为小店地方太小，蹲在里面吃饭太憋屈……
这是2006年前后的事情，距今也有十四五年了，那时我在离此不远的《成都晚报》社会新闻部当新闻民工，和几个同事一起，去那里吃过敞开舀的饭和拌白肉，并且很真诚地和民工们一起，诅咒了曝光的电视台记者。
如今，工地的条件已有了本质的变化，建筑工人们的居住和饮食条件也进步了很多。每当我看到工地板房里的伙食团时，不知为什么，我就总会想起秋芳最初创业的那家开在拆迁小院里的民工饭店。
不知现在的她，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