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的武功文治

久乱之后，人心思治，久分之中，孕育一统。这时，只要顺应时势，是极易取得成功的。但，易得者，又往往易失。因为顺势成功的人，功成之后，是极易放纵自己本性中需要克制的东西的。而一旦自我失控之后，所作所为就会与初衷大相径庭，使成功之中，潜伏下失败。在隋文帝杨坚身上，我们就看到了这一点。

隋文帝杨坚，是隋朝的开国皇帝。魏晋以来持续数百年的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大业，在隋文帝手中得以最后完成；封建时期的许多重要典章制度，在隋文帝统治时期得到整合与创新，并给后世以很大的影响。但是这位值得称赞的一代良主，晚年的很多作为，又给臻于至治的王朝播下了衰乱的种子。

一个充满神话色彩的人物诞生后，凭借祖辈的勋业扶摇直上。使用各种手段剪除异己和敌对势力，实权在握，步步紧逼。周静帝终于以“禅让”的形式将皇位腾给杨坚，宇文氏的周朝变成了杨氏的隋朝。

西魏大统七年（541年）六月，杨坚出生在冯翔（今陕西大荔）般若寺。据说，当时寺院内紫气缭绕，祥云笼罩。天明，从外地来了一个尼姑，声称这个小孩生来异常，不可按世俗的方法抚养，便把杨坚带到另外的地方照料。史书上还说杨坚的头上长角、身上有鳞甲，有玉柱直通头顶，眼光外射，手上有像“文”字的纹理，身材上长下短，面部表情威严庄重，不苟言笑。完全是一副“真龙天子”的形象。

其实，杨坚诞生的神话，与避讳其生母吕氏出身微贱有很大关系。杨坚是东汉以来有名的“弘农杨氏”的后裔。杨坚的先祖杨震，曾是东汉的太尉，以后祖宗几代都是北朝高官。杨坚的父亲杨忠，因在宇文泰执政和宇文觉建立北周的过程中功勋卓著，被赐姓普六茹氏，封随国公。杨坚的生母吕氏是杨忠在东游时所娶，家境贫寒，在当时社会上没有地位，故杨忠与吕家后来失去了联系。在封建时代的上层社会中，父母出身微贱，是一件耻辱的事情，所以用天降祥瑞的迷信加以弥补和掩饰。

凭借着“弘农杨氏”祖辈的勋业与地位，杨坚在宦海中一帆风顺。

从14岁开始，他就进入仕途。在北周的官场中，他可谓一帆风顺，步步高升，37岁时便当上了大前疑（相当于丞相）。当时统治北周的宣帝年少无知，又非常昏庸荒淫，上下都有怨愤。杨坚趁机做取而代之的工作。周宣帝后来有些警觉，曾在召杨坚进宫前，暗嘱卫士：“若他表情一旦有不正常之处，就立刻杀掉。”但杨坚却能做到不动声色，使周宣帝无法下手。为了逃避周宣帝的猜疑，并掌握地方实力，在内史上大夫郑译的帮助下，杨坚出任扬州总管，准备南伐工作。正在这时，周宣帝病重。在召来小御正刘昉、御正中大夫颜之仪欲托后事时，已不会说话。刘昉与郑译、杨坚密谋，矫诏让杨坚做辅政大臣，杨坚乘机控制了京师卫戍部队。周宣帝死后3天，才宣布消息，让8岁的宇文衍即位，史称周静帝。杨坚掌握了军事、政治大权，接着又自任丞相，设丞相府，拉拢重用高颎等具有政治才能的人，使相府成为中央真正的决策机构。

为了彻底控制朝政，并取代周室，杨坚在这一时期使用各种手段，采取各种措施，为自己登上皇位铺平道路。

首先是剪除周朝宗室宇文氏的势力。

在初执政时，杨坚曾以欺骗的手法，把周宣帝的弟弟宇文赞劝回家中，使其远离了朝政。之后，又采用阴谋手段，诛杀了宇文泰的5个儿子，并对周朝宗室大开杀戒，宇文氏的势力基本被消灭。

然后是宣布废除周宣帝时的严刑峻法，停止一些土木工程，以此争取人心，取得广泛支持。

与此同时，出动当时所能控制的全部军队，镇压地方起兵的敌对势力，派韦孝宽攻打在相州（今河南安阳）发难的尉迟迥，派王谊攻打在郧州（今湖北安陆）起兵的司马消难，派梁睿攻打益州（今成都）反抗的王谦。经过半年的战争，平定了三方武装反抗。

在平定三方武装反抗的过程中，杨坚又为自己登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自封为相国，让自己的几个儿子分掌军政大权，宣扬自己的家世，废除周朝皇帝对汉人的赐姓，使其各复本姓，以获得汉人的普遍拥护。

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完成后，杨坚征求了亲近的意见，都认为取代周朝的时机已经成熟。公元581年2月，周静帝被迫退位，以“禅让”的形式把皇位腾给了杨坚。杨坚因自己继承父亲的随国公起家，进称随王，故把新朝国号定为“随”。但他感到“随”字有“辶”，与走同义，不大吉利，便改“随”为“隋”，改元为开皇。

杨坚建立隋朝以后，立即着手统一全国的战争准备工作。原本依附于北周的后梁，轻而易举地被收拾。腐败无力的南陈王朝，也是不堪一击。北部边疆的突厥，在软硬兼施下分裂衰弱，不再成为威胁。一个侔于秦汉的统一的封建帝国，在隋文帝手中重建。

隋朝建立以后，杨坚在革新内政，巩固中央集权的同时，积极进行统一南方的工作。

南朝的梁朝亡于陈霸先后，西魏立萧督于江陵（今湖北江陵）称帝，为后梁，一直是北朝的附庸。杨坚代周后，为了巩固内部，进行了改革，对后梁政权则采取笼络的政策。当杨坚的统治已经巩固，经济与军事力量有较大发展，并对统一江南做好准备后，就不能再容忍在自己的疆域内存在一个独立王国。开皇七年（587年）八月，杨坚邀请后梁帝萧琮到长安，乘机派崔弘度率大兵以助其防守为名，开进江陵。梁国百官率男女十余万人投奔陈朝，梁国遂亡。

这时地处江南一隅的陈朝皇帝陈叔宝，史称陈后主，仍然生活在“无忧天子”的梦想之中。他大兴土木，建筑了临春、结绮、望仙三阁，所有的门窗栏杆都用珍贵的沉香木、檀香木做成，微风吹来，满院生香。三阁建成后，陈后主和他宠爱的妃子张丽华、孔贵妃，带着江总、孔范等人，经常登临游宴，并作《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乐词，整天沉湎在歌舞酒色之中。上层社会为了满足极端奢侈腐化的生活，加剧了对人民群众的盘剥欺压。当时在南方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但渡无所苦，我自迎接汝。”反映出陈朝人民十分痛恨这个腐朽的统治集团，渴望有人来消灭这个政权，重归统一。

在陈朝君臣醉生梦死的时候，杨坚灭陈的动作一一出手。陈后主即位之际，杨坚就派大将韩擒虎任广州总管，进驻庐江（今安徽庐江），派贺若弼任吴州（今江苏扬州）总管，隔江钳制了陈朝首都。开皇八年（588年）末，设置淮南行台省于寿春（今安徽寿县），以次子晋王杨广为尚书令，总领平陈战役，以杨广、杨俊、杨素为行军元帅，发兵50余万，杨广出六合，杨俊出襄阳，杨素出永安（今四川奉节），刘仁恩出江陵，王世积出靳春（今湖北靳春县），韩擒虎出庐州（今安徽合肥），贺若弼出广陵（今扬州市西北），燕荣出东海（今江苏连云港），在东起海，西至今四川的整个长江沿岸，八面出击，水陆并进，大举攻陈。

隋兵步步进逼，陈朝边将上书告急，陈后主置之不理，还大言不惭地说：“王气在这里，从前齐兵、周兵来攻，都无所成功，今天隋军前来，又能怎样？”大臣孔范自称文武双全，也谄媚说：“长江天堑，自古以来限隔南北，隋军能够飞渡吗？这肯定是边将想邀功，妄言奏事。”于是，把告急的边报压了下来。此时，朝廷上下忙于元旦的大庆筹备。建康（今南京）的十几万军队无所防备，有能力并一再请战的萧摩诃等将领，得不到重用。

元旦之夜，陈朝皇宫里灯火辉煌，满朝文武围绕一桌桌丰盛的酒席，狂欢大嚼，陈后主喝得酩酊大醉，昏昏沉沉，十万火急的军事奏报未拆封便丢在床下。守卫采石矶军事要地的将士，也一个个喝得东倒西歪。隋将韩擒虎乘机率领500人夜渡采石矶，全歼酣醉的陈军。元旦之晨，大将贺若弼乘漫天大雾，偷渡长江，陈朝守军竟毫无察觉。隋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江口（今江苏镇江），直奔陈朝首都建康。隋军兵临城下，陈朝大将萧摩诃与不学无术的孔范出来迎战。隋军集中力量先攻孔范阵地，守军招架不住，大将任忠投降韩擒虎，引隋军进了朱雀门。守城之兵准备抵抗时，任忠对他们说：“老夫尚且投降，你们还起什么事？”陈军一听一哄而散。其他各地陈军也纷纷投降。躲在景阳宫内的陈后主及文武百官，全都作了俘虏，陈朝灭亡。

隋文帝以摧枯拉朽之势南伐之际，对构成威胁的北部边疆的突厥族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予以控制。杨坚初执周政，便以千金公主嫁突厥，与之和亲，缓和双边关系。代周以后，突厥贵族沙钵略可汗声称为周报仇，大举南下，攻掠今甘肃和陕北一带。文帝派杨弘、高颎等率兵击败沙钵略。为阻止突厥南下，又在开皇元年（581年）、六年（586年）、七年（587年）三次征发兵夫修筑长城，与原来北齐所筑长城连接，加强对北边诸州的守备。不久，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西突厥向西发展，东突厥逐渐南附，受隋朝控制，北部边防渐趋巩固。

隋朝统一南北，并控制了突厥以后，使长达数百年的分裂割据、动乱不已的国土重归统一与稳定。到隋朝极盛之时，国境东南至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东西9300里，南北14815里，户近900万，人口近5000万，一个比肩于秦汉的统一大帝国再现了。这其中既有隋朝统治者的功劳，但更为重要的，是各族人民反对分裂、渴望统一安定的大势所趋。

当初拥戴杨坚代周的几个人满以为自己会得到重用，杨坚却说：没有这几个人，我就没有今天。但我知道他们都是些反复无常的小人，不能重用。于是，他重用了以高颎为代表的一批贤德之才，对久乱之后的内政多有整治与革新，促使国家走向兴盛。

杨坚能够以隋代周，刘昉、郑译等人出力很大。杨坚当上皇帝后，这些人恃功自傲，满以为会得到重用，可以攫取更大的权力。但杨坚深知这些人在北周就多是依靠阿谀逢迎得宠的，并不具备治理国家的才能。他曾明确表示：没有这几个人，我就没有今天。但我知道他们是不堪重用反复无常的小人。我若重用他们，他们也不会老老实实做事；若不用他们，他们就会满腹牢骚，跟我捣乱。因此这些人逐步被疏远、罢免或者杀头。一批享有声誉的贤德之才，受到重用。如高颍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兼纳言，虞庆则被任命为内史监兼吏部尚书，李德林为内史令，韦世康为礼部尚书。后来又提拔了具有军事才能的杨素和有经济头脑的苏威等人。

在建立新的领导集团之后，杨坚对久乱之后的内政，进行了一系列整治和改革。

北周官制多模仿《周官》设置，既乱又滥。杨坚执政后，接受崔仲方的建议，恢复汉魏之制。在中央，设三师、三公及五省。三师，即太师、太傅、太保，不掌实权，不置官署，是给予德高望重者的荣誉职衔。三公即太尉、司徒、司空，虽置僚属，有参与国家大事的责任，但也只是顾问性质，没有实权，且不常设。五省，即尚书省、门下省、内史省、秘书省、内侍省，是真正的权力机构。其中内侍省是宦官机构，只掌管皇宫中琐事；秘书省掌管国家图书历法，比较清闲，这二省在五省中不占重要位置；门下省和内史省都是协助皇帝执政的决策机构，掌管机密，共议国政，并负责审查皇帝发布的诏书，签署大臣的奏章，对皇帝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或建议，对奏章可以驳回或另行处理；尚书省是主持日常政务的机构，置尚书令和左右仆射各一人，下设吏部、礼部、兵部、度支（后改称民部，唐时避李世民讳，称户部）、都官（后改称刑部）、工部等6部，分掌各项行政事务。

在地方，北周仍实行州、郡、县三级制，当时全国有211州，508郡，1124县，每州所辖平均不到3郡，每郡所辖平均只有2县，“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状况非常严重，造成极大的财政浪费。开皇三年（583年），杨坚下令废郡，实行州、县两级制，又合并了一些州县，裁汰了一批冗官，既节省了开支，又有利于政令的推行。

针对东汉以来地方势力威胁中央政权的情况，杨坚在改革中央和地方官制时规定：九品以上官员全部由吏部统一任免，并每年都要接受吏部的考察；后来又规定，刺史、县令三年一换地方，以防形成地方割据势力；县佐不能任用本郡人，以免豪强地主把持地方行政。

为了限制士族门阀把持选举，加强中央集权，杨坚还于开皇年间废除汉魏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创行科举考试之制。当时科举大体有两种，一类属临时的特科，有贤良、志行修谨、清平干济等科；一类是常设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等科。隋朝的一些重要人物，如刘悼、王贞、杜正玄、杜正藏、许敬宗等都是秀才出身，房玄龄、侯君集、孙伏伽等都是进士出身，孔颖达、韦云起等都是明经出身。

北周的刑律十分紊乱而又残酷。开皇元年（581年），杨坚便令高颖、杨素、郑译等人制订新律；开皇三年（583年），又令苏威、牛弘等制成《开皇律》。《开皇律》废除了北周刑律中枭首（即杀头）、轘身（即车裂）等酷刑。将刑罚定为死、流、徒、杖、笞五等；确定了“十恶”罪名（即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并规定谋叛、恶逆、不道等十恶者不在赦免之列；优待贵族、官员，对他们的一般犯罪，予以减免，可分别情况享受议、请、赎、官当等特权。《开皇律》在篇章体例上继承了《北齐律》“法令明审、科条简要”的特色，对后世的封建法典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杨坚统治的前期，比较重视依律办事，他本人也有一些不徇私情、秉公执法的事例。

对于北朝以来的均田制等经济制度，隋文帝予以沿用。同时，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有所革新与调整。如针对北周以来人民为逃避赋税徭役而隐瞒户口和诈老诈小等情况，实行保（五家为保）、闾（五保为间）、族（四闾为族）的户口编制，在此基础上采取“大索貌阅”（即调查核实户口）和“输籍定样”（即根据财产等情况评定户等，作为赋税的根据）的两项措施，以尽量准确地掌握全国户口和赋役对象。推行均田制中，在尽量多地给一般民户提供一定数量的土地的前提下，对贵族官员实行一定数额的职分田、永业田、公廨田，以节省财政开支，增加国家收入。对劳动人民负担的租、调、力役，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予以适当调整，以尽量公平赋税，调动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此外，为发展生产，保障供给，隋文帝还组织力量开凿了通济渠等大型水利工程；在关东等地广置粮仓，并设立主要用于灾年救济的“义仓”；下令改铸五铢钱，完全废除其他古币和私人铸币，只准五铢钱流通，并统一其他度量衡。以利于工商业的发展。

隋初仍沿用西魏、北周以来的府兵制，战士和家室、土地自成一个系统，不受地方州县辖制，且影响国家的租税收入。灭陈之后，杨坚于开皇十年（590年）对府兵制进行较大改革：所有军人的户籍全部归于当地州县，土地分配和赋税征收也与原来的农民一样，只是他们仍有军人职责，受军府管辖。这种兵归于农、兵农合一的措施，既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又加强了政府对军人的控制。与此同时，杨坚又下令，除边疆和京师守卫军队以外，其余的兵器等军事装备应停止制造，民间兵器应全部销毁；军人子弟应尽力改从学文，功臣后代应熟读一经，作为做官台阶。开皇十五年（595年）、十八年（598年）又曾严令收缴民间兵器和大船。这些措施，当然含有明显的加强中央集权、严防作乱的政治意图，但在客观上，也有利于偃武修文的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和风气的形成。

在隋文帝统治时期，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后，国内政局基本上是稳定的，政府的行政工作是有效率的，没有发生大的社会动乱。法制建设基本上是健康的，吏治也比较清明。隋文帝还经常亲自审察囚徒，甄雪冤滥，对贪污受贿的官员，严惩不贷，使人知畏法，不敢轻越雷池。他还非常注意身体力行，关心百姓疾苦，倡导节俭之风，并注意发现和表彰政绩突出的各级各类官员，倡导优良仕风。开皇二十年（600年），齐州有个小官王伽，执法办事认真，关心百姓，能使归家的罪犯自己按期到京城报到，隋文帝知道后，深为感动，立即召见王伽，同时敕令全国官员向王伽学习，以诚待民，以增强百姓对国家的信任和对朝廷的拥戴。

当时经济社会的发展，也达到空前的程度。无论是农业，还是手工业、商业，以及文化技术领域，都有新的进步。其中最令人惊叹的，是当时粮食的储备情况。据史载，主要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收获的增加，同时也由于政府非常注意储积粮帛，当时全国几乎所有的仓库，特别是一些大的仓库，如洛口仓、黎阳仓、含嘉仓等，经常是粮满为患。有人估计，到开皇末年，天下的储积，可供五六十年使用。库藏之多，亘古未有。到唐朝贞观十一年（637年），马周对唐太宗说：“隋家洛口仓的储积，为李密占据，西京（长安）的府库，也为本朝所用，至今没有用完。”马周的言语，颇含对隋炀帝贪婪聚敛而又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讽刺，但隋朝灭亡20多年后，他们储积的粮食布帛还没有用完，库藏之丰，也确实惊人。

晚年的杨坚，所作所为与前期大相径庭，判若两人。他内怀猜忌，对功臣勋将大开杀戒；苛察的本性，使《开皇律》成为具文；自身的不学无术，发展到后来的废除学校；对佛怪的崇尚，反映出他的某些意图和某种程度的无知；节俭的外表中露出了贪婪奢侈的欲望；惧内与不明，导致太子易人。封建专制时代的一代良主，在晚年埋下了乱亡的种子。

隋文帝是凭借祖辈勋业，通过使用阴谋诡计登上皇位的。以己之心，度人之腹，他对自己手下的文武大臣，时时警惕，处处猜忌。到了晚年，猜忌心更重。稍有不合，或弃或杀，毫不留情。如当年帮他讨伐敌对势力王谦的功臣梁睿，只因在益州总管上颇得人心，便使他动疑，终被罢官；平尉迟迥和平陈中数有大功的王世积，在遭受没有任何根据的诬陷之辞后，被立即处死。在安抚突厥和灭齐中曾立大功的虞庆则，后来在讨伐李贤叛乱的回师途中，曾指着一个地方说这里易守难攻，被人告发后，隋文帝即以谋反罪杀了虞庆则。在南征北战中屡立战功的史万岁，被杨素所谗埋没功绩，并被诬告是废太子杨勇的同党，隋文帝召史万岁进朝时，史因蒙在鼓里而大谈自己及所率将领的功绩，言辞直爽而激烈，文帝大怒之下，将史万岁乱棍打死。就连他很早就视为心腹，亲密无间，委以重任，多所建树的高颎，因在易换太子的过程中恪守正道，也遭到猜忌。当有人诬告高颎有谋反迹象时，文帝不做任何核实，就剥夺了他的全部官职。杨广即位后不久，杀了高颎。

开皇初年，文帝令人制定的《开皇律》，取适于时，刑网疏阔，为后世称道，到了开皇末年，他把自己亲手制定的刑律置之脑后，以苛察的本性，肆意法外用刑。他经常派人四处查访，凡稍有过失者，即加以重惩。鸿胪少卿陈延主管接待四方宾客的宾馆，只因庭院中发现有马粪，文帝便令人把专门负责宾馆的主客打死，陈延也被打成重伤。为便于行刑，他让在宫廷中备放杖棒，稍不如意者，当场施以杖刑，有时一天要打死好几个人。为了禁止社会上的偷窃行为，文帝令天下人相互揭发，凡属实者，没收被告者全部财产，赏给告发者。这个办法实施后，盗窃罪开始很快减少。但不久便引发出另一种现象，即有人故意把东西扔在别人前面，若东西被人捡起来，则捡者被捉送官府，成为人赃俱在的“窃贼”，他的财产便要移交给故意扔东西让他捡的人。许多人因之破产，一些无赖则因之而发家。后来，文帝干脆发布更严厉的诏书：凡偷窃1钱以上的人都应杀头，还要抛尸示众；凡地方官吏受贿1钱以上者，知情者不去告发，也要处死；4人共偷1只桶，3人合窃1只瓜，只要被抓住，就杀头。开皇初的刑罚适中，到杨坚晚年终于变成严刑苛法，乃至滥杀无辜。

隋文帝本是个不学无术的人，这一点，他自己也曾承认。在他当皇帝的前期，虽然不得不重用一些有学问的贤德之士，但骨子里是看不起读书人的。由于他认为文化无用，便不大重视建立学校。仁寿元年（601年），他下令全国只保留供王公贵族子弟读书的国子监，废除郡县的所有学校。

与不重视文化教育相反，也可以说是相应的，是他非常迷信佛道、符瑞、阴阳五行和各种鬼怪。他在北周初任丞相时，便表现出对佛道的高度重视。称帝之年，即下令听任天下百姓出家做和尚、道士，在各地大建佛寺，当时民间的佛经比儒家的六经还要多出10倍。开皇二十年（600年），又令凡毁坏佛像及其他神像者，一律处死。仁寿元年（601年），还大张旗鼓地派员到30个州送佛骨，建佛塔，大做道场，令州、县停止办公，专门做佛事。主要出于维护自己皇位的需要，他对符瑞之说大加提倡，本是学者的王劭，看准了杨坚的心事，便编造、搜集了种种“符瑞”，撰写出多种图谶纬书，受到文帝的赏识，一大批效仿者因此而升官发财。

早年的杨坚，是以节俭和仁慈闻名的，史籍中也载有不少这方面的典型事例，但这种节俭的外表，终于掩饰不住他奢侈、贪婪的本性。杨坚做皇帝的第二年，便嫌旧长安城规模太小，且宫中经常“闹鬼”，下令在旧城西北修筑新都城，并于年底完工，因他最早的封爵是大兴郡公，新城就名“大兴城”（今西安市）。到开皇十三年（593年），他对大兴城失去了兴趣，又以杨素为总管，宇文恺为主要设计者，在岐山（今陕西凤翔南）营造仁寿宫。杨素为讨好文帝，督促民工非常紧苛，两年时间，死者数万人，仁寿宫在民夫的白骨上完成。文帝初次去验工，听说杨素把大量死掉的民工埋在这里，表示很不满意，觉得有伤自己“仁慈”的面孔。他的老婆独孤氏却说：“我们年纪已老，没有其他可以娱乐的地方，如今是太平盛世，这点享受也不算罪过，杨素能为我们设想，是个忠臣。”他一听，态度马上转变，赏赐杨素铜钱百万，锦绢3000段。开皇十八年（598年），他又在仁寿宫和大兴城之间，修筑行宫12座，专供往返途中娱乐休息。后人读史到此，评说道，文帝在那个时候，北边筑长城，东边巡泰岳，又修仁寿宫和行宫12座，丁夫死者数以万计，接二连三地大兴土木，役使百姓丁壮，就是没有炀帝后来的骄淫，老百姓也几乎没有求生的余地了！

杨坚的老婆独孤氏，是北周重臣独孤信的女儿。杨坚由专权而称帝，与独孤氏家庭的地位和影响有很大关系。独孤氏有些本领，又比较强悍，且嫉妒心很强。杨坚对自己的这位皇后，一直心存畏惧。为了讨独孤氏欢心，他曾发誓不与其他女人生孩子。杨坚称帝后，独孤氏经常参与政事。杨坚上朝，独孤氏与他同车相随，停在宫门外，并派宦官跟着他上朝，发现他对朝政处理有失当之处，便出来报告，独孤氏便把自己的意见转达进去，杨坚须马上改正。杨坚退朝，二人再同车回到寝殿。由于杨坚处处听从独孤氏，独孤氏成了不是皇帝的皇帝，当时宫中把二人合称“二圣”。平时，在独孤氏的严密监视下，杨坚与后宫的嫔妃根本不敢亲近。一次，杨坚在后宫偶然发现一个宫女很有姿色，心血来潮，亲热了一番，很快就有人把这件事报告给了独孤氏，独孤氏便暗中派人杀掉了那个宫女。杨坚非常窝火，又不敢公开发作，为发散闷气，骑马在野外瞎跑。高颎等人把杨坚找回后，在劝说中说了一句“你岂能为了一个女人，而放弃自己治理天下的责任”的话，传到独孤氏的耳中，她很不高兴，便经常在杨坚跟前说高颎的坏话，终于使高颎被罢官。

也幸亏在独孤氏的威逼下，杨坚在独孤氏死前（独孤氏死时杨坚已62岁），没有走上荒淫之路。只是由于独孤氏喜欢次子杨广，杨坚本来就惧内，加之听信谗言，废除了长子杨勇的太子资格，立次子杨广为太子。虽然据史传，在他临终之际，发现杨广种种不善行为，并有重新恢复原太子杨勇地位的意图，但为时已晚。他自己晚年埋下的种种不良种子，在炀帝杨广时期广为生发，终于结出了衰亡的恶果。 dI/cv8vL46mqyq4coRZJbWetsvaQ4eTD3E5YNnsLernHcUX+Bi1QEFkeTaAr1Z1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