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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家医院工作了11年，我算是见识了全国所有救护车的型号。每一天，都有挂着不同城市牌照的救护车冲进医院大门，下车的病人和家属虽然操着各种各样的口音，但神情同样疲惫，像是经过了一场长途旅行后终于熬到了终点站。
出现在这里的人们都抱着最后的希望。他们冲进办公室的时候，手里都会攥着一张A4纸，上面盖着鲜红的大印，还有一行小字——“病情疑难危重，建议转上级医院”。他们拿着这张纸，用近乎祈求的眼神望着我，越凑越近，甚至有人还会把这张纸放到桌上，怕我不收下。每当这个时候，我总是很细心地提醒他们：“这张转院通知单，你还是自己拿着吧。”
这里已经是全中国最好的医院了，没有上级可转。但这份声名背后是无孔不入的压力。如果病人在这里还治不好，那他可能真的无处可去了，这是任何病患家属都无法接受的事实。我不止一次面对过这种爆发的绝望，以及绝望带来的冲动甚至暴力。后来，我养成一个习惯，绝对不坐在后背靠门的位置。
这些外地来的病人会被送到一个叫作“抢救室”的地方。作为危重病人的中转站，那里就是人间修罗场。监护警报高频率地发出刺耳的“嘀嘀嘀”声，心脏按压到胸骨是尖锐的“嘎吱嘎吱”声。这些声音里不时掺杂着医生的高声呼喊：“抢救！过来这床！抢救！”
到处都是嘈杂声，就算有人死掉，也还是嘈杂的，只有躺在病床上的人是安静的。
我每天都要去一趟抢救室，门外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病患，那都是一些病情较轻，但家在外地的患者，有时候我只得从他们身上小心翼翼地跨过去。
在这里有两种病人，一种是幸运的，会找到接收的科室，住进病房；另一种是不幸的，医生判断无法治疗，只能被家属拉回家。如果是后者，家属的情绪可能会崩溃，毕竟这里已经是寻医问药的尽头，还能去哪儿呢？
但对医生来说，还有比“无法治疗”更可怕的情况。第一种是年轻的患者，因为年纪小，家人觉得还有未来，一般会倾其所有为患者治疗，不到尽头不罢休。第二种是查不出病因的重症患者，抱着一丝希望，每天花费重金等待结果，却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身体逐渐恶化，这比清楚自己得了绝症更可怕。这两种病患一旦治疗失败，家属根本无法接受，而首先面对这种情绪爆发的往往都是医生。
但这不是任何人的错，毕竟从抢救室转来的病人只有一个终极目标：活着。
林晓宇就是这样出现在我面前的。他符合这两种病人的所有特征——年轻，家人也准备拼尽全力，且根本查不出病症。可是从我与他对视的第一眼我就知道：这个小伙子，活不下来。
因为长得显小，我这个主治医生常常被当成实习大夫。但有时候我会觉得，我要真是实习大夫就好了，这样就只需要关注病房，而不必每天去抢救室“捞病人”，这个关乎病人生死的担子太沉重了。
一进抢救室大门，就有同事跟我介绍这一批病人的情况：“昨晚又来了几个‘好的’，特别适合你们病房，快来看看。”
我们医院有的人习惯把还有救治机会、不会长时间住院、经济条件过得去的称为“好病人”。按照这种标准，林晓宇显然被排除在外。但他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这个小伙子看我的眼神，让我想起了几年前遇到过的另一个病人，一样年轻，一样充满希望。
见到林晓宇的第一面时，他挂着吸氧面罩，对我只是点点头。因为呼吸困难，他必须费上一点劲才能靠坐在床头，很用力、很沉默地吸氧。
“我是来会诊的医生。”我说。
他抬头看着我，没说话，几秒钟后微微张开嘴，也只是喘气，扣在脸上的吸氧面罩内部腾起一层白雾。
我翻看着他的急诊病历，上面记录着他的详细信息：20多岁，来自内陆省份的农村。一开始生病时高热不退，当地医院认为是肺炎，却越治越重，直到全身多个器官的功能开始依次崩溃，就像倒塌的多米诺骨牌一样。而直到一个月后，他才被告知：“治不好了，太重了，转上级医院吧。”
我把他的病历翻了又翻，直到最后一页，也没有说明他的病症究竟是什么。
我踱步到林晓宇跟前，一边看着CT片子，一边悄悄打量他。仅仅病了一个多月，他已经瘦得脱了形，双颊凹陷下去，显得眼睛格外大。病号服罩在身体上，软塌塌、松垮垮的，整个人的状态看起来比病历里写得还要差一些。而且，不仅各项化验指标都出现了问题，口腔和皮肤也已经开始溃烂。
我暗自叹了口气，太难了。
无法确定是什么病，就没有办法对林晓宇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况且他这么年轻，疾病恶化的速度却那么快——留给我们的时间真的太少了。这样下去，林晓宇很可能一直到生命的尽头，都不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
我心里生起一阵不祥的预感，但是，还是按照惯例，没有说出自己是负责收治病人管病房的大夫。这种做法是不想给每个来到这里的患者“无谓的希望”。而且，抢救室随时都会有全国各地转送来的重症病人，能不能得到最妥善的治疗，有时候就取决于有没有一张病床。我手上只有最后一张空床了，非常宝贵，必须把它留给最有救治希望的病人。
我在心里打起了退堂鼓，抢救室的同事似乎看出了我的犹豫，一把拉住我说：“我们都满床了，再来病人只能加床了，帮帮忙，捞一个走吧。”
我摆摆手，从侧门出去了，但走了几步，我又停了下来。这个小伙子实在太年轻，我心里有些不忍，绕到前门喊了一嗓子：“林晓宇的家属在吗？”
一个衣着朴素、操着浓重乡音的中年妇女应声跑过来：“我！我是晓宇的妈妈！”
她面庞黝黑，应该是一个农家妇女。我尽量用简单的话语问了她一些林晓宇的病情，但她完全沉浸在悲伤的情绪里，什么都答不上来，只是抹着眼泪不停地重复着：“求求大夫，救救孩子，求求你了。”
看着林晓宇的母亲，我虽然万般无奈，但还在考虑如果她不能很好地配合，后续治疗会很难开展。我不死心，问了最后一个问题：“家里经济情况怎么样？”得到了否定的回答后，我只能安慰她几句，沮丧地离开了抢救室。
下班前，我忍不住悄悄打开急诊的病历系统，发现林晓宇的名字仍在急诊名单里，并没有被任何一个病房“捞”走。我盯着电脑上的名字看了又看，几次把鼠标移到右上角的“×”，但都没能点下去。
这里是全国最好的医院，也是病患心中的最后一线希望。如果我不在此地接手这个男孩，我几乎可以看到他的结局——无处可去，最终在抢救室把钱花光，放弃治疗，拉回家乡去。或许还会因为经济情况，连救护车都坐不起，而是找一辆不正规的“黑车”回家，并且很可能走到半路，母亲就得眼睁睁看着儿子去世却束手无策。
我还是没能关掉带有林晓宇名字的电脑界面。这三个字让我的脑海里不断浮现出这个年轻人拼命吸氧的样子。
我在临床一线摸爬滚打这么久，面对的都是最凶残狡诈的疾病，自认为什么大风大浪都见识过了。其中，经手过一个失败的病例，从此，它就成了我的心结。
那是一个和林晓宇很像的病人，20多岁的小伙子，病情危重，但就是查不出病症。与林晓宇不同的是，他家里非常有钱，而且有一个怀孕的妻子，还有五个月就到预产期了。为了让病人能看到自己的孩子出生，无论是在医疗还是金钱方面，我与家属都倾尽了全力。我们甚至请了美国专家就诊，奋战了将近三个月，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然而，生活不是电影，病人最终没有等到自己的宝宝出生，在离妻子的预产期只有两个月的时候撒手人寰，而且到最后也没有搞清楚自己到底得的是什么病。
怀孕的妻子情绪崩溃了，她在跨年夜来到我的办公室，哭着问了我一个问题：“你们这种医院怎么可能连什么病都不知道呢？”她盯着我的眼睛，很不甘心，“你不能让他死个明白吗？就算是恶性肿瘤没办法也认了，这种结果我不接受。”
整个科室都知道我尽力了，却没做好这件事。后来有同事遇上类似的病人，总会来问我：“你要不要再挑战一下？”回想起这件事，我依然不甘心，明明很努力了啊。
现在每次面对诊断不清的年轻病人，我的内心都会陷入纠结的状态。因为我会心生恐惧，害怕万一接手失败，病人和家属没有退路，我同样没有退路。但要我看着对方等死，内心还是不安。
我不想让他们体会那种不知病症为何，只能慢慢死去的恐惧，我最终做出了决定，接诊林晓宇。如果我不接手，这个名字就会在急诊名单上消失不见，就像退潮的浪花，被无声无息地卷走，一点痕迹都不会留下。我不想让“林晓宇”这个名字从我的手上滑落，更不想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我回到了抢救室的门前，这次不仅见到了林晓宇的妈妈，还见到了他的姐姐。原来姐姐一大早就去想办法筹钱了，刚刚赶回来。
这次我没有再谎称自己是会诊大夫，直接亮明身份说：“我是呼吸危重症监护病房的医生，想跟咱们所有家属谈一谈。”
姐姐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她跟我说，弟弟还没有结婚，父亲早就去世了，自己与母亲就是他所有的亲人。除了病情以外，我还了解到，两姐弟从小生活在农村，姐姐为了供晓宇上大学，年近30岁都没有结婚。现在弟弟进入律所，很快就要当上律师了。只要他成功了，就会成为一家人的经济支柱，所以直到最近姐姐才考虑起结婚的事。可自从晓宇得了这无法查明的恶疾，一切安排都被打乱了。
姐姐不相信晓宇这么年轻就得了绝症，“就算死，至少也得死个明白！”撂下这句话，她带着弟弟千里迢迢赶来我们医院。
我相信她对弟弟的全力救治并不是出于金钱的回报，因为从一开始，我就很明确地告诉她，晓宇很难救回来，但她依然决定，即使倾家荡产也不放弃一线希望。
在谈话的过程中，我一直在仔细观察晓宇的姐姐。她没有丝毫犹豫，眼睛里盈满真诚、感激和信任的神色，这是我们最喜欢的家属。
在与疾病的战斗中，医生和病人家属其实是最亲密的战友。谁也不想在战斗过程中带着拖后腿的战友，更不想遇到在背后捅刀子的叛徒。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她能理解我的话，同时也保持着理智，没有像很多病人家属一样，听到住院的通知，就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抱住医生不撒手。其实这样的行为，会给医生造成很大的压力。不过她一直担心花费问题，害怕撑不到最后。我说自己会尽力帮她省钱，有多少就交多少，不够的再想办法。最后我嘱咐她：“办完手续直接转到病房去，别等明天了。”
我通知病房的值班医生准备收病人，半小时后，林晓宇就会离开抢救室，被推到我所管的病房里。趁着这段时间，我先赶去食堂填饱肚子。
那一餐我吃得很快，只想着赶紧去看资料。我知道，一场艰苦卓绝的战役已经无声地打响了。
半夜，晓宇的姐姐提来一大袋厚厚的资料，这些从县医院到省城的三甲医院的所有有关晓宇病情的资料，哪怕一片纸都复印了下来。当晚，我仔细研读林晓宇所有的病历，不放过任何能确定病症的蛛丝马迹，结果越看越心惊。晓宇的病情与那个让我刻骨铭心的病例竟然惊人地相似。没有病因，没有好转，没有希望。
我只希望这一次不要重演历史，无论如何，都不能再让一个年轻人走得不明不白了。
等我整理完资料，晓宇的姐姐还守在楼梯间，我看见她把泡沫拼板铺在地上当床榻，拿了一个行李袋当枕头。我劝她不用24小时都守在这里，只要保持手机畅通就行。她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这附近的招待所太贵了，连最便宜的地下室都要将近一百块钱一晚，她想省下钱留给弟弟看病。
我走进病房询问晓宇病情，但他戴着吸氧面罩，每说一句话都很困难，我尽量挑重要的问他。他说得条理清晰，一看就是查阅过相关资料，只是说到后面，他张口越来越吃力，声音也逐渐变小。我有点不忍心，一看时针已经指向晚上10点钟了，就让他先休息，但他显然不愿意结束谈话，还想要继续回答我的问题。我安慰他：“别着急，今天先聊最主要的，之后有的是时间。”他看我要走，虽然疲惫不堪，仍然小声地说了一句“谢谢”。
在回家的末班地铁上，我给值班大夫发微信，让他把那些按小时收费的监护、吸氧等项目，给林晓宇每天象征性地记一点费用。虽是杯水车薪，但能省多少是多少吧。
第二天，我向上级领导汇报了我的想法：“省城的三甲医院已经做了很全面的检查，为了节省时间，我想跳过那些常规检查，快速取活检，依靠病理给病人一个诊断。”虽然明面上是请示领导，但我早就下定决心，即使领导不同意也要争取到同意。之前的那个小伙子就是没有珍惜宝贵的时间，到后来要取活检时已经来不及了。我不想再让类似的遗憾重演，毕竟林晓宇没有时间用来等待。最后，领导给了我全力支持。
通常，从取活检到出结果的时间是一周，如果是疑难疾病，需要的时间往往更长。我决定给林晓宇输血，把各种风险降到最低，集中火力多个部位同时取活检。最后，在两天时间内做完了这一切。
然而就在取完活检后的那几天，晓宇似乎陷入了不安。
“我得的是血液病吗？”有一天我查房的时候，他突然提出了这个问题。晓宇告诉我，他的父亲就是得血液病去世的，还是挺罕见的病症，叫“多发性骨髓瘤”。他担心自己会重蹈覆辙，花光家里的积蓄。
“我怕自己也遗传了这个病，在网上查了好多资料，又觉得不太像。”他忐忑地盯着我的眼睛，期盼得到否定的回答。
我安慰他：“多发性骨髓瘤不遗传，你的症状也根本不像这个病。”我没说出口的是，晓宇的病，应该比他父亲的还要凶险得多。
晓宇似乎松了一口气，又追问我他得的像什么病，并说：“我经常想得睡不着觉，想自己查查文献。”
当人面对即将揭晓的答案时，总会有些紧张不安，想要提前知道答案。病房里连电视都没有，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玩手机。晓宇时常坐在床上，戴着吸氧面罩看手机，连夜搜索相关病症的资料。他有时候会抬头看我，隔着吸氧面罩用很闷很小的声音问：“姐姐，我得的是什么病？”
我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更不知道该给出什么关键词。我只好避开他的视线，用同样小的声音说：“我还不知道。”
我有时候会强行转移话题：“你是律师吗？很厉害呀。”
“还算不上律师，刚毕业没几年，就做些打杂的工作。”
我想试着继续和他聊聊天，他却摆摆手，紧抿双唇。或许是太累了，或许是不想闲聊了。
我能理解他的心情。千里迢迢来到国内最好的医院，依然得不到答案，对自己的命运无法把控，只能在等待中尚存一线希望。
然而这种等待是没有期限的。
重症病房里24小时灯火通明，没有任何光线、温度的变化。如果不是医生来上班了，晓宇根本不知道又过了一天。
他的姐姐倒是很热情健谈，几乎全天驻扎在楼梯间，白天就把泡沫拼板拆掉，摞成一个凳子坐在那里。那是我进出病房的必经之路，有时候下班就会跟她聊一会儿天。她总是一看到我就赶紧站起来，从楼梯间冲到我面前，而每次的话题也都离不开检查结果。我安慰她：“取了好几个位置的活检呢，会有结果的。”
但我内心其实没有把握。当年那个和晓宇很像的年轻人，也是艰难地取了活检，却根本找不出病因。家人的要求越降越低，从最初想治好病，到后来想把生命延长到亲眼见到孩子出生，再到最终仅仅希望能死个明白。就算这样，我都没能做到。
我有预感，晓宇身体里那个“看不见”的狡诈的敌人，这次也不会轻易束手就擒。
晓宇的病情每况愈下，持续高热不退，皮肤每天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溃烂，已经从两条腿蔓延到了腰背部。作为重症监护室里为数不多的“清醒的病人”，他的每一分钟都备受煎熬：躺不下，每天只能坐在床上，就连口腔都溃烂了，每吃一口东西都很疼，我们只能给他插胃管打营养液。
病痛的折磨、睡不好觉、见不到家人等原因，很容易使病人出现精神方面的问题，患上“监护室综合征”。于是，我把晓宇的病床挪到一个角落，在四周拉上帘子，隔离出一个相对独立的小空间，还嘱咐夜班护士晚上关掉他头顶的灯，希望他能尽量好过一点。他虽然不爱说话，但能感受到我对他的关照，每次问他感觉怎么样，他都说好。
但我能感觉到，他之所以还没垮下来，完全是因为心里那份对病理结果的期盼在支撑着。我很担心他的希望落空，不愿多谈病理方面的事情，我们之间见面时变得越来越沉默。
重症监护室外，姐姐越来越焦躁。虽然我从一开始就告诉她，至少需要一周才可能有结果，但她仍然是见我一次问一次，以至于每次远远地在楼梯间看到她，我都有点心虚。有的时候为了逃避她的追问，我不得不装作正在接听电话，从她身边匆匆走过。偶尔瞥见她带着渴望和期盼的眼神，我的内心都会涌起一阵愧疚。我也很想说点乐观的话鼓励他们，又担心会起反作用。毕竟这个时候，给予希望是很“危险”的。
姐姐肯定是感觉到了什么。
那一天，她拖着我到没有监控的角落，想要塞给我一卷钱。我冷着脸坚决拒绝：“不收红包是我的底线，我一定会全力救治你的弟弟。”看她还不死心，我只好吓唬她说如果再这样，就马上给晓宇办出院手续。
每天下午半小时的探视时间，姐弟俩都在互相鼓励打气，话题只有一个：病理结果就快出来了，再坚持一下。他们还乐观地认为，取了好几个部位的活检，一定能诊断清楚。
只是姐姐从头到尾都不知道弟弟的伤口情况。晓宇仍然每天高热不退，全身多个部位都在溃烂，有的地方甚至能隐约看到骨头，令人不忍直视。那里被我们用纱布遮着，平时晓宇自己也会用被子盖住伤口，我们都没有特意对姐姐提起。
越临近出结果的日子，我的担心越重。我怕得到一个坏结果，更怕什么都得不到。
最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一周多以后，几份病理报告几乎在同一天送到了我手里，全都没有明确的诊断结果。
晓宇的情绪崩溃了，彻夜不眠，把各种监护器的连接线都从身上扯下来，大喊着：“我不想治了！”
我不得不给他用了镇静药，又破例让姐姐进来守在床边，他才平静一些，但依然坚持要出院回家。一向坚强的姐姐也落泪了，说想尊重弟弟的意愿，回家去。
我站在一旁，看着眼前的姐弟俩，不相信他们是真心想回家。从医十余年，形形色色的病人和家属我见过太多，真正愿意放弃生命的病人是极少的。更何况年轻的病人里，我还从来没遇到过任何一个主动放弃生命的人。
此时的晓宇，只不过是情绪失控，要是真把晓宇放回家，等他心情平复下来，他肯定会后悔万分，但那时候已经没有机会再回来了，即使能再回来，我也未必有床位能及时把他收进病房。
我觉得晓宇需要的绝对不是死亡，而是一个答案。
我安慰姐弟俩：“这只是第一回合失败了，还没到走投无路的地步，怎么能轻易放弃呢？”
姐姐还是哭个不停，表达感谢的同时还是坚持要回家。“太难了，医生，实在熬不下去了。我们村里有风俗，死人不能进村。我想趁着弟弟还活着，带他回去。”
我有点急了：“晓宇是因为病得难受，说些丧气话，你不能失去理智啊！取活检也花不了多少钱。你今晚回去好好想一想，愿不愿意让弟弟走得不明不白。你要是甘心，明天来找我，我给你办出院手续！”
姐姐抹着眼泪走了，我心里也非常难受。在其他人看来，这是一个把烫手山芋脱手的好机会，只需要让家属签署一份自动出院证明，我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和风险。
但是我不想就这么算了。
人类最大的恐惧是未知，当你不知道即将面临什么时，就会幻想出无数种可能性。但当你明确知道结局，哪怕是一个不好的结局，似乎也没那么绝望和难以接受了。至少，我想通过我的努力，让晓宇能走得甘心一点。
经过一夜的思考，姐姐的情绪稳定了很多。我又给晓宇加大镇静剂的用量，并尽可能让姐姐在床边陪伴他，这才算把姐弟俩都暂时稳住了。
我拿着几张报告，去找病理科的同事沟通，却意外发现了突破口——皮肤活检里有一些淋巴瘤的蛛丝马迹，但组织实在太少，没有办法下诊断。
我盯着显微镜里那星星点点疑似恶性的细胞，不禁握紧了双拳。
我告诉姐姐，其实在皮肤活检里我们已经发现了一些端倪，跟最初的猜测差不多，非常像我们怀疑的疾病——淋巴瘤。只是组织太少了，无法诊断，必须取大块的组织才有可能弄清楚。当然，这也意味着更大的风险。
姐弟俩经过昨晚之后都冷静了很多，他们最后同意进行检测。
“淋巴瘤”，也被老百姓叫作淋巴癌，是血液系统的恶性肿瘤，著名播音员罗京就是因为这个病去世的。在所有的内科疾病里，淋巴瘤是最狡诈凶残的那一类。它特别善于伪装，病人往往不知道自己得的是血液病，还以为哪个器官出问题了，等到知道是血液病的时候，已经耽误了很多时间。
虽然已经有了检测方向，但是，新的问题很快就接踵而来。如果想取到大块组织，只能求助于外科医生，去手术室进行操作，可是晓宇的情况根本没办法去手术室，只能在病床上取活检。来会诊的外科医生表示，床边手术的风险太大，可能会出血不止，伤口愈合不了。但如果不放手一搏，诊断的可能性就是零。
我扯住外科大夫的袖子不让他走，豁出老脸开始软磨硬泡，求他一定帮忙。他或许没想到我居然那么能豁得出去，只好勉为其难地答应了下来。
手术开始后只进行了局部麻醉，晓宇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医生拿起刀子，从自己身上割下一块皮肤。这样的场面和疼痛，我不知道他受不受得住。
我找了一个架子，搭上床单，挡在他跟外科医生之间。晓宇的脸上紧扣着加压吸氧面罩，说话更加困难。我告诉他马上就要开始了，他点点头，眼神坚定。
我们决定取他溃烂速度最快的那部分皮肤，这样找到恶性细胞的概率会大一些。我站在床头，告诉他不用说话，如果疼就举手示意，我会让外科医生补麻药。
手术刀精准切下去的瞬间，晓宇举起了手。我连忙说：“好的，知道了，给你打麻药。”他急切地摆摆手，举手去抓加压吸氧面罩。我按住他的手，轻声安抚他：“很快就好了，再坚持一下。”他顺势攥住我的手，另一只手艰难地把加压吸氧面罩扯开一条缝：“多取一点，我不怕疼，你们给我多取一点。”我看着他的眼睛，里面是破釜沉舟的决心。
我鼻子一酸，答应他：“知道了，放心吧，你专心喘气，要是疼就捏我的手。”
手术顺利结束，外科医生尽力给我们取了一块很大的皮肤组织。他很担忧，说这个伤口根本没法缝合，也难以愈合。我说这些都暂且不用考虑，只要诊断清楚，后续就有希望。
这块皮肤组织泡在福尔马林液体里，隔着玻璃瓶，看上去比实体显得更大一点。我举着它盯了很久，心想这是晓宇最后的希望了。
取完活检的当天下午，我决定给晓宇用超大剂量的激素“冲击”治疗，需要家属签字同意。姐姐这时候有点疑惑，因为她曾经跟我说过，省城专家建议试试大剂量激素，不过被我拒绝了。当时我告诉她，大剂量激素确实可以暂时缓解病情，但不能起到根本的作用，而且我最担心的是，用了激素以后会让病理变得更加不典型，难以检测出结果。所以她不明白为什么我现在又同意用激素了。
我委婉地跟她说：“现在取了一大块皮肤组织，接下来就是等待结果了。所以我想把激素给晓宇用上，至少能撑到结果出来那一天。”
姐姐没有再提问题，她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沉默地签下同意书。
我已经尽我所能做了全部的努力，剩下的就只有等待了。
孤注一掷的等待令所有人都感到窒息。姐弟俩在一起的时候，似乎有点刻意回避结果，可能是不想再次失望，所以故意表现得不那么期盼吧。
我每天都在电脑上数次刷新病理报告，常常盯着那个灰色的界面发呆，既盼望能早一天出结果，又有点害怕那一天的到来。如果再不能明确诊断，也许真的要放手了，我有点不敢想象。
当病理报告的灰色界面变成可读的蓝色界面时，我深呼吸了好几次，才敢把鼠标对准它，点开。看完大段大段的病理描述和几十个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我的目光最终定格在报告末尾的结论上：淋巴瘤诊断成立。
那一刻，我有种想哭的冲动，同时周身产生一种卸力后的虚脱感。经过一个月的努力，终于得到了明确的结果。这一次，总算能对病人和家属有个交代，也对自己有个交代了，让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成为过去。
我查阅了文献，林晓宇患上的这种淋巴瘤是两年前新命名的一种类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起病急骤，进展迅速，而且缺乏典型的病理特点，没有经验的医生根本不认识，而且，这也是恶性程度最高的一类，治疗效果也极差。
诊断清楚的起点，几乎等同于晓宇生命的终点。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我把病理报告单交到姐姐的手上，告诉她诊断结果终于清楚了。姐姐激动得双手颤抖，茫然地望着那一大段专业术语，有点不知所措。我提醒她：“看最后一行的结论就行。”
“淋巴瘤诊断成立……”姐姐喃喃地念了好几遍，声音越来越大，从自言自语变成掩面大哭。“终于弄明白了！”她泣不成声。
这段日子对她来说，实在太难熬了，拼命压抑着尚未得知结果的忐忑与恐惧，对弟弟说些无关紧要的话，什么准姐夫过几天也会来，还有老家地里的庄稼长得怎么样了。我都有些不忍心告诉她，晓宇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只能以天来计算了。
姐姐问我要不要瞒着弟弟，我建议她不要给晓宇无谓的希望，这么聪明的孩子，自己上网查资料也能知道个大概。如果能清楚知道自己未来的时日，可以更好地规划，不在最后的时光留下任何遗憾。
姐姐同意了。她拿着病理报告单去了弟弟床边，如实相告。两个人再次抱头痛哭，情绪终于有了宣泄的出口。这么长时间的煎熬和祈盼，哪怕是不好的答案，也总比最终没有答案让人心安一些。
晓宇有些沮丧，但慢慢地接受了这个事实：“至少，不是和爸爸一样的病。”
最终，姐弟俩决定继续接受治疗。晓宇的准姐夫也赶了过来，所有亲人都来到晓宇身边，陪伴他走完最后的路程。母亲、姐姐、准姐夫，三个人每天晚上都并排睡在楼梯间，在距离晓宇直线距离不到50米的地方，默默陪伴着他。每天半小时宝贵的探病时间，我自觉地不去打扰，全都留给他们一家人。
我给相熟的血液科病房医生打好招呼，很快就把晓宇转了过去，并拜托同事尽量照顾。
转科的时候，晓宇和姐姐满口感谢，没有提及一句病情。面对已知的有限的未来，他们接受得很平静：“家人在身边，每一秒都是多赚来的。”
曾经总是愁眉苦脸的姐姐，自从得到答案以后，再碰见我时，不再是随时冲过来的样子，而是很坦然地打招呼：“那么晚还没下班啊？”
我极少把联系方式留给病人家属，但这次，我把手机号码留给了晓宇姐姐，告诉她有事就给我打电话。姐姐很珍视地记下号码，再三表示不会轻易打扰我。
血液科病房很像流水线作业，住院、化疗、出院，循环往复。这个治疗过程看似平淡无奇，却很难想象，是所有人拼尽了全力，才为晓宇争取到这个宝贵的治疗机会。因为有的病人一直到离世都不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
我承认，自己不是一个擅长安慰人的医生。林晓宇去了血液科以后，我没有再去看望他，只是会经常坐在办公桌前，打开病历再看一看这个名字。
因为晓宇的身体状况太差，血液科的专家讨论后，为他制定了一个减量的化疗方案，然而只做了一个疗程，就无法再继续了，效果也很差。
我给同事发消息：“看你们科不准备再给他做化疗了，如果太压你那里的床位，可以把他再转回来给我，我送他最后一程。”
同事很客气地回复，内容却让人心疼：“没关系，没有多长时间了。”
不久后的一天，我收到了晓宇姐姐的短信：“林医生，非常感恩在弟弟最后的这段日子里遇到您，能让他走得明明白白。我要带着弟弟回老家了，再次感谢。”
我回复：“你是一个好姐姐，我们都为晓宇倾尽了全力。亲人都在身边，他有爱和陪伴，就没有什么遗憾了。愿一路平安。”
我叮嘱她不要坐“黑车”。姐姐说是家乡的救护车，已经停在医院急诊楼外面了，当天就能到家。我想，挺好的，晓宇还来得及看看老家地里的庄稼。
那天，停在医院的外地救护车，少了一辆。
事到如今，晓宇已经走了一年多了，我最终也没能挽回他的生命。
我失败了吗？我不这么认为。生命是无价的，但也不是只有病人活下来，才是唯一的胜利。
在这家医院，死亡是一件再常见不过的事。当生命无法挽救时，让病人没有遗憾，也是一种“圆满”的结局。
回想起晓宇，我写下了一句很“中二”
的话，甚至有些矫情，却是我的真情实意：“你若性命相托，我必全力以赴。”
时隔一年，下个月我要继续负责“捞病人”的工作了，以这句话自勉。
医生，治的不只是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