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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盛夏，小希靠着病房的床头坐着，条纹病号服空荡荡地挂在身上，瘦弱的身体把脑袋衬得很大。1.65米的个子，体重只有30公斤，肋骨被皮肤紧紧包裹着，一根根清晰可见，如同一具骷髅。他的头发很长，前面遮住了眼睛，看不清样貌，后面的头发更是支棱了起来，神似《七龙珠》里的孙悟空。
同事向他介绍我，说我是管病房的医生，小希一动没动，也没有说一句话，我只是隐约地感觉到他的眼睛透过头发的缝隙向我快速地瞟了一下。
我接过小希的病历资料，翻开后整个人都愣住了。当时，我心里想的不是他该怎么活下去，而是他到现在居然还能活着！因为他的病因几乎无解。他们一家辗转数家医院求医，却始终没有一家医院诊断清楚病因，小希只能靠一直服用大量的抗结核药，甚至是激素来减缓病情。一年以来，他经历了几次暴瘦，已经快20岁的青年，第一眼看上去就像个得了佝偻病的少儿，而且最近一个月又开始高热不退，这显然不是个好兆头。
看到小希的肺部CT片时，我彻底绝望了：他的左右两片肺叶布满了小结节，这些病变在一点点啃噬着他的肺，撕咬出密密麻麻的孔洞。尤其是左肺，几乎被掏空了三分之一，好似一张血盆大口，正在冲着我狞笑。
我只看了一眼，就想起南方暴雨过后挤挤挨挨重叠在一起，在地板上铺满了的水蚁。
这究竟是什么病？
跟呼吸科有关的疾病，肺肯定都有一些问题，大部分病症我都知道原因，哪怕暂时不了解，只要病情比较温和，也可以慢慢查。小希病症的可怕之处在于它正在急速恶化，我们却查不清楚原因。
我只能用“邪恶”这种字眼来形容他的病症。
我尴尬地站在病床前，就像刑警面对一个惨烈的犯罪现场，却不知道凶手是谁，甚至隐约感觉到凶手就在附近，可就是不知该如何追凶。实在没有头绪，我只能拿起随身携带的记录本，在小希的名字前面画了一个五角星。
希望这个不清不楚的病症，不要成为我新的噩梦。
因为病情过于棘手，我打算先和小希的父母聊一聊。
病房里静悄悄的，只有小希一家三口人，没有人说话。早已经过了晚饭时间，小桌子上摆着一人份的晚饭，很丰盛，但几乎没动过，看起来已经凉透了。小希靠在床头，父母坐在床尾的凳子上，看到我进来后赶忙站了起来。
小希一声不吭，甚至都没有看我一眼。我决定吓唬他一下：“要是你不吃饭，就只能下胃管了，从鼻子插进去，一直插到胃里，每天灌营养液。”
母亲心疼地小声说：“娃总说喉咙疼，吃不下。”
我一听觉得不对劲，连忙打开手机的电筒探照小希的喉咙，即使没有压舌板，也能看到他的嗓子已经烂得血肉模糊了。病菌先是啃噬肺部，现在又腐蚀了喉咙。
“疼吗？”我问。他点点头，没能说出话来。
我招呼小希的父母来到办公室，表示情况非常不乐观，让他们做好最坏的打算。小希的母亲已经开始掉眼泪了：“孩子还这么年轻，求求你们一定要救救他！”相比之下，父亲显得很平静，显然，在此之前已经不止一个医生跟他说过这番话了。他表示费用不是问题，即便不够也可以再借，并且很准确地提出了关键问题：“我们能做什么？”
我告诉他们，目前父母能做的就是让小希先吃得下饭，实在不行也得喝营养粉，其他的交给医生来负责。
其实，医生这边的情况也不乐观。外院给小希做了所有能做的检查，最大的嫌疑就是结核病，而小希正在服用的五种药物全都是抗结核药，病情却依然没有半点好转。
如果不对症，药就变成了毒。抗结核药的副作用很大，尤其影响食欲，再加上喉咙溃烂，所以小希现在进食已经成了问题。无奈的是我这边也毫无头绪，无论怎么翻看病历，也找不到一点线索，看来我必须找人帮忙了。
我拿着他那张极具视觉冲击力的CT片，到处给同科室的同事看，请他们给点看法。结果大家看见CT片上那两片被啃噬的肺叶，全都倒吸一口凉气。医生群里本来还有人在分享不常见的CT，探讨病情，可当小希的CT一亮出来，所有人都沉默了。
求助无望，我只好扩大求助的圈子，把目光投射到了本科室以外的地方，这时候我想起了医院里的一个“特种部门”——检验科。
作为一名呼吸科的医生，检验科是我最常打交道的科室，里面有个专攻病菌的“微生物组”，该组医生的一张报告单往往就能给予病人活下来的希望。
检验科微生物组是官方全称，我们自己人都称呼那里为“细菌室”。如果把病菌比喻成致人死亡的罪犯，把医生比喻成追凶的刑警，那么细菌室的医生则像是勾勒嫌疑人体貌特征的画像师：根据病状的蛛丝马迹，“描摹”出致命病菌的真面目。
但我知道，找到检验科只是第一步，能否与其中的一位医生取得联系还很难说，而那位医生或许能把小希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
早在我入职那年，医院就流传着一句话：“细菌室找王澎。”我想找的那位医生正是王澎老师。她既不是科室主任，也不是大牌教授，只是细菌室的一位普通的主管技师，但在这家高手云集的医院，她却拥有属于自己的称号——“微生物神探”。
以前我只是在各种传说里听到过王澎老师的事迹，除此之外她的名字还经常出现在成捆的化验报告单上。这次刚从小希身上提取到肺泡灌洗液，我就连忙让人送去检验科，请他们务必交给王澎老师。
本想亲自去请教一下，结果那天太忙，等我想起来这件事的时候早就过了下班时间。我打算离开，但转念一想，还是抱着一丝侥幸，万一还有人呢？
我来到门诊楼，坐急诊电梯上到七层，走向最里面的房间。检验科设置在不被注意的偏僻角落，门口一片昏暗，只有屋子里面的远处还亮着灯。我惊喜地发现这里还没有锁门。
我敲了敲玻璃门，灯光下一个圆脸、皮肤白净，看着就很亲切的女老师抬起了头。运气好到难以置信，我认出她就是王澎老师，于是赶快迎上去说明来意。
王老师放开显微镜，起身抱来一大盒玻片，那是小希的标本涂片。她抬起头看着我，眼里闪着兴奋的光，说的第一句话竟是：“这个病人，非常有意思。”
她怀疑小希得了一种很罕见的感染病，但现在还没有十足的把握，需要问我一些关于小希的问题，我使劲点了点头。
“小伙子有艾滋病吗？”
“没有。”
“确定吗？这个很重要。”
我很有把握地说：“非常确定，一入院就查过了，除非处在窗口期，不然肯定能检测出来。以防万一，我可以给他复查一下。”
王老师紧接着又问了很多问题，比如病人在哪里生活，平时的工作、生活习惯如何，免疫功能正常与否，皮肤有无破溃，等等。
我很满意自己能够对答如流，但接下来的问题一下子把我问蒙了：“病人吃过竹鼠吗？”
我连什么是竹鼠都不知道，更搞不清楚吃竹鼠和感染有什么关系，但王澎老师告诉我，必须搞清楚这一点。
我表示回去马上确认，又想到小希现在紧迫的情况，决定向王老师“卖惨”。我说：“这个小伙子太年轻了，病情又重，已经快要被药物的副作用拖垮了，需要尽快得出结论。”
王老师给了我一个令人心安的笑容：“放心吧，很快的。”
往回走的路上我禁不住思考艾滋病、吃竹鼠究竟会是什么特殊的感染源。
第二天查完房，我给王澎老师带去了结果：小希虽然在以“敢吃”闻名的省份打工，却从没吃过竹鼠。王老师说自己要查阅一下文献，再做个花费不菲的二代测序。我抓住了这句话里的重点，问什么时候检验科也开展二代测序了，王老师表示并没有：“我是准备用自己的科研经费来做，你回去等消息吧。”
我突然有些不好意思，检验科的医生大概是医院里最不被关注的一群人，经费有限，而且王老师并不是什么大牌专家，经费应该也不宽裕，这次竟然还拿出一部分来给小希额外做检验，我心里十分过意不去。但小希不断恶化的情况也同样让我不安，如果再得不到检验结果，他只怕真的要扛不住了。
后来我知道，王老师这边已经对小希的病症有所猜测，只是她猜想的结果太罕见，不能第一时间下结论，直到我第三次来到检验科，王老师总算交了一些底：“如果是那种病，没有艾滋病的病人里，小希就是第九个病患，之前的八个几乎都是我诊断的。”
她细细跟我讲解之前的病例，可我听得越多，越是毛骨悚然。她曾经诊断的那八个人里面有多达五个人的骨头被啃噬，两个人皮肤上“长毛”，最严重的一个人甚至大脑里都开始“发霉”。
被显微镜、玻片、材料所包围的王老师，脸上带着一种探索奥秘时的痴迷神情，掰着手指头如数家珍，一一念出了当年那八个人的名字，并叮嘱我：“记下这些名字，你可以去查一下病历资料。”
后来我调出档案，看到了一个名叫“悠悠”的女孩的资料。她和小希的情况最相似，同样年轻，同样在被不断吞噬的命运里挣扎。
看完悠悠的资料我彻底清醒了，这种神秘的病症远比我想象的还要可怕。
虽然已经时隔八年，但仅凭着病案室保留的文字资料，我就能想象得到多年前发生在悠悠身上的那场残酷的战役。
当年，这个病情怪异的小女孩惊动了整个医院的顶尖力量。她总共住过七次院，且数次都享受到了全院顶级专家的关心和会诊，没有人不对她的病症感到好奇。
悠悠和小希一样，19岁那年开始发热，原本以为不是什么大病，没想到却严重了起来，最后不得不放弃工作，回到家乡。父母带着她辗转各处求医，直到五年后来到我们医院时仍然没有诊断清楚，只怀疑是肺结核。
她的病症和小希的相似：发热，肺被撕咬出洞。但她比小希更不幸，病变还啃噬了她的皮肤，以及全身多处的骨头。五年时间里，她用了很多抗结核药、激素，却始终无法阻挡疾病的脚步。暴瘦了30多斤的悠悠怀着最后一线希望，比小希早八年住进了我们医院的普通内科。
诊疗过程异常艰难，医生提取了她的肺、皮肤、淋巴结的样本，甚至腰椎的一块骨头，却仍然没有诊断出结果。最终，我们只能安排“内科大查房”——全院专家集体会诊。
这是我们医院的悠久传统，只要有需要，各个科室的专家都会聚到一起出谋划策。每个主治医生管病房的半年期间，只有一次内科大查房的机会，因为这种机会非常宝贵，通常只留给最棘手的病人。
悠悠就享受到了这种顶级待遇。普通内科、放射科、感染科、呼吸科、骨科、血液科、皮肤科、病理科、免疫科的专家齐聚一堂，讨论了很久，最终却仍然没有明确的结论。因为悠悠之前吃过两年多的抗结核药，有一定效果，大部分专家最终达成一致意见：结核不除外。
关于结核有个笑话：会议上教授们在讨论一个疑难病例，有人在角落里偷偷打瞌睡，突然间被点名叫起来发言时，哪怕对病情一无所知，只要气定神闲地说一句“结核不能除外”，就没有专家敢反驳——结核很难被查出来，更难被排除。
来到全国最好的医院，却依然没有得到明确的诊断，悠悠和父母非常沮丧，只能再次开始抗结核治疗，但这次却比以往的效果都好，不发热了，肺里的空洞也缩小了，悠悠高兴地出了院。
然而好景不长，仅仅不到一年的时间，疾病以更加凌厉的方式卷土重来。悠悠不仅再次开始发高热，而且后腰上长出来一个肿包，还越来越鼓。她再次回来住院时，肿包已经长到了半个手掌大小，摸上去还有波动，似乎有什么可怕的东西争先恐后地想要从皮肤里面涌出来。
然而，从鼓包里抽出来的脓液却让所有人陷入困惑：这么多脓液真的是结核菌吗？还是其他更可怕的病菌呢？而且通过检查发现，悠悠不仅后腰上鼓起了脓包，臀部甚至脊柱旁边，也都蓄积着脓液。
管病房的主治医生越发疑惑，全身这么多脓，举全院专家之力查证，怎么就找不到病菌呢？
这次来帮忙的专家里又多了一个身影，那就是检验科微生物组的王澎。她把悠悠一年前的标本全部重新看了一遍，确实没有找到任何病菌，但她坚信这个女孩确实感染上了某种“狡猾”的病菌，只是因为这种病菌太罕见，所以迟迟没有什么线索。
王老师认为，以往采样完毕，要依靠外勤送到检验科，待整理好一批标本后，再接种到培养基上，在这个一环又一环的复杂过程中，有些病菌可能就提前死去了，导致无法检测到。
所以那一天她亲自来到病床旁边，对悠悠皮肤上的大脓包进行采样后，立刻进行了接种，不给敌人任何喘息的机会，这样找到病菌的概率会高很多。
幸运的是，这一次病菌果然没能逃脱。它们在悠悠的身体里猖狂肆虐了六年之久，如今终于被牢牢囚禁在了培养皿里。病菌神秘的面纱已经被揭下了，王老师发现，这竟然是一种罕见的真菌——马尔尼菲蓝状菌。
可能每个人对真菌都不陌生。梅雨季节墙角的霉斑、饭菜腐烂后长出的绿毛，都是生活中常见的真菌。但正是因为它如此贴近我们的生活，当它出现在身体里时，才会显得异常恐怖。
马尔尼菲蓝状菌很特殊，大部分被感染的人都是自身抵抗力极差的艾滋病患者。它平时隐藏在土壤里，还有竹鼠身上，伺机进入人体，随后在血肉里蔓延，逐渐侵蚀全身，皮肤、内脏、大脑、骨髓，都有可能成为它的食物。
第二次内科大查房，主治医生又把宝贵的机会留给了悠悠。这一次王澎老师也参加了，当时大家多有争执，但她一直坚定地认为悠悠的病情和马尔尼菲蓝状菌脱不了关系。
专家们反复斟酌，为悠悠制定了最快速且安全有效的救命方案：骨科医生进行手术清创，先把肉眼可见的敌人消灭掉，接着减少抗结核药的使用剂量，主要使用抗真菌的药物。
王澎老师还特意叮嘱临床医生：“这种真菌实在太狡猾，它最大的法宝就是会‘变形’。”
在人体内，温度为37摄氏度的时候，它呈圆形或者椭圆形；而在25摄氏度室内温度的环境下，它的周身就会慢慢伸出触角，变成毛茸茸的菌丝形状。所以没有经验的检验科医生很难识破它的真面目。
这种真菌带有一种特征性的玫瑰红色素，可以把培养基或者菌落染成红色，所以当你靠近显微镜时，就会发现那些样本里开满了一朵朵“玫瑰”。这些“玫瑰”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很容易被误诊为结核菌。本来结核菌就很难被检测到，医生往往会以为那就是诊断的尽头，却没想到这只是“玫瑰”的挡箭牌。等到迟到的真相终于来临的时候，病人可能已经被啃噬殆尽了。
万幸的是，经过及时治疗，悠悠有了好转，而这一番艰苦卓绝的努力也给后来的诊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当年的种种艰难险阻听得我几乎愣在了原地。而我最想知道的就是那八个病患的治疗效果如何，好歹可以推测一下小希现在到底还有没有救。王老师报给我一个惨烈的数据：五个病人幸存，三个病人去世。这在感染类的疾病里已经算是极高的致死率。
而小希又会是哪一种呢？他能成为第六位幸存者吗？
王老师真的没有让我久等，报告单像雪片一样纷纷飞来病房。报告结果显示，小希咽喉溃烂处提取的拭子、咳出来的痰、气管镜从肺里吸出来的分泌物、淋巴结组织、肺组织甚至骨髓液里，到处是马尔尼菲蓝状菌，形象地说，小希的喉咙、肺、淋巴结、骨髓里，全都开满了“玫瑰”。
一股巨大的绝望感把我紧紧包裹了起来。这证明小希的治疗方向一直都是错的，抗结核、抗细菌、激素疗法，种种治疗手段尝试了个遍，却唯独没有用过抗真菌的药物，而现在猖狂地吞噬他的血肉的正是真菌——马尔尼菲蓝状菌。被啃噬得体重只剩下60多斤的小希，活下来的机会非常渺茫。
我只能这样安慰自己：至少神探王老师出手帮我们找到了病因。或许现在刹住车，掉转方向抗真菌还来得及。
我打算当面感谢王老师，情况虽然严峻，但她毕竟给了小希“生”的希望。那天我拿着那一沓报告单再次来到检验科，王老师特意找了一台可以外接电脑显示屏的显微镜，一边一张张地更换玻片，一边指给我看：“这里，这里，还有这里，全都是菌，每一张玻片上都有菌。”
那些图片，我或许这辈子都忘不掉。亲眼透过显微镜直面漫山遍野的敌人时的那种视觉冲击，会使人产生一种宛如被扼住咽喉的窒息感，这是单看报告单上的几行结论永远无法产生的效果。
站在一边的王老师没有看到我脸上震撼的神情，她一次次地更换着玻片，一遍一遍地向我介绍玻片上不同菌种各自的形状、特点，就像在介绍熟悉的老朋友一样。
我从她讲述的检测步骤中听出来这是一个曲折的“破案”过程：她查阅了很多文献，又做了测序验证，才终于发出了报告。我后来也去查阅过那三位去世病人的资料，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因为发现病因太迟而延误了治疗，虽然后来找到了真菌，但身体也已经被啃噬干净了。幸存的悠悠虽然诊断清楚了，但后续治疗仍然艰难无比，反复住院达七次之多，才算幸运地活了下来。现在，我只能为小希祈祷，希望此时还不算太晚。
不知不觉我已经在检验科待了将近一小时，中途我偷偷看了好几次手机，小希用药所需要的深静脉管子已经准备就绪，主管医生在请示是否马上开始用药，而王澎老师依然拉着我一张张调换着玻片，在电脑屏幕上放大缩小，向我介绍“玫瑰”的奇异之处。直到我匆忙而别后，她还追出来，跟我要了邮箱地址，说要给我发几张典型的病菌图看看。后来我才知道，她会向每个找过去的医生热情地介绍各种病菌。我们其实也听不懂什么，但她认真的样子，总让人觉得她身上有种使不完的劲。
我很快就回到了小希的病房，准备给他用药。原本对小希而言，确诊病因是件至关重要的好事，但这件好事却让一家人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原来，抗真菌的药物一般情况下比抗结核药贵得多，而且小希全身多部位感染，治疗时间将会很长，这就意味着花费不菲，甚至等于用金钱来填无底洞；便宜的抗真菌药物也可以使用，但副作用很大，会导致病人发高热、打寒战，而且对肾功能有损伤。小希的父母犹豫并盘算了很久，最终狠了狠心，决定试试便宜的药物。
虽然我们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但惊险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用药仅仅10分钟以后，心电监护仪器上显示的心率就骤然飙升到每分钟200次，心电图的形状也从柔和的曲线变成了高耸密集的锯齿形。
我迅速停掉药物并发出指示：“家属先去外面，抢救车、除颤仪、心电图机推过来！”
小希挣扎着要坐起来，瞪着眼睛不顾嗓子的剧痛大喊：“别让他们走！”
“他们在这里帮不上忙，就在门口等着。你别害怕，抓着我的手。”我抓住小希的手，等他静脉注射完抗心律失常的药物，再紧紧盯着监护仪上的心电图和血压。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就像一个世纪那样漫长。当锯齿终于又变成曲线时，我能清楚地感觉到，自己心跳的频率也在慢慢恢复正常，同时感觉到手被小希攥得生疼。小希父母被这个意外吓坏了，毫不犹豫地决定换用安全有效的药物。
抗真菌药物的疗效一般都很慢，但小希却拥有幸运的体质，停掉五种抗结核药物，改用新药几天后就不发热了，同时食欲也有所恢复，体重虽然在短时间内上升不了，但能明显看出来他的气色在好转。
小希父母高兴极了，我却一刻也不敢掉以轻心。我总觉得好转得太快了，担心会有什么意外状况发生。而且小希的性格也让我担忧。身为留守儿童，他对父母缺乏感情，也不爱表达感情，我平时和他说话，他很少回应，而且他曾表示出院以后要去陌生的城市打工，不会陪在父母身边。
我生怕前功尽弃，顾不上床位周转率，咬牙把他的住院时长又延长了一个月。眼看着他一天天好起来，体重也增加到了80斤，我的一颗心才渐渐安定下来。
那段时间我跟小希越来越熟，再加上那次抢救，和他结下了战斗友谊，所以后来我再问他问题时，他不再只是点头或者摇头，而是能够用语言来回答我了。有一次，我甚至还调侃他的发型：“葬爱家族
早就不流行了呢。”
结果那一天小希违反住院规定，偷偷溜出了医院。等我下午查房见到小希时吓了一跳，他竟然剃了个板寸回来。理发师手艺很差，他整个脑袋像被狗啃了一样滑稽，不过倒是让我第一次看清楚了他的五官，居然还有点帅。他听到夸奖后，样子有点羞涩。
换药将近一个月的时候，我又给小希做了一次CT，发现他肺里那层密密麻麻的“水蚁”已经减少了一些，虽然那些被啃噬的大空洞不可能复原，但结果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期。这个孩子之前受了太多病痛的折磨，现在终于苦尽甘来了。
出院那天，我叮嘱了他们一家人很多注意事项。面对小希，我还是努力劝说了一下：“你最好还是跟父母去同一个城市，现在的身体情况自己应付不来，还是需要家人照顾的。”小希虽然没吭声，但跟在父母身后冲我挥了挥手。
送走他们后，我回到检验科把小希出院的好消息告诉王老师，她开心地问我是不是真的，然后飞快地记了下来：“实在是太好了，这是第六个活下来的病人！”
她说自己正在积累资料，想编写一本真菌图谱，到时候会把小希的病例写进去，这样更多的人就能认识到这些罕见的真菌，不至于面临问题时两眼一抹黑，在治疗的方向上走很多弯路了。她还对我讲了愿景，说要开展床旁接种，这样找到病菌的概率会更高。像这种需要运送到检验科，中途却让病菌偷偷溜走的事情，就会很少发生了。
突然，她停了下来，对着满屋子的显微镜和玻片感叹：“唉，想做的事情太多，时间实在是太少了。”
即使心细如我，当时也没有察觉到这句话背后的异常含意。
小希出院后的半年内我没有再遇到棘手的感染病患者，只因为一些小困难去找过王老师几次。几次接触过后我才明白，为什么医院会流传那一句“细菌室找王澎”。王澎老师对检验病菌这项工作的热爱已经超出了想象。她一有空就埋头观察显微镜下的玻片，但凡有人来找她帮忙，再忙她也不会拒绝。
大多数时候，病菌不会满眼都是，而是需要在显微镜下进行地毯式搜索。这是个良心活。曾经有个病人在外院辗转很久都没诊断清楚，转到我们医院以后，很快就找到了结核菌。我发微信向王老师道谢，她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这么一根小小的菌，我足足找了半小时才把它揪出来。”
王老师的住所离医院很近，仅隔着一条街，方便她往医院跑。我有时候甚至会猜想，是不是显微镜下的那个世界才是她留下最多印记的地方。
对一份工作投入超量的热情，常人或许很难理解这种行为。闲暇时，我喜欢看王澎老师的朋友圈，有一条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难得有一个闲暇的周末可以陪女儿，于是她们在“陶吧”做了两个杯子，杯子上面烧制着各种菌类图案，有发霉的真菌、伸展的菌丝、飘荡的孢子等，栩栩如生。
这条朋友圈让我们所有同事都感到难以置信。医务人员是一个耐受力很强的群体，在工作中几乎可以说是“百毒不侵”，比如坐在办公室吃盒饭的时候，可能会有病人端着便盆进来，让医生看看他的排泄物。工作这么多年，我已经可以很淡定地说句“看到了，回去吧”，然后继续埋头吃饭。这些都是工作中不得不面对的事情，但主动求虐的人几乎没有。
朋友圈下面的评论一片哀号：“太重口味了吧！”“受不了！”“这个能用来喝水吗？”
王澎老师却很认真地反问：“你们是真心认为不好看吗？我觉得显微镜下的真菌是最美的艺术品。”
她乐于将大量时间投入病菌的研究，最后再创造抓捕它们的方法。有人说她就像福尔摩斯，一身狂热，一生追捕。
时间在忙碌的工作中慢慢流逝。患感染病的人不知为何多了起来，我也因此变成检验科的常客。但奇怪的是，以往一直坐在显微镜前的王老师，那段时间在检验科却经常看不到她的身影。
后来我才听说，这几年时间里她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原本在读的在职研究生学位都没能坚持读下来，但科里同事都不知情，直到她有一次晕倒在医院门口。科里领导照顾她，减少了她的工作量，还让她回家午休，但她总是担心时间不够用，说那本真菌图谱还没做出来，还有好多真菌等着她去记录。就这样，她依然每日忘我地工作，不拒绝任何人的求助。
那一声“细菌室找王澎”依旧在许多科室回荡着。
那一年冬至，原本是个再平常不过的工作日，若非要说有什么不同，就是漫天雾霾，呛得我喘不过气。我正在病房里查房，手机微信的提示音响了起来。我起初没有理会，直到提示音越来越多、越来越密集。当提示音逐渐响成一片的时候，我终于意识到不对劲，打开一看，各个工作群的消息多得像爆炸了一样，大家都在焦急地求证着一件事情：细菌室的王澎老师突发疾病去世了吗？
我的第一反应是绝对不可能，这肯定是恶作剧。她家距离医院不过百米，真有什么事，肯定能及时抢救。我的头脑里乱成了一团，根本没有心思继续查房，紧紧盯着各个群里的消息，默默祈祷不是真的。但同时，理智又告诉我，不可能有人用这种事情恶作剧。
噩耗最终被证实，同事们都震惊了，对其英年早逝深感惋惜。我也因此第一次知道了王澎老师的很多事情。
王老师留给大家的印象一直都是忘我工作的“拼命三娘”，科主任甚至强迫她每天回家午休，希望她能养好身体，同时希望身为单亲妈妈的她，能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年幼的女儿。但她却越来越忙，因为需要她的病人太多，而她的时间太少了。
于是大家看到的是那个在任何时候都笑眯眯地答应哪怕资历最浅的医生的请求，随时向他人伸出援手的王澎；也是那个热心带教其他医院来进修的大夫，毫无保留地传授自己一身本领的王澎；更是那个虽然家里到医院急诊室只有百米距离，却没有留给同事任何抢救机会的王澎。
王澎老师去世的那天上午，原本是她汇报医疗成果的日子，最后只能由她的科主任代讲了。在我院，她的履历丝毫不耀眼，她只是一个大专毕业，在检验科默默工作的主管技师，却用二十年的时间成长为全院大名鼎鼎的“微生物神探”。
大屏幕最终定格在最后一张照片上：她的办公桌抽屉里面一层一层码放着的全是疑难病患者的病菌玻片。
我依稀记得照片旁边写着王澎老师说过的一句话：“这是我愿意做的事情。”
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机缘这种事。
王澎老师去世的第二天，小希居然背着书包出现在了病房里。我第一眼差点没认出他来，这个留着分头、有点帅气的小伙子，跟那个缩在病床一角，让人误以为是小孩子的少年，根本不像是同一个人。
小希看到我后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林医生，对不起，我记错了你的出门诊时间，只好到病房来找你了。”
看他恢复得这么好，我惊喜之余又有点心酸，我很想问问他，还记得那个找到你体内的真菌才让你得以活下来的王医生吗？然而直到这时我才突然意识到，小希从来都不曾知道，检验科的王澎医生才是他真正的救命恩人。
在我们医院里，很多部门的锦旗已经把库房堆满了，甚至连食堂都能收到锦旗，唯独检验科的墙上是干干净净的。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病人能记住给他看病的医生、打针的护士，甚至是送一日三餐病号饭的食堂姑娘，但那些仅仅出现在化验报告单上的医生的名字，没有人会留意。医院里的“特种部门”——检验科的医生并不直接接触病人，他们的战场不在病房里，不在手术台上，而是在显微镜下。这是一群没有锦旗，没有鲜花，甚至可能从业一辈子，也听不到一句“谢谢”的人。
给小希检查完，我还是忍不住告诉他：“检验科有一位王医生，就是给你找到真菌的那个人，她现在已经不在了，但你一定要好好的，才不枉当初她那样用力去救你。”
“哪个王医生？”
“就是你复印的化验单，名字出现在最下面一行的那个王医生。”怕他不能理解，我又加了句：“她可是个‘微生物神探’哦。”
小希依旧是一副很疑惑的样子，我不想给他心理压力，于是不再讲下去，只是加了他的微信，告诉他有事情可以随时给我发消息。
我是一个极少把联系方式留给患者的人，但小希不一样，我想看看他未来的生活，在我看来，他就像王老师生命的延续。
小希默默地点了点头，拿笔记下医嘱，然后离开了。走到大门的时候他突然停住了，回头对我说了一句“谢谢”。
记忆中，这是他第一次说谢谢。
寒风凛冽的冬日早晨，天刚蒙蒙亮，太平间的告别室外就开始排起了队。因为医院的上班时间是上午8点，所以每次送别战友的时间，通常都会安排在上午7点钟。我穿着单薄的白大衣，怀里抱着一束昨晚买好的白色鲜花，瑟瑟发抖地站在寒风中的队伍里。
队伍越来越长，我再一次回头张望，居然看到了我们科一位深居简出的泰斗级老专家站在队尾。我赶忙跑过去搀扶她，问她怎么也来了，老专家说自己不认识王医生，但是她看了朋友圈，觉得有必要过来一趟。“她是有大爱的人，我要来送她。”老专家说。
那一天，在几百人组成的漫长的送别队伍里，只有医院的同事，没有一个病人。我听到不止一个同事在哽咽：“您诊断的那个感染的患者目前一切健康，感谢您赋予她新生。她安好，您却走了，我替她向您鞠躬。”
我凝视着这条白色的长队，心里突然释然了——这里都是会记得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