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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我的关系正式从市卷烟厂脱离，带着一个会计和一个销售员南下云南。离职之前，我是供销科科长，学历是初中文化，有过知青经历，返城之后，接我父亲的班，分配到卷烟厂供销科。当时供销科是个摆设，一共三个人，每天就是喝茶看报。我因为年轻，男性，又与厂长沾点表亲，几年之后，提拔为科长，手下还是那两个人，都比我年岁大，他们不叫我科长，还叫我小庄。我与傅东心是通过介绍人认识，当时她二十七岁，也是返城知青，长得不错，头发很黑，腰也直，个子不高，但是气质很好，清爽。她的父亲曾是大学老师，解放之前在我市的大学教哲学，哲学我不懂，但是据说她父亲的一派是唯心主义，反右时被打倒，藏书都被他的学生拿回家填了灶坑或者糊了窗户。“文革”时身体也受了摧残，一只耳朵被打聋，“文革”后恢复了地位，但已无法再继续教书。他有三个子女，傅东心是老二，全都在工厂工作，没有一个继承家学，且都与工人阶级结合。
我与傅东心第一次见面，她问我读过什么书，我绞尽脑汁，想起下乡之前，曾在同学手里看过《红楼梦》的连环画，她问我是否还记得主人公是谁。我回答记不得，只记得一个女的哭哭啼啼，一个男的娘们唧唧。她笑了，说倒是大概没错。问我有什么爱好，我说喜欢游泳，夏天在浑河里游，冬天去北陵公园，在人造湖冬泳。当时是1980年的秋天，虽然还没上冻，但是气温已经很低，那天我穿了我妈给我织的高领毛衣，外面是从朋友那里借的黑色皮夹克。说这话的时候，我和她就在一个公园的人造湖上划船，她坐在我对面，系了一条红色围巾，穿一双黑色布带鞋，手里拿着一本书，我记得好像是一个外国人写的关于打猎的笔记。虽然从年龄上说，她已经是个老姑娘，而且是工人，每天下班和别人一样，满身的烟草味，但是就在那个时刻，在那个上午，她看上去和一个出来秋游的女学生一模一样。她说那本书里有一篇小说，叫《县里的医生》，写得很好，她在来的路上，在公交车上看，看完了。她说，你知道写的是什么吗？我说，不知道。她说，一个人溺水了，有人脱光了衣服来救她，她搂住那人的脖子，向岸边划，但是她已经喝了不少水，她知道自己要死了，但是她看见那人脖子后面的汗毛，湿漉漉的头发，还有因为使劲儿而凸露出来的脖筋，她在临死之前爱上了那个人，这样的事情是会发生的，你相信吗？我说，我水性很好，你可以放心。她又一次笑了，说，你出现的时间很对，我知道你糙，但是你也不要嫌我细，你唯一看过的一本连环画，是一本伟大的书，只要你不嫌弃我，不嫌弃我的胡思乱想，我们就可以一起生活。我说，你别看我在你面前说话挺笨，但是我平常不这样。她说，知道，介绍人说你在青年点时候就是个头目，呼啸山林。我说，但凡这世上有人吃得上饭，我就吃得上，也让你吃得上，但凡有人吃得香，我绝不让你吃次的。她说，晚上我看书，写东西，记日记，你不要打扰我。我说，睡觉在一起吗？她没说话，示意我使劲划，别停下，一直划到岸边去。
婚后一年，庄树出生，名字是她取的。庄树三岁之前，都在厂里的托儿所，每天接送是我，因为傅东心要买菜做饭，我们兵分两路。其实这样也是不得已，她做的饭实在难以下咽，但是如果让她接送孩子就会更危险。有一次小树的右脚卡在车条里，她没有发觉，纳闷为什么车子走不动，还在用力蹬。在车间她的人缘不怎么好，扑克她不打，毛衣她也不会织，中午休息的时候总是坐在烟叶堆里看书，和同事生了隔阂是很正常的事情。八十年代初虽然风气比过去好了，但是对于她这样的人，大家还是有看法，如果运动又来，第一个就会把她打倒。有天中午我去他们车间找她吃饭，发现她的饭盒是凉的，原来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每天早上她把饭盒放进蒸屉，总有人给她拿出来。我找到车间主任反映情况，他说这种人民内部矛盾他也没有办法，他又不是派出所所长，然后他开始向我诉苦，所有和她一个班组的人，都要承担更多的活，因为她干活太慢，绣花一样，开会学习小平同志的讲话，她在本子上画小平同志的肖像，小平同志很大，像牌楼一样，华国锋同志和胡耀邦同志像玩具一样小。如果不是看在我的面子上，早就向厂里反映，把她调到别的车间了。他这么一说，倒让我有了灵感，我转身出去，到百货商店买了两瓶西凤酒，回来摆在他桌上，说，你把她调到印刷车间吧。
傅东心从小就描书上的插图，结婚那天，嫁妆里就有一个大本子，画的都是书的插图。虽然我不知道画的是什么，但是挺好看，有很高的大教堂，一个驼子在顶上敲钟，还有外国女人穿着大裙子，裙子上面的褶子都清清楚楚，好像能发出摩擦的声音。那天晚上吃过饭，我拿了个凳子去院子里乘凉，她在床上斜着，看书，小树在我跟前坐着，拿着我的火柴盒玩，一会举在耳边摇摇，一会放在鼻子前面，闻味儿。我家有台黑白电视机，但是很少开，吵她，过了一会傅冬心也搬了个凳子，坐在我旁边。明天我去印刷车间上班了，她说。我说，好，轻俏点。她说，我今天跟印刷的主任谈了，我想给他们画几个烟盒，画着玩，给他们看看，用不用在他们。我说，好，画吧。她想了想说，谢谢你，德增。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就笑笑。这时，小斐她爸牵着小斐从我们面前走过。我们这趟平房有二十几户，老李住在尽东头，在小型拖拉机厂上班，钳工，方脸，中等个，但是很结实，从小我就认识他。他们家哥三个，不像我是独一个，老李最小，但是两个哥哥都怕他，“文革”那时候抢邮票，他还扎伤过人，我们也动过手，但是后来大家都把这事儿忘了。结婚之后他沉稳多了，能吃苦，手也巧，是个先进。他爱人也在拖拉机厂，是喷漆工，老戴着口罩，鼻子周围有一个方形，比别处都白，可惜生小斐的时候死了。老李看见我们仨，说，坐得挺齐，上课呢？我说，带小斐遛弯去了？他说，小斐想吃冰棍，去老高太太那买了一根。这时小斐和小树已经搭上话，小斐想用吃了一半的冰棍换小树的火柴盒，眼睛瞟着傅东心，傅东心说，小树，把火柴盒给姐姐，冰棍咱不要。傅东心说完，小树“啪”的一声把火柴盒扔在地上，从小斐手里夺过冰棍。小斐把火柴盒捡起来，从里面抽出一根火柴，划着了，盯着看，那时候天已经黑了，没有月亮，火柴烧到一半，她用它去点火柴盒，老李伸手去抢，火柴盒已经在她手里着了，看上去不是因为烫，而是因为她就想那么干，她把手里的那团火球向天空扔去，“咝咝啦啦”地响，扔得挺高。
从部队转业之后，我跟过几个案子，都和严打有关。抓了不少人，事儿都不大，跳跳舞，夜不归宿，小偷小摸，我以为地方上也就是这些案子，没什么大事儿。没想到两年之后，就有了“二王”，大王在严打的时候受过镇压，小王在部队里待过，和我驻扎的地方离得不远，属于蒙东，当时我就听说过他，枪法很准，能单手换弹夹，速射的成绩破过纪录。两兄弟抢了不少地方，主要是储蓄所和金店，一人一把手枪，子弹上千发，都是小王从部队想办法寄给大王的，现在很难想象，当时的一封家信里夹着五发子弹。他们也进民宅，那是后期，全市的警察追捕他们，街上贴着他们的通缉令，俩人身上绑着几公斤的现金和金条，没地儿吃饭，就进民宅吃，把主人绑上，自己在厨房做饭，吃完就走，不怎么伤人，有时还留点饭钱。再后来，俩人把钱和首饰扔进河里，向警察反击。我们当时都换成便衣，穿自己平常的衣服，如果穿着警服，在街上走着就可能挨枪子儿。最后，那年冬天，终于把他们堵在市北头儿的棋盘山上，我当时负责在山脚下警戒，穿着军大衣，枪都满膛，在袖子里攥着，别说是有人走过，就算是有只狍子跑过去，都想给它一枪。后来消息传下来，两人已经被击毙了，我没有看到尸体，据说两人都瘦得像饿狗一样，穿着单衣趴在雪里。准确地说，大王是被击毙的，小王是自己打死的自己。那天晚上我在家喝了不少酒，想了许多，最后还是决定继续当警察。
1995年刚入冬，一个星期之内，市里死了两个出租车司机，尸体都在荒郊野外，和车一起被烧得不成样子。一个月下来，一共死了五个。但是也许案子有六起，其中一个人胆小，和他一个公司的人死了，他就留了心，有天夜里他载了一个男的，觉察不对，半道跳车跑了，躲在树丛里。据他的回忆，那人中等个，四十岁左右，方脸，大眼睛。但是他不敢确定这人是不是凶手，因为他在树丛里看见那人下车走了，车上的钱没动。这个案子闹得不小，上面把数字压了下去，报纸上写的是死了俩，失踪了一个。我跟领导立了军令状，二十天内破案。我把在道上混的几个人物找来，在我家开会，说无论是谁，只要把人交出来，以后就是我亲兄弟，在一口锅里吃饭，一个碗里喝汤。没人搭茬，他们确实不知道，应该不是道上人，是老百姓干的。我把这五个司机的历史翻了一遍，没有任何交集，有的过去给领导开小车，有的是部队转业的运输兵，有的是下岗工人，把房子卖了，买了个车标，租房子住。烧掉的汽车我仔细勘察了几回，两辆车里都发现了没烧干净的尼龙绳，这人是把司机勒死，拿走钱，然后自己开车到荒郊，倒汽油烧掉。有了几个线索，杀人的人手劲不小，会开车，缺钱，要弄快钱。因为和汽车相比，他抢的钱是小头，但是他没关系，车卖不出去或者他没时间卖，一个月作案五起，不是缺钱的话不会冒这么大的险。回头跟技术那头的人又开了一个碰头会，他们说，光油箱里那点油不能把车烧到这么个样，这人自己带了汽油或者柴油。
又多了一条线索，能搞到汽油或柴油。
这时候已经过了十天。我到领导的办公室，坐下，说，领导，这个案子不好破。领导说，你是要钱还是要人？上面给的压力很大，最近晚上街上的出租车少了一半，老百姓有急事打不着车。军令状的事儿放在一边，案子破了，甭管是什么方法，提你半格。我说，领导，我觉得干警察就是给人擦屁股。领导说，你啥意思？我说，没啥意思。你跟上面说一下，全市出租车的驾驶位得加防护罩，凶手使的是绳子，就算有点别的，估计也是冷兵器，加了防护罩，安全百分之九十，就算这个人逮到了，以后说不定还有别人，防护罩必须要有。领导说，这可是不少钱，不一定能批下来。我说，最近满大街都是下岗工人，记得我们前一阵子抓的那个人？晚上专门躲在楼道里，用锛子敲人后脑勺，有时候就抢五块钱。你把这几个案子的现场照片带去，让上面看看脑浆和烧焦的骨头。他说，我想想办法吧，说说现在这个案子的思路。我说，我手下有六个人，有一个女的不会开车不算，剩下五个，你找五辆车，不加防护罩，晚上我们开出去。
几天之后，我给手下开了个会，我说，这事儿有风险，不想干的可以不干，干成了，能记功，也有奖金，干不好，可能把自己搭进去，跟那五个出租车司机一样，让人烧了。你们自己琢磨。赵小东说，头儿，奖金多少？我知道他媳妇正怀着孕，这十几天他基本没着家，我最担心他退。我说，奖金没说死，五千起吧。几个人干几个人分。他点点头，没再说话。
1995年12月16日晚上十点半，我们五个人，全都是男的，正式出车，每人带了两把枪，一把揣在腋下，一把藏在驾驶位的椅子底下。我提了几个注意点，第一，一个或者一个以上成年男子，打车要去僻静处；第二，孤身一人成年男子，上来就坐驾驶座正后方；第三，身上有汽油或者柴油味的人。如果是女人或者带小孩儿的，就推说是新手，不认识路，不拉。最后一点，如果发生搏斗，不要想着留活口，因为对方是一定想着要你命的。
我们在路上跑了三天，没有收获。小东说拉过三个有嫌疑的男的，要去苏家屯，他就小心起来，听他们说话，是本市口音。其中一个半路要到路肩尿尿，小东就把枪掏出来插在棉鞋里，结果那人尿完回来，三个继续说话，好像是兄弟三个，回去给父亲奔丧，其中一个上车之前和女人喝了酒，尿就多。到了苏家屯，灵棚已经搭好，小东下车抽了支烟，看他们两个扶着一个走进灵棚去跪下，然后上车开了回来。
第八天，12月24日夜里十点半，下点小雪。我把车停在南京街和北三路的交口，车窗开了一条缝，抽烟，抽完烟准备睡一会，那段时间觉睡得断断续续，不一定什么时候就困得不行。路边是一个舞厅，隐约能听见一点音乐声，著名的平安夜歌曲，铃儿响叮当，坐在雪橇上。前面一辆车拉上一个穿着貂皮的中年女人走了，我把车往前提了提，把烟头扔出窗外，车窗摇上。这时从舞厅南侧的胡同里，走出两个人。一个中年男人领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儿，男的四方脸，中等个，两只手放在皮夹克的兜里，皮夹克是黑的，有很多裂缝，软得像一块破布，女孩儿戴着白口罩，穿着一条蓝色的校服裤子，上身是一件红色羽绒服，明显是大人的衣服，下摆在膝盖上面。
她还背着一只粉色书包。书包的背带已经发黑了。头发上落着雪。
男的走过来敲了敲车窗，我把窗户摇下来，他朝里看了看，说，走吗？我摆摆手，不走，马上收了。他指了指那个孩子，去艳粉街，姑娘肚子疼，那有个中医。我说，看病得去大医院。他说，大医院贵，那个中医很灵，过去犯过，在他那看好了，他那治女孩儿肚子疼有办法。我想了想说，路不太熟，你指道。他说，好。然后把后面的车门拉开，坐在我后面，女孩儿把书包放在腿上，坐在副驾驶。
艳粉街在市的最东头，是城乡接合部，有一大片棚户区，也可以叫贫民窟，再往东就是农田，实话说，那是我常去抓人的地方。
男人的手还放在兜里，两只耳朵冻得通红，女孩儿眼睛闭着，把头靠在座椅上，用书包抵着肚子。开了一会，在转弯处他都及时指路。又过了一会，我说，大哥有烟吗？借一棵。他从兜里摸出一根递给我，我用自己的打火机点上。我说，大哥做什么的？他说，原先是工人，现在做点小买卖。我说，现在工厂都不行了。他说，有个别的还行，601所就挺好。我说，那是造飞机的。他说，嗯，有个别的还行。我说，现在做点什么买卖？他看了一眼后视镜，说，一点小买卖，上点货，卖一卖，卖过好几样。我说，你爱人呢？他说，你在前面向右拐，一直开。眼看着要从艳粉街穿过，向着郊区去了，女孩儿一直闭着眼，不动弹，男人眼睛看着窗外，好像是不想再说话了。我说，现在干什么都不容易。他说，嗯。我说，就像开出租车，白天警察多，开不起来，晚上倒是松快，还怕人抢。他说，没什么事儿吧。我说，你是不看新闻，前一阵子夜半司机，死了五个。他又看了看后视镜，肩膀动了动，说，抓着了吗？我说，没啊，那哥们不留活口，不好抓，我算看明白了，人要狠就狠到底，才能成点事儿，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他没回答，拍了拍女孩儿肩膀，说，好点了吗？女孩儿点点头，手把书包紧紧攥着，说，前面那个路口右拐。我说，右拐？你不是要去艳粉吗？她说，右拐，我要去艳粉后面。我打了个轮，把车慢慢停在路边，说，大哥不好意思，憋不住了，只要不抬头，遍地是茅楼，你和大侄女在车里等一下。他说，左拐，马上到了。我说，你们爷俩商量一下，到底往哪拐。我要尿裤子了。他说，马上到了。我转过头看他，手顺势伸进怀里，说，这一片黑，哪有诊所啊。女孩儿突然把眼睛睁开了，一双大眼睛，瞳仁几乎占据了所有的地方，她说，爸，我刚才放了屁，好了。男人的下巴僵着，说，好了？她说，是，刚刚我偷偷放了一个屁，不臭，然后就好了，我想下车。男人看了看我，说，爸也要上趟厕所，你先在车里等着。然后拉开车门出去，我把钥匙拔下来，也下了车，把车门锁好。这时的雪已经大了起来，风呼呼吹着，往脖子里钻，远处那一大片棚户区都看不清了，像是在火车上看到的远处的小山。他慢慢走到杂草丛，撒了泼尿，我把枪掏出来，站在他背后。他转过身来，一边系裤腰带，一边看着我说，哥们，你弄错了。我说，甭跟我说这个，别系了，把裤子脱了。他说，你去厂里打听打听，我是什么人。我说，把嘴闭上，裤子脱了。他把裤子褪到脚腕子，我从后腰拿出手铐，准备给他铐上。他说，别让孩子看见，这叫什么样子？我照着他内裤踢了一脚。他没躲，说，那诊所就在前面，是我朋友开的，你可以查一下。这时一辆运沙子的大卡车靠右侧驶来，我突然意识到，我的车没打双闪，路面上都是雪。卡车似乎犹豫了一下，还是撞上了，出租车的尾部马上烂了，斜着朝我们这边的草丛翻过来。就在我被一片手掌大的车灯玻璃击中的瞬间，我朝那个男人站立的方向开了一枪。
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记忆开始清晰可见，并且成为我后来生命的一部分呢？或者到底这些记忆多少是曾经真实发生过，而多少是我根据记忆的碎片拼凑起来，以自己的方式牢记的呢？已经成为谜案。父亲常常惊异于我对儿时生活的记忆，有时我说出一个片段，他早已忘却，经我提起，他才想起原来有这么回事，事情的细枝末节完全和事实一致，而以我当时的年龄，是不应当记得这么清楚的；有时他在闲谈中提起不久前发生的事情，可能就在一周前，而我已经完全忘记，没有任何印象，以至于他怀疑此事是否发生过，到底是谁的记忆出了问题，是谁正在老去。
母亲去世的情形，我没记忆。后来我看过母亲的照片，没什么特别，一个陌生女人而已，这让我经常感到愤慨，是什么让我和她成了陌生人？父亲的解释令人沮丧，没什么特别原因，不但一个女人生孩子有生命危险，即使是一个健康人走在马路上，也可能被醉酒的司机撞死。
父亲一直没再娶。在托儿所，阿姨帮我洗屁股并且有效地控制我上厕所的时点，如果我无所顾忌地拉屎或者和别的孩子厮打，还会揍我。哭，一个嘴巴，再哭，一个嘴巴，我看你再哭。没错，这应该就是母亲的职责，如果有妈妈，也是这般如此。这让我有些欣慰，没什么大不了，晚上别的孩子有妈妈来接，我就会去想，你要倒霉了，回家也是这套。可惜，这样的错觉没有持续太久，在我六岁的时候，我认识了小树一家。
小树是我家的邻居，在我们家那趟平房里面居中，我家在最东头，每天父亲从厂子下班，去托儿所接上我，都要推着自行车从小树家门前走过。父亲是钳工，手艺很好，和他一起进厂的人，都叫小赵、小王、小高，而父亲别人叫他李师傅。每天父亲推着我走在厂子里，都有人和父亲打招呼，李师傅走了？李师傅回家做饭啊？李师傅过冬的煤坯打了吗？要不要帮忙？还有人过来逗我，和我说话，父亲都笑着回应，但是车子很少停下。有人给父亲织过围脖，织过毛衣，红的、藏青的、深蓝的，父亲收下，都放柜子里，扔上一袋樟脑球。据说父亲过去是个相当硬朗的人，但是结婚之后对母亲好得不行，很少和人起争执，宁可自己吃亏也不愿意闹不愉快。母亲死后，他一度瘦了两圈，后来又胖回来了，还自己学会了做饭，在车间他升了班长，带着两个徒弟，都是男的，他不用徒弟给他沏茶，也不用他们帮着洗工作服，但是他把自己会的东西都教给他们，他能自己一个人用三把扳子，装一整个发动机，时间是两分四十五秒。如果有人看见父亲绷着脸，中午吃完饭没有看别人打扑克，而是去托儿所看我午睡，那一定是他的徒弟，没把作业做好。
我六岁的时候，第一次和小树说上话。过去我们见过，我比小树大一岁，已经从托儿所毕业，进入学前班，转过年来就要上小学，而小树，还在托儿所的大班里，因为调皮捣蛋，很有名号，左邻右舍都知道。据说有次小朋友们在一起玩皮球，大家都用手抱着，你扔给我，我扔给你，小树接过球，飞起一脚，把棚顶的日光灯踢碎了。好几个孩子的头发里都落上了荧光粉。阿姨没有打他，而是到了供销科，把小树他爸找来了。小树他爸看了看，和阿姨们说了会话，把那几个吓了一跳的小朋友都找来扒开头发看看，出去买了两支新的日光灯，一大包大白兔奶糖。然后站在椅子上，装上灯管。阿姨们帮他扶着椅子，然后拉他坐下，嗑了会瓜子，有说有笑，把他送走了。
小树他爸是有名的活跃分子，不知道哪来的那么些门路，反正他总是穿得很好，能办别人办不成的事儿。
我之所以能和小树说上话，是因为那个夏天的傍晚，我想用手里的冰棍去换小树手里的火柴。
那个夏天的傍晚，在日后的许多个夜晚都曾被我拿出来回想，开始的时候，是想要回想，后来则变成了某种练习，防止那个夜晚被自己篡改，或者像许多其他的夜晚一样，消失在黑暗里。
我喜欢火柴，老偷父亲的火柴玩，见着什么点什么。其实平时我是个挺老实的孩子，话也没有多少，阿姨不让上厕所，我能一直憋着，有一次憋得牙齿打战，昏了过去。但是就是喜欢火，一看见火柴就走不动，有一次把母亲过去写给父亲的信点了，那是父亲有数的几次，给了我两下。家里就再也看不见火柴了。那次我把小树的火柴抢到手中，马上就把火柴盒变成了火球，实在憋得太久了，手指烧掉了皮都没在意，火球从空中落下，熄灭了。我突然哭了起来，不是害怕，而是我突然意识到，这样玩太奢侈了。
父亲有点挂不住，又舍不得打我，说，这孩子，小傅，你看这孩子。傅东心说，你喜欢火柴啊？我低头弄手上的皮不说话。傅东心说，为啥？我不说话。父亲用手指点了一下我肩膀，小傅阿姨和你说话呢。我说，好看。傅东心说，啥好看？我说，火，火好看。傅东心说，你过来。我走过去，傅东心拉住我的手看了看，抬头跟父亲说，这孩子将来兴许能干点啥。父亲说，干点啥？傅东心说，不知道，有好奇心，小树太小，坐不住，教他啥他回头就忘。父亲说，四岁的孩子，让他玩吧。傅东心说，你要是信得过我，晚上吃完饭，让她到我这儿来，周末白天来，我这儿书多，我小时候就爱玩火。父亲说，那哪行？给你和德增添多少麻烦。庄德增说，麻烦啥？现在就让生一个，让俩孩子搭个伴，你也松快松快。东心那一肚子东西，你让她跟我说？父亲说，还不谢谢叔叔阿姨？我说，谢谢叔叔阿姨。这时小树正蹲在地上，研究那根冰棍，冰棍上面已经爬满了蚂蚁，绝大部分都被粘住，下不来了。
第二天是工作日，我一直盼着晚上赶紧来到，可是到了晚上，父亲并没有提这茬，还是像过去一样生炉子做饭，然后在炕上摆上小炕桌，两个人对着吃，没说什么话。睡觉的时候，我在被窝里哭了一场，用手悄悄地抠墙皮放在嘴里，抠着吃着哭着，睡着了。转过天来，是礼拜日，早上醒来的时候，父亲没在家，门反锁着，一般礼拜日父亲要出去办事，都把我这样锁在家里。我窗帘都没拉，洗脸刷牙，然后在灶台找点东西吃了。父亲回来的时候，一身的汗，带回来一堆东西，半扇排骨，两袋子国光苹果，一盒秋林公司的点心。他给我换了身干净的衣服，拉开窗帘，外面一片耀眼的阳光，自己换上洗得发白的工作服，穿上新发的绿胶鞋。然后拿着东西，拉着我的手，来到小树家。
小树他爸正给皮鞋打油，小树在旁边玩肥皂泡泡，傅东心坐在炕上，在一张白纸上画东西。小树他爸抬头说，来了？父亲说，忙呢？然后他走进屋里，把东西放在高低柜上，跟我说，叫傅老师。
1995年，7月12日，小树打架了，带不少人，将邻校的一个初一学生鼻梁骨打折，中度脑震荡。是昨天晚上的事，我今天早上知道的，知道的时候我正在给李斐上课，讲《圣经·旧约》的《出埃及记》：耶和华指示摩西：哀号何用？告诉子民，只管前进！然后举起你的手杖，向海上指，波涛就会分开，为子民空出一条干路。小树的班主任走进院子，跟我讲了一下小树的情况，小树当时没在家，抱着球出去了。我跟李斐说，小斐看家，先读读，无须信，欣赏行文中的元气，小树回来，让他别出去，在家等我。然后我拿出存折，去银行取了一千五百块钱，两百块钱给老师，老师没收，说逢年过节，庄树他爸没少照顾，男孩子打个架正常，只是这种群殴，以后得避免，半大小子出手没有轻重，容易惹出大祸。小学生连初中生都敢打，以后咋办？然后我跟着老师去了挨打的孩子家，他刚出院，我递上水果，把钱塞到家长手里，坐下聊了会天。夫妻俩在五爱市场卖纱巾，条件不差，人也能说通，最后他们送我走，在门口说，看你文质彬彬，你儿子怎么那么浑？我没说什么，坐公交车回家了。
到家的时候，小树正拉着李斐陪他玩球，他在院子里用两块石头摆了个门，让李斐帮他守门，然后他一脚把球踢在李斐脸上，一个大球印子，李斐晃晃脑袋，跑去把球捡过来，又扔给小树。我把小树叫住，让他跟我进屋，小树把球踢给李斐说，你玩吧，好好练练，别跟大脑炎似的。李斐抱起球，跟在小树后面，也进了屋。我坐在板凳上，让他站着，说，我给你爸打了个电话，他明天回来。他说，妈，你别唬我，我爸刚走没几天。我说，你给我站好，你刚才说小斐什么？他说，没说什么，笨还不让人说啊。我说，你给她道歉。李斐还抱着球，说，傅老师，他不是故意的，我确实笨。小树说，你看。我说，你给她道歉。他说，不价，你教过我，做人要真，我给她道歉，就是不真。我说，我让你真诚地道歉。他说，那不可能。李斐说，小树，还玩球吗？小树没看她，说，不玩，以后再也不和你玩了。我说，小斐，你从小就跟着他屁股玩，你还比他大，你没玩够啊？李斐没有反应。我说，庄树，明天你爸回来，让他跟你说，我打不动你。一个钟头之前，我用公共电话给德增打了个电话，跟他说小树又惹祸了，这回还知道伙人，一大帮打一个。德增急了，说，明天就从云南回来。我说，你该办你的事儿办你的事儿。德增说，云南那边的关系现在已经夯实了，给他们看的烟标，他们很满意。我说，他们觉得还行？他说，他们说从来没见过画得这么好的。我说，那你就趁热打铁吧。孩子我再跟他谈谈。他说，小树我还不知道？谈没用。我正好也得回去，云南这边的厂子我们拿技术入股，咱们家那边的，反正现在企业也都承包，我回去跟他们谈谈承包印刷车间的事儿。咱们得有自己的厂子。
小树看我不像骗他，有点慌了，说，妈，是那小子先打的我，好几个打一个，我再去打的他。我说，你知道打人有罪吗？说这话的时候，我感觉到自己的手抖了起来。他说，啥？我说，无论因为什么，打人都有罪，你知道吗？他说，别人打我，我也不能打回去吗？那以后不是谁都能打我？我看着他，看着他和德增一样的圆脸，还有坚硬的短发。在我们三个人里，他们那么相像。
我按住自己的手，让它不抖，说，不说这个了，说你张嘴就说小斐的事，你怎么就不知道尊重人？他冲着李斐说，小斐姐，我错了。我说，你什么意思？当你妈是傻子？他说，妈，我不是认错了吗？我说，你那叫认错吗？你小斐姐内向，你得保护她，你还欺负她，你是什么东西？这要是“文革”，你不得把你妈也绑了？他说，啥是“文革”？我说，不用知道，你给我好好道歉。他转过身正对着李斐说，小斐姐，我错了，不是故意的，以后你踢球，我给你守门，让你踢我，长大了，谁敢欺负你，我就弄死他。我说，意思对了，事情说歪了。李斐说，我记住了。我说，你去院子吧，我给你小斐姐上课。他说，妈，你能替我兜着点吗？要不我也坐这儿听听？我说，你出去玩吧。
然后我领着李斐，坐在炕上把《出埃及记》读了一遍，讲了几个她能够理解的典故，然后我问她，小斐，跟我学了几年了？她说，六七年了。我说，觉得有意思吗？她说，有意思，每天都盼着晚上。我说，从第一次见你，就知道你是好苗子，我没看错，你现在的程度，一般初中生不如你。她说，我不知道。我说，无论什么时候，你就按照你想的方式读、写，多读书，多写东西。她说，嗯。我说，你马上要考初中了，一定要考上。她说，就算考上也要交九千块钱。我爸也说让我考，但是我不考了。我说，没关系，你让你爸跟我说，我帮你出，你爸现在下岗，没工作，是稍微紧一点，将来会好的，能还我们，记住，只要有知识，有手艺，什么都不怕。你现在赶上好时候，我那时候想念书没有地方念。她说，不能管你要。我说，我估计教不了你几堂课了。她抬起头说，为啥？我说，我们这趟房要动迁了，咱们都得搬走，再找房子住，就不是邻居了，知道今天为什么教你这个《出埃及记》吗？她说，那我以后就见不着小树了吗？我说，教你这一篇，是让你知道，只要你心里的念是真的，只要你心里的念是诚的，高山大海都会给你让路，那些驱赶你的人，那些容不下你的人，都会受到惩罚。以后你大了，老了，也要记住这个。李斐没有说话，朝窗户外面看着，我不知道她听明白没有。
记忆里的礼拜天，总是天气晴朗。父亲会打开所有窗子，放一盆清水在炕沿，擦拭每一片玻璃。然后把脏水泼在院子里，开始浆洗床单被罩。他用双手一截一截把床单被罩拧干，展开，挂在院里的晾衣绳上，院子里都是肥皂的香味。然后他坐下抽一支烟，开始清洗屋里的锅台、地面，他粗壮的胳膊像双桨一样，划过家里的每一个角落。最后一项，是给挂钟上弦。他打开红色的盖，拿起锃亮的钥匙，“嘎嘎”地拧着。他跷着脚，伸着脖子，好像透过钟盘，眺望着什么。
工厂的崩溃好像在一瞬之间，其实早有预兆。有段时间电视上老播，国家现在的负担很大，国家现在需要老百姓援手，多分担一点，好像国家是个小寡妇。父亲依然按时上班，但是有时候回来，没有换新的工作服，他没出汗，一天没活。
父亲接到下岗通知那天，我在家里生炉子。对于生炉子，我是非常喜欢的，看着火苗一点点从炉坑里渗出来，钻进炉膛，好像是一颗心脏在手中诞生。父亲进门的时候，我没有看他。炉子里的烟飞出来，呛进我的眼睛里，我用手抹了抹眼泪，这时我发现父亲已经蹲在旁边，帮我往里面续柴火。他的下巴歪了，一只眼睛青了一圈，嘴也肿了。我说，爸，怎么了？他说，没事儿，骑车摔了一跤。今天我们吃饺子。他把脸伸到水龙头底下，洗净嘴角的血。然后烧了一大锅水，站在菜板旁边包饺子，他的手虽然粗，但是包饺子很快，“咚咚咚”剁好馅，把馅揉进皮里，捏成饺子，放在盖帘上，一会就是一盖帘。
晚上吃饭的时候，他喝了一口杯白酒。父亲极少喝酒，那瓶老龙口从柜子拿出来的时候，上面已经落了一层灰。快喝完的时候他说，我下岗了。我说，啊。他说，没事儿，会有办法的，我想办法，你把你的书念好。我说，嗯，你今天没摔跤。他说，没有。我说，那是怎么了？他说，我在想，我能干什么。我说，嗯。他说，我想，我也许可以卖茶叶蛋。广场旁边，卖茶叶蛋的，我过去见过，一会就能卖出一个。我说，为什么是你下岗了呢？他说，没什么，几乎所有人都下岗了，厂子不行了。我说，嗯。他说，我下班之后，就去广场看他们卖茶叶蛋。要走的时候，来了一伙人，穿着制服，把他们的炉子踹了。一个女的，抱着锅不撒手，其中有个小子，拽住她的头发，把她往车上带。我就过去，把那小子抱住了。我说，爸。他说，他们人多，如果是我年轻的时候，也没什么事，现在老了。他摊开自己的右手看了看，说，打不倒人了。我说，爸，你有我呢。他说，本来我是回家取刀的，看见你在生炉子，嗯，你蹲在那生炉子，我怕死啊。我说，爸，初中我不考了，按片儿分吧。他站起来说，我说过了，你把你的书念好，别让我再说一遍。然后喝光酒，收拾碗筷，晚上再没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