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对美元的挤兑

既然美国有义务应外国政府和中央银行要求，以每盎司35美元的价格将美元兑换成黄金，那么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外国政府觉得有必要提出这样的要求？可能性有很多。如果外国政府觉得流通中的美元太多，他们可能会要求兑换黄金，也就是说如果美元供应过剩，美元的价值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如果外国政府看到美元的购买力因通货膨胀而减弱时，它们可能会想把美元兑换成黄金。再或者，如果外国政府觉得美国会让美元对黄金贬值，它们可能也会想这么做。

无论情况如何，一场潜在的危机即将发生，因为美国根本没有储备足够的黄金以保障交易价格维持在每盎司黄金35美元的水平。一旦银行发生挤兑，美国将不得不违背这项国际义务的承诺，这将对全球市场的稳定及美国的其他条约承诺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

外国政府和央行无意压低美元，毕竟美元是全球金融的核心，也是使他们从二战中快速复苏的核心措施。持有大量外汇储备的各国央行形成了一个联系紧密的组织，它们曾在20世纪60年代通力合作，多次应对货币危机，它们致力于稳定美元并维护布雷顿森林体系。然而，它们也陷入了困境。布雷顿森林体系不仅要求美元与黄金挂钩，还要求这个组织中的各个主要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但这不是自发形成的。固定汇率必须通过货币的买卖来维持，通过供求产生某种均衡，以保持预期汇率。不仅政府可以参与这种交易，私人交易者和投资者也可以参与其中。

经过20世纪60年代的发展，私人资本市场的规模随着国际经济的发展而急剧扩张。这意味着私人资本成了搅乱货币稳定性的主要因素，也许是最主要因素。在欧洲，被称为“欧洲美元”（Eurodollars）的大量新美元尤为活跃，这些美元是存放在美国境外的银行中且不受美国境内金融机构或外国政府所监管的。欧洲美元可以用来买卖货币，这就为投机者破坏美国和西欧国家努力维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该体系下关联各国货币的固定汇率创造了可乘之机。实际上，各国央行一直在与私人投机者进行斗争，以保持货币稳定。

例如，若私人交易者和投资者认为，相对于政府和企业希望持有的英镑规模，流通中的英镑太多了，那么他们可能会抛售英镑，从而给英镑带来下行压力。这将迫使英国政府作出应对措施，将英镑汇率拉升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水平。虽然英国政府会有许多选择，但都花销巨大。英国政府可以利用有限的美元储备购买英镑，令英镑升值。为了与财力雄厚的投机者抗衡，英国央行可能会耗尽其外汇储备，甚至不惜从他国政府借入美元，以继续购买英镑，直到英镑兑美元汇率保持稳定。或者，英国可以通过提高利率支撑本国货币，令英镑对投资者更具吸引力，从而提高英镑的价值。但这将减缓经济增长，并导致数百万人失业。再或者，英国可以向英镑贬值的现实低头。然而，英镑贬值将使英国以更高的价格进口商品，从而损害英国消费者的利益，并加剧通货膨胀，同时也会迫使工会争取更高的工资和福利。此外，英镑贬值意味着政治上的失败，表明政府已经失去了对其政策的控制能力，而不得不屈从于国际金融家的要求。

下面是如何运作全球货币管理的另一个例子。假设国际市场认为西德马克不能反映西德经济的实力，那么不可避免将会有更多的投资者希望持有更多马克。在那之后，如果投机者预计马克会升值，他们便会购买马克以赚取差价。而这样流入西德央行用以购买马克的资金越多、对马克的需求越大，马克的价格就会变得越坚挺，螺旋式上升的状况也会接踵而至。西德几乎没有什么好的选择，它可以用马克购买美元，令本币贬值、美元升值。但此举代价高昂，尤其是在马克强劲而美元疲软的情况下。或者，西德可以采取临时措施，允许马克兑美元的汇率浮动，看看市场会将其推到多高的水平，从而最终确定一个新的平衡点。换句话说，就是重估马克的价值。对西德来说，马克升值并不是什么好消息，至少对大多数西德人来说不是。尽管马克走强意味着进口商品更便宜，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但它也意味着西德国内的产业和工人面临新的竞争。西德的经济繁荣依赖于出口，而在这种情况下，出口的销售成本将变得更高。

布雷顿森林体系允许货币贬值和升值，但只限于特别的情况，并且限定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则范围之内。货币价值发生的这种根本性变化的情况越多，人们就越怀疑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确立的固定汇率的可行性。同时，由于美元是这个体系的中心，任何重大的全球金融动荡都会引发对美元本身价值的质疑。

如20世纪60年代，当美元的全球供应扩张速度过快时，日本、西德或其他国家的央行不得不通过购买美元来提高美元价值，以维持美元与本国货币之间的联系。为了购买美元，各国央行通常会发行更多本国货币，包括日元、马克、里拉、英镑。对日本、西德、意大利、英国和其他国家政府来说，此举可能会引发通货膨胀，这些国家的政府被迫提高利率或收紧预算，致使本国经济增长放缓，就业问题也受到威胁。因此，太多美元外流时，其他国家经济就会陷入困境。其中的利害不仅在于这些国家官方货币的价值，还在于它们的经济增长前景、通货膨胀率和充分扩大就业的能力。因此，其他国家的财政部长、央行行长们对美国未能管理好该国的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而感到愤怒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1971年开始，美国不断攀升的预算赤字和低利率共同成就了庞大的国际收支赤字，因而导致流出的美元超过流入的美元。这个现象部分源于美国巨额的财政预算增加了联邦开支，却没有相应地提高税收。最终，国内需求增长、进口增多、贸易平衡被打破。与此同时，通货膨胀削弱了美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导致海外销售额缩减。最重要的是，低利率引导资本从美国流向能够获得更高回报的地方。

要理解发生了什么，可以把美国的国际收支（balance of payments）看作由两个主要账户组成：经常账户（current account）和资本账户（capital account） 。从传统上看，美国的一些商品贸易顺差很大，包括电气产品、农业机械、食品、矿产等，这些商品的贸易顺差展示了美国的竞争力和技术优势，世界各地都需要美国的资源和商品。整个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商品贸易顺差足以抵消因对外援助和海外驻军而外流的资金。换句话说，美国的贸易情况，即出口商品额超过进口商品额，足以覆盖其对外援助和军事承诺所花费的资金。而美国真正的国际收支问题在于其资本账户，即跨国公司、长期投资者和短期投机者将数十亿美元汇往海外。这种资本外流，尤其是投机者导致的资本外流，对美国与其贸易伙伴之间的相对利率非常敏感。当美国的利率低于国外时，资本就会流出；而当美国的利率高于国外时，资本的流向就会发生逆转。美国官员一致认为，只要财政和货币政策得当，短期资本外流最终会逆转。事实上，许多年后，虽然有大量资本流出美国，但大部分又在几年内流回美国。

1969年，警报开始响起。那一年，美国传统商品的贸易顺差开始缩小。1893年以来，美国一直处于商品贸易顺差状态 ，这种新的贸易格局导致美国的国际贸易地位发生了负面的结构性变化。国内外都担心美国正在失去基本的竞争力。这意味着，如果不进行彻底改革，美国将会无休止地向世界注入美元。直到尼克松上台后，这一困局才开始被正视。1969年1月18日（星期六），一个由哈佛大学教授戈特弗里德·冯·哈伯勒（Gottfried von Haberler）领导的过渡工作组就商品贸易逆差发出警告：“这种恶化很可能引发严重的信心危机 ，并引发对美元的挤兑。”

从逻辑上讲，外国政府在面对美国通货膨胀失控以及美国国际收支赤字无休止增长所带来的恐惧时，会争相将他们不想要的美元兑换成黄金，但让这些国家有所顾虑的原因有很多。首先，他们不想得罪“自由世界的领袖”，这个国家在“冷战”时期是他们的军事保卫者。其次，华盛顿方面一直承诺将整顿本国经济，而大多数的国外金融人士宁愿等待，希望看到美国兑现其最新承诺，也不采取任何行动。最后，他们意识到美国并没有足够的黄金储备，但他们不想引发一场会导致全球金融恐慌和美国盟友政治危机的混乱。

20世纪60年代中期，金融官员们认为，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是创造一种可替代美元的货币。当时的想法是允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行自己的货币，称为“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DR）。他们设想，最终使SDR取代美元，或至少减轻美元的负担。人们还预计，特别提款权将成为黄金的潜在替代品。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货币没有像其创始者期望的那样成功。最终，大家发现似乎没有什么可以替代美元。世界已经习惯利用它进行贸易、投资，以及作为金融储备和纯粹的会计核算工具。

1970年和1971年初，国际货币形势继续恶化。美国较低的利率致使大量短期资本流向海外。外流资本从1970年的100亿美元增长到1971年的300亿美元 ，美国的盟友被迫吸收了更多的美元，这引发了有史以来对于美元与黄金挂钩可行性问题最大的担忧。“我曾抱有希望，认为可以避免一场重大危机 ，但这种希望在1970年冬季和1971年春季破灭了。”保罗·沃尔克在多年后回顾这段时期时写道。

由于担心国际市场挤兑美国的黄金，华盛顿政府的许多官员开始怀疑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否已经崩溃，是否需要重新考虑整个货币和贸易体系。人们也开始质疑美国在二战后秩序中坚持的那些最基本信念，包括不受限制地扩大贸易和加快资本流动是否可取，甚至怀疑美国在海外驻军的成本是否太高。贸易保护主义法案不断出台，一个比一个严格。尽管尼克松政府反对大多数保护主义措施，但他决定以高压方式迫使盟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全面、更持久地开放经济，以消除美国的商品贸易逆差。英国记者亨利·布兰登（Henry Brandon）写道：“美国现在不再将西欧和日本视为贸易伙伴，而是竞争对手”，“对巨额国际收支赤字、国外积累的巨额美元余额、国内难以解决的失业率问题的担忧 打击了美国民众对经济前景及经济健康情况的信心”。

1971年5月初，长期以来令人担忧的危机爆发了 。而这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危机，早在20世纪60年代也发生过几次，但早期货币体系的基础并没有那么薄弱，那时华盛顿政府全力以赴应对危机的决心也更坚定。

西德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涉及刚刚讨论过的所有内容，通货膨胀和商品贸易失衡导致外国对美元失去信心，私人资本对货币价值施加压力，以及外国政府和中央银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下捍卫本国货币时所面临的同样困境。

1971年5月3日（星期一），西德卓越的经济学家们呼吁对西德马克重新进行估值。这一举动很罕见，但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是允许的。西德贸易顺差巨大，重新估值马克是正确的做法，因为马克升值可能会减少该国出口、增加进口，从而使贸易更平衡，而增加进口无疑会帮助其他处于贸易逆差的国家扩大出口，这是整个体系的运作原理。当其中一部分，比如西德出现问题，为了整个体系的利益，就必须进行某种调整。但在1971年春天，马克的重新估值，尤其是其方式，预示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的彻底崩溃。

5月4日（星期二），大量美元，确切地说是12亿美元的私人资金，从美国和欧洲美元市场流入西德的中央银行——德意志联邦银行。这在当时是一笔数额惊人的资金，同时也是一个信号——表明市场对马克的信心强于美元。但这也是一种赌注，预示马克在未来会升值，美元会贬值，现在正是买入马克并利用未来几天或几个月马克可能升值而赢利的好时机。因为随着马克走强，美元会逐渐变得疲软。

第二天，德意志联邦银行在交易日开始的40分钟内就赚了10亿美元。这引发了一场恐慌，西德被迫关闭了它的外汇市场。随后，越来越多的美元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政府储备中流出，流入奥地利、荷兰等国。这再次表明人们对美元的信心在减弱。很快，西德决定让马克汇率浮动，看看市场会把它推到多高。在日本，要求日元升值的呼声也越来越大，这促使更多的投机性资金流入日本。还有一些国家甚至干脆拒绝买入美元。所有这些都与布雷顿森林体系所设想的，为战后世界提供稳定货币体系的作用相去甚远，更不用说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扮演的“稳定者”角色了。

与此同时，在5月的前两周，荷兰、法国、比利时都要求将美元兑换成黄金。考虑到美元价值正在衰减，此举合乎逻辑。虽然金额不大，但随着美国黄金储备减少，越来越多的此类交易引发了人们对黄金被挤兑的担忧，这也最终导致美国被迫关闭“黄金兑换窗口”。

5月12日，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的核心人物、中间派共和党人士、纽约州参议员雅各布·贾维茨（Jacob Javits）在参议院宣布 ，美国央行作出的美元兑换成黄金这一承诺已经过时。他建议财政部全面停止出售黄金，并呼吁召开世界货币会议，创建一个新的货币体系，在新的货币体系中，美元将不再与黄金挂钩。许多外国官员、全球交易者和投资者都想知道贾维茨是否在为尼克松政府试探舆论风向。尽管美国财政部极力否认这一点，但事实是，外国官员、全球投资者和交易者都盼望美国在危机中能够发挥领导作用。美国本可以召集各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举行会议，确定一种协调机制，以平息人们对汇率波动的担忧。至少，美国财政部长可以发表声明，表示华盛顿方面有信心解决所有问题。但华盛顿方面却一言不发，人们普遍担心，这种不作为可能是美国放弃“美元与黄金挂钩”这一稳定整个货币体系关键因素的前兆。

5月11日，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在写给尼克松的信中说 ，货币危机令他的国家面临巨大的困难。5月17日（星期一），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CEA）主席保罗·麦克拉肯给尼克松写信说：“欧洲普遍担心 ，我们对国际金融和经济体系不感兴趣，也不关心。有些人认为我们只专注于国内事务。”在这场危机中，纽约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的外汇交易主管查尔斯·库姆斯（Charles Coombs）在写给同事的信中说：“全世界的交易者都感觉到 ，美国及其贸易伙伴之间的政策协调完全失效了。”的确，多边金融体系似乎正在分崩离析，以美元为中心的秩序即将瓦解。

在整个5月下旬、6月、7月和8月上旬，尼克松政府内部举行了一系列会议，以避免迫在眉睫的金融灾难。在严峻的财政和政治压力下，8月第二周的行程加速进行。最终的决定将于1971年8月13日至15日这个周末在戴维营作出。 q5RyBwCYbXvVv4VBegPcarQlA0govPrprQi24NMrjxB+dQjy3f5Ol4tFTTe4ddy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