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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就任总统，在7 300万张选票中仅以50万张的极其微弱优势击败了他的对手民主党候选人副总统小休伯特·霍拉蒂奥·汉弗莱（Hubert Horatio Humphrey Jr.）。选举还产生了参众两院都由民主党控制
的国会，这是自1848年以来，新总统首次面对由反对党控制的立法机构。“尼克松先生上任之初并没有得到全体民众的支持
，也没有很高的个人声望，反对党国会中有许多参众两院的元老，他们从尼克松担任上一届众议院议员时就对他持怀疑态度甚至个人敌意。”《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的小詹姆斯·莱斯顿（James Reston Jr.）写道。
竞选时两党出现势均力敌的场面，原因之一是美国出现了非常矛盾的两种情况。一方面，美国在上一任总统林登·贝恩斯·约翰逊（Lyndon Baines Johnson）政府时期非常繁荣、失业率低，且经济上没有衰退迹象。另一方面，这个国家似乎正在分崩离析。仅1968年一年，美国国内就因越南战争、城市骚乱和学生暴力活动而动荡不安。同年，小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和罗伯特·弗朗西斯·肯尼迪（Robert Francis Kennedy）遇刺身亡，芝加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Democratic National Convention）因警察和示威者在周围街道上的暴力冲突而闹得沸沸扬扬。事实上，在就职典礼后不久，已卸任的约翰逊政府时期司法部副部长沃伦·迈纳·克里斯托弗（Warren Minor Christopher）来到白宫，看望他在斯坦福法学院（Stanford Law School）的老同学约翰·埃利希曼，后者刚刚被任命为新总统的高级助手。克里斯托弗递给埃利希曼一包文件，“这些都是需要填写的声明。”
埃利希曼告诉尼克松传记作者理查德·里夫斯（Richard Reeves），“你可以填上城市的名字和日期，总统会在上面签字，宣布戒严令。”
尼克松上台前的几年里，美国一直陷于越南战争中，北越政权本身也得到了苏联的支持。和他的前任总统一样，尼克松绝不会让自己成为第一个输掉重大战争的美国总统。在竞选中，他承诺将会以对美国有利的方式结束战争。但到他上任之时，已有近4万名美国士兵死于越南战争
（1956—1968年），且每周还有200多名美国士兵死亡
。公众对这场战争的支持程度正在迅速减弱。
在国内事务方面，尼克松延续了约翰逊总统“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政策下的大量国内社会问题解决措施和施政纲领。“伟大社会”政策是自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总统的“新政”（The New Deal）以来，美国政府所谋划的前所未有的宏大布局，整个计划包括启动医疗保险、医疗补助、扩大民权，以及开展解决公民的贫困、受教育机会不足和缺乏经济机会等问题。
在越南战争和国内事务之间，尼克松陷入了痛苦的政策困境。约翰逊总统使美国人相信，美国有能力调动人力财力来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同时还可以解决大量国内社会问题。换句话说，美国未能从基础经济学科所教授的经典概念中汲取到关于枪支与黄油相权衡的真理，事实上，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他们可以同时拥有枪支和黄油。然而，不断增长的联邦预算赤字和迅速下滑的美国贸易地位显示，尼克松所面对的世界正在限制美国的国家目标和华盛顿政府负担这些目标的能力。美国再也无法建立并维持一个庞大的军事机器，也无法将社会安全网覆盖到所有需要它的人。最终，美国将被迫在枪支和黄油之间作出选择。
在1969年和1970年尼克松上任的前两年中，他面临的挑战最为严峻。他开始了雄心勃勃的计划，策划制订与苏联签订军备控制协议，并打算开启美中关系的新时代。但直到1971年才取得了真正的突破，而此时，结束越南战争仍然是最紧迫、也是最难达成的外交政策目标。同时美国与西欧盟友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美国的海外盟国已经从二战中恢复过来，开始对美国“高压控制”感到不满并希望获得更多的自主空间。西德仍在寻求与东德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尽管深陷“冷战”思维的华盛顿政府对此持怀疑态度。由于对美国在自由世界的军事和经济事务上占据主导地位而感到不满，法国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NATO，简称北约）总部驱逐出巴黎，导致北约总部被迫迁至布鲁塞尔。此外，因为积累了大量美元，法国比其他国家更需要兑换黄金，以此削弱美元的作用。英国也不像过去那样“顺从”美国，而是更专注于加入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y，简称欧共体）的相关事宜，并讨好法国和西德这两个在欧共体中最具影响力的成员国。随着西德和日本等国在经济上与美国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它们与华盛顿政府之间在政治上的紧张局势也在加剧。对尼克松政府来说，控制这些负面因素至关重要，因为在盟友当中有任何的不团结都会削弱美国对苏联的威慑力。
在尼克松执政的前两年里，政府还在与所谓的“新孤立主义”（New Isolationism）
作斗争，而这恰恰反映出国会和公众对悲剧性、无法取胜的越南战争有着强烈的负面情绪。新孤立主义者希望美国能够重新整合资源，将重心从外交政策转向国内需求，包括从越南撤军、对内陆城市加大投资、减少对北约的投入，以及为最贫穷的美国人在粮食安全方面提供更多资金。来自内部的压力则源于国会高层领导人，如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蒙大拿州民主党）迈克·曼斯菲尔德（Mike Mansfield），他向政府施压，要求尽快结束越南战争，还要求撤回所有驻扎在西欧的军队。尼克松和基辛格极为严肃地对待来自曼斯菲尔德及其同事的威胁，对他们来说，解除美国在海外的防御相当于美国对承诺的耻辱性退却，何况此举还会削弱美国的自卫能力。
国会还逼迫政府，要求大幅削减国防预算，这引发了国会与政府机构之间的激烈斗争。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写道：“新的军事计划遭到猛烈攻击，有些法案只是勉强获得通过。一旦这些计划获得批准，就会遭到整个政府系统的压制，每年的资金支持也在减少。”关注外部国家安全、外交政策问题的官员与关注内部贫困、住房、教育和公民权利问题的官员之间的争斗一直是那个时代的特征。
全球经济相互依赖日益紧密，且没有停止的迹象，新孤立主义者更是难以应对这种局面。国际贸易、跨境资金流动、日益增加的商务谈判活动和娱乐旅行，以及信息的高速传播，令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尽管这个词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被广泛使用）。
到了20世纪70年代，进出口贸易对美国国内就业影响显著，出口贸易的增加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而进口贸易的增加则减少了就业机会。国外的高回报率使得美元大量外流，以获得更高的收益。最终美联储被迫通过加息吸引美元回流，而此举可能会抑制美国国内经济增长，让数百万美国人的生活陷入困境。
这是自二战以来，贸易和国际金融问题首次出现在美国传统外交关系议程的中心位置
，同时出现的还有核武器控制、海外军事基地规模和位置这类更传统的问题。新的核心问题出现是因为全球化带来了一系列与就业有关的新国内问题。随着20世纪60年代美国惊人的经济增长率逐步趋稳，进口增加和美国跨国公司向海外转移生产所造成的工作岗位流失成为爆炸性的政治问题。事实上，尼克松上任后，国会和工会通过不懈努力，用提高关税和实行配额的方式来保护经济免受进口贸易影响，并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贸易保护主义与强烈的新孤立主义压力交织在一起，而这些压力都源自对越南战争的厌恶。
在贸易问题上，华盛顿方面特别关注如下几个问题。美国因欧洲对进口农产品施加的关税、配额，以及他们给予前殖民地的进口优惠未能同时给予其他所有国家而感到不满。美国民众对日本通过各种各样的法规封锁了绝大部分进口渠道的行为感到恼火，尤其是日本政府与美国大型企业集团暗中勾结，将美国产品拒之门外。
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亚伯拉罕·里比科夫（Abraham Ribicoff）是国会贸易政策方面的重要人物，他在一次西欧之行结束后所作的报告中提到了这一趋势。他写道：“地缘经济正在取代地缘政治成为国际事务中最重要的因素，而美国远远落后于竞争对手”，“我们关心的是北约的战斗情况”
，“但西德人更关心的是大众汽车的订单”。
尼克松知道，要维持美国在国际上的积极领导地位，遏制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并有效应对日益加剧的全球化，就不能继续保持现状。在1969年7月25日（星期五）的亚洲之行中，尼克松宣布美国将不再向南越等盟国派出军队，以进行内部或外部战争。华盛顿方面可以提供资金和装备，但不会派出军队，然而与美国有防御条约的北约各国、日本等国，或者遭受核攻击的国家除外。其余国家将不得不运用自身的力量使用自己的军队。这被称为“尼克松主义”（Nixon Doctrine），它昭示了自“马歇尔计划”以来美国外交政策最剧烈的变化。这是美国的世界角色发生重大转变的开始，这种转变的影响很快延伸到美国的国际经济和金融关系中。尼克松的演讲、新闻发布会，以及向国会提交的有关政府整体外交政策的综合报告中
，都将反复强调这一新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