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71年8月13日（星期五），下午2时29分，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总统从白宫西翼（West Wing of the White House）走过南草坪（Southern Lawn），登上了总统的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一号”（Marine One）。他踏上六阶舷梯走到机舱门口时，一位年轻的海军陆战队军官干练地向他敬礼。机身顶部的螺旋桨缓慢地旋转，尾翼开始垂直转动，似乎过了很长时间，“海军陆战队一号”才缓缓上升。几秒后，机头下沉，直升机倾斜着向西北方向飞去，经过华盛顿纪念碑（Washington Monument）和一片城市建筑，在接下来30分钟的旅程里，它飞过了一些小镇和林木茂密的蓝岭山脉东部（Eastern Blue Ridge Mountains）。

直升机上，和尼克松坐在一起的包括财政部长小约翰·包登·康纳利（John Bowden Connally Jr.）、美联储委员会主席阿瑟·弗兰克·伯恩斯（Arthur Frank Burns）、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保罗·麦克拉肯（Paul McCracken）、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乔治·普拉特·舒尔茨（George Pratt Shultz），以及白宫办公厅主任哈利·罗宾斯·霍尔德曼（Harry Robbins Haldeman）。另外，机上还有两名飞行员、一名飞行工程师、两名情报部门特工以及一名携带“核手提箱”的军事助手。

座椅上铺有金色的软垫，上面覆盖着华丽的蓝色毯子。尼克松坐在飞机右侧的一张扶手椅上，背对着驾驶舱，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机舱的其余部分。一部电话低低地贴在墙上，与膝盖齐高，一端连着一根长长的、卷曲的电话线——这是客舱与外界沟通的唯一渠道。舱内空间狭窄，公文包必须放在乘客的膝盖上，如果不侧过身来，人很难在过道上走动。

一小时前，另一架直升机从位于马里兰州（Maryland）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Andrews Air Force Base）起飞。机上有财政部负责货币事务的副部长保罗·阿道夫·沃尔克（Paul Adolph Volcker）、总统国际经济事务助理彼得·乔治·彼得森（Peter George Peterson）、经济顾问委员会关键成员赫伯特·斯坦（Herbert Stein）、白宫演讲撰稿人威廉·萨菲尔（William Safire），以及白宫首席国内政策顾问约翰·丹尼尔·埃利希曼（John Daniel Ehrlichman）。还有其他几名工作人员由于需要90分钟的车程才能到达，因此更早些的时候就动身出发了。

这些人都将前往位于马里兰州卡托克廷山公园（Maryland's Catoctin Mountain Park）的总统度假地戴维营（Camp David），参加一个最高级别的秘密会议。霍尔德曼和他的副手劳伦斯·希格比（Lawrence Higby）在前一天下午联系了12名受邀者，告知他们准备好过夜的物品，做好离家几天的准备，并再三强调不能告诉家人他们要去哪里。最终，共有15人到会，包括尼克松、霍尔德曼和星期六上午加入的财政部法律顾问迈克尔·布拉德菲尔德（Michael Bradfield）。虽然只有少数与会者知道会议具体议程，但大多数人都知道这次会议的意义重大。

就在前一天，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乔治·舒尔茨向尼克松描述了他对即将到来事件的看法，“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经济政策上迈出的伟大一步。” 那天早上，赫伯特·斯坦在走向直升机的路上对萨菲尔说：“这可能是自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总统1933年3月4日（星期六）关闭全美银行以来，经济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周末。” 事实上，此次会议的参会人即将引发一系列冲击，动摇美国的政治联盟，并引领美元走上全新的道路，重塑美国和全球经济。

这本书讲述了那个周末发生的全部故事——那个周末何以出现、三天里发生了什么、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以及发生的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最重要的是，这本书讲述了美国如何开始重新考虑其在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并意识到其再也无法负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后一直承担的责任，以及美国如何与盟友重新分配责任。我所讲述的事件也是美国历史上一个重大转折点：尽管美国国力强盛，但在这个时刻，美国不得不承认的是，它与其他国家的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美国需要从单边策略转向参与众多多边外交与合作。

在本书中，我站在美元与黄金关系的视角来讲述这个故事。关于美元的问题似乎很深奥，但事实上，美元在过去和现在仍然是外交政策、国家安全和国际商业的交汇点。美元对我们关注美国国内问题也有重大影响，包括就业、物价、退休保障、金融稳定、经济机会等，甚至还涉及美国在世界中的形象。虽然我们从未如此全面地考虑美元，但是美元的价值已经对美国国内、世界以及我们日常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以下简要的介绍有助于帮助读者理解尼克松和他的团队在戴维营期间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在举行会议时，美国担负一条其在1944年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时所作的长期承诺，即任何持有美元的外国政府或中央银行都可以按照每盎司35美元的固定汇率将美元兑换成黄金，这一汇率是罗斯福总统在1934年设定的，从未改变过。此外，如英镑、西德马克和日元在内的其他货币，都以固定汇率与美元挂钩。例如，在1949年，设定1美元可兑换360日元，且这一汇率的变动幅度不能超过1%，只有在长期处于紧急情况下，变动幅度才能超过1%。这些规定都记录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协定条款》（IMF Articles of Agreement）中。

美国需要履行的这些义务源于1944年在新罕布什尔州（New Hampshire）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召开的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以美、英为首的战时同盟国旨在为二战后世界经济发展建立了一个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其根本理念是建立一个全球金融体系。在该体系中，各国货币汇率波动不能超过1%，且最终与黄金挂钩，这将为各国间贸易（包括食品、机械、汽车、纺织品和其他产品）提供尽可能稳定的环境。

新的货币体系旨在为创造一个与动荡的20世纪30年代截然不同的世界奠定基础。尽管早年间各国将本国货币与黄金挂钩，但金本位制没有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Arrangements）灵活，国际监督也欠缺，各国参与的效果参差不齐，最终导致各国完全放弃了这一体系。这个体系一旦崩溃，由于恶性的、不公平的竞争加上大萧条时期经济放缓——政府建立起如关税（tariffs）和配额（quotas）等贸易壁垒，阻碍了贸易和资本的自然流动。各国政府还会压低汇率以降低出口产品的价格，经济学家称之为“竞争性贬值”（competitive depreciations）。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种做法是如何起作用的，以及对世界贸易和经济增长造成了什么样的负面影响：假设西德马克与法国法郎的汇率比值是1∶2，1吨西德钢铁的价格为1万西德马克，而一吨法国钢铁的价格为2万法郎。如果西德将其货币对黄金和其他货币的汇率贬值10%，那么西德的钢铁价格相对于法国实际上会低10%。如果法国不接受这个价格，就只能让本国货币再贬值，以低于西德钢铁的价格与其竞争，而这可能会压低法国法郎汇率，使1吨钢铁的价格降至16 000法郎，即贬值20%，相当于西德做法的两倍效果。如果比利时和意大利为了获得竞争优势，只有比法国更大程度地贬值本国货币才能做到。当西德和法国廉价的出口产品进入美国市场时，美国可以通过提高关税或设置配额来抵制潮水般涌入的产品。随着美国钢铁进口量的减少，西德、法国和美国其他贸易伙伴对美国的出口也会相应减少。其他钢铁进口国也会与美国有相同的反应。

事实上，在金本位时代，像上文中例子所举的这种竞争降低了每个国家的贸易额，进而导致全球经济螺旋式下降。由此产生的极端贸易保护主义则会进一步加剧大萧条，并导致同二战相似的紧张局势。

正是考虑到这些灾难性后果，各国才围绕一种新的金本位制度建立起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处于这个体系的中心，华盛顿方面同意将每盎司黄金的价格定为35美元，其他所有货币对美元的汇率都是固定的。可以看出，作为汇率固定的关键点，美元不能贬值。在该体系中，任何政府或中央银行都可以通过美国财政部的“黄金兑换窗口”（gold window）兑换他们所持有的美元。所谓的“美元-黄金体系”（dollar-gold system），就是所有货币都与美元挂钩，旨在为国际贸易创造一个稳定、可预期的环境。

但这还不是全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各国领导人都希望建立一个规则和责任框架，以防止20世纪30年代的贸易保护主义再现。这么做的一个核心理念是为存在巨额贸易逆差的国家提供更大的灵活性，以帮助其经济恢复平衡。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前，存在巨额贸易逆差的国家除了为进口设置贸易壁垒或让本币贬值，几乎没有其他选择。而这两种做法不仅会扰乱自由贸易，还会导致其他国家跟风效仿以实施报复，进而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和就业减少。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贸易逆差国家有了更多的选择。

首先，与20世纪30年代金本位制的僵化不同，新体系给予了汇率一定的灵活性和自主性，允许汇率上下浮动1%。其次，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监督新的金融体系，并向各国提供大量贷款，使其有能力改变本国经济政策，而不必提高贸易壁垒或使本国货币贬值。最后，如果它们的贸易逆差是由严重且长期的结构性问题造成的，那么这些国家可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则和监督下令本币贬值或升值，但这要得到其他国家政府的谅解并根据其在IMF理事会的资格按既定的程序进行，且不允许通过竞争性贬值进行报复。换句话说，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在一个国际机构、一系列国际法，以及国家间互相谅解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这些在20世纪30年代都不存在。

实际上，以美元为中心的新全球货币体系无意中形成了一个重大矛盾。对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初的隐含假设是，随着世界经济从战争中复苏，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将恢复，国际贸易将相应扩大。实现这种复苏需要更多资本，其中大部分资本将以美元的形式从美国流出。然而，在供求规律下，流通的美元越多，对使用者来说美元的价值就越低。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将不可避免地需要进行根本性调整。换句话说，二战后的货币体系埋下了使自身消亡的隐患。

但在20世纪60年代，即使是那些明白未来必须创建一个新货币体系的官员也别无选择，只能保护这个体系。事实上，在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总统和林登·贝恩斯·约翰逊（Lyndon Baines Johnson）总统的公开声明中都支持美元与黄金挂钩。两位领导人都将强劲、稳健的美元视为美国领导自由世界的一个关键手段。1963年7月18日（星期四），肯尼迪总统告诉国会：“我想明确这一点 ……美国将保证美元像黄金一样保值，以每盎司35美元的价格与黄金自由兑换，这是自由贸易和自由支付的基石。”1965年2月10日（星期三），约翰逊总统也向国会作出了类似的承诺：“现在和将来，美元将保持像黄金一样的良好品质，能够以每盎司黄金35美元的价格自由兑换。”支持这一政策的不仅是两位民主党总统，在两届政府中，他们的财政部长和美联储主席——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William McChesney Martin）也明确表示，美国将致力于保持美元与黄金的固定兑换比率。

尽管尼克松总统在上任的前两年半时间里比前任总统们都更加谨慎，但他一直强调美国遵循保持美元强势的政策，而且也从未否认美国维持美元与黄金固定汇率的承诺。此外，在他的任期内，两任财政部长戴维·马修·肯尼迪（David Matthew Kennedy）、康纳利，以及美联储主席伯恩斯都明确承诺，在外国人要求兑换时，将以每盎司35美元的价格将美元兑换成黄金。

因此，直到1971年仲夏，在外国官员、交易者和投资者看来，美元以每盎司35美元的汇率与黄金挂钩被视为是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无条件支持。这种看法让其他国家有信心继续储备美元，并确信他们总能将美元兑换成黄金这种有形的替代资产。

在二战后的25年里，曾经饱受战争蹂躏的西欧和日本实现了经济大复苏，非共产主义世界实现了前所未有的20年繁荣。美元与黄金固定汇率所带来的稳定是取得这一进展的核心因素。改变这种联系将会带来未知的风险，可能会颠覆这个在国际经济中处于核心地位且极其成功的金融体系。这一体系也是在“冷战”最激烈时期美国政治和军事联盟的重要支撑。此外，这一体系还强化了自由世界的联系；它不仅是自由世界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也是将自由市场和民主政治体系结合在一起的哲学纽带。

然而，在戴维营会议召开之前，美国人和外国人就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美国没有足够的黄金储备来兑现其承诺。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其他对外援助项目、向其海外的部队和基地提供资金，以及跨国公司不断增加的海外投资，源源不断地向世界输送了大量美元。但与此同时，黄金供应增长与美元流出几乎无法保持在同一速度。即便在黄金供应不断扩大的时候，西欧和日本也在积累自己的黄金份额，留给美国的黄金份额则相对减少。因此，美国的黄金储备和官方持有的海外美元之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缺口——各国中央银行和政府持有的有资格兑换成黄金的美元间的缺口。

相对于在美国境外流通的美元，黄金的流失量是巨大的。1955年，美国有足够的黄金（以每盎司35美元的价格计算，价值217亿美元的黄金）来偿还其对其他中央银行和政府总共135亿美元的债务。换句话说，美国的黄金储备超过了海外官方美元的160%。然而，到1971年夏天，美国只有价值102亿美元的黄金，而海外官方持有的外汇储备为400亿美元。因此，华盛顿方面仅能够兑现“黄金换美元”这一承诺所需资金的约25%。

尽管其他政府多年来一直担心黄金外流的问题，但他们无法正视美国拒绝他们用美元兑换黄金这种日益迫近的可能性发生，因为美国没有足够的黄金来兑现自己的承诺。美元与黄金挂钩这个问题看起来巨大且复杂，没有人知道如何在不引起全球剧烈动荡的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美国拒绝向美元持有者兑付黄金的行为本身就可能会拖垮全球经济，因为这将打破交易者、投资者和商人所认为的“美元与黄金挂钩是全球市场稳定且可预期的基础”这一前提。

1971年8月15日（星期日）晚9时，于戴维营进行了两天激烈的讨论后，在仅仅提前几小时通知他国政府的情况下，尼克松就单方面宣布解除了美国长期以来对美元与黄金的挂钩，即每盎司黄金35美元的承诺，换句话说，他关闭了美国财政部的“黄金兑换窗口”。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德意志联邦银行（West German Bundesbank）、日本银行（Bank of Japan），以及其他国家的央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运行了25年后，手中的数亿美元储备突然失去黄金的支持，价值因此变得不确定。

在宣布这一被视为是美国“神圣义务”的承诺发生根本性改变时，尼克松实际上是从国际金融和在此之上建立的国际贸易体制大厦中扯出了一条中心支柱。他动摇了美国在二战后一直持续构建的与西欧和日本之间的核心关系，而这种关系对于美苏之间持续不断、消耗巨大的竞争来说至关重要。这一后果影响深远，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一系列充满政治争议的谈判接踵而至。

在1971年8月15日（星期日），尼克松不只是宣布了货币政策的改变，本质上，他是在告诉世界，美国自战争结束以来所扮演的近乎无所不能的角色已经终结。在美国引领西欧和日本经济复苏的时代，没有互惠待遇开放进口市场的时代，为共同军事防御不成比例地提供资金的时代，以及用黄金支撑货币体系的时代，现在上述这一切都将发生改变。美国不仅要求盟国进入一个共同承担的新时代，而且在迫使他们必须接受。同时美国也在为引入一个推行多边，而非单边政策的国际体系迈出了第一步。向多边主义的转变不一定是美国所热切希望的，而是对世界权力转移这一现实的屈服。

因此，1971年8月的这个周末是美国现代史的一个分水岭，它体现了美元的重要性，美元不仅是促进贸易的一种方式，或将是一种在未来人们可自信投资的货币，且也是一种改变美国实力和影响力的工具。这本书讲述了这个强大的国家如何作出选择，从根本上改变其坚持了长达25年的核心政策，并迫使世界其他国家适应这个颠覆性行动所带来的影响。它讲述了美国最有才华、最有学识、最有经验的一些政治家在一系列影响美国和世界未来几代人的艰难决定中挣扎的故事。这种努力并非没有引起强烈的反对或官僚内斗，但最终仍呈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团队合作特征。

我之所以想讲述这个8月的一个周末发生在戴维营中的故事，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那三天所发生的事情与美国当今面临的一些问题是相似的。我发现，探索半个世纪前发生的历史事件，有助于了解目前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当时和现在一样，美国都在审视自己在世界中处于何种地位这个最基本问题。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从杰出的政治家到普通公民都在试图证明，美国在扮演领导角色时，付出远比得到的多。当时和现在一样，美国在推行一个它认为对自己更公平的贸易体系。同样的，美国对于因维持政治联盟所带来的过于沉重的经济成本而感到不满。因此，在尼克松时代和当今时代，美国都在向北约盟国施压，要求它们共同为军事防御作出更多的贡献。当时和现在一样，美国不确定如何应对日益加剧的全球化，包括日益严重的贸易失衡、进口商品冲击国内就业，以及产业“空心化”问题，虽然这些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就已出现，但至今仍争议不断。20世纪70年代初，美联储（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在努力应对新的经济形势时受到了公众的密切关注。然而，如今一切都没有改变。当时的越南就像现在的阿富汗一样，漫长的战争即将结束，美国似乎没有任何胜利的迹象，参与海外军事行动的兴趣也大大降低。半个世纪前，国会和公众就像现在一样，要求政府将关注重点更多地放在国内需求方面，如基础设施、教育、公民权利和牢固的社会安全网。在尼克松时代，美国的盟友担心美国会将重点转向国内，加剧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而近年来，他们的担忧已经成为现实。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被党派之争所困扰，尽管今天的情况更加糟糕。在1971年，许多人说美元被“高估”，导致美国进口商品价格太便宜而出口商品价格太贵，这与过去几年经常发生的情况相同。1971年，尼克松政府意识到，特别是西德和日本在内的其他国家，应该在维持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而当今与那时不同的是，美国需要更多国家帮助它实现所有目标。德国和日本仍在其中，但现在这些经济体还包括中国、印度、巴西、韩国等国家。在尼克松时代迫切需要进行的是国际货币改革，包括制定新的货币规则。而当新冠肺炎疫情逐渐成为过去，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的劳动力和物力损失，以及如同战时那样形成的巨大国家债务，我们很可能需要重新调整全球金融秩序，从涉及的领域和范围来看，这些新的变革与布雷顿森林会议所带来的变革相当。

但20世纪70年代初和现在也有很大的不同。似乎，尼克松政府最初采取的有关“美国优先”（America-first）的政策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执政时期以更加尖锐的形式重演。但我们应当看到，1971年开始的一系列切断美元与黄金联系的单边行动实际上产生了一系列效果，提升了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参与度，扩大了其对国际组织的投资规模并深化了美国与其盟国之间的合作。尽管美国的决定给西欧和日本带来了严重的冲击，但尼克松从未考虑过放弃与美国的伙伴通过密切协商与合作的方式解决核武器条约、全球贫困、全球粮食安全，以及石油价格暴涨等问题，这只是其中几个例子。1971年时美国也未放弃这样一个观点：扩大贸易比缩减贸易好。美国仍在不断探索以制定更好的货币管理体系，且从未忽视这样一个事实：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经济和政治联系将日益密切，当它们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时，民主社会也将更加巩固。这种思维模式的形成与尼克松和他大多数顾问的背景、才能和世界观密切相关。最终结果是，美国、西欧和日本之间的合作模式持续了40多年。在这方面，这本书讲述了美国如何在国际舞台上推动重大变革的同时又保持了基本的政治框架，而这个框架旨在增加而非减少各国携手解决重大国际问题所带来的益处。

在2021年华盛顿新政府上台之际，对比半个世纪前的情况会很有启发。1971年，在戴维营，尼克松对美国最亲密的盟友采取了强硬甚至对抗性的态度，但在赢得他们的全面关注后，华盛顿方面反而采取了几十年的国际合作政策。现在的重大问题是，拜登政府能否利用“特朗普冲击”（Trump shocks），即包括退出有关气候变化的国际协定、退出如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等国际组织，以及肆意使用关税和经济制裁措施等目空一切的单边主义，这些举措无疑引起了美国盟友的深切担忧——让美国重新参与到有关重建新的世界合作秩序的谈判中，以适应未来的新挑战。

我之所以讲述那个周末发生在戴维营的故事，还因为那是一个改变世界的事件，其影响延续至今，但却被历史学家忽视了。人们可以找到关于这个主题的杂志和学术文章，或者在一些戴维营会议参与者的回忆录和国际金融史中找到参考资料。但我还没有看到过有哪一本书为普通读者解读了关于戴维营的那个周末，当然也没有哪本书的作者能像我一样，通过塑造每位参与者的形象，来描述这个事件的重要性。

我讲述的这个事件也与我的个人经历有关。回顾我的职业生涯，我曾在尼克松、杰拉尔德·鲁道夫·福特（Gerald Rudolph Ford）、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和威廉·杰斐逊·克林顿（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政府中担任经济和外交政策相关的职务，也曾在华尔街工作多年，并在耶鲁大学管理学院（Yale School of Management）担任院长和教授。我的工作经历令我可以接触到本书中的几位杰出人物，包括保罗·沃尔克、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和彼得·彼得森，并且我还认识一些参加过这次戴维营会议的高级工作人员，还与他们一起工作过。此外，我还认识许多研究此次戴维营会议及后续事件的外部专家，为了写这本书，我有幸采访了很多上述这样的人（详见参考文献中的“作者访谈”部分）。

阅读和理解这个故事不需要了解太多经济、金融和贸易方面的知识。我写的这本关于美元的书籍并不是从技术角度入手，而是从历史、人物和政治的角度。因此，我简化了一些问题，省略了在更深入的经济分析中会涉及的细节，以便向那些几乎没有经济或金融背景的读者解释在戴维营发生的事情。

我从理查德·尼克松上任后的复杂局势开始讲起，然后介绍和描述了他的团队中对那个周末及其后续影响至关重要的关键成员。通过分析这些人的生活、思想和行动，我描述了他们在1971年8月的戴维营会议上的经历、想法、主张和性格特点。在详细叙述了戴维营会议之前的事件后，我回顾了那个周末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通常情况下，故事的结尾才是作出决定的时刻，但在我的故事中，执行决定的方式才是重头戏。因此，我讲述了戴维营会议后的几周、几个月和几年里实际发生了什么，并评价其长期影响。最后，以半个世纪后我对这个周末的思考作为总结，并指出未来我们可以在此事件中吸取哪些教训。

记者兼作家威廉·格雷德（William Greider）在其备受赞誉的《美联储》（ Secrets of the Temple ）一书中写道：“如果历史学家寻找美国在世界经济中主导地位被终结的唯一确切日期，他们可能会确定在1971年8月15日。”确实如此，让我来解释一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