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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12月，尼克松总统一当选，就任命大陆伊利诺伊国家银行和芝加哥信托公司（Continental Illinois National Bank and Trust Company of Chicago，简称大陆伊利诺伊银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CEO）戴维·肯尼迪为财政部长。戴维·肯尼迪有着出众的工作经历，除了在大陆伊利诺伊银行任职，他还在美联储担任律师和经济学家，并担任艾森豪威尔政府财政部长乔治·汉弗莱（George Humphrey）的特别助理，以及为约翰逊组建了一个负责联邦预算程序的工作组。肯尼迪扩大了大陆伊利诺伊银行在伦敦和日本的业务，并与海外的金融官员建立了广泛的关系。作为一名温和的共和党人，约翰逊政府甚至一度考虑让他担任财政部长一职
。肯尼迪就像过去10年间财政部如道格拉斯·狄龙（Douglas Dillon）、罗伯特·罗萨（Robert Roosa）和亨利·哈米尔·福勒（Henry Hammill Fowler）那些高级金融官员一样，经验丰富、知识渊博且受人尊敬。尼克松对纽约和波士顿的银行体制非常不满，确保肯尼迪不是其中一员对尼克松来说就显得至关重要
。然而，事实证明，肯尼迪和尼克松从来没有合拍过，几个月后，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保罗·麦克拉肯和劳工部长乔治·舒尔茨让肯尼迪在工作的影响力方面丢了脸面。
1970年12月，尼克松任期的第二年末，戴维·肯尼迪被得克萨斯州前州长康纳利取代。与前三任财政部长相比，这位新财政部长的上任出人意料，因为他没有银行业从业经历、没有国际金融知识、在世界各地几乎没有私人关系、也无意为共同关切的问题寻求外交解决方案。尽管如此，康纳利仍然是尼克松心目中财政部长的最佳人选。事实上，1970年后，几乎每一个关键时刻
，尼克松都会让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向康纳利询问经济问题，甚至在政治和外交问题方面也会征询他的建议。
1970年11月19日，在尼克松中期选举失利后不久，总统的行政组织咨询委员会在洛杉矶向尼克松总统提交了最终建议。该委员会是尼克松在1968年当选后不久成立的，当时的主席是利顿工业公司（Litton Industries）的联合创始人兼总裁罗伊·阿什（Roy Ash）。因此，该委员会也被称为“阿什委员会”（Ash Commission），旨在为重组行政部门提供路线。该委员会认为，约翰逊杂乱无序的“伟大社会”政策导致行政部门臃肿且效率低下。尼克松总统越来越厌倦简报，也厌倦了那些官僚主义，这不是那些让他兴奋的宏伟计划和重大举措。当阿什沉迷于滔滔不绝地描述复杂的组织结构图时，他显然失去了最重要的听众。
突然，该委员会的一名成员，53岁的得克萨斯州前州长康纳利站起来开始发表讲话。他提到，有一点很关键，政府的结构性重组可以被视作一场有力的政治冲击，给总统营造一种必须推动政府进入一个更现代、管理更有效的新时期的氛围，并迫使他的批评者捍卫现状。康纳利说，这项倡议能否得到国会的支持无关紧要，因为仅仅把这项倡议提出来就是一场巨大的政治胜利。康纳利的这一观点给总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尼克松同意了在国会推进委员会的建议。
虽然总统本人并不认识康纳利，但知道他是一个经验丰富、铁面无私的政治家，并对他赞赏有加。康纳利从约翰逊政治生涯之初起，就一直是他的得力助手，20世纪40年代，康纳利是约翰逊在参众两院竞选中的首席助手，也是约翰逊在1960年副总统和1964年总统竞选中的幕后政治操作者。1962年，康纳利当选为得克萨斯州州长，且连任三届。1963年，他在达拉斯（Dallas，Taxas），陪同肯尼迪总统乘车时，也身受重伤。他还曾帮助休伯特·汉弗莱拿下了得克萨斯州，汉弗莱曾在1968年与尼克松竞争总统一职，这也让尼克松耿耿于怀。
尼克松总统还知道，这位前州长是一名保守的南方民主党人。康纳利曾热情地支持美国在越南的战争。他喜欢挑战参议员尤金·麦卡锡（Eugene McCarthy）和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等民主党自由主义者的反对意见。当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休伯特·汉弗莱在1968年的竞选活动中对战争的支持表现出动摇时，康纳利对此进行了猛烈抨击。与大多数民主党人不同，对于民权、国家社会项目管理等问题，康纳利热衷于将权力下放给各州政府。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却对积极有为的政府充满信心，这种心态与尼克松相差无几。这位得克萨斯州州长还指出了美国政治形势的重大变化，包括民主党一向稳固的南部票仓却越来越多地选择共和党人。尼克松意识到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将康纳利这样的保守派民主党人拉拢进共和党。
1970年国会中期选举后，尼克松和公众都对毫无生气的内阁感到不满，因此尼克松有意向其中输送一些新鲜血液。“每个内阁都应该有至少一位潜在的总统人选，”
尼克松对高级助手埃利希曼说道，“但我的内阁中并没有这样的人。”此时，尼克松已经在考虑参加1972年的总统选举，为保证一切顺利，他需要有人来监管经济，因为他担心这可能是他参选过程中最大的弱点。尼克松想在团队中引入一位明星政客来改变现状，或许是一位杰出的民主党人。
1970年12月4日（星期五），尼克松在白宫会见了康纳利，并邀请他担任财政部长，康纳利同意考虑这一邀请。尼克松命令霍尔德曼落实这项提议。霍尔德曼被暗示，未来康纳利可能会担任一个更重要的职位，有可能在1972年成为尼克松的副总统竞选搭档。三天后的早餐会上，康纳利接受了尼克松的邀请。
和尼克松一样，康纳利出身低微，父亲曾做过杂货商、佃农、汽车司机和牧场主。康纳利成长于大萧条时期，曾就读于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法学院。他还在海军服过役，是一名获得过勋章的海军军官，并曾在太平洋一艘航空母舰上担任战斗机指挥军官，指导美国海军飞行员拦截来袭的敌机。
他有许多受总统喜爱的品质。身材高大，像电影明星一样英俊，穿着考究、衣着优雅，散发着自信、魅力和领导能力。他是得克萨斯州的化身——高大、傲慢、华丽，且自视甚高。曾与康纳利一起工作的彼得·彼得森这样描述康纳利：“当他走进房间时，他浑身都充满了雄心、自尊和力量
。人们的注意力都会被他那饱满且自然的微笑、洪亮的声音、巨大的雪茄、坚定的握手所吸引，他向在场的每一个人发出明确的信号——这个房间由他主导。”威廉·萨菲尔说：“康纳利对尼克松来说意味着刺激、兴奋、政治悟性
，以及总统喜欢称之为‘大胆举动’的表现。”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康纳利的自信
符合尼克松心目中沃尔特·米蒂（Walter Mitty）的形象。”
康纳利也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人，他擅长用简单明了且有吸引力的语言将细小事务联系起来，描绘出一幅宏大的画面。例如，在1966年的民主党州长大会上，康纳利激烈地讨论了越南战争的重要性。内华达州州长格兰特·索耶（Grant Sawyer）被授意支持林登·约翰逊派遣更多美军，令越南战争升级。在被提问时，索耶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回应，这时康纳利出手“解救”了他，就像几年后他“解救”阿什一样。康纳利提出了强有力的论据，他将多年来美国的外交政策在东南亚由于界限划分不清导致的风险，以及苏联和中国构成的威胁结合在一起加以说明。“这次演讲是我印象中最深刻的一次关于越南问题的讨论。”
拉里·坦普尔（Larry Temple）回忆道。在康纳利成为约翰逊总统的白宫顾问之前，坦普尔曾担任他的高级助手。
康纳利能够提取大量信息，将其整合，并在几个月或几年后从问题的本质出发，用简单的语言复述这些信息，这种能力令人惊叹不已。成为财政部长后不久，康纳利让一名助手准备一篇关于贸易的演讲稿。康纳利提到了半导体制造商德州仪器公司（Texas Instruments）董事长在6个月前的一次演讲，康纳利向他的助手叙述了这位董事长演讲中的一系列涉及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变化、贸易流量、劳动力问题的数字。助手看了报告后，发现除了一个很小的错误以外，康纳利准确地记住了每一个数字
。
康纳利经历的另一面也给尼克松留下了深刻印象。在20世纪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康纳利都是得克萨斯州亿万富翁席德·理查森（Sid Richardson）的首席说客。康纳利将自己融入得克萨斯州的富豪世界中，这些富豪在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巨额财富中起起伏伏。近10年的时间里，康纳利与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而该行业则以操纵各级政客的强大能力而闻名。康纳利经常被认为是负责管理理查森和其他得克萨斯州亿万富翁财富的幕后战略和运营策划者。他和理查森在一起的时候，得克萨斯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就曾针对海上油田的控制权和天然气价格的监管展开史诗般的斗争，因为这些问题关系到巨额财富。康纳利与理查森的私人关系，以及他在得克萨斯州和华盛顿之间建立的联系，令他可以敏锐地认识到如何利用金钱和人脉处理20世纪中期一些最有争议的立法问题。
1961年，康纳利在肯尼迪政府担任了一年的海军部长。任职期间，他有机会目睹了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他观察到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加州理工学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和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等机构接受了大量联邦资金用于高科技研究。他还见证了研究集群的出现，比如硅谷和马萨诸塞州的哈佛-麻省理工学院综合建筑群。
这段经历帮助康纳利取得了1962—1968年担任得克萨斯州州长期间重要的政治资产。他抓住时机转变该州以石油、天然气、农业和零星工业为主的产业现状，重新将该州定位为一个技术高地，“用大脑而不是用肌肉”
成了他的口号。他向商界领袖传达出“产业发展会追随智慧的脚步”的理念，着手重组该州的高等教育体系，争取商界领袖的支持，并在此过程中连续三次增税。对于一个历来反对资助社会项目的州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康纳利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不仅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政治战略家，还是一个熟练的政治实践家。
康纳利还有另一个吸引尼克松的地方，那就是他曾接受过林登·约翰逊的政治训练。在操纵政治阴暗面（包括欺骗、勒索和贿赂）方面，没有人比他更有经验。康纳利曾对另一位政治实践家说：“你我的行动方式一样……我们是白蚁。
如果阳光照在我们身上，我们就会死。我们在暗处会做得更好。”萨金特·施莱弗（Sargent Shriver）曾负责管理约翰·肯尼迪领导下的和平队（Peace Corps），在约翰逊发起的反贫困战期间也曾领导过几个项目。他对比了约翰逊和康纳利，评价说他们两个是“来自同一个丛林的雄心勃勃的政治动物……
像是来自同一灌木丛的狮子……他们有同样的情绪、同样的侵略性、同样爱炫耀，优点和缺点也一样”。约翰逊曾经对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的高级外交官乔治·鲍尔（George Ball）说过他是如何看待康纳利的，“你知道，乔治，”他说，“我可以像任何人一样使用原始力量
，你见过我这么做。但康纳利和我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喜欢使用这股力量，但我厌恶它。”（鲍尔对约翰逊的自我描述不以为然，但他知道约翰逊对康纳利的评价是认真的。）
康纳利非常乐意参与针对个人的政治活动。例如，1960年，林登·约翰逊和肯尼迪在民主党竞选初选中，康纳利主持了一场新闻发布会，披露了肯尼迪患有阿狄森氏病的消息。同时，康纳利也难以从重大政治纷争中脱身。例如，在马丁·路德·金遇刺后接连发生骚乱之时，康纳利公开诋毁这位民权领袖：“虽然我们中很多人对马丁·路德·金所说的和所做的很多事情
并不赞同，但我们都不应该希望他有这样的命运。”
他是一个异常强势的对手和谈判者。“对康纳利来说，光打败你是不够的，”
一名康纳利任州长时的盟友、州议会议员说，“他一定要把你的鼻子摁到土里。”
在担任财政部长的早期，康纳利对亨利·基辛格说：“在这个城市（华盛顿），衡量你能力的标准是你消灭的敌人
。他们越强大，你也就越强大。”
1970年12月14日（星期一）的早晨，尼克松的内阁同共和党国会领导人在白宫内阁会议室开会，听取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乔治·舒尔茨所提交的一份新预算方案。尼克松出人意料地走了进来，打断了大家的讨论，他宣布得克萨斯州前州长约翰·康纳利将接替戴维·肯尼迪担任财政部长。尼克松简述完康纳利的资历
后接着说：“我们有一位共和党总统，有一个民主党国会。而我们在国内外面临的……既不是共和党也不是民主党的问题，而是整个美国的问题……通过康纳利，我们将能够在国内外展示我们的规划项目，我们相信这些项目会得到民主党人及共和党人的共同支持，而不仅是单一党派的支持。”
事实上，康纳利的党派关系很复杂。由于过于保守，他在民主党内并不受欢迎，还经常被怀疑是卧底的共和党人。然而，共和党人却认为他是民主党人的“特洛伊木马”。尽管如此，尼克松的追随者们还是觉得总统取得了三重成功。“他修复了与敌对的国会之间的关系
。至少从表面上看，尼克松总统的经济政策得到了两党的支持，并任命了一位能言善辩的倡导者来推动这些政策落地。最重要的是，他将得克萨斯州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中。”尼克松曾经的演讲撰稿人、记者理查德·惠伦（Richard Whalen）在杂志《哈珀斯》（
Harper's
）中写道。康纳利也将是本届政府中唯一一位穷困潦倒但却真实而有魅力的高层政客，一个在必要时可以直言不讳的人，一个可以耐心地倾听选民心声的人，一个在必要时可以长篇大论的人，一个可以提供咨询、哄骗和说服他人的人。尼克松手下没有其他人可以做到这些。
尼克松宣布对康纳利任命的第二天，白宫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即将发表的国情咨文，尼克松邀请康纳利参加。此时距离康纳利获得参议院批准虽然还有近6周的时间，但他已经开始展示自己强大的实力。当时尼克松正与各州讨论联邦收入分配的计划，讨论一度陷入僵局，康纳利直接参与进来。他说，华盛顿以外的人都不知道这个计划是什么，但它为国家政策方向的革命性和创新性改变播种了希望的种子。随后，他提到了“伟大社会”政策对美国公众心理的巨大影响。他说，收入分配可能是未来新的核心议题，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在林登·约翰逊之后，华盛顿政府对工资控制得过于严格，而收入分配会成为消除民众忧虑的一剂良药。此外，康纳利还预见了这个国家正在兴起的保守主义浪潮。他建议尼克松，要在把资金返还给各州这件事上作出更大的努力。“让我们去冒险吧
，”康纳利对大家说，这也展示了他全力以赴的状态，“如果你输了，你会输得很惨
，但输得不那么惨又有什么意义呢？”康纳利的这一番话让尼克松很是高兴。
两周后，康纳利告诉尼克松，媒体应该关注总统在政坛失意后再次华丽复出的故事。康纳利的建议迎合了尼克松的虚荣心。他认为，20世纪的一些伟大领袖，比如丘吉尔和戴高乐都曾经从失败中走出。这暗示着尼克松的政治生涯也可以与之媲美，并应该以此为基础加以传播。因此，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康纳利负责了一项工作——为尼克松打造更多有利的故事和报道。
在康纳利得到正式任命的前几天，他用行动告诉大家自己完全可以胜任这份新工作。此时，霍尔德曼已经成为权力极大的白宫办公厅主任，比大多数内阁官员都更有权势，他几乎控制了政府其他成员与尼克松接触的所有渠道。他打电话给康纳利，说会送去一些白宫简报，得以让这位财政部长开始了解政府的政策。康纳利回答说，如果他需要帮助，就会打电话给总统，如果他需要厘清某些政府政策，也会直接从总统那里获取答案。还有一次，霍尔德曼来找康纳利，却在外间屋里等了30分钟，康纳利借此表明了他对尼克松这位臭名昭著“宫廷卫队”的态度。康纳利坚持，即便涉及外交事务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也要直接、不受限制地接触尼克松。但通常情况下，尼克松收到的任何有关美国对外关系的备忘录，在阅读之前都要先征求基辛格的意见。这让康纳利怒不可遏
。当他发出一份备忘录时，常常让助手打电话给尼克松的秘书罗丝·伍兹，询问信件是否已被转移到了基辛格那里，如果被转移了，他就会大声反对以表达不满。
康纳利在上任时是一位民族主义者，或许还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他认为美国的盟友长期以来一直在利用美国的慷慨。亨利·布兰登写道
，康纳利根本不关心西欧国家团结在一起的积极影响，相反，他看到的是一个试图削弱美国的保护主义集团。康纳利并非拥护布雷顿森林体系
下的国际金融和法律框架。事实上，他更倾向于关注这些制度和原则给美国造成的约束。
康纳利缺乏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他认为一切都是视情况而定的。自由开放的贸易、美元走强还是走弱、对工资和物价的管控，这一切完全取决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商业周刊》（
BusinessWeek
）曾经描述过一个他最喜欢的寓言故事。一个新牧师正在接受教堂执事的面试，其中一个执事问牧师：“你认为人是由神创造的
，还是由猴子进化而来的？”牧师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最后硬着头皮严肃地说：“执事，我可以用任何一种方式布道。”康纳利自己也曾说过：“我可以让它变圆，也可以让它变平
，只需告诉我你想要什么就可以。”
尽管如此，当康纳利进入财政部时，他很快就形成了一种政治家对美元的观点。对他来说，美元完全是为了贸易，而贸易完全是为了就业。他抛却了错综复杂的国际货币事务，不在意货币应该如何估值、《布雷顿森林协议》的义务是什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以及那些央行行长和大多数财政部门在不断召开的会议中一直担心的问题。对康纳利来说，美元的试金石是它的价值是否允许美国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它是否带来了正的或者负的商品贸易差额，是否增加或减少了就业机会。透过这种视角看待汇率，康纳利最终与尼克松、国会和美国公众站在了一起。
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贸易已高度政治化。在美国宪法中，国会负责国际贸易事务。除了举办大量的听证会，国会还需负责有关全球贸易谈判的立法。大多数国会议员和参议员都了解关税和其他商业壁垒，他们经常与那些因进口壁垒而受到损失，或希望获得更多出口机会的选民接触。可以看出，商界和劳工界都对贸易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货币问题是另一回事。这是世界各国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长关注的领域，这些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长们不断在世界各地举行会议，金融媒体则主要负责对此进行报道。国会委员会并没有特别关注这些问题，大公司和工会也不例外。货币问题似乎更具技术性，而非政治性。不管怎样，每个人都知道美元的价值体现在以固定的汇率与黄金挂钩，因此直到1971年，这一点似乎都没有太多可争论的。
在康纳利看来，美国正被其他国家的保护主义行为伤害，这激起了他潜在的民族主义。他发现在战后美国为其他国家作出贡献后、在美国作出贸易让步后，西欧和日本仍然对美国封锁出口，这令人愤慨。尤其令康纳利感到不满的是，西德和日本虽然在军事防御上依赖美国，但都在积累大量的出口盈余，这显示出它们是全球经济中自私的掠夺者，毫无回报之心。对康纳利来说，它们纯粹是在欺骗。
更具体地说，日本和西德在贸易方面比美国表现得更好，这让康纳利感到不满。在制造业主导经济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利用世界经济快速增长的机会，制成品出口增加了110%。相比之下，西德增加了200%，日本增加了400%
。日本的增长势头尤其惊人：其出口额在20世纪60年代以每年17%的速度增长
，1967—1971年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在1971年更是以24.5%的速度增长。在这5年中，因欧共体和日本的共同影响
，美国的商品进口几乎翻了一番。
康纳利的民族主义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尼克松的认同，尽管这与过去四届政府的官方贸易政策截然不同，因为过去四届政府都支持追求自由贸易的国际谈判。贸易协定除了为美国公司创造新的贸易机会，还在强化与西欧和日本的政治关系方面带来了重大的政治利益。因此，美国官员不愿对外国施加太大压力，以免联盟遭到破坏。到1970年，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不断增强，这反映出一个事实，即微妙的平衡正面临国会和劳工运动的挑战。双方都表示，美国的经济利益不能再屈从于其政治和安全联盟。康纳利对此也有同感。
当康纳利进入财政部时，许多在他前任戴维·肯尼迪手下效力的人都担心自己工作会受到影响。但康纳利实际上只带了两个人，一位负责法律事务，一位负责公关。康纳利刚就职不久，就在一次财政部高级官员参加的小型工作会议上说：“我会永远支持你，但如果我得不到你的忠诚，我会让你离职。”
康纳利继续为他的任职听证会做准备。“当我接任财政部长一职时
，”多年后他写道，“我是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做这件事的。我不是经济学家，我真的从来没有学过与货币相关的知识……我知道我会支持这些政策，不是因为它们反映了我的理念，而是因为它们是必要的。”尽管如此，他还是勤奋地学习，每天晚上和周末都带着大量的简报回家。并且，他请美联储退休主席威廉·马丁为自己进行数小时的辅导。并以同样的方式向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助理部长约翰·佩蒂（John Petty）请教。佩蒂在进入政府之前曾在大通曼哈顿银行（Chase Manhattan Bank）就职，他拥有丰富的国际银行业务经验。佩蒂知道，这位来自得克萨斯州的财政部长实际对国际经济是如何运作的一无所知。然而，“在上了一两堂课之后
，”佩蒂说，“有时我觉得他知道我所做的一切，而且他能解释得更好。”在康纳利上任后举行的首次实质性会议上，美国财政部副部长保罗·沃尔克向康纳利简要描述了即将到来的全球货币动荡。“我记得当时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沃尔克回忆道，“我本以为我们在针对全球货币体系方面很难进行沟通，但事实上我们之间不存在沟通障碍。”
随着康纳利的研究不断深入，财政部的高层官员强调，当务之急是解决即将到来的国际货币危机。2月初的某个时候，康纳利路过沃尔克的办公室，若无其事地走了进去。当时沃尔克手里正拿着一份厚厚的政策文件，空白处有很多笔迹。康纳利问沃尔克手里拿着什么，沃尔克回答说，这是一份关于即将到来的全球金融潜在危机的备忘录草稿，给他的版本还没有准备好。但康纳利说自己已经等不及了，直接从沃尔克的手中将草稿拿了过来，然后径直离开了。
1971年2月8日（星期一）下午，参议院以口头表决的方式确认了康纳利当选财政部长。在接下来的7个月里，这位新财政部长将着手改变美国外交经济政策的实质内容和风格。在国际金融这个曾经平静公平的竞技场上，他被视为一个民族主义的“恶霸”，而认识他的人对此却毫不意外。约翰·康纳利在戴维营会议结束后不久便召见了一群外部经济专家，从他和这些专家的谈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对自己工作的态度。他对包括理查德·库珀（Richard Cooper）、亨利·沃利克（Henry Wallich）和C.弗雷德·伯格斯坦（C.Fred Bergsten）在内的杰出经济学家们说：“很简单，我想在外国人欺负我们之前先欺负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