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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春天，理查德·尼克松带领着一个内部成员背景不同、经济哲学观点各异的团队，迎接决定美元和国际货币体系命运的关键时刻。团队中每个人都对美国在世界中的角色，特别是美元问题，持有鲜明的个人观点。最终，总统解决了团队内部矛盾，达成了共识。
其中一些人，如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而另一些人，如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则希望美国能与盟友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如财政部副部长保罗·沃尔克在内的一些人，希望大体保留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固定汇率制度；而还有一些人，如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乔治·舒尔茨，则建议用自由市场下的浮动汇率制度取代固定汇率制度。
该团队不仅在意识形态方面时有冲突，在确定优先事项时他们也会发生冲突。总统国际经济事务助理彼得·彼得森关注美国未来的竞争力，而约翰·康纳利则专注于解决眼前的问题。此外，美联储委员会主席阿瑟·伯恩斯的观点涉及方方面面，他支持固定汇率、管控工资和物价，还支持与他国央行开展深入的多边合作。正因为美联储独立于政府，因此伯恩斯在政府中的作用独特且重要，其独立性意味着美联储是向国会而不是向政府负责。按照惯例，任何政府部门都不能干涉央行制定利率或货币供应的政策。此外，其独立性还意味着美联储主席和其他董事会成员可以公开表达自己的想法，无须政府批准。由于伯恩斯的职位，加上他在国内外崇高的职业声誉，使得他的支持对尼克松所做出的任何决定来说都至关重要。
除了1971年已经66岁的伯恩斯，尼克松领导的是一个年轻的团队，其成员平均年龄为46岁。
除了康纳利，所有人都是技术官僚，他们富有才华和经验，在工作中游刃有余。其中，四人拥有博士学位（舒尔茨、麦克拉肯、伯恩斯和基辛格），两人拥有硕士学位（彼得森拥有商学硕士学位、沃尔克除一篇政治经济学的博士论文外已经达到获得博士学位的其他要求），还有两人拥有法律学位（尼克松和康纳利）。
除了尼克松和康纳利，他们都没有从政经历，也没有雄心成为一个善于与媒体打交道的政客。在判断国内政治情况时，尼克松具有独特的个人见解，但在其他方面，他很依赖康纳利。
对所有人来说，帮助塑造并领导“美国世纪”（American Century）是一种信念。“美国世纪”常用来形容美国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领导世界的时代。尼克松的三位高级顾问：康纳利、舒尔茨和基辛格都参加过二战，也都遭受过战争带来的创伤。战后的美国领导自由世界从废墟中复苏，走向繁荣，建立并巩固了几个主要的全球性机构，如联合国（the United Nations）、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尼克松团队里的每位成员都雄心勃勃且前途一片光明。
关于尼克松，需要做一点补充：尽管总统在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领域拥有不可估量的权力，但涉及美元和国际金融问题时，总统需要更多的支持才能有效地开展行动。毕竟，美国总统面对的是由独立的各国央行、无数的财政部、数百万的交易员、银行家和投资者组成的世界，他们都在按照市场的节奏行事，而不仅仅是听从政治指令。在试图改变美元的相对价值及其所依赖的基础制度体系时，总统必须有充足的信心和信誉。因此，不管尼克松的权力有多大，不管他的领导力有多强，都需要一个充满凝聚力的团队来支持他。
1969年1月21日（星期二），即尼克松总统宣誓就职的第二天，他的团队主要成员与他一同宣誓就职。这不是一个极端保守的团队，《华盛顿邮报》（
Washington Post
）专栏作家罗斯科·朱蒙得（Roscoe Drummond）写道：“很明显，尚未就职的总统
已经选出了内阁成员和白宫工作人员，政治中心已经形成。无论对于现在还是未来，这都是选民意志的体现
。这里是尼克松的主场。”
要了解8月这个周末的尼克松总统，不需要将其与谎言、积怨、滥用权力强行干预、掩盖真相和妨碍司法公正等行为联系起来。这些都是在1974年尼克松政府突然倒台时人们对其的指责，这也使得尼克松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迄今唯一一个辞职的总统。让我们聚焦于1969年、1970年和1971年的尼克松——借用他的演讲撰稿人之一威廉·萨菲尔在水门事件之前所写的关于尼克松的书的标题——《坠落之前》（
Before the Fall
）。
尼克松出身低微，但却平步青云。他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州约巴林达（Yorba Linda）小镇上的一个贵格会（Quaker）教徒家庭，凭借努力获得了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法学院的奖学金，并在1937年以第3名的成绩毕业。二战期间，他成为南太平洋作战空运司令部（South Pacific Combat Air Transport Command）的作战军官，负责后勤事务，并没有参与战斗。
二战后，尼克松与一位已连任五届的时任议员竞选美国国会议员，他在竞选中的演讲展示了其政治生涯中的雄心壮志和进取精神。他的竞选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对共产主义的恐慌，那是当时最重要的政治话题。尼克松的竞选纲领还包括为“被遗忘的人”服务，他认为这些人沉默寡言，但勤奋工作、努力养家、不向政府提出过分要求。忠诚于这一群体、诋毁精英阶层和东海岸的“建制派”，是他政治生涯的一贯主张之一。尼克松特别讨厌常春藤联盟的毕业生、东海岸媒体、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的高层、大企业和华尔街的高管，还有那些经常出入时尚的华盛顿乔治城区社交场合的人。
很快，尼克松在国会中树立了坚韧的立法者、冷峻的竞争者形象，声名鹊起。两届任期后，他赢得了一个参议院席位。1952年，这位39岁的参议员成为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的副总统。艾森豪威尔试图置身于政治纷争之外，延续二战军事传奇人物的形象，因此他的团队需要一个对外强硬的铁腕人物，尼克松则满足了这一要求。1953—1960年，尼克松担任副总统，活跃于外交事务。他参加了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的审议，访问了50多个国家，并在全美及世界各地建立了私人网络。他雄心勃勃，在国际舞台中倾注了大量精力。
1960年，尼克松接替艾森豪威尔赢得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但在选举中以微弱劣势输给了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在今天看来，两位候选人的政治立场差异并不大。然而，在电视这一相对较新的媒体上，尼克松却无法与英俊潇洒的肯尼迪相匹敌。尼克松败选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在竞选的最后几个月经济增长放缓，这也是他难以释怀的一点。事实上，当时的经济处于轻度衰退状态，尽管尼克松向美联储施加了压力，但美联储主席威廉·马丁仍拒绝降低利率帮助他扭转局势。从那时起，尼克松就开始怀疑独立央行的意义，他始终牢记，对竞选连任的现任政客来说，失业和经济衰退远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为致命。
1962年，败选后心灰意冷的尼克松与加利福尼亚州时任州长帕特·布朗（Pat Brown）竞选该州州长一职，但最终还是失败了。当时所有人都认为尼克松的政治生涯就此结束了，他搬到了纽约市，加入了一家著名的律师事务所。但1964年，林登·约翰逊大败共和党候选人巴里·莫里斯·戈德华特（Barry Morris Goldwater），尼克松看到了东山再起的希望。1966年中期选举时，他为共和党候选人助力，并开始为下一次的总统竞选做准备。1968年夏天，尼克松赢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莱斯顿（James Reston）写道：“这是自拉撒路（Lazarus）以来最伟大的回归
，即使在这种‘肮脏’的行当中，也没有哪个持怀疑态度的人能否认尼克松取得的非凡政治成就。”那年11月，尼克松赢得了总统选举。
尼克松认为自己是一位战略思想家，有着准确的自我认知。作为总统，他的目标是将中国纳入世界权力体系，取代美苏之间无意义且危险的两极“冷战”。尼克松看到了当时很多人没有看到的事情，中苏这两个共产主义大国并非盟友，甚至彼此还非常警惕。尼克松利用两国的焦虑情绪，分别向它们提出外交建议，用他所谓的“三角外交”（triangular diplomacy）挑拨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
除了重塑大国关系，尼克松的主要关注点还在于减轻美国领导和管理自由世界所带来的诸多繁重事务和负担。在上任的前7个月里，他宣布了“尼克松主义”，这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贸易和美元政策等都产生了影响。
这项新政策于1969年7月下旬非正式启动，当时尼克松正进行着为期10天疲惫而紧张的出访行程，此行将前往关岛、泰国、南越、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7月25日（星期五），他以不透露姓名的形式在关岛军官俱乐部（Guam Officers Club）接受了记者们的采访，其中一位记者问他，美国是否会援助除南越外的其他亚洲国家。尼克松给出了一个冗长的回答
，暗示除非一个国家受到外来势力攻击，或者美国与这个国家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否则华盛顿方面不会派出军队，只会提供财政和技术方面的支持。
起初，“尼克松主义”似乎只适用于亚洲。但几周后，尼克松政府宣称这将为美国总体外交政策带来改变。新总统的观点与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的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肯尼迪和约翰逊的行动似乎表明，美国对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的承诺是无限的。而尼克松的行动则意味着，美国愿意为其他国家做的事情正在减少。一些观察者认为，这相当于美国在逃避对世界的责任。多年后，基辛格回忆说
，“尼克松主义”之所以成为一个系统的主张
，是因为那时美国已经意识到过度使用自身资源的危险。
除了与战争相关的事务，尼克松政府还开始关注以下三个政策领域。在这三个领域中，美国致力于与盟国更均等地分担管理自由世界的成本和责任。
首先，尼克松强调在西欧和日本需要增加国防开支，包括支付美军在其领土上的驻军费用，以及承担更多美军因保护他们而产生的军备费用。此外，华盛顿方面还希望盟国能从美国供应商处购进更多军备物资。以上措施，都是为了减轻美国预算和商品贸易平衡的压力。
其次，在贸易领域，尼克松表示，美国无法继续容忍其市场对贸易伙伴相对更加开放，而贸易伙伴的市场并没有对自己更加开放。尼克松政府表示，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这种不对等的交易可以接受，因为当时的西欧和日本迫切需要进入美国市场，使经济复苏。而且，那时的美国富有竞争力、经济繁荣，贸易不平衡显得并不重要，但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
最后，“尼克松主义”对美元和全球货币事务也有极大的影响，尤其是美国作出的以每盎司35美元的价格将海外持有美元兑换成黄金的承诺，这已成为一个难以为继的负担。尼克松政府官员认为，按照当时的汇率，美元被严重高估，相对的西德、日本和其他国家货币则被低估。他们希望迫使这些关键国家的货币汇率发生一次性转变，扭转这种不平衡。简而言之，美国政府希望美元相对马克和日元贬值。
美元被高估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它抬高了如谷物和机械设备在内的美国商品对西欧和日本市场的出口价格，从而影响了美国的出口贸易。此外，它还使得日本的鞋、电视机，西德的钢铁、汽车等外国商品价格对美国人来说更便宜，因此加快了进口商品涌入美国的速度，从而令贸易失衡变得更加严重。相反，这令外国拥有了优势，一方面他们的工资水平较低，另一方面他们的生产率不断提高；而在美国，极其强势的美元放大了这一竞争带来的困局。
美元被高估使得出口减少，进口增加，流出的资本超过流入的资本，国际收支逆差扩大。理论上，有几种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实际操作都非常困难。
第一种方法，美国可以要求以日本和西欧为主的贸易伙伴以远超其预期的规模和速度向美国商品开放市场。这需要对盟国施加巨大的政治压力，迫使它们采取行动，但考虑到贸易对这些国家的经济非常重要，因此这一做法可能行不通。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美国可能会阻止其贸易伙伴向美国市场出口商品。但这意味着走向保护主义，与尼克松的哲学背道而驰。
若这种激进的贸易补救措施在政治上不可行，那么美国可以考虑第二种方法——让美元对黄金贬值。1盎司黄金的价格不再是35美元，新的价格可能是38美元，即每1美元对应的黄金价值减少。此举造成的结果将会是，美国出口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相比外国商品更便宜，而进口商品价格变贵，这将有助于美国平衡贸易收支。然而，这种方案的问题在于，美元是全球货币体系的核心，就像被行星环绕的太阳。但布雷顿森林体系并没有制定中心货币可以贬值的条款，这是走向未知危险的一步，可能会导致金融秩序混乱。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其他国家的货币都以固定汇率与美元挂钩。美国担心，如果美元贬值，其他货币也会随之贬值，而美国并不会获得任何好处，且布雷顿森林体系可能会变得不稳定。如果想让美元贬值，美国唯一的选择就是动用其外交和军事的全部力量，令盟国货币的价值不要随美元一同下跌，但这可能会破坏“冷战”期间关键的政治联盟。
在贸易和货币领域不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意味着美国不得不提高利率，阻止美元外流，并吸引他国资金进入美国。此外，美国还需要削减预算，以减缓经济增长、减少进口需求。总的来说，高利率和紧缩的财政政策有助于平衡国际收支，但也会抬高失业率。这是尼克松无法接受的。
最关键的是，美国需要彻底调整盟国之间分担的责任。这意味着盟国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承担军事和经济重担。“‘尼克松主义’确定的基调中隐含着警告，”英国记者亨利·布兰登写道，“这是一种非常巧妙的方式，向世界告知了一个时代的终结。”
在外交政策方面，外交惯例和宪法都赋予了尼克松可以单独决策并行事的特殊权力，且不经国会批准就可以作出重大决定。但在经济领域却并非如此。因为大部分权力被赋予了国会，各州州长往往也具有一定权力，与商界和劳工领袖的高级磋商也会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尼克松对经济问题并不感兴趣。1967年，他曾对记者西奥多·哈罗德·怀特（Theodore Harold White）说：“我一直认为，没有总统，这个国家也可以治理好
……但在外交政策方面，国家需要一位总统。”尼克松的另一位高级经济顾问赫伯特·斯坦说，尼克松认为“对共和党人来说，经济问题并不是赢得大选的关键
，因为他们的保守主义观点总是与公众对政府的期望相去甚远”。此外，尼克松总是寻求实现重大突破，而这在国内经济政策方面几乎不可能实现，因为在制定国内经济政策的过程中，需要众多选民事先参与进来。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尼克松将专注于摆脱经济衰退以及由此带来的高失业率。他深信，选票与就业情况密不可分，而物价上涨却不会让自己输掉选举。传记作家理查德·里夫斯写道：“尼克松曾多次打断内阁会议
，回顾共和党执政期的经济增长放缓或衰退以及由此导致的失败历史。”上任一个月后，尼克松对内阁委员会表示：“当你抽象地谈论通货膨胀时
，人们很难理解，但当失业率上升0.5%时
，人们的反应则是爆炸性的。”
尼克松还坚定地反对强制性的工资和物价管控，并多次不厌其烦地表达这一观点。他在1969年1月2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不认同
通过规劝劳工、管理层和工业界遵循某些指导方针就能有效控制通货膨胀的说法……控制通货膨胀，主要取决于政府部门及其对财政和货币事务的处理。”1969年末，他解释了自己对这种管控的反感。“我曾在二战期间就职于原物价管理局，这也是我在政府部门的第一份工作。”
1969年10月17日（星期五），他在全国讲话中回忆道，“从我个人的经验来看，管控工资和物价对企业、工人和消费者都是不利的。定量配给、黑市、管制——这对美国来说是错误的道路，我不会带领国家走上这条路。”
尼克松对经济问题的反感也延伸到了国际领域。除了保持美元强势、支持自由贸易和鼓励资本自由流动等守旧且陈词滥调的问题，竞选总统期间他的演讲几乎从未涉及国际经济。大选之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在《新闻周刊》中写道：“越来越多的人问我一个问题
，‘尼克松总统会让美元贬值，然后把责任推给他的前任吗？’”萨缪尔森回答道，只有信心极强的人才敢冒这样的风险，而尼克松从未表示过自己是这样的人。大选结束后不久，萨缪尔森写道：“当选后的尼克松会发现
，他能做的事情，与他的两位前任差不多。这是激烈选举造就的必然结果。”事实证明，萨缪尔森所说的两点都是错误的。
尼克松的做法是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经济问题干扰他真正想解决的问题：与苏联谈判军备控制问题、面向中国开放的问题，及其他重大的传统外交政策。例如，1970年3月2日（星期一），他给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写了一份备忘录：“我不想被国际货币问题打扰”
，“这些问题应该由别人来解决……”。
尼克松对美元确实没有什么兴趣，这一点在他上任前夕就可以看得出。与以往的总统不同，美元似乎位于他议事日程中的末位。尼克松任命芝加哥银行家戴维·肯尼迪为他的第一任财政部长。1968年12月，在肯尼迪主持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一名记者观察到，林登·约翰逊迅速作出了保持美元与黄金挂钩的承诺。当记者问道，尼克松对黄金的立场是什么？肯尼迪的回答是：“我希望推迟探讨这个问题，因为稍后我们将讨论整个国际局势。我想保留所有可能的选择
。”这一声明起初似乎预示着美国25年来明确支持的美元与黄金挂钩政策将发生重大改变。尼克松任命的通信联络主管赫伯特·克莱因（Herbert Klein）出面为肯尼迪解围，他告诉记者，肯尼迪所说的改变并非政策。第二天，国际市场仍在猜测是否会发生重大变化，尼克松的新闻秘书罗恩·齐格勒（Ron Ziegler）再次试图更正肯尼迪的话，他表示，“我们预计黄金价格不会有任何变化
”（这是美元不会贬值的另一种说法）。但外界对尼克松所作出的美元与黄金挂钩的承诺已信心不足。
从某种程度上说，尼克松认为
黄金存在于货币事务中是一个时代性的错误，需要重建整个国际货币体系，避免危机反复发生。就职几周后，尼克松在财政部发表讲话时说：“现在是检验国际货币体系的时候了
，看看它的优势和劣势在哪里，然后提供负责任而非独裁的领导方向，我们还可以从国外的朋友那里得到更准确的判断和更好的建议。”私下里，他蔑视财政部官员，认为他们固守布雷顿森林体系，拒绝一切新想法。
当提及国际贸易时，尼克松经常谈到自由贸易，但他也明确表示，必须有一些例外情况，比如对纺织品的保护。1969年2月6日（星期四），尼克松就任总统以来首次针对这一问题发表了高调声明。他说：“我相信比起保护主义，自由贸易将有利于整个世界
。但考虑到纺织业
的自由贸易会给国内一些地区造成巨大的压力，因此这是一个特殊的问题。”
尼克松经常在私下批评其他国家的行为，并曾经考虑设立一个庞大的政治俱乐部来对付美国的经济对手。例如，上任三个月后，他告诉内阁
，如果西欧国家阻碍美国出口大豆，他将减少对北约的支持。他说，如果欧洲共同体内部的凝聚力增强，他们可能会忘记美国给他们的支持。
尼克松并非其对手口中的空想家。他常常表现为一个持自由观点的保守主义者。在他任职期间，社会项目占政府总开支的比例从33%增加到50%
。演讲撰稿人威廉·萨菲尔说
，尼克松经常被指责“没有原则”。但这一标签是右翼人士提出的，他们认为尼克松不够保守，而左翼人士则不满尼克松借鉴了他们的一些想法，比如保护环境、加大联邦政府对艺术的支持。传记作家理查德·里夫斯记录了
1968年大选两个月后，时任总统顾问的阿瑟·伯恩斯与尼克松的国内政策顾问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就福利改革计划展开的一场争论。伯恩斯说，莫伊尼汉的自由主义思想与尼克松的哲学理念背道而驰。尼克松的首席国内政策顾问约翰·埃利希曼听了两人的辩论表示，他已经受够了这种争论。“你没意识到总统没有自己的哲学吗？”他问道。
尼克松想用大胆的、令人震惊的重大举措吸引全世界，尤其是他的政治对手。“我曾经做过一些糟糕的决定
，”他说，“但一个好的决定是：咬紧牙关，放手一搏。”基辛格回忆，尼克松有句名言：“半途而废和彻底完成所付出的代价一样大。所以，如果要做某件事，不妨把它彻底做完。”
基辛格解释说，这意味着一旦尼克松确定了一条路线，他就会采取眼下可选的最直接且最彻底的操作方案，或者他自己想出的方案。
尼克松喜欢独来独往。除了妻子和女儿，他和所有人待在一起时都会感到不自在
。萨菲尔描述了他在最亲密的同事面前发生的尴尬事。1970年1月20日是尼克松就任总统一周年纪念日。本来以为他会和幕僚举行某种祝贺仪式，相反，当天晚些时候，尼克松把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和长期跟随他、深受他信任的秘书罗丝·玛丽·伍兹（Rose Mary Woods）叫到办公室。这时办公室里的灯已经关了，尼克松穿着他的大衣，准备离开。当伍兹和霍尔德曼走进他的办公室时，尼克松打开了一个小音乐盒，里面奏出了《向统帅致敬》（Hail to the Chief）的曲子，乐曲在结尾时慢了下来，就好像曲子已经演奏了很多遍一样。最后，尼克松关上了音乐盒，说道，“已经一年了。”
没有加任何修饰性的词汇。接着他就走了出去。
在尼克松看来，一定程度的孤傲就是领导的代名词。他十分钦佩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为自己树立的神秘而孤独的形象。在阅读戴高乐的回忆录时，尼克松强调了这样一句话：“伟大的行动家
无一例外地具有高度自我孤立的能力。”萨菲尔写道：“尼克松想让自己看起来有些遥不可及，但又不想让人觉得自己孤僻。”
他想让他的政敌捉摸不透他。他曾对参议员鲍勃·多尔（Bob Dole）说：“我每天早上起床只是为了迷惑我的敌人。”
他最亲密的高级顾问之一布莱斯·哈洛（Bryce Harlow）这样评价道：“就像隐于江湖、特立独行的游侠一般
，理查德·尼克松以自己的方式走出了一条独特的路。”
尼克松身边有几位强势的顾问，最著名的是约翰·康纳利和亨利·基辛格。不过，尽管他看起来总是大权在握，但他掌权的方式却不太明确。亨利·布兰登在谈到基辛格时特别写道：“即使对那些有机会在各种正式会议上看到尼克松和基辛格的人来说，总统保留指挥权的程度仍然是个谜。”
除了总统办公室固有的压倒性权力外，尼克松对事物的掌控可能也要归因于他作重大决策的方式。几乎所有东西在到他手上之前都要经过白宫的两名助手：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他们有时被其他工作人员称为“柏林墙”（the Berlin Wall）。除了基辛格和康纳利外，尼克松的其他顾问很少能在不经这两位“门卫”同意的情况下走进他的办公室。
1970年7月，《财富》（
Fortune
）杂志记者胡安·卡梅伦（Juan Cameron）解释道：“尼克松的风格就像法官
。”“在重要的问题上，他坚持仔细撰写书面简报，接着他的工作人员和内阁官员会进行口头辩论。然后他就回到他自己的办公室，独自思考自己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