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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学文献是文体学学科的基础，主要内容是收集、考辨和运用文体理论方面的史料和各种文学体裁方面的史料。就文体学而言，新发现的出土文献、域外文献固然很有开拓意义，但就多数研究者而言，熟读常见书，即可解决文体学的主要问题。传统的基本文献是更为核心和主流的知识，熟练掌握和准确地释读基本文献，是更为重要的。所以，本章的版本介绍，以常用、易见本为主。在这个基础上，再拓展文献视野，有所比对，才能发现其真正的意义。
“文本于经”“文体原于五经”等观念是在儒家思想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历史背景下逐渐形成的。实事求是地说，五经作为中国早期文明的记载，其最基本、最核心的思想观念与文章形态的确对后世文化包括文学产生了全面和深刻的影响。五经本身具有文章的特质，且为早期文章的典范，也必然为后世文章写作打上不可磨灭的烙印。就文体言，诗、歌、盟、铭、诔等文体成熟极早，大量载入儒家典籍中，已成其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至于后世各种文体因素的萌芽，在儒家经典中更是不胜枚举。传统诗文文体，很少有不受儒家典籍影响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文本于经”“文体原于五经”等说法，都有一定合理性。当然，文体之发生渊源复杂，不能绝对化与简单化。如果把历代所有文体的渊源一一归于五经，则不免失之牵强。
先秦儒家经典是中国早期文明的记载，包含着当时社会生活各方面内容的文字制作和作为其载体的相关文体。以诗歌文体为例，《周易》保存了不少远古歌谣。如《周易·屯·六二》：“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周易·中孚·六三》：“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这种简短的二言体歌谣，可视为与当时简单劳动和思维相对应的原始诗歌形式。随着社会生活的进步和人类思维、语言的发展变化，诗歌的句式逐渐发展，如《尚书·益稷》载帝舜君臣倡和之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通篇以四言句式为主，诗歌表现力和抒情特征大为增强。西周以后，这种句式、章法较为整齐的四言诗大量产生，最早的诗歌文体至此已完全成熟。这些诗歌，大多数保存在《诗经》中，按风、雅、颂三类编排，在文体功用、体制形式、表现手法、审美风貌等方面，奠定了古代诗歌文体的基本特征。
至迟在商代中期，我国已有了初步定型的文字，同时也就有了书面文献。殷墟的甲骨卜辞，商代和周初的铜器铭文，《周易》中的卦、爻辞，可以说是散文的萌芽。《周易》本为占卜之书，在占筮过程中，形成了主、客双方，把占筮过程记录下来，自然就产生了问对体作品；又如以《周易》为代表的卦爻辞结构编排方式，是后世论说文先总说、后分说结构的始祖。《尚书》中的誓、诰、训等文辞，都是当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文书，其体制对后代中央王朝的公牍文体影响深远。孔安国《尚书序》认为《尚书》有典、谟、训、诰、誓、命六种文体，并认为这些文体的产生都有“垂世立教”的目的和功用。孔颖达《尚书·尧典》正义进一步提出“十体”说，在原有六体基础上增加了“贡”“歌”“征”“范”四种文体。《左传》本为编年体史书，与《公羊传》《穀梁传》并称为“春秋三传”，记载先秦史实最为详尽，所含早期文体也最为丰富。宋陈骙《文则》总结了《左传》八种主要应用文体及其风格特征，分别为命、誓、盟、祷、谏、让、书、对。事实上，《左传》所载文体远不止八种，如《昭公二十年》晏子之论“和同”，《襄公二十四年》穆叔之论“不朽”，属于辩论体；《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告诸侯，属于诏令体。又，《襄公四年》载：“国人诵之曰：‘臧之狐裘，败我于狐骀。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败于邾。’”是为诵体。《桓公十年》载虞叔之语：“周谚有之：‘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贾害也？”是为谚体。此外，《左传》所录，还有讴、歌、谣、箴、铭、诔等，足见当时文体类目之丰富。
先秦时期，各种文体的产生与礼制关系密切。特定的礼仪场合，往往要应用特定的文体。儒家经典对此的记录最为详尽权威，如《周礼·秋官·司约》：“司约掌邦国及万民之约剂。治神之约为上，治民之约次之，治地之约次之，治功之约次之，治器之约次之，治挚之约次之。凡大约剂书于宗彝，小约剂书于丹图。”“约剂”即各种券书契约，是古代社会生活中的常用文体，有治神、治民、治地、治功、治器、治挚“六约”。又，《周礼·春官·大祝》有大祝“作六辞”的记载：“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诰，四曰会，五曰祷，六曰诔。”所谓“六辞”，即大祝必须掌握的六种文体形态。郑玄注说：“祠当为辞，谓辞令也。命，《论语》所谓‘为命，裨谌草创之’。诰谓《康诰》、盘庚之《诰》之属也。盘庚将迁于殷，诰其世臣、卿大夫，道其先祖之善功，故曰以通上下亲疏远近。会谓王官之伯，命事于会，胥命于蒲，主为其命也。祷谓祷于天地社稷宗庙，主为其辞也（略）。诔谓积累生时德行，以赐之命，主为其辞也。”“六辞说”对后世文体学有深远影响，刘师培《文学出于巫觋之官说》提出“六祝六祠”为文章各体的渊源。由于儒家礼制极为繁缛，与此相应的文体名目也特别繁多。如大祝掌管的祝辞，又可细分六类：“一曰顺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策祝。”（《春官·大祝》）大祝所掌祈辞，也可分为六类：“一曰类，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说。”（《春官·大祝》）大祝之外，又有小祝、丧祝、甸祝、诅祝等职官，各自掌管特定的祝辞。职官分工之细，促成了文体形态和类目的多样化。
早期的文体意识，主要表现在文体分类上。《尚书》记载的各种文诰，仅从篇名看，已有典、谟、训、诰、誓等区别，这种区别，是以文体分类意识为前提的。《周礼·春官·宗伯》载，“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可见，图书档案和公文的性质不同，史官的分工和职责也有异。这种分工和分类，伴随着潜在的文体分类观念。
文体分类的前提，是对不同文体性质、功用、体式特征等有明确的认识。这种认识一旦以理论形态表述出来，便成为文体批评。先秦儒家典籍中，保存着不少文体批评内容。如《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揭示了诗歌文体抒情言志的本质特征以及早期诗歌与音乐的关系。“诗言志”并非儒家一家之言，而是先秦时代人们的普遍观念。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赵文子对叔向说：“诗以言志。”《庄子·天下篇》：“诗以道志。”当然，对古代文艺思想影响最大的，还是《尧典》的说法。郑玄《诗谱序》以为“诗之道放于此”，近人朱自清《诗言志辨序》也说它是中国诗论的“开山的纲领”。又《论语》中记载了大量孔门论《诗》之语，如《论语·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八佾》：“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同篇又称：“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矣’。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些论述，比较全面地涉及诗歌文体的政治教化、抒情性、感染力、审美理想和认识作用等特征，奠定了古代诗学的基本格局、风貌，也决定了古代诗歌文体发展的基本走向。
除了诗歌文体外，早期儒家典籍中还时有对其他文体体性的论述。《礼记·檀弓上》记载鲁庄公与宋人作战，其御者县贲父战死，庄公“遂诔之，士之有诔自此始”。《礼记·曾子问》还对诔文的使用范围作了说明：“贱不诔贵，幼不诔长，礼也。唯天子称天以诔之。诸侯相诔，非礼也。”《左传·哀公十六年》载孔子卒，鲁哀公为之作诔，孔子弟子子赣评论说：“君其不没于鲁乎！夫子之言曰：‘礼失则昏，名失则愆。’失志为昏，失所为愆。生不能用，死而诔之，非礼也。称一人，非名也。君两失之。”从礼制出发，批评哀公作诔的行为是“非礼”；从诔文出发，批评哀公所作“非名”，即不得体。又《左传·哀公十二年》载：“公会吴于橐皋。吴子使大宰嚭请寻盟。公不欲，使子贡对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结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犹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寻盟，若可寻也，亦可寒也。’乃不寻盟。”指出诸侯结盟，是严肃庄重的政治行为，其目的是为了结信。既盟之后，就要遵守，不可随意更改。在对结盟行为的阐释中，自然也包含着对盟的文体性质、功用等的看法。又《礼记·祭统》：“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恶焉。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此孝子、孝孙之心也，唯贤者能之。铭者，论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显扬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顺也；明示后世，教也。夫铭者壹称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观于铭也，既美其所称，又美其所为。为之者，明足以见之，仁足以与之，知足以利之，可谓贤矣；贤而勿伐，可谓恭矣。”对铭体之名称、特点与功能等作了全面探讨，是一篇比较系统的铭体专论，在早期文体批评中特别引人注目。
先秦还没有学术分科，文学思想往往与政治、伦理、哲学、文化、语言、艺术等思想融为一体。儒学经典中的文体学，总体上只能说还处于观念的萌芽形态，尚非自觉的、系统的文体学研究。
集部著作尤其总集是研究文体和文体学必不可少的文献。总集为研究文体学提供了各种体裁的具体作品，也体现了最直观的文体分类观念。自《文选》确立分体编次的传统后，总集成为考察文体分类的基本史料。宋代以后，总集编纂兴起撰写文体序题之风，总集又兼有了文体论性质。这些特征，都决定了文章总集具有重要的文体学意义。本章介绍的总集，主要指兼收众体的著作。单收一种文体的总集，除了个别文体论内容极其丰富的著作如《古赋辩体》等，限于篇幅，暂不列入。别集虽也有文体学价值，但因仅为一家之作，文体的丰富性、全面性不如总集，本章也暂付阙如。
《文选》六十卷。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我国现存最早的文章总集，选录先秦至梁代各体文章，确立了总集分体编次的传统，计有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策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移、檄、难、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等39体（又有37体、38体之说）。同一文体的作品，以时代先后为序。其中赋、诗等重要文体之下，又据题材分小类，形成了二级类目，如赋有京都、郊祀、畋猎等15目，诗有补亡、述德、公宴等23类。《文选序》对各种重要文体演变的论述亦颇有价值。
《文苑英华》一千卷。宋李昉等编，有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本。此书有意接踵《文选》，选文上起萧梁，下迄晚唐五代，分体编次，计有赋、诗、歌行、杂文、策、判、表等38类。每类之下，又据题材或体裁不同而细分子目。其体例和文体分类大致沿袭《文选》，但有所增减变化，透露了从六朝至唐宋文体盛衰消长的信息，如《文选》有七体，此书未录，说明唐宋时期七体已逐渐边缘化；又《文选》无判文，而《文苑英华》立此体，反映了唐代以后判文的盛行及其文体地位的确立。
《唐文粹》一百卷。宋姚铉编，有四部丛刊本、《四库全书》本等。专录唐代诗文，崇尚古雅，反对雕琢，故特别推重韩柳之文，不取律赋、近体诗、四六等。所录文体有古赋、古调、颂、赞、表奏书疏、檄文、露布、古文等22大类。大类之下，又据题材细分小类，如古赋分盛德类、失道类、京都类等18种；颂分神武类、时政类、祥应类等15种。其中古文类下分原、规、书、时议、言语对答、经旨、读、辨、解、说、评、录命、论兵、析微、毁誉、时事、变化等类，对研究宋人的古文观念颇有价值。
《宋文鉴》一百五十卷。原名《皇朝文鉴》，宋吕祖谦编，有四部丛刊本、中华书局1992年排印本、2018年重印本等。仿《文选》《唐文粹》体例，选录北宋诗文，分赋、骚、诏、敕、表、箴等61体。其文体分类比前代总集更为细密，如诗分四言古诗、乐府歌行、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六言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等，体现了古代诗歌至宋而众体兼备的实况及宋人辨体意识的增强。又录上梁文、乐语、说书、经义等新兴文体，反映了宋代文体的孳生和演变。
《文章正宗》正、续集各二十卷。宋真德秀编，有《四库全书》本。首次明确采用文体功能标准，将各体文章归入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大类，以简驭繁，打破了《文选》以来总集分体序次的模式，开创了以类序次的总集编纂新传统。这种分类以文体归类为基础，重在归纳出相近文体的共性，迥异于详尽把握个性差异的细分文体，反映出全新的文体分类观。每大类各有小序，论述这一类文体的起源、功用、体制特征、代表作家作品和写作要求等。又，此书将叙事类文体与辞命、议论、诗赋类并列，并大量收录史著中的叙事文章，体现了对文章叙事功能的重视，也有别于以抒情、言志、载道为主的传统文章观。
《元文类》七十卷。元苏天爵编，有四部丛刊本、《四库全书》本等。收录元代诗文，分为辞赋类、乐章诗类、诏册制命类、奏议表笺类、箴铭颂赞类、碑类、记序类、书启类、杂说题跋类、杂著类、策问类、杂文类、哀辞谥议类、行状类、墓志碑碣表传类等15大类。大类之下又分小类，如乐章诗类分乐章（宗庙雅乐）、四言诗、五言古诗、乐府歌行、七言古诗、杂言、杂体（集句、联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等；墓志碑碣表传类分墓志、墓碣、墓表、神道碑、传等。总计二级类目有43种文体。与《文选》等总集的二级类目以题材分不同，此书的二级分类纯粹以体裁分，相近的体裁归为一大类。因此，其文体分类实际综合了分体与归类两种不同的路向。
《古赋辩体》八卷、外集二卷。元祝尧编，有《四库全书》本。此书既是辞赋总集，又是第一部在书名中明确揭橥“辨体”宗旨的文体学专著，开启明代总集标榜“辨体”之风气。根据辞赋的发展历史，将古赋分为楚辞体、两汉体、三国六朝体、唐体、宋体；每体之前各有一序，论述其源流演变及体制特征，再举例文以证之。选文多有题解和评注，借以开展辨体批评，反映出作者的赋体观念。又据文体形态提出古赋、俳赋、律赋、文赋四种文体概念，对后世赋体分类产生较大影响。
《文章辨体》五十卷、外集五卷。明吴讷编，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续修四库全书》本。采辑前代至明初诗文，分为内、外集。选文标准深受《文章正宗》等宋代理学家的影响，区分文体之正变，推崇古雅之体。在文体分类、文体论上颇有开拓。内集录文章50体，分别为古歌谣辞、古赋、乐府、古诗、谕告、玺书、批答、诏、册、制、诰、制策、表、露布、论谏、奏疏、议、弹文、檄、书、记、序、论、说、解、辨、原、戒、题跋、杂著、箴、铭、颂、赞、七体、问对、传、行状、谥法、谥议、碑、墓碑、墓碣、墓表、墓志、墓记、埋铭、诔辞、哀辞、祭文等。外集收录连珠、判、律赋、律诗、排律、绝句、联句诗、杂体诗、近代曲词等9体，全书共录文体59种。每体之前各有一篇论述文体性质、功用、体性特征及其产生、发展、演变等的文字。吴讷首次将这类辨析文体的体式明确命名为“序题”，确立了一种新的文体批评样式。
《六艺流别》二十卷。明黄佐编，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从文本于经的观念出发，首次以选本形式将古代的基本文体形态分系于《诗》《书》《礼》《乐》《春秋》《易》六艺之下，形成六大文体类别，重新建构了中国古代文体庞大的谱系。在这个谱系中，儒家经典的源和后代文体之流的关系是分级分支衍生的，一方面肯定六艺的渊源作用，另一方面认为后代文体虽承六艺之绪，但也出现了分流现象，文体本质实际上已有所演变，具有新的因素并各有独立的意义。六大文类，共辖文体152种，类目之繁多，超出此前任何一部总集；其中许多是对先秦文体形态甚至口头形态的总结、发掘，对于早期文体研究作用尤大。每种文体的选文之前采用序题的方式，对各文体及相互关系作简要说明，并解释选文标准，具有较高的文体学史料价值。
《文体明辨》八十四卷。明徐师曾编，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在吴讷《文章辨体》的基础上编纂而成，但又有一些明显的推进与变化。《文体明辨》明确提出总集“假文以辨体”的功能和编纂宗旨，以辨体作为文章总集的目标，选文只是手段。《文体明辨》和《文章辨体》相较，受理学影响较少，它不限于古雅正变之见，尽可能多地收集各种文体，所录文体127种，就其选文而言，不如《文章辨体》精当，而在文体史料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方面，则远超于《文章辨体》。其中有些是文体细分，如《文章辨体》古诗类，《文体明辨》析为五言古诗、七言古诗、杂言古诗；序类，《文体明辨》析为序、小序、引等；有些是新生文体，尤其是宋代以后上层社会与民间流行的各种俗文体、宗教文体，如致辞、帖子辞、上梁文、乐语、右语、道场榜、道场疏、功德疏、青词、募缘疏、法堂疏等，均为《文章辨体》所未录。每种文体之前，各有序题，多出己见，对前人文体理论有所辨正和发展，极具理论价值。
《四六法海》十二卷。明王志坚编，有《四库全书》本、辽海出版社2010年版于景祥点校本。选魏晋至元代骈体之文，分敕、诏、册文、赦文、制、论、铭、赞等40体。与其他文体研究重在追溯各体文章的起始之作不同，此书更关注各种文体最早出现骈俪化倾向的作品，如敕体以宋武帝《与臧焘敕》为始，诏体以沈约《劝农访民所疾苦诏》为始，表体以陆机《谢平原内史表》为始，此皆以骈化为标准。所录文章多有笺注或评论，颇涉辨体内容。又卷首自序一篇，勾勒出四六文的发展流变史，认为文体由散而骈，由单而偶，是“天地间不得不变之势”。这是对唐宋以来的古文家反对骈俪，甚至主张废除骈文的偏激观点的反击，可谓清代骈文复兴和骈散之争的先声。
《文章辨体汇选》七百八十卷。明末清初贺复徵编，有《四库全书》本。在《文章辨体》《文体明辨》基础上扩展成书，而规模之巨大，甄录之广博，分体之细密，为历来总集所罕见。此前的总集，如《文选》《文章正宗》《文章辨体》等，虽以“文”命名，实际都兼收诗赋，且诗赋的分量往往很大。此书不收诗赋，可见其文章内涵，是以叙事、说理、议论为主的实用性文体，不包括以缘情体物为主的诗赋。这在明清总集中颇为独特。尽管不含诗赋，所录文体也多达132类，类目之繁，鲜有其匹。每体之前，各有序题，详细阐述此类文体的名称、功用、体性、源流变化等，并征引前人文论资料作为佐证。征引范围极为广博，而以《文心雕龙》《文章辨体》《文体明辨》最多。如与前人观点有异，则在序题中加以按语，阐发己意。
《唐宋八大家类选》十四卷。清储欣编，有光绪元年（1875）湖北崇文书局刻本。此书打破选辑八家古文多以人编次的常规，以类编次八家之文，计六类30体，分别是奏疏类，有书、疏、札子、状、表、四六表6体；论著类，有原、论、议、辨、说、解、题、策8体；书状类，有状、启、书3体；序记类，有序、记、引3体；传志类，有传、碑、志、铭、墓表5体；词章类，有箴、铭、哀辞、祭文、赋5体。这种分类，是分体与归类的结合，而从书名、吴振乾序都可看出编者对文体分类的这两种逆向方法已有理论的自觉。卷首有引言，介绍此书分体、归类的标准及内容，并简论各类文体的主要特征、功用等。其分类方法对《古文辞类纂》或有影响。
《古文辞类纂》七十五卷。清姚鼐编，有《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整理本等。桐城派标举古文理论，传授古文义法的重要选本。以《战国策》《史记》等为古文正统，大量选录先秦两汉、唐宋八大家文。又以韩愈文为最善学古者，故选韩文130余篇，居全书之冠。对于六朝古文，则因其浸润骈俪之风而摒弃殆尽。分所录文章为论辩类、序跋类、奏议类、书说类、赠序类、诏令类、传状类、碑志类、杂记类、箴铭类、颂赞类、辞赋类、哀祭类等13大类，每类又分若干体。这种从文体功用出发的分类法，既不流于琐碎，又不过于简略，与此前的文体分类相较，具有更大的合理性，故对后来的文体分类产生了较大影响。卷首“序目”把自序、序题、目录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是一种独特的文体学形式。自序是全书纲领，揭示全书的体例与主旨。序题阐发文体分类思想，是对主旨的展开。目录则是序目的主体，是对主旨和序题的具体化。
《骈体文钞》三十一卷。清李兆洛编，有《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殷海国等校点本。清代骈散之争中产生的骈文选本，主张骈、散同源，如奇偶、方圆并生于阴阳，不能须臾相离，更不必强分轩轾，故在选骈文的同时，也兼收散体文。全书700多篇文章中，秦汉文即占150余篇，较好贯彻了骈散合一的文体观。所录之文分为三编，上编为“庙堂之制，奏进之篇”，包括铭刻、颂、诏书、策命等文体；中编为“指事叙意之作”，包括书、论、序、碑志等文体；下编为“缘情托兴之作”，包括设辞、七、连珠等文体。三编实即三大文体门类，各编之首有序题。卷首序及选文评语从多层面阐发其文体观。
《经史百家杂钞》二十六卷。清曾国藩编，有中华书局2013年版。另有熊宪光、蓝锡麟注《经史百家杂钞今注》，上海书店2015年版。确立了文体的门、类、体三级分类法。首先把文章分为著述、告语、记载三门，其分类标准是文体功能特征，如著述门主要为议论、抒情文体，告语门为官、私应用文书，记载门为史传类叙事文体。门下分若干类，如著述门分论著类、词赋类、序跋类，告语门分诏令类、奏议类、书牍类、哀祭类，记载门分传志类、叙记类、典志类、杂记类，总计11类。此为第二层级的分类，吸收了《古文辞类纂》的13类分法而略有调整。类下统若干体，如论著类有论、辨、议、说、解等体；词赋类有赋、辞、骚、七、颂、赞等体。体统于类，类归于门，分门别类，纲举目张，构建了一个体系完整、逻辑严密、层次清晰，既简明扼要，又多姿多彩的文体谱系。卷首序例阐发其文体分类思想。
《涵芬楼古今文钞》一百卷。近人吴曾祺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再版。选录上古至清代同光时期的文章，分为十三类213体。分别为论辨类，含论、驳、难、辨、说等体；序跋类，含序、跋、引、书后、题词等体；奏议类，含奏、议、疏、章、表等体；书牍类，含书、简、札、笺、启等体；传状类，含传、家传、小传、别传、外传等体；碑志类，含碑、碑记、神道碑、墓表、碣等体；杂记类，含记、后记、书事、志、述等体；箴铭类，含箴、铭、戒、训、规等体；颂赞类，含颂、赞、雅、符命、乐语体；辞赋类，有赋、辞、骚、操、七等体；哀祭类，有告天文、玉牒文、祭文、哀词、诔等体。其十三类依《古文辞类纂》，而次序稍有调整，个别类别名称略有变化，如“书说”，改为“书牍”。卷首《序例》《文体刍言》和卷末所附《涵芬楼文谈》等，集中体现作者的文体学思想。
《古今文综》四十册（不分卷）。近人张相编，上海中华书局1916年版。辑录先秦至民国时期各体文章近2300篇，按文体分为六部，以部统编，以编统章，每章之下又分若干层次，体系完整严密。六部即文体的六大门类：论著序录部、书牍赠序部、碑文墓铭部、传状志记部、诏令表奏部、辞赋杂文部。部下分编，如辞赋杂文部分第一编辞赋类、第二编杂文类。编下分章，如辞赋类分为辞赋、颂赞、箴铭、祭吊哀诔，形成三级分类。章下之文体往往还有细分，甚至形成第六、第七级的类目。如辞赋章分为（甲）辞（乙）骚（丙）赋，赋又分为古赋、律赋，古赋析为赋理、赋物、赋事、赋意，赋理又析为诠理、论文两种。全书六部12类，涉及400多种文体，在文体分类学上，颇有集成之功。部、类之下各有序题，简论文体性质功用、体式特征、源流演变等。
诗文评著作是古代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主要表现形态。由于文体学研究与中国文学批评密切相关，所以诗文评著作也是古代文体学研究的重要史料来源，如《文心雕龙》《沧浪诗话》等文学批评名著，在文体学上地位也很高。当然，由于文体学不等同于文学批评，两者在文献来源和价值判断上并非完全一致。如《文通》《铁立文起》在批评史上影响不大，但文体论内容丰富，因而具有重要的文体学价值。由于宋以后诗话、文话类著作层出不穷，本章介绍的诗文评类要籍，以兼综众体的著作为主，单论一体的著作，除少数在文体学上有重要影响之外，一般不列入。（诗文评类，包括后面的集部之外其他要籍，相较总集，卷帙情况较为复杂。有些是单篇，如《文赋》；有些是著作中析出的部分内容，如《典论·论文》；还有些本不分卷帙，如《文章缘起》《沧浪诗话》等。凡此之类，介绍中皆不标卷帙。）
《文赋》。晋陆机撰，张少康集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比较系统地探讨创作问题的文章，在文体论上继承《典论·论文》而有较大发展，提出“体有万殊，物无一量”，意谓纷纭复杂的万物，决定了表现万物的文章体类和体貌风格的千差万别；而作者个性、气质、审美倾向等的差异，也造成文体风貌的多样性，所谓“夸目者尚奢，惬心者贵当，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文章还具体论述了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等10种文体的体性特征和写作要求，如“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等，主要从情感表达和艺术风貌上来考察文体，摆脱了汉儒重实用和功利的文体观，在文体学史上有较大影响。
《文章流别论》。晋挚虞撰，原为《文章流别集》所附文论，后别出单行，遂称《文章流别论》。原书已佚，邓国光《挚虞研究》（香港学衡出版社1990年版）综合前人辑佚成果得19则，为迄今收录最全者。探讨文章分类和流别，涉及颂、赋、诗、七、箴、铭、诔、连珠、论、说、书、序、议、策、诏、戒、章、奏、表、驳、吊、令、记、笺、赞、歌、盟、典引、疏、志、训、讴、哀辞、制、诰、移等41种文体。对每种文体，一一探讨其名称、起源、性质、特征、功用，考察其发展变化，列举代表作家作品并加以评论，其论述方法和具体观点对《文心雕龙》等产生了直接影响。
《翰林论》。晋李充撰，原书已佚，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录佚文11则。从佚文看，此书深受《文章流别论》影响，也是辨析文体之作，论及书、表、论难、图赞、议奏、盟檄、驳事、诫诰、五言诗、赋等文体，往往以简练的语言揭示各种文体所宜遵循的风格特点和写作要求，褒贬古今，斟酌利弊，并列举优秀作家作品作为典范，如“表宜以远大为本，不以华藻为先，若曹子建之表，可谓成文矣”，“论贵于允理，不求支离，若嵇康之论，文矣”等，可见其文体论特色。
《文章缘起》。梁任昉撰，元延祐七年（1320）圆沙书院刻本《山堂考索》前集卷21“文章门·文章缘起类”所录任昉《文章缘起》为目前可见最早善本；元至顺（1330—1332）建安椿庄书院刻本《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后集卷7“辞章类”亦收录《文章缘起》全本，虽则存在与同卷所收“声律类格”页面窜乱的问题，但其书末所附洪适刻书跋署“绍兴三十年四月二日鄱阳洪适识”不同于《山堂考索》仅署“洪适题”，盖别有版本来源。两本相参可得宋本《文章缘起》全貌。流行的《四库全书》本较多误漏。《四库全书总目》以现存之本“疑为依托”而非昉作，所凭几条证据并不充足。此书以簿录形式著录秦汉以来各种文体的起始之作，计有三言诗、四言诗、五言诗、六言诗、七言诗、九言诗、赋、歌、离骚、诏、玺文、策文、表、让表、上书、书、对贤良策、上疏、启、奏记、笺、谢恩、令、奏、驳、论、议、反文、弹文、荐、教、封事、白事、移书、铭、箴、封禅书、赞、颂、序、引、志录、记、碑、碣、诰、誓、露布、檄、明文、乐府、对问、传、上章、解嘲、训、辞、旨、劝进、喻难、诫、吊文、告、传赞、谒文、祈文、祝文、行状、哀策、哀颂、墓志、诔、悲文、祭文、哀词、挽词、七发、离合诗、连珠、篇、歌诗、遗命、图、势、约等85种文体，可见文体分类之细密。此书标举的是六经之外、秦汉以来有明确创作年代和创作者，有一定典范意义的完整篇章，与谈文体必溯至六经者相较，显示出鲜明的特色。
《文心雕龙》十卷。梁刘勰撰，常用注本有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其文体论内容，主要集中在《明诗》至《书记》二十篇，按一定程式系统论述了诗、乐府、赋、颂、赞等33种文体；各体之中，往往又细分小类，如诗分四言、五言、三六杂言、离合、回文、联句等，史传分策、纪、传、书、表等。这种二级分类有40多目。此外，附于《书记》、《杂文》两篇之后略作说明或仅列其目的文体也达40余种。全书所涉文体，总计120余种，代表着南朝文体分类的最高水平；在文体论上，确立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基本内容、原则和方法，在理论化和系统性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成为古代文体学研究的经典范式；此外，还提出各体文章源出五经，文体风貌与作家才性、气质、学养、习染的关系，文体规范与文体新变的关系等重要文体学命题，对后世文体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则》二卷。宋陈骙撰，王利器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亦收入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一册。该书是最早全面深入研究经学文体的著作，认为《左传》之文，有命、誓、盟、祷、谏、让、书、对8体，并以简练的语言揭示各体的风格特征，如命“婉而当”、誓“谨而严”、对“美而敏”等。《文则》还论及箴、赞、诏、铭等文体的起源，多追溯至上古时代。论诏体时，特别注意到作者的变化引起文章体貌的变化，认为秦汉以前，诏命皆帝王亲制，“咸有古义”，后世多出文士代笔，遂失古体而变为骈俪；论铭体时，还提出了“初无定体”说，对于研究文体早期形态，颇有启发意义。
《沧浪诗话》。宋严羽撰，常用注本有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张健注解《沧浪诗话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此书对宋以后的辨体批评有重要影响，论诗重体制，专设《诗体》章，从不同角度提出诗体分类，如“以时而论”，有建安体、黄初体、太康体、元嘉体、永明体、齐梁体、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等；“以人而论”，则有苏李体、曹刘体、陶体、谢体、徐庾体、沈宋体、少陵体、太白体、卢仝体、元白体、东坡体、山谷体、后山体、杨诚斋体等；此外，“又有所谓选体、柏梁体、玉台体、西昆体、香奁体、宫体”等。以上分类，主要以诗歌体貌风格为标准。若以篇制体式分，则“又有古诗，有近体，有绝句，有杂言，有三五七言，有半五六言，有一字至七字”，“有口号，有歌行，有乐府，有楚词，有琴操，有谣，曰吟，曰词，曰引，曰咏”等。这些不同角度的分类，是对此前诗体分类的全面总结，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文体产生和命名等的复杂性。
《文筌》八卷，附《诗小谱》二卷。元陈绎曾撰，《续修四库全书》本，收入《历代文话》第二册。全书分古文谱、楚赋谱、汉赋谱、诗谱等大类，每大类又设法、式、制、体、格等来立说，似嫌牵强，但保存了丰富的文体史料，体现了元人的文体分类和文体观念。如“古文谱五”谈“体”，先将文体分叙事、议论、辞令三大类。叙事类又分叙、传、录、碑、述、表、谱、记、纪等小类；议论又分议、说、辩、赞、跋、论、解、义、箴、戒、规、题、奏、表、札、原等小类；辞令又分诏、诰、册、教、誓、启、简、檄、露布、祝、盟等小类。对每一小类的文体，都详论其功用、源流变化、写作要求等。此外，每大类之前的“总说”，颇有理论价值。
《诗文轨范》二卷。元徐骏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上卷《文范》，下卷《诗范》。《文范》“文章源流第一”详论命、诏、敕、玺书、制诰、册、制策、表、露布、论谏、奏疏、议、弹文、檄、箴、铭、颂、赞、七体、问对、书、记、序、论、说解、辩、原、戒、题跋、传、行状、谥法、谥议、碑、墓碑、诔辞、哀辞、祭文、连珠、判等多种文体的源流演变；“明体法第三”论各体文章风格，如“诏宜典重温雅，谦恭恻怛之意蔼然，册文宜富而雅，制诰宜峻厉典重，表宜张大典实，议宜方直明切，奏宜情理恳切意思忠厚，记宜简实方正而随所记之人变化”等；《诗范》提出诗歌写作要“明体法”，如“五言律诗宜清而远，必拘音律，七言律诗宜壮而健，时用拘律，五言古诗宜清婉而意有余，七言古诗宜峭绝而言不悉”等。
《诗源辩体》三十六卷，附《后集纂要》二卷。明许学夷撰，杜维沫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此书是古代诗学进入总结和融合阶段的标志性著作，以时代为序，以格调为中心，品评先秦至明代各体诗歌，辨其源流，析其正变，代表着明代诗歌辨体的最高成就。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深化了诗文之辨，如关于诗文的本质差别、以文为诗、“诗史”说等，都有超越前人之处。二是推进了诗体源流的探讨，在以《三百篇》为一切诗体之源的前提下，又详细论述古诗、律诗、五言、七言等不同诗体的源流正变，强调文体之源与文体起始之作的区别，并不盲目从《三百篇》中寻根究底。三是在揭示各体诗歌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上，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如五言古诗，以汉魏为“千古五言之宗”，而建安乃“五言之初变也”；太康，“五言之再变也”；元嘉，“五言之三变也”；永明，“五言之四变矣”；“至梁简文及庾肩吾之属”，“五言之五变也”；初唐四杰，“五言之六变也”；沈宋，“五言之七变也”。如此条分缕析，穷形尽态地描述文体变迁，可谓前无古人。
《文通》三十卷，闰一卷。明朱荃宰撰，《续修四库全书》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收入《历代文话》第三册。此书编撰宗旨是识体要，辨流别，以通为文之道，故用一半篇幅收录古今文体158种，其中有些文体还有二级类目，如“传”下分史传、家传、托传、假传，“杂著”下分籍、簿、方、占、式、关、谚等，全书实收文体200多种，且不含赋及诗歌类文体，其收罗之广，类目之繁，超过此前任何一部著作，在文体分类史上有集大成之功。其新增文体，主要有四种情况。一是前人虽有立目，但后世很少使用的文体，二是对某些文体的细分，三是对经、史、子著作中大量文体形态的发掘，四是唐宋以后产生、盛行于民间的俗文体。其中经义作为科举考试文体获得了独立的文体地位，特别值得关注。对所录文体，一一论析其名称、功用、体性特征等，成为《文心雕龙》之后又一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的文体论专著，然许多论述引用《文章辨体》《文体明辨》等而不标示出处，是其所短。
《铁立文起》前编十二卷、后编十卷，首一卷。清王之绩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收入《历代文话》第四册。此书论文章之体、谈作文之法，而不及诗、词、曲。卷首为“文体统论”，“统论”之后，依次论及序、后序、引、题辞、述、传、纪、祭文、吊文、行状、启、帐词、颂、箴、铭、命、谕告、诏、论谏、上书、奏疏等140余种，类目相当繁多。其论能集成众说，对《文章辨体》《文体明辨》尤为推重，但不盲从，在二书论述不够透彻的地方或予补充，或提出不同观点。在文体序次上，作者不满以赋为首的传统，主张以“序”为首，而序文中则赞同“序事者为正体，议论者为变”的说法，似乎比较强调叙事文体，故把“序”“传”等文体列在前面，表现出“以史为用”的文体观。而经世类的“王言”“臣语”类文体，即朝廷公文，却位居最后，这也比较独特。
《历代赋话》十四卷、《续集》十四卷，附《复小斋赋话》二卷。清浦铣辑，《续修四库全书》本。常用注本有何新文、路成文《历代赋话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现存成书最早的赋话专著，在赋学批评上有创体之功。正集十四卷，以人为纲，辑录正史关于赋家生平履历、创作情况的记载，也有摘录赋作全文或片段的，始于《史记》，终于《明史》，构成赋体文学发展史；《续集》十四卷，辑录历代散见于经书、史著、总集、别集、诗文评、笔记小说、书志目录等著作中的赋学、赋论材料，构成赋论史的雏形。合而观之，可谓对赋史、赋学文献第一次系统、全面、集中的整理，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有些史料后往往加以按语或考证，表现了对相关问题的独特理解。书后附《复小斋赋话》二卷，收录赋话260余则，为作者平时读赋、作赋心得，以探讨唐宋律赋为主，体现了浦铣本人的赋学思想。
《四六丛话》三十三卷，附《选诗丛话》一卷。清孙梅撰，李金松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此书产生于清代骈散之争的背景下，旨在推尊骈体。从奇偶相生、文质递变的高度，揭示骈体文产生的必然性；从情文相生的标准出发，推《离骚》为“古文之极致，俪体之先声”，从而得出骈散同源，波澜莫二的结论，为骈体争得与古文同等的地位；主张骈文写作用意不用事，以克服过重形式雕琢而内容空虚的弊端；把骈文分为选、骚、赋、制、敕、诏、册、表、章疏、启、颂、书、碑志、判、序、记、论、铭、箴、赞、檄、露布、祭诔、杂文等文体，每体都有以骈语撰写的序题，论述其体制特征及发展演变轨迹。
《制义丛话》二十四卷。清梁章钜撰，陈居渊校点，上海书店2001年版。此书是八股文研究的重要文献，以话体批评形式论程式，辨流派，明宗旨，纪遇合，别体裁，考典制，参稽史传，旁及轶事，并名篇隽句，无不博采广撷，荟萃一册，俨然是八股史料长编。其中许多材料，原未形成文字记载，只是口耳相传，赖此辑录成编；所引文献，多有后世不存者，如梁剑华《书香堂笔记》、梁上治《四勿斋随笔》、梁上国《芝音阁杂笔》等笔记，何焯《远行集》、项煜《东野堂稿》、杨雍建《弗过轩制义》等制义别集，郑方坤《三郑合稿》、王耘渠《明文冶》、苏翔凤《甲癸集》等制义总集。有些文献后世虽常见，但因所据版本不同，内容有较大差异，如所录《明文海》制义序目录，比《四库全书》本多出45篇。这些都显示出此书重要的史料价值。此书还论及制义的源流演变、命题与作法、代圣贤立言、古文与时文、清真雅正的衡文标准等重要论题，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文章释》。清王兆芳撰，光绪二十九年刻本，收入《历代文话》第七册。该书亦名《文体通释》，有北京中华印刷局1925年版。以文章与学术兼重的态度观照文体，将古代文体分为“修学”与“措事”两大类，“修学”之文凡48体，“措事”之文凡94体。具体而言，源出经学的有释、解、故、传、微、注、笺等23体；源出史学的有春秋、记、志、表、史传等13体；源出子学的有略、诀、鉴、原等8体；源出杂学的有反、广、补、拟4体。教、训、典、法、册、命等37体源出君上之事；上书、章、奏、劾、表、疏等55体源出臣下之事。另有礼辞、联句2体，流通君上、臣下之事。以上合计142体，再加附带论及的56种，全书释涉文体总计近200种。其中有些是著述形态，如例、音、鉴等；有些是古代文章写作中相当重要而一般文体学著作很少涉及的文体，如拟、效、学、法等。对所收各种文体，一一加以阐释，重视本义及追源溯流，在“祖述”的基础上加以“引申”，多有自得之处。
《文体刍言》。清吴曾祺撰，附于《涵芬楼文谈》，原有宣统三年商务印书馆刊本，收入《历代文话》第七册。此书十三篇，原附于《涵芬楼古今文钞》后，实即对《涵芬楼古今文钞》所选13类文章的文体分类、文章编选作理论思考与技术说明。其文体分类受《古文辞类纂》影响较大，强调分类标准的统一性，从文体之用出发进行分类，从而解决自古以来文体分类混乱的现象，较有积极意义。而在对一些具体作品文体属性的判断上，则时出己见，如班固《封燕然山铭》、张载《剑阁铭》，同为摩崖之作，而在姚著中一入碑志类，一入箴铭类，为吴曾祺极力反对；又姚氏把韩愈《祭鳄鱼文》列入“檄”文类，《文体刍言》以为“殊可不必”。另，《古文辞类纂》的文体分类虽影响较大，可惜有类无目，只为文体大类作序题，对各种具体文体不加论述。《文体刍言》则一一加以阐释、辨析，对姚著起到了较好的补充作用。
集部是文体学研究的主要文献来源，但经、史、子著作中也有不少文体学史料，为文体学研究提供了多元视角，值得重视。举例如次。
《说文解字》十五卷。汉许慎撰，北宋徐铉等校定（即大徐本），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本。常用注本有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此书为中国古代第一部通过分析字形来探求文字本义的字书，收录并解释了不少与文体相关的语词，如祷、议、诫、诰、谚、谜、札、祝、诗、谶、奏、训、册、谕、谟、论、诏、誓、语、说、记、诂、讴、
、谥、诔、诅、谱、碑、史、笺、简、符、牒、帖、吊、券、檄、颂、铭等，数量相当可观。作者对这些语词的训释虽非自觉的文体研究，但在对其本义的探求中，或涉文体体性，或论文体功能，或及文体使用对象、场合等，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汉人所理解的各种文体的原始意义。又，此书创立部首编排法，同一部首的字，往往有某种意义关联，如“言”部所载言、语、诗、谶、讽、诵、训、谟、论、议、誓、谏、说、记、讴、谚等，都与文体形态相关，暗示了早期文体产生与语言活动的密切关系，对研究古代文体发生学颇有价值。《说文》对于文体的释义，往往为后人解释文体本义所征引。
《独断》二卷。汉蔡邕撰，《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记录、研究汉代典章制度、名物、官文书的著作。这些文书，大致包含下行的诏令文和上行的奏议文两大类。其中诏令文是皇帝向臣下发布命令的御用文体，分策书、制书、诏书、戒书四类。奏议文是臣民向皇帝进言的文体，分章、奏、表、驳议四类。书中对每一类文体的适用场合、体制规格、行文用语、书写载体形制乃至发布方式等都有详细说明，如：“戒书，戒敕刺史太守及三边营官。被敕文曰：有诏敕某官，是为戒敕也。世皆名此为策书，失之远矣”，“章者，需头，称稽首上书，谢恩陈事，诣阙通者也”等，是最早比较系统研究文体与典章制度、文体载体形制的书籍。
《释名》八卷。汉刘熙撰，常用注本有清毕沅疏证、王先谦补《释名疏证补》，中华书局2008年版。此书采用音训即通过语音追寻语义来源的方法，考察每一字词最初命名的原因，是中国第一部语源学专著。全书收录和训释的文体语词极为丰富，计有语、说、序、颂、赞、铭、纪、祝、诅、盟、誓、奏、簿、籍、檄、谒、符、传、券、莂、契、策书、示、启、书、题、告、表、约、敕、经、纬、图、谶、传、记、诗、赋、法、律、令、科、诏书、论、赞、叙、铭、诔、谥、谱、碑、词等。这些文体语词，集中于《释言语》《释书契》《释典艺》三篇，客观上反映出早期文体产生的三个主要来源：言语交流活动、行政公文和日常文书、典籍文化。这三种来源，暗含着对多种文体形态共同功能属性的归纳。又，此书“因声求义”的训释方法，对《文心雕龙》确立“释名以章义”的文体学研究内容和方法有重要影响。
《典论·论文》。魏曹丕撰。《典论》是一部有关社会政治文化的论著，原书五卷，已佚，今仅存《自序》《论文》两篇较为完整。《论文》最早见于《文选》，对后世文学批评尤其是文体批评有较大影响。《论文》提出“文气”说，认为每个人所禀受五行、阴阳之气不同，造成作者才性不同，遂使为文各有偏至、长短。特定的才性类型，往往更擅长特定的文章体类，而鲜有兼善众体者，如“王粲长于辞赋”，“然于他文，未能称是”，“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等。因为各体文章在体式规格和艺术风貌上各有不同要求，如“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等，这些区别，对作者的才性、气质等也提出了特殊要求。曹丕的文体批评在继承前人对语体、格式等形式探讨基础上，引入“文气”说，开始关注形式规范与主观性情、艺术风貌等的有机融合，是对文体学的新拓展。
《后汉书》一百二十卷。刘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中华书局1965年校点本。此书大量抄录奏疏诗赋，详细著录传主的文体创作情况，并形成较为规范的著录体例，如《孔融传》载融“所著诗、颂、碑文、论议、六言、策文、表、檄、教令、书记凡二十五篇”，《张操传》载操“著赋、颂、碑文、荐、檄、笺、书、谒文、嘲，凡十九篇”等。如此细致地记载文体创作，在史书中非常罕见，充分反映了东汉以来各体文章写作繁盛的史实与学界对文章文体之重视。全书共著录60余种文体，除去同体异名、文类泛称、不明何体等情况外，还有诗、赋、碑、诔、颂、铭、赞、箴、答、吊、哀辞、祝文、注、章、表、奏、笺、论、议、教等40多体。此书虽为南朝人所撰，但这些类目，大致反映了汉人的文体观念，并非晋宋以后的归纳和命名，对研究汉代文体创作、文体分类等较有参考价值。
《南齐书·文学传论》。梁萧子显撰，王仲荦校点，中华书局1972年版，近有景蜀慧修订校点本，中华书局2017年版。《文学传论》把文章视为情感、声律、辞藻的统一体，强调感性直觉的审美创造，标举气韵天成的艺术风格和审美境界，并以此为标准，评价了汉代以来诗、赋、颂、章表、碑、诔、俳谐文等文体的名家名篇，提出“五言之制，独秀众品”说，与钟嵘“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若合符契，反映了南朝五言诗高度发展、逐渐成为诗歌主要体式的史实。作者主张文体新变，反对雷同，故在承认文体时代风貌的同时，更强调作家的艺术个性和作品的独特风格。作者把当代文章写作分为“三体”，分别源出谢灵运，傅咸、应璩，鲍照，实即当时文坛的三个流派。文体概念融入了体派的内涵，这是文体学史上值得注意的现象。
《颜氏家训·文章》。北齐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中华书局1993年版。《颜氏家训》原为训诫子孙所作，也论及文章。文体论内容主要集中在《文章篇》，此篇起首说：“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继承了刘勰各体文章源出五经之说。颜之推又以人体论文体：“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认为文体各要素之间血肉相连，不可分割，共同构成整体艺术生命。任何一方面的缺陷，都会破坏文体的和谐完整。作者严厉批评文坛上“趋末弃本，率多浮艳”的不良风气，提出了改革文体的主张，即既学习古人的体度风格，又吸收今人在辞藻、音律、对偶等方面的成就。
《史通》二十卷。唐刘知幾撰，常用注本有清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吕思勉《史通评》，收入《史学与史籍七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此书内篇着重阐述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集、表达要求和撰史原则，而以评论纪传体史书体例为主。刘知幾通过考察以往全部史学的发展历程，对史书体例进行了系统总结，认为历来史著虽然繁多，但探溯本原，不外乎《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六家，也即六种体裁。这六种体裁，概括了唐以前史著的主要类型，有些到后世便没有续作，唯以《左传》为代表的编年体和以《史记》《汉书》为代表的纪传体史书长盛不衰。正因如此，《史通》专设《二体》篇，探讨这两种体裁的长短优劣及写作要求。刘知幾以六家、二体为史之正体，正史之外的旁流别派为杂史。杂史又可分为偏纪、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十种。《史通》强调文史之别和史著的叙事功能，高扬直笔与实录精神，反对文人修史、以文学手法撰史、在史传中收录诗赋辞章等，是较早系统研究史学文体与叙事文体的著作。
《事物纪原》十卷。宋高承撰，明李果订，金园等校点，中华书局1989年版。自任昉《文章缘起》开始，追源溯流、探讨各体文章的起始之作成为文体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事物纪原》旨在考察世间万物起始及得名之由，而文体作为精神文化领域的重要存在，自然也在关注之列。此书卷四“经籍艺文部”考察了诗、赋、论、策、议、赞、箴、颂、连珠等文体的起源及其发展演变状况，卷二《公式姓讳部》还论及敕、制、诏、诰、册命、教、表、上书、移、檄、露布、祝文、诔、启、简、书、题笺等实用文体的起源，其中许多材料往往溯至上古典籍，不同于《文章缘起》只考察秦汉以来有明确作者和创作时代的独立篇章。
《玉海》二百卷，附《辞学指南》四卷。宋王应麟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版。中华书局2010年出版《王应麟著作集成》收为《词学指南》。规模宏大的私编类书，分天文、律宪、地理、帝学、圣文、艺文、诏令等21门；每门各分子目，计240余类。其中“艺文”门收录诗、歌、赋、箴、记、志、传、录、铭、颂、论、序、赞、奏疏、诏令、诏策、律令等多种文体。每种文体有序题，多汇集前人之论，简单介绍其名称、功用等，然后详细著录历代此种文体的创作情况，列举代表作家作品。对于简短的作品，往往全文收录；篇幅较长的作品，则介绍其创作背景、主要内容等。最后往往引重要的文学批评著作如《文章流别论》《文心雕龙》等对该种文体的论述。这种编纂体例，既保存了丰富的文体史料，又可使人对每一种文体的性质、特征及发展历程有具体、清晰的认识。书末附《辞学指南》四卷，对博学宏词科备考方法、考试内容、文体试格和试卷形式等都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介绍，并分析作文之法、语忌和博学宏词试格的十二文体（制、诰、诏、表、檄、露布、箴、铭、记、赞、颂、序）特点，有助于了解宋代博学宏词科考试文体形态，对考察科举文体渊源流变也颇有价值。
《郝氏续后汉书》九十卷。元郝经撰，《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此书卷六十六上上“文章总叙”将历代文章归入《易》《书》《诗》《春秋》四部。其中《易》部有序、论、说、评、辨、解、问、难等体，《书》部有诏、册、制、制策、赦、令、教、檄、疏、表、奏、议、笺、启、状、奏记、弹章、露布、连珠等体，《诗》部有骚、赋、古诗、乐府、歌、行、吟、谣、篇、引、辞、曲、琴操、长句杂言等体，《春秋》部有国史、碑、诔、铭、符命、颂、箴、赞、记等体。文章源于经书说，六朝已有之，差不多是古人的共识，但把后世各体文章归为《易》《书》《诗》《春秋》四大类，在古代文体分类中颇为独特，因为源于经书是文体发生学观念，而按经书归类则是文体分类学思想，着眼点并不相同。这种分类，其实质是按文体功能把古代所有文体分论说、公文、抒情、叙事四大类。每部有总序，每体有小序，论述各种文体的源流演变，有较高的文体学意义与史料价值。
《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一百三十四卷。元刘应李编，《续修四库全书》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现存较早、影响较大的民间交际应用类书。全书分诸式、活套、冠礼、婚礼、庆诞、人事、第宅、器物、衣服、饮食、花木等25门。其中卷一“甲集诸式门”集中讨论各类文体的性质功用、源流演变和行文规范等，每式实即一大类，类下各有子目。如“书奏式”有上书、封事、奏对、奏议、奏疏、奏札、奏状等文体，“表笺式”有表、笺二体，“书记式”有手书、长书、家书、小简诸体，从中可以看出编者的文体分类思想。每式之下，先以小序论述某类文体，再列举历代的代表作品，以便读者揣摩。“甲集诸式门”从卷二开始，一一介绍各种文体的使用对象、适用场合、格式章程及行文用语等，内容详尽，颇便初学，可谓古代应用文体写作指南，充分体现了这种民间类书的交际目的和实用功能。
《原始秘书》十卷。明朱权辑，《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此书旨在探讨世间万物之始，分开辟造化、天地文理、阴阳历数、君臣德政、符玺诏敕、文史经籍、婚礼吉庆等57门，每门各分子目。其中“符玺诏敕门”录玺、敕、黄敕、制、诏、赦、诰、节命、教、令、策文等20种以“王言”为主的文体；“文史经籍门”录诗、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律格、表、笺、书、上疏、启、策、驳、论、议、荐、铭、箴、赋、记、碑、赞、碣、颂、序、誓、引、说、问、解、檄、传、训、告、辞、诫、祭文、哀策、诔、篇、图、约、关、门状、名纸、谜、童谣、手札、妖书等96体。两门合计，多达116种文体，数量超过此前的类书和许多文体学专著。其新增类目，一方面反映出后代文体滋生的新情况，如判、律诗、诗余等唐以后产生的文体；另一方面编者发掘、收录了不少学术、宗教及日常应用文体，反映出其独特的文体分类观念。
《日知录》三十二卷。清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中华书局2020年版。此书内容丰富，考据精详，其中涉及历史制度和艺文部分包含较多文体史料。如卷十六“举人”、“进士”、“科目”、“制科”、“甲科”、“十八房”、“经义论策”、“三场”、“拟题”、“试文格式”、“程文”、“判”、“经文字体”、“史学”；卷十七“生员额数”、“中式额数”、“通场下第”、“北卷”、“糊名”、“搜索”、“座主门生”、“举主制服”、“同年”、“先辈”、“出身授官”、“恩科”、“年齿”、“教官”；卷十八“科场禁约”等，广泛涉及古代科举制度与相关文体，对研究明代八股制度、文体程式及其演变尤其重要。在诗歌研究上，顾氏善于从声韵入手，考察古代诗体形态的发展变化，多自得之见；倡言“诗体代降”，强调“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为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势也”。在古文写作上，顾氏认为，列传之作，乃史官之责，非任史职，不得为人作传；又倡言“志状不可妄作”，表现了对史传类文体的独特认识。这些观点，都对清代文体学产生了较大影响。
《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文学典》。清陈梦雷编，中华书局、巴蜀书社1985年影印本。《古今图书集成》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类书，分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六汇编，每汇编又分若干典。其“理学汇编”中的“文学典”又分49部，除“文学总部”外，其余48部皆以文体分，如诏命部、教令部、奏议部、颂部、铭部、策部、判部、题跋部、传部、记部、论部、说部、墓志部、经义部、骚赋部、诗部、乐府部、词曲部、格言部、隐语部等。每部卷帙不一，但大致包含汇考、总论、艺文、选句、纪事、杂录等纬目，汇集、保存了无比丰富的文体史料。与《文体明辨》等著作相较，《文学典》文体分类较简明，合并了许多类目，但又增设了四六、经义、对偶、格言、隐语、大小言等文体，为考察明清文体观念提供了重要视角。如设经义部，反映出明清两代八股文的重要性；词曲部收录大量戏曲尤其是杂剧资料，标志着戏曲已在明清知识谱系和文体谱系中获得了独立的地位。
《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清永瑢等撰，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作为一部官方组织、集体编纂、旨在对历代文化典籍作总结与批评的目录学著作，此书对于图书的收录、编排以及集部提要对先秦以来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类著作所作介绍和评价，集中反映出中国古代后期社会的主流文体学观念。如以诗文为中心的文体谱系，视词曲（散曲）、小说（文言）为边缘文体，而完全排斥作为叙事文学的白话小说与戏曲作品；对于传统文体分类类目琐碎、标准不一、归类失当的批评，以及建立合理的文体分类体系的要求和努力；对各种文体源流演变的探讨及对“文本于经”说的不满；对骈散之争的调和；以及在子部小说家类中强调小说的补史、证史、考史功能等，都代表了清代前中期的文体学思想与认识水平，对当时和后世的文体学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
《陔馀丛考》四十三卷。清赵翼撰，《续修四库全书》本、中华书局1963年版《学术笔记丛刊》本。此书以类相从，是一部关于经史艺文的考据性笔记。其中卷二十二至卷二十四为艺文，集中了丰富的文体学史料，如“诗笔”、“序”、“古文用韵”、“谜”、“敕”、“一二言诗”、“三言诗”、“四言诗”、“五言”、“六言”、“七言”、“八言”、“九言”、“十言十一言”、“五七律排”、“绝句”、“长短诗”、“乐府”、“六句律诗”、“拗体七律”、“回文诗”、“迭字诗”、“联句”、“柏梁体”、“集句”、“禁体诗”、“拆字诗”、“口吃诗”、“寿诗挽诗悼亡诗”、“帖子词”、“口号”、“即席”等条目。其中许多诗体，如“一二言诗”、“十言十一言”、“六句律诗”等，一般诗学研究很少关注。此外，卷二十六、二十七官制，卷二十八、二十九科举，卷三十二丧礼等也有一些文体学文献，如“奏本抬头”、“授官表让”、“诰敕”、“旌门法式”、“程文墨卷”、“帖括策括”、“门帖”、“名帖”、“神道”、“碑表”、“墓志铭”、“行状”等条目。几乎每一条都是一篇文体学考证之文，其特色是以史学为基础，结合典章制度进行考据，综核名实，多发前人所未发。其论文体每引《日知录》，然亦多补充、引申和深化之功。
《文史通义》八卷，附《校雠通义》三卷。章学诚撰，叶瑛校注，中华书局1994年版。又有《章学诚遗书》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此书为史学批评名著，但并非就史论史，而是以文史校雠之学为基点来观照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故其文学思想、文体观念迥别于传统集部之学。首先，作者高倡“六经皆史”，对“文本于经”的传统文体观形成一定冲击，为宋代以来开始盛行的“史诗”说注入新的内涵，催生了“以史为宗”的独特古文观，所谓“古文必推叙事，叙事实出史学”、“文章以叙事为最难，文章至叙事而能事始尽”等，极大提高了叙事文的文体地位。其次，作者提出“文体备于战国”说，尽管在以《文选》诸体论证此问题时，有牵强、片面之失，但此说在描述战国文章的繁荣局面，揭示战国文章发扬《诗》教、深于比兴、敷张扬厉等特点，以及战国之文对后世文体的影响等方面，具有相当的深刻性、正确性。此外，作者对辞赋、传记、碑志、小说等文体的体性特征及其发展演变，对于《文选》等书文体分类混乱、标准不一等，都提出了独特看法，在乾嘉文坛别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