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一、選題緣起

關於道教的地位和道教研究的意義，卿希泰概括得很簡潔、很全面，兹轉引如下：

道教是中華民族固有的傳統宗教，從它産生以來已有1800多年的歷史。若從它的前身方仙道、黄老道算起，時間就更長了。它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對我國封建社會的政治、經濟、哲學、文學、藝術、音樂、化學、醫學、藥物學、養生學、氣功學、天文學及社會習俗、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關係和民族凝聚力等各個方面，都産生過深刻影響。它所積存下來的大量經籍文獻以及宫觀建築、雕塑、石刻等，是我國文化遺産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和儒、釋一起構成了我國傳統文化的三大支柱。不對中國道教進行研究，便不可能全面地了解我國的歷史，更不可能全面地了解我國的哲學思想和科學、文化的發展、演變及其規律。

魏晉以降，一直到明代前期，道教總體上比較興盛，在六朝、唐代、北宋曾出現幾個發展高峰。這些時期道徒數量巨大，高道輩出，道觀遍布全國各地，涌現了大量的經卷文本。但從明中期開始，道教逐漸衰落。尤其至清代，道教受到統治者多方限制、排斥，不復前代之興盛。自晚清西學涌進、新文化運動之後，傳統文化受到强烈衝擊，道教的研究更是無人問津，幾乎處於空白。葛兆光把道教不受重視的原因歸納爲三點：

第一，從近現代以來，中國文化階層就越來越看不起道教，覺得佛教理論高深、生活高雅，而道教則屬於迷信，比較粗淺。文化階層對道教的輕視態度影響了研究者對古代社會生活中道教的地位的判斷，誤認爲古代也和現代一樣，道教影響很小。其實這是不對的，只要看一看古代，尤其是唐代道教的興盛情況和唐代文人對道教的熱情就可以明白這一點。但是近現代文化階層却以他們的印象代替了古代的事實，所以在中國（大陸）的學術界，對道教的興趣遠遠比不上對佛教的興趣，研究成果與水平也相對不如佛教研究。

第二，道教經典的時代、内容、語言十分複雜，時代不清、作者不明、隱語很多；道教的理論常常隱藏在它的法術、神譜、儀式背後，很難清理它的思想系統；尤其是它和道家思想、佛教思想有很多彼此交叉之處，要説某種文學樣式、文學現象、文學作品裏有道教的影響，就要首先分辨它不是道家思想、不是佛教思想，的的確確是道教的思想。可是，這種系統的資料整理、思想清理工作還没有做好，换句話説，就是道教研究還没有給深入的文學研究作好準備。

第三，還有一個很直接的原因，那就是道教辭典的編纂還不够細緻，至今中國還没有一部非常廣博、非常細緻、非常準確的道教大辭典，可是道教偏偏詞彙又非常隱晦、深奥，隱語極多，這使得很多研究者很難深入這一領域，所以道教和文學的研究至今還不是很成功。

文獻是道教研究的基礎，1400多種道經是道教思想文化最重要的載體。語言研究尤其是文字、訓詁研究，又是道教文獻整理的基礎。然而這方面的研究不盡如人意，主要表現在以下兩點：一是道教語言研究未引起足够重視。自學界前輩呼籲加强俗語詞研究開始，中古及近代漢語研究取得了長足進步。其研究遍及各個領域，成果斐然。其中，佛教的語言研究也逐漸成爲學界研究的熱點，勢頭有增無減。與其他方面的研究相比，道教語言研究十分冷清，已然大大落後。

二是現有的道教文獻整理，需要完善之處頗多。現存最早的，也是唯一的一部道藏是分别在明正統、萬曆年間編成的《正統道藏》和《續道藏》。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後，爲加强道教文獻整理，推進道教研究，學界集全國著名高道大德、道教研究的專家學者，以明《道藏》爲基礎，補其闕佚，糾其訛謬，標點斷句，分類重編，編成《中華道藏》，共得經書1526種，字數5000萬左右。但由於道經卷帙浩繁，加之書成衆手，點校者水平、態度不一，雖“歷時七載，校對五過”，該書錯誤之處仍然不少。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没有語言文字學界學者的共同參與。因字形辨識、詞語理解不當，而導致録文、標點、校釋方面出現許多不應有的失誤。尤其是俗字較多的敦煌寫卷部分，點校者若非專門的敦煌語言研究者，極易造成失誤。

因此，加强道教語言研究，尤其是辨識字形、考釋疑難詞語意義，對推進道經的文獻整理具有重要意義；對道教語言辭典編纂和其他辭書修訂，促進中古近代漢語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宋前道經範圍

本書所謂的“宋前道經”是指漢末至五代這一時期内，《道藏》和敦煌道教文獻中除去子部道家及其注疏、純粹的醫藥文獻之後的道教典籍。道家文獻與道教緊密相關，甚至被奉爲經典，但它們並不是由道士寫成，而是後世道士“追認”的。道家文獻是哲學思想的發揮，與宗教色彩濃厚的道教著作差别是比較明顯的。有些著作如葛洪《肘後備急方》、孫思邈《千金翼方》等，儘管與道教典籍有一些關聯，但將它們劃爲醫學典籍似乎更妥當。

敦煌道教文獻中有800多號/件抄本，共約170種道經，其中佚經（包括全部佚失和部分佚失）超過一半以上。這些出土的異本和佚經能爲道教語言研究提供不少異文和材料，加上敦煌寫卷起於六朝，迄於宋初，正好與本書要研究的時間段相吻合，故而把敦煌道經整體納入到本書的研究範圍之内。

另外，《雲笈七籤》、《太平御覽》作爲編成於宋初的類書，所收道經基本屬於宋前，因此二書可以作爲研究宋前道經的材料，本書亦將其作爲研究對象。

三、宋前道經斷代

因爲多數道經無題名，時代不明；有題名者部分又有僞託，可信度不高：所以本書研究的前提是鑒别哪些道經屬於宋前，或者説要先剔除那些不屬於宋前的道經。本書結合學界的相關研究成果，擬採用以下幾個方法進行判定：

1.對比敦煌寫卷

敦煌寫卷上起六朝，下至宋初，絶大多數屬於宋前文獻。在一百六七十種道經中，可與《道藏》對勘的占半數左右。凡收於《道藏》又見於敦煌寫卷中的道經，經過對勘，二者文字差别不大的，可基本確定爲宋前道經。若二者存在明顯的差異，則屬於異本，需要再藉助其他方法進行判定。

2.對比道教類書

類書多引用前代經籍，是校勘、輯佚的重要研究對象。除此之外，還可以用來判定引書的時代。一般來説，類書所引用文獻的時代肯定是早於類書的。道教中的類書數量不少，如北周武帝時編定的《無上秘要》，該書達100卷之多（今本存58卷），引用六朝古經很多；再如唐代王懸河的《三洞珠囊》、《上清道類事相》、朱法滿的《要修科儀戒律鈔》，也都引用了不少唐前道經。

而與本書關係最密切的是《雲笈七籤》。北宋天禧三年（1019），時任著作佐郎的張君房編成《大宋天宫寶藏》後，又擇其精要萬餘條，於天聖三年至七年（1025—1029）間輯成《雲笈七籤》，進獻仁宗皇帝。因《雲笈七籤》是在《大宋天宫寶藏》基礎之上而成，此時距離宋王朝建國不過六十多年，所採集的道經應該絶大多數屬於宋前。此書有兩個特點，一是採集道經數量多而覆蓋面廣，故而號稱“小道藏”；二是體例上對所引用之道經，有删節而無增衍、改動。所以無論是編纂時間，還是編纂特點，都十分有利於道經時代的判定。具體的判定方法和對比敦煌寫卷相同。除了斷代之外，本書亦將其作爲重要的考釋對象。

3.參考道經提要

一種思想的産生和發展，必有一定的社會歷史背景，也有一定的嬗變規律。分析這些條件，再與已知的道教流派、思想、人物等相對比，亦大體能判斷出部分道經的産生時間。故而本書參考了數種提要類的研究書目，其中主要的參考書目有：張繼禹主編《中華道藏》（華夏出版社2004年），施舟人、傅飛嵐《道藏通考》（芝加哥大學出版社2005年），任繼愈主編《道藏提要》（第三次修訂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丁培仁《增注新修道藏目録》（巴蜀書社2008年），蕭登福《正統道藏總目提要》（文津出版社2011年）。除此之外，也參考了朱越利《道藏分類解題》（華夏出版社1996年）和潘雨廷《道藏書目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需要説明的是，這些提要類的著作並不是僅僅從思想或宗教的角度出發判定道經年代的，而是結合史實、地理、避諱、類書引用等各個方面綜合分析的結果。

4.分析道經韻部

語音具有時代性，通過分析韻部可以大體判定一個作品産生的時間範圍。而道經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韻文較多，尤其是魏晉南北朝時期。以時代可靠的道經爲材料歸納其韻部，再以此爲基準，去對照那些時代可疑的道經，亦不失爲道經斷代一個比較可行的辦法。這一方面，用力最勤、成果最多的是夏先忠。其博士論文《六朝道教典籍（上清、靈寶經）用韻研究》（四川大學2009年）及後來在此基礎上出版的《六朝上清經用韻研究》（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2010年），都對道經的韻部作了分析、歸納，並試着對某些道經的時代進行了判定。其具體情況是：

任繼愈主編的《道藏提要》中，未作時代判定的幾部上清經，夏先忠認爲它們時代大致都在劉宋或以前。而注明時代的道經，與夏先忠用韻研究的結果基本一致，絶大多數屬於晉代或劉宋，齊梁以後的作品極少。這一方面爲道經斷代提供了新的角度，另一方面也大體驗證了《道藏提要》斷代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