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我之从事先秦文献与相关史实的研究，与其说是兴趣使然，不如说是命运安排。

1984年，我从曲阜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即留校到成立不久的孔子研究所工作。次年，赴复旦大学中文系参加由教育部全国高校古委会主办的全国高校古籍整理讲习班，受教于周祖谟、黄永年、裘锡圭、楼宇烈、唐作藩、刘乃和、许嘉璐、葛兆光等教授，为期一年。同年，录取为曲阜师范大学历史系历史文献专业在职硕士生，师从郭克煜、李毅夫、骆承烈教授。由于本校没有学位授予权，故1988年赴华中师范大学参加硕士论文答辩，由张舜徽教授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获该校硕士学位。这段经历，为日后的古籍整理与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也预示着未来的发展方向。

我入职孔子研究所后所接受的第一个科研任务，是整理清人孙星衍的《孔子集语》。作为项目的最终成果，《孔子集语校补》虽然在读硕士期间就已经完成，但一直到1998年才由齐鲁书社出版。

我们知道，除了《论语》之外，中国早期文献中保存着大量有关孔子言行的记载，而《孔子集语》正是对这些记载的辑录。在疑古思潮的支配下，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这些记载出自后人的假托，不能作为研究孔子的信史。因此，人们所公认的孔子言行录，只有一部《论语》。然而，我在整理《孔子集语》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因为其中所辑录的部分史料和《论语》的记载是可以互相印证、相互补充的，如果我们承认《论语》是可靠的，就必须承认《论语》之外的部分孔子言行录也是不容置疑的。由此，我对《论语》之外典籍中有关孔子言行的记载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评价，并以《孔子言行资料述评》为题撰写硕士论文，其中部分内容被整理为《孔子言行资料辑录源流》和《〈论语〉源流再考察》两文分别刊于《中国哲学史研究》1989年第3期和《孔子研究》1990年第4期。

1986年，朱维铮教授曾在《孔子研究》创刊号发表《〈论语〉结集脞说》一文，提出《论语》一书到了汉代景武之际才结集成书，所谓原始结集一事子虚乌有，也就是说《论语》的可靠性也值得怀疑。这个问题，我当然无法回避，但结论却大相径庭。根据我的考察，《论语》确为先秦旧籍，具体言之，是孔门弟子对“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加以论撰整理、辑录而成的。由于孔子弟子众多，当时存在若干不同的《论语》。也就是说，《论语》的原始形态是许多种不同的笔记本子，或者说是许多种不同的书，而不是一部书，也不是同一本书的不同传本。这些文字，后来我称之为“《论语》类文献”。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王家咀战国楚墓竹简等战国竹简中含有大量记载孔子语录而不见于今本《论语》的《论语》类文献，完全证实了这种推断。到了汉代，除了“三《论》”之外，仍然有其他若干种《论语》传本存世。也就是说，若干种原始《论语》至迟在西汉时期仍在流传，而现存西汉以前文献中保存着大量原始《论语》佚文，它们都是研究孔子的相当可靠的史料，其价值应与今本《论语》不相上下。

随着视野的开阔和理论思维的提高，我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真正的志趣不在古籍整理与研究，而在哲学探索，遂决心通过报考博士生改行。我和严北溟教授的女公子严茜子女士有同学和同事之谊，藉此机缘，我从八十年代中期便时常问学于先生，而1985年在复旦学习期间，更是频繁出入复旦第四宿舍的严府，这样拜先生门下便成了我的首选。令人不胜哀伤的是，在1990年我入学之前，先生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于是我顺理成章地成了潘富恩教授的学生。

再次踏入复旦校门的心情是喜悦的，以为从此就不再和文献学打交道了，甚至后悔过去在这方面花费了那么多时间，以为纯属浪费。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我甚至把许多文献学方面的藏书送人了。然而，当我真正进入中国哲学史的世界，才恍然发现，原来同《论语》的情况一样，还有一些中国哲学史上核心经典的作者、成书、流传以及一些重要人物的时代等前提性问题并未解决。也就是说，研究中国哲学史还是离不开文献学。因此，我又重新回归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

先前有关《论语》、《论语》类文献乃至孔子事语的研究，是我继续探讨先秦文献与相关史实的基础。九十年代初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之后，我除了继续研究这个问题之外，首先把目光投向四书中的《中庸》和《大学》。当时学术界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观点认为，这两部经典皆形成于秦汉之际。然而，我根据《论语》类文献的概念，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断定今本《中庸》由两部分组成，一为原始《论语》的佚文，二为子思著作，相关成果主要有刊于《孔子研究》1995年第4期的《〈中庸〉成书辨正》一文。在2001年出版的《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一书中，我又明确地指出，这两部分来自先秦时期子思著作中的两篇，前者为原本《中庸》，后者可命名为《天命》。

鉴于《大学》的语言风格、学术范畴、思想内涵等方面皆与《中庸》十分接近，可推测两者形成于同一时段、出自同一学派，故在刊于1995年《新儒家评论》第2辑的《〈大学〉新论——兼评新儒家的有关论述》一文中，我把《大学》的著作权归于子思弟子。不过，在刊于《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4期的《子思书再探讨——兼论〈大学〉作于子思》一文中我又对这种看法作了修正，指出《大学》实作于子思本人。

九十年代后半期，我又花了很大的力气清理孔子与《周易》这个学术史上重大公案，写出一篇六万余字的长文，并以《孔子学易考论》《从早期〈易传〉到孔子易说——重新检讨〈易传〉成书问题》《〈易传〉成书与性质若干观点平议》为题分别刊于《孔子研究》1997年第2期、《国际易学研究》第3辑（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和《齐鲁学刊》1998年第3期。主要结论是，确如《论语》《史记》《汉书》和帛书《要》等文献所言，“孔子晚而喜《易》”，时间在他五十六七岁前后。今本《易传》包含两个基本部分，一是形成于孔子以前的早期《易传》，二是孔子易说。至于帛书《易传》，则为孔子易说。

接着，仍然根据《论语》类文献的概念，考察《孝经》的成书与作者问题，著《〈孝经〉新辨》一文，证实《孝经》是孔子和曾子对话的忠实记录，由曾子口述，弟子乐正子春编辑成书，当然也属《论语》类文献。可惜的是，此文未能及时发表，后来收入《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一书才得以面世。

1998年5月，《郭店楚墓竹简》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立刻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轰动。风云际会，我也幸运地成为最早研究这批竹简的学者之一。事实上，早在4月中旬，我就收到由庞朴和姜广辉两教授操办的国际儒联首次郭店楚简研讨会邀请函和竹简中儒家部分复印件，从而开始了对这批竹简的研究。除了对简文本身提出自己的看法外，尤其让我欣慰的是，这批竹简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自己先前的若干观点。例如，全篇载孔子语的《缁衣》的出土，否定了《礼记》等汉代成书的文献中连续记载的孔子语为后人假造或假托的意见，从而为我的《论语》类文献之说增添了铁证。再如，《性自命出》等篇的思想、概念乃至语言风格皆与《大学》《中庸》相似，它们当属同时代的作品，表明过去对二书时代和作者的推断实属有据。又如，李镜池、郭沫若等先生曾以六经概念到汉代才出现为理由，力主《易传》晚出，而我以为先秦确有六经之说，只是由于孔子早年教授科目盖只有《诗》《书》《礼》《乐》，久而久之，将四者并称便约定俗成，而《易》《春秋》为孔子晚年所治，故经传中常常不与前四者并称。今观郭店楚简，有多处将六经并称，无可辩驳地证实，六经实乃先秦成说。

5月4日，我得到《郭店楚墓竹简》一书后，立刻为其中的《老子》部分所吸引，为之夙兴夜寐，废寝忘食，可谓如痴如醉。不出一周，得出基本结论：《老子》简本早于今本，前者出自春秋末期的老聃，后者出自战国中期的太史儋，而墓葬挖掘者和竹简整理者所持的竹简被盗之说并不可信。至月底，已写出一篇两万余言的论文，其删节本以《从郭店楚简〈老子〉看老子其人其书》为题刊于《哲学研究》1998年第7期，全文以《楚简〈老子〉与老子公案》为题刊于《中国哲学》第20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与此同时，附带研究郭店简中与《老子》密切相关的另一篇道家文献《太一生水》，并著《试谈郭店楚简〈太一生水〉及其与简本〈老子〉的关系》一文刊于《中国哲学史》1998年第4期。

从1998年下半年，我开始将郭店楚简与过去的研究结合起来，试图对先秦学术思想史作整体把握，着手结集撰写《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一书。其基本思路，曾在1999年3月23日讲演于中国社科院学术报告厅哲学所1999年第一次学术新进展报告会，并以《从郭店竹简看先秦哲学发展脉络》为题刊于4月23日《光明日报》，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有老子其人其书，文子、关尹子和列子的时代，道家与隐者一派，子思学派，《论语》、《论语》类文献与孔子思想发展过程，先秦各派之间的关系，先秦哲学的特点及其演变等。

进入新世纪，我依据郭店楚简等出土文献，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主要从以下七个方面继续探索先秦文献与相关史实：

一、进一步清理有关孔子文献的遗留问题，著《〈论语〉·〈论语〉类文献·孔子史料——从郭店简谈起》一文，刊于《郭店楚简与早期儒学》（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

二、钩沉子思著述，先后发表《〈五行〉考略》（载《古墓新知》，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中庸〉·〈子思〉·〈子思子〉——子思书源流考》（载《郭店楚简与早期儒学》，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淮南子·缪称训〉所见子思〈累德篇〉考》（《孔子研究》2003年第6期）、《子思书再探讨——兼论〈大学〉作于子思》（《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4期）等文，并附带论及相关的大小戴《礼记》的成书、子思子的年寿等问题。

三、推论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等篇的作者和时代，著《孟子车非孟子考：思孟关系考实》（《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3期）、《一位被埋没的大思想家——孟子车与郭店儒简》（未刊）等文。

四、重探公孙尼子其人其书，论证《乐记》为其遗著。

五、据以上研究结果，重新考察儒家八派公案并据以讨论战国儒学整体发展趋势，著《儒家八派与战国儒学》（见《先秦文本及思想之形成、发展与转化》，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3年12月出版）一文。

六、考索六经中最具思想性的两部经典即《尚书》和《周易》的制作时代和成书过程，著《从自然易到道德易而形上易——试论三代文化与〈周易〉的成书》（《周易研究》2013年第5期）、《历史文献之于观念史与行动史研究的不同价值——以〈尚书〉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哲学史》2020年第4期）两文。

七、反省中国古典学的研究方法，除了《历史文献之于观念史与行动史研究的不同价值——以〈尚书〉为中心的考察》一文涉及此问题外，还著有《从“疑古”走向“正古”——试论中国古典学的发展方向》（《孔子研究》2002年第4期）一文。

如上所云，研究先秦文献与相关史实，并非我的志趣之所在，实不得已而为之。然时光荏苒，不知不觉间年届耳顺矣！尔今尔后，我欲从吾所好，遂有结集三十余载相关论著以告别旧业之念。

我深知书中谬误之处一定不少，恳请方家和读者赐教。

在本书付梓之际，我要特别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葛洪春先生。由于本书各章写作时间跨度很大，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对此，他都能一一指出，并提出了许多很好的修改意见，从而保障了本书的质量。另外，清样出来以后，苏相阳君对全文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校对，多有订正。刘昭君、朱柔熳君亦有贡献。特此致谢。

2022年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