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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的考察看，现存《今文尚书》各部分的成书过程有所不同。其中，《虞书》《夏书》为西周末期周王室的史官根据传说和各种记载所补写，《商书》为西周初期的王室史官在《商书》原本的基础上加工整理而成，只有所记录时代最晚的《周书》为时人原作。因此，就其性质而言，《虞书》和《夏书》既然为西周晚期的史官对虞、夏两代历史的记载，则属于所传闻世文献。《商书》的情况比较复杂，其原作的部分固然属于所见世文献，但经周人改编的部分则属于所闻世文献。《周书》则纯然为所见世文献。
这样一来，《今文尚书》各部分的史料价值便昭然若揭。从形成时代看，属于所见世文献的《周书》当然史料价值最高，其次为所见世、所闻世文献混杂的《商书》，史料价值最低的当数所传闻世文献《虞书》和《夏书》。
从文献性质看，各部分中的行动史文献要比观念史文献更加客观、详实和准确。就其中的行动史文献而言，《周书》的记载最为客观、详实和准确，其次是《商书》的记载，《虞书》和《夏书》有关的记载可信度最低。这种评判标准是相对而言的，其实即使《虞书》中的行动史文献，也是有相当高可信度的。如陈梦家先生发现，卜辞中的四方风名，多与《尧典》相合。《山海经》东方曰折，而《尧典》作析，同于卜辞；卜辞“西方曰彝”，相当于《尧典》的“厥民彝”；卜辞的“北方曰元”，相当于《尧典》的“厥民隩”（隩、元相通）
。对作为客观事物的风的认识，可归为物质文化以及行动史的范畴。就此而言，《尧典》对这段行动史的记载，可谓信史。因而，《尚书》各部分中的行动史文献尽管史料价值有所不同，但大致可以作为研究所记录时代历史的依据。
就其中观念史文献而言，《周书》中的记载最为客观、详实和准确地反映了当时的思想观念；《商书》中的记载除了保存了商代思想观念的原貌之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为改编者周人的思想观念所渗透，《商书》中出现的“天”的概念和作为道德权威的上帝等观念，就是明证；而《虞书》和《夏书》中的有关记载，则多属著作者根据其生活的西周晚期的思想观念对虞、夏两代思想观念的推测，用来研究西周晚期的观念史比用来研究虞、夏两代的观念史也许更加合适。例如，“德”到了殷周之际以后才成为一个道德性、政治性、人文性概念，“明德”更是西周时期的重要范畴，但这个意义上的“德”在这两部书中频繁出现，《尧典》更是以“克明俊德”来歌颂尧帝。如此等等，皆出自后人的推测。
假如今传《古文尚书》是可靠的，则其各部分的史料价值，当分别与《今文尚书》相应的部分相当。
这种对《尚书》史料价值的判断，特别是对其观念史文献和行动史文献不同价值的认定，具有普遍意义，适用于其他各种历史文献。鉴于先秦文献残缺不全，记载简略，且实录与传说相混杂，因而这一方法对于先秦古史研究尤其重要。大致而言，五经中的《诗》《礼》《易》《春秋》诸经和《尚书》的情形不相上下。孔子、老子、墨子等春秋诸子的著作和形成于同时的《左传》《国语》等文献以春秋为所见世，西周为所闻世，殷商以上为所传闻世。至于战国诸子，则以战国为所见世，春秋为所闻世，西周以上为所传闻世。
这些文献中的行动史文献多属有据，尽管所传闻世文献的史料价值要低于所闻世文献，而所闻世文献的史料价值又低于所见世文献。至于这些文献中的观念史文献，只有所见世文献最为可靠，而所闻世文献的思想观念难免为著作时代的思想观念所渗透，所传闻世文献中的思想观念则多为著作者的推测。
中国历史文献的形成始于殷代，意味着所见世文献最早形成于此时。结合观念史文献的特点可以判断，中国思想观念自殷代始有信史。此前中国思想观念的发生发展过程，我们只能依据考古资料结合后人的记述加以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