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丝绸之路在汉武帝之时开通，张骞功不可没。但张骞通西域的目的并非打开丝绸贸易的大门，而是为了实现汉武帝联合月氏、合击匈奴、开拓西部疆土、建立强大汉帝国的雄心壮志。同样，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在公元前334年大规模向东方进军，也并非为了得到遥远的、朦胧的所谓“赛里斯人”（Seres）的丝绸，而是为了征服波斯帝国，并进而征服整个世界。 [1] 但历史的结局往往和历史创造者的主观愿望不相一致。汉代对西域的控制时断时续，亚历山大帝国昙花一现，他的部将们所建立的希腊化王国在公元前1世纪末之前都陆续衰落，不复存在。唯有丝绸之路仍然作为历史的见证，继续发挥着沟通东西方物质与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国内外学者在论及丝绸之路开通时，大多只强调张骞的西域凿空，而忽略了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所开创的希腊化世界在其中所发挥的客观作用。为此，本文试图从丝绸之路的另一端，逆向考察希腊—马其顿人的东进是如何推动了丝绸之路的开通、延伸与延续，希腊化文明的信息是如何通过张骞传入中原的。
亚历山大东征之前，即到公元前4世纪之时，古代世界各主要文明区域之间应该说都有了一定的、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或文化上的接触。即使远在欧亚大陆两端的两大文明中心——希腊和中国也都有了相互的传闻。“赛里斯”就是当时的希腊人对东方一个可与北印度相提并论的国家的称谓。
[2]
尽管古典作家关于它的具体地理位置说法不一，但位于遥远的东方且是产丝之国则渐成共识。
“赛里斯”后来也就成了西方传说中对中国的代称。希罗多德曾记载了一位名叫阿里斯铁阿斯（Aristeas）的希腊人的远东之游，他穿过斯基泰人（Scythian）的活动区域，最远曾至伊塞顿人（Issedones）之地。
[3]
据学者考证，所谓的伊塞顿人活动区域大致应在乌拉尔以东，直至天山、阿尔泰山之间，也有的学者推测他们曾到达塔里木盆地或楼兰以东、敦煌一带。
[4]
20世纪，考古学者在德国的一座克尔特人首领墓葬（公元前6世纪）中发现了丝绸织物残片
[5]
，在阿尔泰巴泽雷克古墓（公元前1000年代中叶至前3世纪）发现了保存完好的中国凤凰刺绣和山字纹铜镜。
中国中原的物品在远及西欧的出现，说明上古时期欧亚草原之路的存在。游牧于黑海、里海、咸海一线的斯基泰人和其他的游牧民族无疑是欧亚草原之路的开拓者、先行者。但这条交通线是游移不定的，时断时续的。由于游牧民族的流动性和游牧文明相对于农耕文明发展的滞后性，这条道路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主渠道。
文明的交流是以文明的互动为前提。早在爱琴文明时期，希腊地区的居民就与相邻的埃及、小亚、西亚等地区的古老文明有了接触。但作为一个独立成熟的文明与东方文明对等交往则是在波斯帝国时期。公元前6世纪中期，波斯帝国崛起于伊朗高原，并很快向外（主要是东西两面）扩张。小亚沿岸的希腊殖民城邦沦陷，希腊本土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然而正是这种对立和交往，使希腊人对波斯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从而揭开了希腊文明与东方文明实质性交流的新篇章。有的希腊人到巴比伦考察游历，如希罗多德；有的希腊人到波斯的宫廷服务谋生，如担任御医的克泰西亚斯和受波斯国王之命考察印度河，并环航阿拉伯半岛的斯库拉克斯（Scylax，约公元前510年）。 [6] 还有的希腊人自愿或被迫移民到了巴克特里亚和索格底亚那地区。 [7] 波斯帝国的版图西起埃及，北到黑海、里海一线，南到阿拉伯半岛，东到印度西北部。为了巩固对各地的统治，大流士一世在原来道路的基础上，修筑了覆盖全帝国的驿道网（The Imperial Roads）。其中最著名的是帝国西部的“王家大道”（The Royal Road）。它从都城之一的苏萨（Susa），经美索不达米亚，到达小亚的以弗所（Ephesus）或撒尔迪斯（Sardis），全长两千多公里，沿途设有驿站（现在已确认的有22个）。帝国东部的一条主要交通干线是沿着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米底（Media）之路，进而经巴克特里亚抵达印度。 [8] 出产于巴克特里亚东部山区的名贵石头——天青石（lapis lazuli）就沿此路线而输送到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 [9] 亚历山大之前希腊的钱币已在巴克特里亚流通，也说明波斯帝国时期从东地中海到兴都库什山之间有可能存在着长途商贸活动。 [10] 这条路线连通中亚和南亚次大陆，实际上成为未来丝绸之路的西段。大流士一世还开通了埃及二十六王朝法老尼科（Necho II，公元前609年—前593年在位）未完成的连接尼罗河与红海的运河。 [11] 这些驿道和水路加强了各地的联系。应该说在波斯帝国统治范围之内，各地交往的渠道是畅通的。 [12]
希波战争以希腊人的胜利而告终，但这并不意味着希波对立的结束。相反，双方都在利用一切机会插手对方的内部事务。希腊城邦之间的争斗和波斯帝国的王位之争均提供了这样的可能。著名的两例就是公元前401—前400年间应小居鲁士之邀深入波斯腹地的希腊万人雇佣军和公元前387年由波斯国王宣布的旨在解决希腊内部矛盾的“大王条约”（The King’s Peace）。半个多世纪之后亚历山大在战场上还碰到了波斯军队中多达数万的希腊雇佣军。 [13] 希腊与波斯之间在政治、军事斗争上的相互介入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了两个文明之间联系的进一步加强。
公元前4世纪时，欧亚大陆还存在着一些其他的古老文明或正在兴起的文明，但它们或由于地理阻隔的原因，或由于自身发展的原因，与其他文明真正接触和交流的历史机遇似乎还未来临。西地中海的罗马人正在为统一意大利而向南部发展，他们或许通过大希腊地区的希腊人对东方有所知晓，但他们的视野还没有超出半岛之外。此时的印度尚处于列国时代，逐渐强盛起来的摩揭陀王国的统治区域尚在恒河流域一带，佛教也未向西大规模传播，但西北部因受波斯帝国统治已与外部世界有所接触。此时的中国正处于战国时期，七雄争霸，逐鹿中原，根本无暇也无力西向。
总之，到公元前4世纪时，欧亚大陆诸文明之间有的已有所接触，有的也有所耳闻，但一条连接东西方两端的纽带或通道还未形成。相互间的了解难免肤浅、偏颇甚至谬之千里。中国对西方世界的想象大概不会超出《山海经》《穆天子传》内容的范围。希腊方面虽通过波斯帝国对埃及、巴比伦、印度等东方古老文明地区都有所知晓，但对真正的中国，似乎仍一无所知。亚历山大只知印度之外是大洋，是东方大地的尽头，并不知锡尔河（Syr Darya，the Jaxartes）之外的东方还有一个大国的存在。他对远东世界的认识与一个多世纪以前希罗多德时代的希腊人并无多大区别。 [14]
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以希腊—马其顿联军统帅的身份开始了对波斯帝国的征服。十年征战，亚历山大不仅将原来波斯帝国的版图据为己有，而且有所扩大。从地中海到印度河，从黑海、里海、咸海到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几乎被囊括于亚历山大的帝国之下。虽然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23年突然病逝，他的帝国迅即崩溃，被他的部将们瓜分一空，但希腊—马其顿人对当地民族的统治格局并没有改变。希腊文化成为凌驾于当地文化之上的强势文化，希腊化的进程加快了，与东方文化的交流融合日益广泛深入。希腊化世界
的形成，大大便利和促进了各希腊化王国之间，以及它们与周边地区的交往。由于经济、文化的交流往往大大超出政治统治的区域，在希腊化世界及其周边地区实际上形成了以两河地区为中心、以地中海和中亚印度为两端的新的交通体系。
当时的东西方商路主要有三条。北路连接印度、巴克特里亚与黑海（the Black Sea，Euxine Sea）。来自印度的货物可经巴克特里亚沿阿姆河（Amu Darya，the Oxus）而下，进入里海（the Caspian Sea），再转运至黑海。中路连接印度与小亚，有两条支路：一条先走水路，从印度由海上到波斯湾，溯底格里斯河（the Tigris）而上，抵达曾为塞琉古王国都城之一的塞琉西亚（Seleucia on Tigris）；一条全部走陆路，从印度经兴都库什山、阿富汗的巴克特拉（Bactra）、伊朗高原到塞琉西亚城，至此，水陆两路会合，由此跨过幼发拉底河，西达塞琉古王国的另一都城，即叙利亚的安条克（Antioch on the Orontes），再转向西北到达小亚的以弗所（Ephesus）。南路主要通过海路连接印度与埃及，从印度沿海到南阿拉伯，经陆路到佩特拉（Petra），再向北转到大马士革（Damascus）、安条克，或向西到埃及的苏伊士（Suez）、亚历山大里亚等地。 [15] 托勒密王朝一直致力于寻求绕过阿拉伯半岛南部，经红海直达埃及的海上通道。托勒密二世重新开通了二十六王朝法老尼科时开凿的连接尼罗河与红海的沙漠运河，这样来自印度的货物就可经运河，沿尼罗河而下，最终抵达地中海的亚历山大里亚。公元前1世纪前后，印度洋上季风的发现使海上商路更加便利和安全。 [16] 这些商路与后来丝绸之路西段（自帕米尔以西）的海陆走向大致吻合。从中亚通往丝绸产地中国，中间地带也就只剩下从河西走廊到帕米尔高原这一段了，而且这一段的距离也在双方的无意识努力下不断地缩小。
据斯特拉波，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前后，中亚的希腊人王国巴克特里亚的统治者欧泰德姆斯（Euthydemus）及其儿子德米特里（Demetrius）曾向东面的赛里斯（Seres）和弗利尼（Phryni）扩张。
[17]
这时西方人心目中的赛里斯估计还是模糊的产丝之地，并非指汉代的中国，至于弗利尼，学界有匈奴说
[18]
，不过此时匈奴的势力还未到达与巴克特里亚相邻的地区。
既然该父子向东面扩展，那东面最相邻的地区也就只能是帕米尔高原（葱岭）和塔里木盆地了。纳拉因（Narain）接受坎宁安（A.Cunningham）的建议，将Seres和Phryni比附为《汉书·西域传》中的“疏勒”和“蒲犁”确有一定的道理
[19]
，因为汉时疏勒、蒲犁恰恰位于帕米尔东侧的今新疆喀什和塔什库尔干地区。
由此可见，在张骞到达中亚之前的公元前2世纪中后期，后来丝绸之路的西段实际上已经开通。而且此时距亚历山大东征已经两个世纪之久，东部希腊化世界的政治格局和文化面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亚历山大的亚洲遗产最终几乎全被他的后继者之一的塞琉古一世（Seleucus Nicator，约公元前312—前280年在位）所独吞。但好景不长，由于孔雀王国的兴起，塞琉古王国恢复对印度西北部统治的努力落空，只得于约公元前305—前303年间签约放弃。 [20] 公元前3世纪中叶，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总督宣告脱离塞琉古王国独立。紧接着，帕提亚的当地人也独立建国（即张骞后来所说的“安息”）。塞琉古王朝无力东顾，逐渐承认了这些既成事实，统治的重心转向两河以西以叙利亚为中心的濒地中海地区。公元前2世纪以后，巴克特里亚王国曾越过兴都库什山向印度西北部发展，约半个世纪之后，迫于帕提亚 [21] 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压力，此地的希腊人开始从阿姆河撤退到印度。 [22] 当张骞辗转10年大约于公元前129—前128年之间抵达巴克特里亚时，此地已被来自中国西北的月氏人所征服。 [23] 张骞称其为“大夏”。
这就是张骞进入大夏时西亚、中亚和印度的政治格局。希腊人在这些地区的控制范围确实比亚历山大帝国时大为缩小，但希腊文化的影响却呈现出另外一番景象。希腊人所到之处，都要建立希腊式城市或殖民地。据统计，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在东方建城（包括殖民地）至少在300个以上，其中保留下名称者约275个。它们主要分布在东地中海沿岸（约160个），其余的则在幼发拉底河中下游及其以东地区，在巴克特里亚及其相邻地区有名可据者有19个（其中亚历山大建了8座 [24] ），在印度有27个。 [25] 这类希腊式城市的基本特征已被20世纪60年代在阿富汗阿伊·哈努姆遗址（Ai Khanoum）的考古发掘所证实。 [26] 它们通常建于统治的中心地区、交通要道或军事要塞，是希腊—马其顿人统治网络的核心组成部分。城中一般建有希腊式的神庙、体育馆、剧场，居民也以希腊人为主。城中充溢着浓厚的希腊文化气息，希腊语、希腊钱币、希腊的神祇、希腊的戏剧、希腊的习俗使远在东方的希腊人有一种生活在故国家园之感。相对于广袤的东方之地，这些城市犹如沙漠中的绿洲。它们力图维护希腊文化的纯洁性、统一性，并试图对周围的世界施加影响，但由于处于当地民族、当地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这些城市中的希腊殖民者也难免吸收一些东方文化的因素。因此在希腊人控制与影响的地区，就逐渐形成了一种以希腊文化因素为主，同时融合其他东方文化因素的多元混合文化，即近代学术界所称之的“希腊化文化”（Hellenistic Culture）或“希腊化文明”（Hellenistic Civilization）。
就张骞所耳闻目睹的巴克特里亚及其周边地区而言，其文化面貌的变化尤为明显。据斯特拉波，亚历山大时代的巴克特里亚人和索格底亚那人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与游牧民族并无多大区别 [27] ，但在希腊人统治之下，巴克特里亚人的定居和城镇化进程加快，成了所谓的“千城之国”。 [28] 帕提亚虽然政治上脱离了塞琉古王国，但在文化上却长期以效仿希腊为荣。它采用塞琉古朝的历法，仿造希腊式的钱币，雕塑希腊的神像，上演希腊的戏剧 [29] ，宫廷还附设体育馆。 [30] 印度的那些希腊人小王国虽然受印度文化的影响较深，有的希腊人（如著名的米南德国王）皈依了佛教 [31] ，有的国王开始打造标有印度文字的双语币，但其钱币形式仍保持着希腊式钱币的基本特征，如正面是国王头像、希腊语的国王名字与荣誉称号，反面以希腊神祇为主，但出现了当地的佉卢文。由于受巴克特里亚希腊化艺术流派的影响，佛教犍陀罗艺术也有可能在这时萌芽。
张骞就是在这样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下来到了东部希腊化世界，来到了中亚，确切地说是来到了以锡尔河和阿姆河为中心的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的昔日所在地。那他在此地看到和听到了什么呢?
据《史记·大宛列传》，张骞曾受汉武帝之命，先后两次出使西域，第一次是在公元前139/138年—公元前126年间。除匈奴外，他先后经过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四个地区，另外还听到了关于乌孙、奄蔡、安息、条支、身毒等其他五个大国的传闻。第二次出使是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间，他先到乌孙，然后分遣副使到“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窴、扜罙及诸旁国”。张骞之行，标志着后来所称之的“丝绸之路”的全线贯通，西域的信息首先传入内地中原。第一次出使归来，张骞就向汉武帝详细报告了他在西域的所见所闻。从司马迁的记述看，张骞对各地的介绍内容大致一致，只不过有详略之分而已，这大概是根据对它们了解的多少而定。但无论如何，这是张骞对希腊人所曾控制过、影响过的地区实地考察之后带回的第一手资料，是迄今为止中原汉地得到的关于西域诸国的第一份报告。其中蕴含的信息不能不详加分析，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其中是否传递了一些当地留存下来的希腊化文化信息？
从《大宛列传》有关记载看，除了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四个“行国”外，司马迁对其余的农耕、定居国家记述都比较详细，大致包括方位（包括道里、邻国）、物产、城邑、人口、统治形式、商贸等情况。
从方位上看，康居、乌孙、奄蔡都是活动于里海、咸海、天山、阿尔泰山一线的游牧民族，远在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控制范围之外。据司马迁，大月氏始“居敦煌、祁连间”，后定居于阿姆河之北，是它征服了大夏。它虽然占据了原来巴克特里亚王国的一部分，但刚刚立足，游牧民族传统浓厚。司马迁称其“行国”，在当时是恰如其分的。大宛一般被认为是现在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交界的费尔干纳及其周边地区。此地属于亚历山大时代的索格底亚那（Sogdiana），后来纳入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的统辖范围 [32] ，或者至少是受其强烈影响的地区。安息（帕提亚，Parthia）希腊化程度较深，是个典型的“爱希腊帝国”（Philhellenic Empire）。 [33] 它的许多国王在钱币铭文中也都自称为“爱希腊者”（ΦΙΛΕΛΛΗΝΟΣ）。至于大夏、条支以及身毒的一部分（印度西北部）则都是亚历山大帝国的故地。张骞抵达时，条支（安条克，Antioch，仍是塞琉古王国的首都，故以此代之），即塞琉古王国仍然残存；大夏，即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则刚刚灭亡，残余退往印度。因此，张骞在这些地方获得的印象，完全有可能包含着希腊化文化的信息。
从物产上看，这些地区大多既产粮食（稻、麦），也种植葡萄，且善于酿制和保存葡萄酒。葡萄并非起源于希腊半岛。据考证，它的种植以及葡萄酒的酿造始于今日小亚土耳其的东部，时间大致在公元前8500年—前4000年间，而后向东西方向传播。
[34]
希腊人得地利之先，克里特文明时期已知种植葡萄，酿造葡萄酒，到荷马时代，葡萄和葡萄酒成为他们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酒神崇拜是希腊神话传说和宗教信仰的主题之一，希腊的悲剧就是从酒神大节的祭仪中发展而来。因此，希腊人在他们统治的地区种植或扩大种植葡萄，并传来先进的葡萄酒酿造技术是完全可能的。他们在两河流域南部的巴比伦（Babylon）和苏西斯（Susis）地区首次引入了自己当地的葡萄种植技术（不挖地沟，用带有铁尖的木棒在地上直接穿洞，然后把葡萄苗植入其中）。
[35]
另据斯特拉波，与巴克特里亚毗邻的阿利亚（Aria）和马尔吉亚那（Margiana）地区也都适于种植葡萄，阿利亚尤盛产葡萄酒，此酒能保存三代而不变质。
[36]
这一现象在中国方面的记载中也得到了证实，据《史记·大宛列传》，安息的特产之一就是“蒲陶酒”，大宛及其周围地区也是“以葡萄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由此可见，至少在张骞到达西域之前，葡萄种植以及葡萄酒的酿造在此地已非常普遍。东西两方对中亚地区盛产葡萄及葡萄酒的相似记载，绝非历史的巧合，而是对同一地区同一物产的真实反映。张骞之后，葡萄栽培技术首先通过丝路传入中原汉地。
汉语中“蒲陶”一词的发音与希腊语表示“葡萄串”和复数“葡萄”的βοτρυς（botrus）发音相近，有可能是音译而来。
[37]
城邑众多、人口繁盛也是这些地区的一大特点。大宛“有城郭屋室。其属大小七十余城，众可数十万”；安息“城邑如大宛。其属大小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大夏“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大夏民多，可百余万”。这些地方如此众多的城邑是否与亚历山大倡导的建城运动有关呢？答案是肯定的。如前所述，希腊人每到一地欲长期定居，一般都要建立与本土相似的城市或殖民地。对于希腊人而言，城市是城邦的中心和载体。城市不仅是生活居住之地，更重要的是政治、文化、教育、宗教活动的中心，他们对城市生活有着无比深厚的情感寄托和难以割舍的精神联系。在远离祖国数千公里的遥远东方，他们或为保持民族文化特征，或为更好地对当地进行统治，必然更加倾向于建城而居。从阿伊·哈努姆遗址能容纳5000名观众的剧场规模来看 [38] ，希腊人不仅是希腊式城市中居民的主体，而且为数不少。希腊化的当地人一定也可光临剧场。 [39] 这是迄今为止在东方所发现的最大的希腊式剧场。 [40] 张骞在此时此地发现如此众多的城邑应在情理之中。他的报告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西方古典作家笔下的那些关于希腊统治者热心建城的记载。希腊人虽然是统治民族，但他们毕竟是外来移民，在这些地方数十万、上百万居民中只能是很少的一部分。难以设想原来的为数不多的希腊驻军 [41] 能够在二百年间繁衍出如此多的人口。我们也不能设想这些城市都是希腊式城市，不能设想这几十万、上百万人口都居住于城市之中。城邑的周围一定是种植着小麦、水稻、葡萄的乡村，这些劳作者也一定是当地人为主。但希腊式城市的存在是事实，“千城之国”的说法也并非漫无边际的夸张。张骞的有关记述间接证明了各希腊化地区城市的数量之多，阿伊·哈努姆遗址则直接证实了至少有一部分城市具有希腊式特征。
这些地区的政治统治形式，也同其他希腊化王国一样，实行君主制，但贵族、地方首领、城市首脑似乎在关键时刻也会发挥重要作用。大宛拒绝献马，并令“攻杀汉使”，在被汉军围困时又“相与谋”杀国王毋寡
，集体与汉议和，宛贵人几乎是整个事件的主谋。
这些宛贵人遇事能“相与谋”，且达成共识，并敢弑杀其王，这是否可理解为在大宛，有类似于其他主要希腊化王国的宫廷议事会这样的机构存在呢？这些贵人是否就是这种议事会的成员呢？张骞到达大夏时，此地“无大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这可否理解为巴克特里亚王朝已经退到印度，这里只剩下一些城市和地方的首领在维持着一方平安呢？
张骞在介绍安息和大夏时，提到这两地“有市”，“善贾市”，还提到大夏的都城蓝市城，“有市贩贾诸物”。此外还向汉武帝提到他在大夏见到了来自中国西南地区的邛竹杖和蜀布。这一事例证明了此时以中亚巴克特里亚为中心连接西亚、南亚、东亚地区的商贸网络的存在。属于这一时期的大量希腊钱币的出土说明货币交换在希腊化王国及其周边地区已经广泛流行。
[42]
张骞的报告中也特别提到了这一点，因为他所见到的钱币与中原汉王朝的圆形方孔钱大不相同。他在关于安息的报告中特别提到了此地“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
这里传递了几个与希腊化王国钱币相似的信息。一是钱币是银制的，二是钱上有国王的头像，三是王死则换钱，正面的头像随之更换，继位者取而代之。王像打压于币是希腊化时期造币的通行方式。亚历山大东征之初，就在埃及的孟菲斯（Memphis）发行过一种有自己肖像的铜币
[43]
，征服印度回到巴比伦后，他还发行过一种大徽章，上有自己骑马与乘象的印度国王作战、站立接受胜利女神呈献花环的图案。
[44]
亚历山大死后，托勒密一世在公元前318年也发行过上有亚历山大头像的钱币，但真正创制亚历山大头像标准币的是他的另外一位部将吕西马库斯（Lysimachus，公元前323—前281年在位，约公元前297年开始发行）。
[45]
亚历山大的其他后继者纷纷效仿，他们自立为王后，一般也将自己的头像置于币上，成为王权的一种象征。这种钱币不只在希腊人统治的地区流行，在那些相邻的由当地人统治的地区，如帕提亚，也都坚持发行和使用这样的钱币。
从目前所能搜集到属于这些地区的希腊式钱币资料上看，它们从成色上可分为金、银、铜、铁、铅数种，以重量或币值可主要分为德拉克马（Drachm）、四德拉克马（Tetradrachm）、奥波尔（Obolos）三种。但就帕提亚而言，现在发现的几乎全是银币，金币极为罕见，可能只用于纪念性的馈赠，并不流通。铜币由地方打造。帕提亚银币的正面是在位国王的头像，反面一般是一持弓而坐的弓箭手形象（有学者认为此为开国君主阿尔萨息
[46]
），或命运女神（Tyche）、胜利女神（Nike）、农业女神（Demeter）、赫拉克勒斯（Herakles）等希腊神祇的形象。帕提亚钱币上的铭文通常都是希腊语，内容包括开国君主阿尔萨息（ΑΡΣΑΚΟΥ，Arsaces）的名字（也可视为王朝名），以及对发行者国王本人的赞语，如“伟大的国王”（ΒΑΣΙΛΕΩΣ ΜΕΓΑΛΟΥ）、“王中王”（ΒΑΣΙΛΕΩΣ ΒΑΣΙΛΕΩΝ），“正义者”（ΔΙΚΑΙΟΥ）、“神显者”（ΕΠΙΦΑΝΟΥΣ）、“爱希腊者”（ΦΙΛΕΛΛΗΝΟΣ）
等。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铭文中并无正面在位国王的名字，从而给后人增加了辨认的困难。在四德拉克马币上还有造币年代和月份的标记，以塞琉古纪年的开始——公元前312年来计算。
前述张骞对安息（帕提亚）钱币的介绍虽然简单，寥寥数语，但其基本特征完全可以得到考古学、古钱币学的证实。张骞所闻所见的这种钱币一定是希腊式的钱币，这也是当时当地唯一通行的货币。后来由月氏人建立的贵霜王国也采用了这种钱币的样式。《汉书·西域传》中在记述罽宾、乌弋山离、安息、大月氏时，仍提到了类似的钱币，充分说明了希腊式钱币影响范围的扩大和持久。可以说，关于安息钱币的描述是张骞带回中原的最确切无疑的希腊化文化信息。
此外，在关于安息的报告中，张骞还带回了一则非常重要但又长期以来不为人所注意的与希腊化文化有关的信息，即安息人“画革旁行以为书记”。以皮革作为书写的材料，据考证，在埃及第四王朝法老时期（约公元前2750年）就已开始使用
[47]
，如用于墓中的陪葬品“死人书”。希罗多德在《历史》中也说过，希腊的爱奥尼亚人在未得到埃及的纸草纸以前，是在山羊和绵羊的皮子上书写的，并说甚至在他的时代，还有许多外国人是在这样的皮子上写字的。
[48]
可见，用皮革作为书写材料由来已久。但后来的羊皮纸（希腊文πεγαμηνη；拉丁文pergamena；英文parchment）一词却来自小亚的另外一个希腊化王国的国名帕加马（Pergamum）。据说，为了打破托勒密埃及对纸草纸出口的封锁，帕加马的国王欧墨涅斯二世（Eumenes II，公元前197年即位，死于公元前160或159年）创制出了羊皮纸。
[49]
但实际上，可能是帕加马人改进了以前的工序，造出了另外一种光滑洁白、可双面书写的皮革纸。安息与小亚和塞琉古王国相邻，首先得到这种羊皮纸也有可能。20世纪考古学者在阿伊·哈努姆遗址内发现了书写有希腊诗文的羊皮纸的遗迹
[50]
，在另外一地还发现了一张属于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时期（约公元前180—前160年）Asangorna城的希腊语羊皮纸收据
[51]
，证明羊皮纸也早已传入张骞所亲临的大夏。因此，张骞有可能亲眼看到了这种羊皮纸以及上面从左向右横写的文字，并对此大感惊讶。因为当时中原还是用竹简作为书写材料，且是上下竖写。此外，这些书写于帕提亚（安息）羊皮纸上的文字也有可能是希腊语，这是当时希腊化各地通行的语言，也是帕提亚上流社会的时髦语言。司马迁在《大宛列传》中曾说到，“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这相互知晓的语言大概除了当地原来的伊朗语之外，还应该包括这种通用希腊语
tongue）。
[52]
张骞应该是亲耳听到过这种语言的，不然怎么会将βοτρυς（botrus）音译成“蒲陶”呢？
应该说，张骞确实进入了一个和中原汉地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之中。他的所见所闻，确实包含着希腊化文化的信息。从这个意义上看，张骞不仅是出使西域、由中原走向世界的第一人，而且是把希腊化文化信息带回中原的第一人。他的西域凿空与亚历山大的东征，从不同的方向沟通了欧亚大陆古代诸文明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经济联系。从此，中国的丝绸、漆器、铁器（Seric iron，实则钢铁合成的制品，包括炼钢术）、皮制品，甚至杏树、桃树的种植术都开始向西传去，有的很快就传到了罗马。 [53] 而西域的各种特产、奇物、乐舞、宗教也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原。其中最具有希腊化文化明显特征的就是融佛教精神和希腊造型艺术为一体的印度犍陀罗艺术。这是继张骞之后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原的唯一的、也是最可以明确辨认的希腊化文化信息。
综上所述，丝绸之路的开通，既要归功于中国方面汉武帝的经略西域，张骞的万里凿空，也与希腊方面亚历山大东征以及希腊化世界的形成密切相关。正是这种中希方面的相向而进才“无心插柳柳成荫”，最终贯通了这条连接中西、影响深远的千年之路。
（原载《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略有补充改动）
[1] 关于亚历山大东征的最终目标，古典作家阿里安有较为明确的记载。伊苏斯之战后，大流士三世曾写信给亚历山大，愿让与幼发拉底河以西的土地以换取亚历山大的停战。亚历山大的回答是，他要的是整个波斯帝国，而非其中的一部分。占领印度河上游后，亚历山大执意要向恒河流域和东边的大海进军。他误以为，这个东海是和赫卡尼亚海（Hyrcanian Sea，即里海）连在一起的，他所知的整个大地都由海洋所环抱，因此，可从印度湾到波斯湾，或从波斯湾绕过利比亚（Lybia，当时指非洲）到达赫拉克勒斯石柱（the Pillars of Heracles，今直布罗陀海峡）。这样他就会征服全世界。Arrian， Anabasis of Alexander ， Indica ，2.25.3，5.25.3-26.2，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P.A.Brunt，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古希腊]阿里安著，李活译：《亚历山大远征记》，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79、185—186页。
[2] 此名称是生活于公元前5—前4世纪之交的希腊医生兼史家克泰西亚斯（Ctesias）首先提出的。他曾担任波斯宫廷御医，可能是在波斯听到了关于赛里斯的传闻。虽然这一资料的可靠性受到西方学者H.裕尔、戈岱司和我国学者张星烺的质疑，裕尔特别指出原因在于其仅见于《福尔提乌斯文库》（ Bibliotheca of Photius ）一处。但希腊人的赛里斯之名由此出现，则可备一说。详见[英]H.裕尔撰，[法]H.考迪埃修订，张绪山译：《东域纪程录丛》，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1页注27；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17页；[法]戈岱司编，耿昇译：《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中华书局，2001年，第1页。
[3]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4.13，16，25.[古希腊]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70、272、275页。
[4] 参见孙培良：《斯基泰贸易之路和古代中亚的传说》，载《中外关系史论丛》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法]保罗·佩迪什著，蔡宗夏译：《古代希腊人的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2页；王治来：《中亚史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53页注1；G.F.Hudson， Europe and China ，London：Arnold&Co.，1931，pp.37，39；马雍、王炳华：《公元前七至二世纪的中国新疆地区》，载《中亚学刊》第三辑，中华书局，1990年，第1—16页。
[5] Jorg Biel，“Treasure from a Celtic Tomb，” National Geographic ，Vol.157，No.3，March 1980，pp.428-438.
[6] Herodotus， Histories ，4.44；[古希腊]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第282页。
[7] 如希罗多德提到的被波斯人俘虏的非洲希腊人殖民者——巴尔卡人（the Barcaeans），他们被大流士一世强迫移居到巴克特里亚。见Herodotus， Histories ，4.204；[古希腊]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第344页。或如斯特拉波提到的布兰开德人（the Branchidae），他们因为曾背叛祖国，甘愿随薛西斯（Xerxes）回到波斯，而后被安置到索格底亚那（Sogdiana）地区。见Strabo， Geography ，11.11.4，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Horace Leonard Jone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8] 详见Josef Wiesehofer， Ancient Persia ： From 550 BC to 650 AD ，London：I.B.Tauris Publishers, 1996，pp.76-77.
[9] Frank L.Holt， Alexander the Great and Bactria ，Leiden：E.J.Brill，1989，p.28.
[10] 1966年，在阿富汗巴尔赫（Balkh）附近发现了一罐钱币，其中绝大多数是希腊古典时期雅典的四德拉克马（tetradrachms），总数不详，但可以公开见到的至少有150枚。这些钱币在亚历山大之前很可能在巴克特里亚以银块的形式流通。此前的1933年，在喀布尔东面也发现了一处相似的古代窖藏，其中至少有1000枚属于希腊城邦的钱币。参见Frank L.Holt， Into the Land of Bones ： Alexander the Great in Afghanistan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p.141.
[11] Herodotus， Histories ，4.39；[古希腊]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第280页。
[12] 公元前480年侵入希腊的波斯军队中就有来自波斯各地，甚至从巴克特里亚、印度远道而来的参战者（Herodotus， Histories ，7.64，65；[古希腊]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第494页）。这些驿道发挥作用由此可证。
[13] 在格拉尼卡斯（Granicus）、伊苏斯（Issus）、高加米拉（Gaugamela）三次战役中，波斯军中都有希腊雇佣军助战。详见Arrian， Anabasis of Alexander ，1.12-16，2.8-11，3.11-15；[古希腊]阿里安著，李活译：《亚历山大远征记》，第26—33，59—63，94—99页。
[14] 参见Herodotus， Histories ，4.40；[古希腊]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第280页。
[15] 详见W.W.Tarn， Hellenistic Civilisation ，London：Edward Arnold, 1952.pp.241-245；F.W.Walbank， The Hellenistic World ，Glasgow：William Collins Sons&Co.Ltd.，1981，pp.199-200；Strabo， Geography ，2.1.11，15；11.7.3；Pliny， Natural History ，6.52，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9.关于北路，斯特拉波的记述最为明确详细，但塔恩（Tarn）断然否认它的存在。本文采用古典作家的记述。不过，他们以为阿姆河注入里海，与现在注入咸海不一致，应予注意。
[16] 参见F.W.Walbank， The Hellenistic World ，pp.200-204.
[17] Strabo， Geography ，11.11.1.
[18] G.F.Hudson， Europe and China ，p.58.
[19] 参见A.K.Narain， The Indo-Greeks ，Appendix II，Oxford：Clarendon Press, 1957，pp.170-171.
[20] 塞琉古一世以同意联姻和接受500头大象的回赠为条件放弃了对印度西北部的统治权。见Strabo， Geography ，15.2.9.
[21] 在欧克拉提德（Eucratides，约公元前175—前145年在位）及其后继者统治时期，帕提亚曾夺取了巴克特里亚西部的两个行省。见Strabo， Geography ，11.9.2，11.11.2.
[22] 他们在印度西北部一直残存到公元前30年左右才彻底消失，被印度学者纳拉因称为“印度—希腊人”（Indo-Greeks），认为“他们的历史是印度历史的一部分，而非希腊化国家的一部分；他们来了，他们看见了，但印度人胜利了”。（A.K.Narain， The Indo-Greeks ，p.11.）此说值得商榷。这些希腊人后来确实被印度的文化同化了，但他们在当地维持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统治，留下了影响至今的、最大的希腊化文化遗产之一——犍陀罗佛教艺术，他们的存在与活动应该被视为希腊化世界历史的一部分。
[23] 关于巴克特里亚王国的灭亡者，古代中西记载并不一致。据《史记·大宛列传》，大月氏人“西击大夏而臣之”，巴克特里亚被大月氏所灭。据斯特拉波，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王国亡于来自锡尔河彼岸的Asii、Pasiani、Tochari和Sacarauli四个部落（Strabo， Geography ，11.8.2）。本文主要采用司马迁说，因为张骞在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刚刚被征服就来到此地，这是他的实地考察结论，应该更为可靠。斯特拉波所说也有一定的可能性，但前提是要像塔恩、纳拉因那样，把To chari（吐火罗）比附为大月氏。若此，则中外记载趋于接近（见W.W.Tarn， 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pp.285-286；A.K.Narain， The Indo-Greeks ，p.132）。至于这个大夏在大月氏人到来之前是否被塞人中的一支首先征服，尚难以定论。但塞人从北方草原南下印度和今阿富汗南部则是事实，塞人，至少其中的一支经过巴克特里亚地区是有可能的。他们可能是匆匆过客，在给了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重重一击之后离去。大夏希腊人王国最后应该灭亡于紧随塞人之后的大月氏人之手。
[24] Strabo， Geography ，11.11.4.
[25] M.Cary， A History of the Greek World ，London：Methuen&Co.LTD.，1959，pp.244-245.
[26] 关于这一遗址的希腊式特征，详见主持发掘的法国考古队负责人保罗·伯纳德（Paul Bernard）的三篇文章：“An Ancient Greek City in Central Asia，” Scientific American ，Vol.246，Jan.1982，pp.148-159.“ Ai Khanum on the Oxus：A Hellenistic City in Central Asia，”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Vol.53，1967，pp.71-95.《中亚的希腊王国》（与A.H.丹尼合作），载[匈]雅诺什·哈尔马塔主编，徐文堪、芮传明译：《中亚文明史》（第二卷），第67—93页。该书第3章《亚历山大及其在中亚的后继者》也有若干关于该遗址的介绍。1979年以后，该遗址的大规模发掘由于战乱而中断，但近年来此地仍出土了一些希腊化的艺术品，如赫拉克勒斯和雅典娜的雕像。见Frank L.Holt， Into the Land of Bones ： Alexander the Great in Afghanistan ，pp.162-163.也可参见杨巨平：《阿伊·哈努姆遗址与“希腊化”时期东西方诸文明的互动》，《西域研究》2007年第1期。
[27] 比如，巴克特里亚人虽然比索格底亚那人稍微文明一些，但他们都将无可救助的老年人或有病者活活地扔出，让专门为此而养的狗吃掉。巴克特里亚人的城外看上去倒还整洁，但城内的许多地方却白骨累累。亚历山大到此地后，废除了这种陋习。斯特拉波此说来自亚历山大的随行者、传记作家奥内西克里特（Onesicritus），他认为后者并未报道巴克特里亚人最好的特征，似有以偏概全之嫌。见Strabo， Geography ，11.11.3.
[28] 据斯特拉波，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国王欧克拉提德在位时统辖着一千个城市。其资料来源于Apollodorus的《帕提亚史》（ The Parthica ）。详见Strabo， Geography ，15.1.3.据查士丁，巴克特里亚是个拥有一千个城市的帝国，他甚至提到，在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国王狄奥多托斯（Theodotus，Diodotus）任总督时就统治着一千座城市。Justin， Epitome of the Philippic History of Pompeius Trogus ，41.1.8，41.4.5，trans.J.C.Yardley，Atlanta，GA.：Scholars Press, 1994.
[29] 据普鲁塔克，帕提亚国王许罗德斯（Hyrodes，或Orodes）曾和亚美尼亚国王阿塔瓦斯德斯（Atarvasdes）在后者的王宫一道观看希腊悲剧家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约公元前480—前406年）的剧目——《酒神的伴侣》（ Bacchae ）。普鲁塔克还特别提到这位亚美尼亚国王不仅能和帕提亚国王一样通晓希腊语，熟读希腊文学，一起观看希腊戏剧，还能用希腊语写作悲剧、演讲词和历史。希腊语流传范围之广，希腊化文化渗透力之强由此可见一斑。参见Plutarch， Crassus ，33。
[30] 关于上述帕提亚的希腊化文化表征，也可参见R.L.Fox， Alexander the Great ，London：Futura Publications Limited, 1975，pp.492-493；Josef Wiesehofer， Ancient Persia ： From 550 BC to 650 AD ，pp.124-129.
[31] 见《那先比丘经卷下》，《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2卷《论集部》，台北市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版；Plutarch，“Precepts of Statecraft，” Moralia ，821D-E，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Harold North Fowler，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6.
[32] 据斯特拉波，巴克特里亚希腊人曾统治了索格底亚那东面，位于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地区（Strabo， Geography ，11.11.2）。此方位应包括费尔干纳盆地。
[33] 汤因比认为它是希腊文化的“保护者、赞助者”。Arnold J.Toynbee， Hellenism ： The History of a Civilization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p.183.
[34] William Cocke，“First Wine?Archaeologist Traces Drink to Stone Age，” National Geographic News ，July 21，2004.http://news.nationalgeographic.com/news/2004/07/0721_040721_ancientwine.html.
[35] Strabo， Geography ，15.3.11.
[36] Strabo， Geography ，11.10.1-2.
[37] 参见Henry George Liddell and Robert Scott， A Greek-English Lexicon ，with a revised supplement，Oxford：Clarendon Press, 1996，“βστρυς”，p.323.据伯希和，此种说法早在1837年就由一位名为里特尔（Ritter）的学者提出，其后被金斯米尔（Kingsmill）和夏德（Friedrich Hirth）所主张。但他本人对此表示怀疑（见冯成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82—83页）。据劳费尔，提出这种比对的第一人是Tomascheck（1877年），随后得到金斯米尔（1879年）和夏德（1917年）的支持。他对此持不同意见，认为“蒲桃”（“蒲陶”）一词是伊朗语budawa的对音，与希腊语的“βστρυς”无关。但他也承认，这个词是由词干buda加上后缀wa或awa构成，budawa可能与新波斯语的bada（“葡萄酒”）和古波斯语的βατιáκη（wine-vessel，酒器，相等于中波斯语的batak，新波斯语的badye）相联系。这个由汉语撰写的伊朗词也可以看作是《阿维斯塔》经中Madav（浆果制的酒）的方言形式。可见这个budawa原意也不是直接指葡萄，而是指葡萄酒或酒具。他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葡萄早在希腊—马其顿人到来之前已经引入，大宛人不可能接受一个新的名称来命名一个常见的植物。见[美]劳费尔著，林筠因译：《中国伊朗编》，第49—51页；B.Laufer， Sino-Iranica ：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Iran ，Chicago：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1919，pp.225-226.但此书出版于20世纪早期，其中有些结论显然已经过时。如他说，“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在张骞游历的时代大宛有人懂得或能讲希腊语，希腊语在伊朗地区的影响是微而又微的：突厥斯坦的古代文稿里也未曾发现过任何与希腊有关的事物”，并以此为据推断葡萄和βστρυς没有关系。但近百年来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已经证明，希腊语在这些地区不仅通行，而且留下了不少相关的碑铭、钱币和纸草文献等实物资料。值得注意的是，随葡萄同时传入的“苜蓿”一词与希腊语表示苜蓿的“Μηδικοs”一词的谐音也似乎有关（劳费尔对此也持否定意见，认为它与伊朗语的buksuk或buxsux，buxsuk有关。详见《中国伊朗编》，第35—37页）。据斯特拉波，米底（Media）地区有一牧场，盛产苜蓿。这是马最爱吃的一种草。因产于米底，故被希腊人称为“米底草”（Medic，Μηδικηποια），参见Strabo， Geography ，16.13.7；Henry George Liddell and Robert Scott， A Greek-English Lexicon ，“μηδιξω”，p.1125.
[38] Paul Bernard，“An Ancient Greek City in Central Asia，” Scientific American ，vol.246，Jan.1982，pp.148-159.
[39] 普鲁塔克曾在《论亚历山大的幸运或美德》（ On the Fortune or the Virtue of Alexander ）一文中写道：“当亚历山大使亚洲文明化之时，荷马的诗作被广泛阅读，波斯、苏西亚那人（Susianian）、格德罗西亚人（Gedrosian）的孩子们都学习并能够谈论索福克里斯和欧里庇得斯的悲剧。”（Plutarch， Moralia ，328D，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Frank Cole Babbitt，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看来普鲁塔克的说法还是有一定的根据，并非无中生有的想象。
[40] Frank L.Holt， Into the Land of Bones ： Alexander the Great in Afghanistan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5，p.156.
[41] 亚历山大离开此地进军印度前留下13500名士兵（Arrian， Anabasis of Alexander ，4.22.3；阿里安著，李活译：《亚历山大远征记》，第147页），但这个数字到底包括不包括已经安置在城镇中的那些希腊人和老弱伤残、不能再服役的马其顿人，不得而知。但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逝世后，在帝国东部诸行省的殖民地中，至少还有23000名希腊—马其顿军人存在。参见Frank L.Holt， Alexander the Great and Bactria ，pp.81，88.
[42] 自从1735年第一枚属于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国王欧克拉提德的银币（ΒΑΣΙΛΕΩΣ ΜΕΓΑΛΟΥ ΕΥΚΡΑΤΙΔΟΥ）面世以来，不计其数的希腊式钱币在这一带出土。最为典型的是1992年在阿富汗Mir Zakah村发现的一座钱币窖藏，出土总数约55万枚，几乎是所有已发现的希腊和马其顿窖藏总量的6倍。这些钱币均流向日本和欧美。详见Frank L.Holt， Into the Land of Bones ： Alexander the Great in Afghanistan ，pp.125-148.
[43] Ian Carradice and Martin Price， Coinage in the Greek World ，London：B.A.Seaby Ltd.，1988，p.109.
[44] Ian Carradice and Martin Price， Coinage in the Greek World ，p.116；Margarete Bieber，“The Portraits of Alexander，” Greece and Rome ，2nd Ser.，Vol.12，No.2，Alexander the Great（Oct.1965），p.185，Fig.12.
[45] Ian Carradice and Martin Price， Coinage in the Greek World ，p.120；Margarete Bieber，“The Portraits of Alexander，” Greece and Rome ，2nd Ser.，Vol.12，No.2，p.186，Fig.13a.
[46] Josef Wiesehofer， Ancient Persia ： From 550 BC to 650 AD ，p.128.
[47] Meir Bar-Ilan， PARCHMENT ，http://faculty.biu.ac.il/~barilm/parchmen.htm.
[48]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5.58；[古希腊]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第370页。
[49] Pliny， Natural History ，13.21.
[50] 参见Josef Wiesehofer， Ancient Persia ： From 550 BC to 650 AD ，p.114；Frank L.Holt， Into the Land of Bones ： Alexander the Great in Afghanistan ，p.160.
[51] Frank L.Holt， Thundering Zeus ： The Making of Hellenistic Bactria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p.176.
[52] 参见W.W.Tarn，“Notes on Hellenism in Bactria and India，” 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Vol.22，1902，p.278.他在肯定伊朗语是当地流行语言的同时，也提到了希腊语在城市中的使用，但他认为无据可证。这种情况在其后一个世纪以来的考古发掘资料中已得到有力的证实，如希腊语的钱币、铭文、羊皮纸、纸草纸文献残片等。
[53] 参见《史记·大宛列传》，第3174页；Pliny， Natural History ，34.145.来自中国的丝绸实物残片已在公元1至3世纪的叙利亚帕尔米拉古城遗址中发现。见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Albert E.Dien在《丝绸之路》（ The Silk Road ）2004年第2卷上发表的 Palmyra as a Caravan City 一文。（http://www.silk-road.com/newsletter/2004vol2num1/Palmyra.htm），也可参见Josef Wiesehofer， Ancient Persia : From 550 BC to 650 AD ，p.1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