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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化文明”（Hellenistic Civilization）是希腊化世界的文明，是亚历山大帝国的遗产。“希腊化”（“Ελληνíζω”，to speak Greek；“Eλληνισμοs”，imitations of the Greeks；Hellenism）一词，最早出现于公元前3世纪托勒密二世在位时组织编译的希腊语《圣经》中，指非希腊人说希腊语，过希腊人的生活。但将此词赋予一个时代，则始于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德罗伊森。他在煌煌三大卷《希腊化史》中首次使用“Hellenismus”来描述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们创立的这个时代。他的“Hellenismus”一词，既是指这个时代，更是指这一时期希腊文化的传播及其与东方文化的融合。这个词一出现，就被西方学术界所接受。但由于英语中“Hellenism”更多的是指古典时代的希腊文化特征，后来就用另外一个形容词“Hellenistic”作为对希腊化时代的专用称谓。现在通行于英语世界的“Hellenistic Civilization”翻译成中文就是“希腊化文明”。强调时代的“Hellenistic Age”（希腊化时代）和强调地域的“Hellenistic World”（希腊化世界）都是由此而来。其覆盖范围西起东地中海，东到印度河，其起止时间，大致从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东征开始，到公元前后希腊化王国的统治在埃及和印度西北部的大约同时结束。
丝绸之路一般是指古代从中国到地中海、横跨欧亚大陆的交通要道。虽然早有“草原丝绸之路”（the Steppe Silk Road）的存在
[1]
，但一般认为，丝绸之路真正的全面开通是在汉武帝与张骞的时代。这条始于长安，经中亚内陆，通向东地中海的道路系统被称为“绿洲丝绸之路”（the Oasis Silk Road）。东汉后期，从地中海经红海或波斯湾、印度洋到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the Maritime Silk Road）也全线开启，来自大秦（罗马帝国）的商人在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从南海来到了中国最南端的日南郡。
由此可见，不论从时间还是空间上，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都出现了一定的交集，二者之间有可能存在着一种联系。事实果真如此吗？
从欧亚大陆文明格局而言，希腊化文明是继波斯帝国之后出现的又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文明。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希腊化世界的形成，事实上奠定了后来绿洲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基础。波斯帝国时期，从地中海到印度的道路已经连通。 [2] 亚历山大就是沿着这条路线一直征服印度，并从印度河南下，分兵海陆两路沿阿拉伯海岸回到波斯湾。这说明，当时从地中海到印度的海陆两路都是存在的。
亚历山大死后，各希腊化王国虽呈对立之势，但它们之间是相通的。正是希腊化世界道路系统的存在，使得张骞一旦进入阿姆河流域，就意味着从中国到地中海的联系得以沟通，同时也决定了未来丝路的基本走向。从这个意义上说，亚历山大在丝绸之路的开通上发挥了与张骞同样重要的历史作用。
公元前2世纪末到公元前后，虽然希腊人在中亚、西亚的统治逐渐萎缩，但丝路所经过之处，都是原来希腊人的控制之地，希腊化文明的遗产随处可见。张骞出使西域，首次带回的信息中就包含了希腊化文明的因素。
公元之后，贵霜、帕提亚和罗马的东方在原来希腊化世界的废墟上并立崛起，它们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希腊化文明的遗产。丝绸之路的延续意味着这些希腊化文明遗产影响的传播和扩大。丝路沿线各国发行的具有希腊化特征的钱币，各地出现的反映佛教犍陀罗艺术特征的雕塑、壁画，以及仍然流行于丝路中心地带的希腊文字
，都是这种希腊化遗产传播和影响的证明。
因此，不论从丝路的开通，还是从丝路经过的地区和丝路传递的文化信息来看，希腊化文明或希腊化世界及其遗产都与丝绸之路有着一种必然的、内在的、不绝如缕的联系。可以这么说，没有早已存在的希腊化世界，从中国到地中海的丝绸之路的全面贯通不可能在汉武帝和张骞的时代得以实现，中国文明与希腊化文明也就不可能首先在中亚相逢。如果没有丝绸之路，希腊化文明的遗产也就不可能在以中亚为中心的地区传播、接受、改造、模仿，并最终传至遥远的中国，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之中。
所以，将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的关系作为一个研究课题是可行的。为此，我们必须对前人的研究进行认真系统的梳理、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们的研究目标。
据笔者所知，目前国内外学术界还未出现专门论述希腊化文明、希腊化世界与丝绸之路关系的专著和专题论文。但就希腊化与丝绸之路各自而言，从19世纪起，专门的研究著作可谓汗牛充栋。就笔者的语言解读能力和研究经历，很难对二者的整体研究做到全面把握，但总的研究趋势、特点和目前所能达到的水平还是大致清楚的。
关于希腊化文明的研究，笔者曾在《世界历史》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近年国外希腊化研究略论（1978—2010）》（2011年第6期），简略概括了19世纪以来欧美学界的研究成果，重点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研究的进展，特别是对与丝绸之路直接相关的巴克特里亚和印度的希腊人定位归属问题研究作了详细评述。以下将主要就丝绸之路本身的研究及其与希腊化文明的交叉研究谈谈自己的看法。
丝绸之路的研究最早始于19世纪后期。1877年，德国学者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一书中用“丝绸之路”这一名称来统称从中国到地中海之间的东西方交通主干道。虽然最近的研究证明，这一术语或类似的说法在他之前已经出现，但“丝绸之路”（Seidenstraße，the Silk Road）这一术语的通用则由他肇始。李希霍芬作为“丝绸之路”术语的倡导者和丝绸之路研究的创始人的地位还是可以肯定的。 [3]
丝绸之路的实地研究首先由一批来自法国、英国、俄罗斯、日本的所谓探险家们在中国境内展开。对于他们的政治背景和文化动机，国际国内近百年来已有公论，毋庸置疑的是，这些所谓的汉学家、探险家在我国西北的考察、发掘活动拉开了丝绸之路研究的序幕。事实上，早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方学者就开始对近东、中亚、印度等古老文明之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古代埃及、两河流域、伊朗、帕提亚、巴克特里亚、印度的历史逐渐进入了西方学者的视野，古老的中国自然也不例外。在这股东方学热潮中，古代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往来及其交通网络自然成为重点关注的对象之一，丝绸之路的历史也就成为近东史、中亚史和印度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学者20世纪20—30年代参与的中瑞西北合作考古考察活动，40年代设立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都表明了国人对丝路研究重要性认识的提高。向达先生《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1933年）、张星烺先生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1930年）、冯承钧先生的多卷本《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
（第一编出版于1934年），都是享誉一时、影响至今的代表作。冯先生的诸多译作介绍了欧洲汉学家对丝绸之路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是特别值得重视的。国内对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沙畹、烈维等关于西域史地研究的了解，冯承钧先生的翻译当推首功。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对丝路的研究一直没有中断，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交往的扩大，全球化浪潮的到来，不论国际还是国内，对丝绸之路的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丝路热”一路升温。从国际国内研究的趋势来看，可以分为一般性的综合研究和专题性研究两大方面。
一般性的综合研究立足于前期专题研究的基础之上。专题研究不论国外还是国内，都是集中于对丝路沿线的城市遗址、遗迹和遗物的研究。加强国际合作是近年丝路研究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如敦煌学（中英、中日）、吐鲁番文书（中德）、龟兹壁画（中德）、丝路服饰（中德）等研究都有国际合作项目。对于国外部分的丝路研究，主要是由西方和本土学者合作研究，中国学者近年来也参与了中亚地区的考古发掘，但还处于起步阶段。中外合作研究成果中，最为著名的是中国文物出版社和日本株式会社平凡社合作出版的大型彩色系列丛书——《中国石窟》。该图册共17卷，从1980年起，在东京和北京陆续出版日文和中文版。其中包括《敦煌莫高窟》5卷
，《巩县石窟寺》1卷，《克孜尔石窟》3卷，《库木吐喇石窟》1卷，《永靖炳灵寺》1卷，《天水麦积山》1卷，《龙门石窟》2卷，《云冈石窟》2卷，《安西榆林窟》1卷。该丛书图文并茂，尽管还不是中国全部佛教石窟的汇编，但主要的、有代表性的、在中国佛教传播史和佛教艺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石窟都有收录，堪称中国石窟的精华与瑰宝，是研究犍陀罗艺术在中国传播的最有价值的参考文献。就普及性的知识而言，中央电视台与日本NHK（放送协会）合作拍摄的“丝绸之路”大型纪录片，既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国际丝路研究成果的展示，也是国际合作研究的一个典范。境外丝路部分，据目前所知，日本NHK电视台已经斥巨资拍摄了多部丝路系列的电视片（其中涉及国内丝路的两部《丝绸之路》《新丝绸之路》是和中央电视台合作），其学术和资料价值都堪称国际一流。尤其是NHK电视台单独拍摄的18集特辑《丝绸之路》（
An NHK Special
：
the Silk Road
），令人震撼。这部电视片拍摄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1983年播放），历时5年，行程30万公里，途经中国、巴基斯坦、印度、苏联时期的中亚共和国、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希腊、意大利等十多个国家。从帕米尔高原到罗马，摄制组对中国境外古代丝路的主要路线及重要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等都做了详细的考察。他们耐心寻找丝路遗迹，走访专家学者和当地居民，有时这种交流要经过三四种语言的转译才能实现。这部电视片以纪实视觉艺术的形式给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国际丝绸之路研究新进展、新成果的窗口。尽管从摄制完成到现在三十多年过去了，但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在与国际合作的同时，国内的丝路研究立足于丰富的本土资源，进展迅速，令世人瞩目。国内的著名石窟都成立了自己的专门研究机构，如敦煌研究院就蜚声海内外。该院主编的《敦煌石窟全集》，汇集了几代敦煌人的研究成果，2011年开始出版，预计要出100卷。笔者2013年8月到敦煌研究院考察时，承蒙樊锦诗院长厚赠，获得首批出版的《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1部2册。其中含有希腊化柱式的图片，是犍陀罗艺术传入中国的有力证据。
西域是丝路经过的地区，不论是广义还是狭义的西域历史，事实上都包含了对丝路的研究。余太山先生主编的《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是国内第一部以今日中国新疆地区为研究对象的通史性著作。余先生多年致力于古代西域诸民族、国家的源流和历史研究，曾出版过《嚈哒史研究》（齐鲁书社，1986年）、《塞种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中华书局，2003年）以及《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中华书局，2005年）等重要的学术著作。但这些研究主要基于中国古代文献和早期汉学家的著述，对最新的考古资料似乎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
王治来先生的《中亚通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年）是国内学者的首部多卷本中亚通史著作。这套书的古代史卷（上）与本课题的研究有关，但它涉及的区域仅限于现在的中亚五国。国内学者关于丝绸之路的著作中，赵汝清先生的《丝绸之路西段历史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与本课题的研究范围基本吻合。本书主要使用汉文史籍，重墨叙述中国与这些西段国家的关系以及西段国家之间的政治外交关系，关于丝路西段对于东西方和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互动的重要性涉及较少。新疆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大型《丝绸之路研究丛书》，可以说是目前国内丝路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囊括了考古、历史、民族、宗教、文化、艺术多学科的丝路研究成果，但该丛书仍然是以本土的西域研究和境内丝路为重点。正在陆续出版的余太山先生主编的《欧亚历史文化文库》也属于类似的丛书，主要收录1978年以来我国内陆欧亚诸方面研究的代表性成果，计划出书100种。相信它们的出版将会有助于国内丝路研究的深入。季羡林先生任总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丛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巫新华主编的《丝绸之路流散国宝》（山东美术出版社，2013年），也颇有参考价值。前者涉及丝路文化的传播，后者集中展示了我国新疆地区流失海外的丝路珍品，包括雕塑、壁画、绘画、钱币等。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方豪先生的《中西交通史》。此书1954年首先在台湾出版，1987年（岳麓书社）和200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在大陆重版。这是一部真正的中西交通通史，从中国的史前时代直到清代中叶，所有关于中西关系的历史，尤其是文化交流史都囊括其中，正如该书前言所说，举凡“民族之迁徙与移植；血统、语言、习俗之混合；宗教之传布；神话、寓言之流传；文字之借用；科学之交流；艺术之影响；著述之翻译；商货之贸易；生物之移植；海陆空之特殊旅行；和平之维系；和平之破坏”
均在其关注之下。他特别提到了亚历山大东征对中西文化交流的推动作用，谓其“征服亚洲之好梦，虽未持久，但所造成之新希腊，即亚洲之希腊，竟使‘希腊色彩’长留其地，达千年之久”。
正是亚历山大东征，使希腊、印度、中国三地的人文主义相逢。“希腊发现印度，印度又挟其佛教，而以希腊文物传于中国，其所经之路线正昔日中国之丝绸传往于西方之旧道。但希腊文化之所以能东传，当上溯其历史于亚历山大时代。”他注意到犍陀罗艺术的基本特征：“内为印度佛教精神，外型则为希腊式。”对于张骞之后传入中原的希腊语植物名称如苜蓿、葡萄、胡荽，地方名称如大夏、大宛、骊靬、大秦之名的来历都有考证，发前人之所未见。
该书尤其重视中外史料的互证，如对希腊罗马古典作家关于Seres的记述，都一一摘录，重新翻译，以作对照。
此书的第一篇《史前至秦汉魏晋南北朝》对于研究丝路文明互动交流有特别的参考价值。
虽然由于语言和资料的原因，我们对国外丝路研究的了解难免挂一漏万，但不论是早期汉学家、探险者的著作，还是近年来的研究之作，大都有汉文译本，这无疑方便了国内学者的使用。其中与本课题研究有关的著作主要有英国斯坦因的《古代和田》（1907年）、《塞林底亚：中亚与中国西陲探险的详细报告》（1921年）、《亚洲腹地考古记》（1928年）
[4]
，德国夏德的《中国与罗马东部》（1885年）
[5]
，法国沙畹的《中国之旅行家》（1926年）
，美国学者劳费尔的《中国伊朗编》（1919年）
[6]
，日本白鸟库吉的《粟特国考》（1924年）
、《乌孙考》（1900—1901年）、《大宛国考》（1916年）、《月氏国的兴亡》（1904年）、《罽宾国考》（1917年）、《塞民族考》（1917—1919年）、《大秦国及拂菻国考》（1904年）、《条支国考》（1926年）、《见于大秦传中的西域地理》（1931年）、《见于大秦传中的中国思想》（1931年）、《拂菻问题的新解释》（1931—1932年）
，藤田丰八的《西域研究》（1935年）
、《西北古地研究》（1935年）
，桑原隲藏的《张骞的远征》（1916年）
等。以白鸟库吉为代表的日本学者在研究重点上大致步欧洲汉学界后尘，但急起直追，后来也能成一家之言。这些著作虽然时过百年或大半个世纪，仍是我们今天研究的起点。他们涉及的问题主要有：中国史籍中提到的西域国家、地区、城市、部族之名称的由来与定位，这些地区的宗教、物产、语言，特别是在中国西北地区发现的佛教遗址遗迹。其中不乏与希腊化国家、希腊人所建城市、希腊化文明遗产有关的信息，如斯坦因在尼雅木牍文书封泥上发现的希腊罗马神话人物形象，在米兰发现的有翼天使；夏德、伯希和、沙畹、白鸟库吉、桑原隲藏等汉学家关于大宛、大夏、月氏、贵霜、康居、粟特、安息、黎轩、犁鞬、大秦、乌弋山离、罽宾、木鹿、番兜、和椟、阿蛮、斯宾、于罗、斯罗、海西、条支、安谷、安都、葡萄、苜蓿等的考证。这些问题虽然有的至今仍然悬而未决，有的结论已经被新的资料推翻，但它们都仍然是我们借鉴与获取启示的源泉。
近年来国内注重了对国外丝路研究专著的译介。在译介西方古代文献资料方面，耿昇翻译的戈岱司的《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中华书局，1987年），张绪山译注的裕尔的《东域纪程录丛》（中华书局，2008年）与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朱杰勤校订，中华书局，2003年）可以相互对照和补充。在丝路研究方面，除了再版旧译之外，日本学者长泽和俊的《丝绸之路史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法国学者阿里·马扎海里的《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3年）等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值得一提的是斯坦因有关中国西域考古著作的翻译。其中前注中提到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译的《西域考古图记》、巫新华等译的《亚洲腹地考古图记》，部头宏大，内容丰富，为研究外来文化，尤其是希腊化文化遗产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撰的六卷本《中亚文明史》由于其特定的时空范围，正好涵盖了丝路中心路段与丝路的千年发展史，因此是丝路研究者的必读之作。第二卷《定居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发展：公元前700年至公元250年》又正好涵盖了中亚希腊化世界存在和丝绸之路正式开通的关键时期，涉及亚历山大在中亚的征服、中亚的希腊化王国以及受希腊化文化影响的帕提亚、塞人、贵霜等。由于国内缺乏中亚考古方面的第一手资料，也缺乏对中亚古文字的解读能力，因此，该书提供的资料尤为重要。此卷1992年出版英文版，2002年汉译本问世。 [7]
国外近期新出的丝路著作（含译作）还是以通史性为主。主要有：弗兰克和布朗斯通的《丝绸之路史》
[8]
，贝克威斯的《丝路帝国：青铜时代至今的中部欧亚大陆研究》
[9]
，刘欣如的《世界历史中的丝绸之路》
[10]
，韩森的《丝绸之路新史》
[11]
。这些著作各有侧重，涉及丝路贸易、丝路大国的兴衰、丝路主要城镇和丝路发展的世界历史背景。乔纳森·塔克的《丝绸之路：艺术与历史》以丝路艺术为主，虽为通俗之作，但内含很多国内少见的珍贵图片，也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在开篇一章《丝绸之路的先行者》中，作者注意到了亚历山大帝国对丝绸之路的奠基作用。
[12]
韩森精通汉语，她的《丝绸之路新史》利用近代以来在中国西部地区发现的文字资料，对公元200年—1000年间从长安到撒马尔罕的七个丝路重镇和商贸中心（其他五个是楼兰、库车、吐鲁番、敦煌、和田）作了重点研究，对一些传统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她认为，没有一条人为修建的直达地中海的道路，所谓的丝路实际是各段的连接；丝绸只是丝路转输的商品之一，甚至也是丝路货币之一；出产于中国的纸也是丝路的主要商品；罗马帝国初期并没有和中国发生直接的丝绸贸易，现在中国境内发现的罗马钱币都是从公元6世纪及其后的墓葬中出土的。该书重点还是在中国境内，但其研究方法值得借鉴。最近由美国“中亚文明与丝绸之路协会”组织出版的系列丛书《丝绸之路：纵横交织的历史》也引起了学界的重视。据该协会的执行主任暨丛书的第一主编介绍，该丛书目前准备出版四卷。第一卷《长距离的贸易、文化和社会》已经于2015年出版。第二、三、四卷正在准备之中。它们的主题分别是“中亚的佛教”“中亚的伊斯兰社会”“中亚的语言”。该丛书的主要特点：其一，各卷都是集体之作，不同领域的作者根据自己的专长选题撰写。因此，此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综合之作，而是专题研究。从第一卷的内容来看，涉及早期丝绸之路与希腊化文明的专题有丝路的走向，帕提亚帝国与丝路上的罗马人、希腊人、游牧民族和中国人，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巴尔米拉的长途贸易，木鹿的音乐等。由于该丛书希望走进社会和大学课堂，被一般读者所接受，因此配备了一些必要的照片、地图和注释。其二，面向世界遴选作者，而且主要是青年学者。因此，该丛书既反映了最前沿的研究成果，也发现、成就了新一代的丝绸之路专业研究人才，同时扩大了世界各国关于丝路，尤其是中亚历史与文化研究的交流。
[13]
近年在国内翻译出版的由意大利考古学者卡列宁和多米尼克·法切那等为首编著的《犍陀罗艺术探源》《犍陀罗石刻术语分类汇编》，汇集了他们在斯瓦特地区60年来的考古成就，对犍陀罗佛教艺术的研究提供了最新的、最可靠的实地发掘材料。他们的研究结论有可能推翻以前学界对犍陀罗艺术起源的成说。在此地的早期佛教遗址表明，似乎印度式的佛像首先出现于北部印度的秣菟罗（Mathura，一译马图拉），然后才在希腊文化影响较深的犍陀罗地区被接受改造，成为“希腊化”的佛像。这一发现为研究犍陀罗艺术的起源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但无论如何，希腊化的艺术（含罗马艺术）对当地佛教建筑和人物造型艺术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如这两部书图片中所显示的阿波罗式的佛陀头像，科林斯式柱头，希腊式的装束与丰饶角，扛花纲或飞行的小爱神，手持狮皮、肩扛木棒的赫拉克勒斯，还有在此地发现的具有希腊神话与希腊化艺术特征的化妆盘和希腊式钱币。这两部书对于研究丝路佛教艺术及其与希腊化文化的关系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国外对中国史书的翻译，近年来也有新作出现。前四史，特别是涉及西域的传记，由于关系到张骞之后丝路的发端与发展，所以更是得到学者的青睐。 [14] 影响较大的大致有三部：其一是伯斯顿·沃森翻译的二卷本《史记：汉代》 [15] ，其中收录了与丝路开通有关的《大宛列传》。虽然该译本很少有考证性的注释，但对涉及的西域国家、地名作了一些简单的说明，实际上反映了作者的认同。如他把大宛比定为“费尔干纳”，把大月氏比定为“印度—斯基泰人”（Indo-Scythians，此说显然与史实不符，二者是不同的游牧民族——笔者注），把康居比定为“河中”（Trans-Oxiana），把大夏比定为“巴克特里亚”（Bactria），把条支比定为“两河流域”（Mesopotamia），把黎轩比定为“赫卡尼亚”（Hyrcania），把西海比定为“波斯湾”（Persian Gulf），把蓝市城比定为巴克特拉（Bactra），把身毒比定为“印度”（India）。作者也知道这些比对争论颇多，故择一从之。 [16] 本传译文比起百年前夏德的译本《张骞的故事》当有进步，吸收了最新的研究成果，总体上看，是一个高水平的译本。其他与丝路有关的《匈奴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西南夷列传》等也都收入其中，为国外学者研究丝绸之路的历史提供了资料解读的便利。二是何四维和鲁惟一的《中亚的中国（早期阶段：公元前125—公元23年）》。 [17] 这是对班固《汉书》卷96《西域传》和卷61《张骞李广利传》的译注。作者考虑到汉学家、汉代历史研究者之外读者的需求，对原文中所有可能有疑问的地方，都作了详细的注释。严格来说，这部译作事实上就是一部研究之作，反映了夏德一代之后的西方汉学界在西域史地研究方面的进展。三是澳大利亚独立学者希尔关于《后汉书·西域传》的注释。此书最后的全名是《穿过玉门关：从中国到罗马——公元1—2世纪丝绸之路研究》 [18] ，2009年出第一版，2015年出版修订增补版。该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对《后汉书·西域传》文本的翻译，而且汇集了欧美学界几乎全部的对该文本内容的研究成果。新版分为上下两卷，信息量巨大，以一人之力，做出如此成绩，令人敬佩之至。
纵观百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丝绸之路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叹为观止。它们不仅涉及丝路的诸多方面，而且对丝路的历史作用认识也趋于一致，认为它不仅是东西方或中西之间的一条商贸之路，也是一条文化交流之路。但也有明显的不足：一是研究分散，以文献、遗址、遗物为主，对丝路诸文明各自的内涵及相互的联系还缺乏系统深入的整体研究；二是国内研究注重境内的考古发现，忽视对国外研究成果的吸收和利用；三是没有把希腊化文明遗产在丝路的传输作为研究的重点。
虽然很少有学者专门撰文或著书探讨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之间的关系，但涉及二者范围的多学科交叉研究成果还是相当可观。这主要集中在希腊化城市的兴衰变迁及其向丝路商贸中心的转变，希腊式钱币对丝路钱币的影响，希腊化艺术与佛教犍陀罗艺术的关系及其在丝路的发展三个方面。
关于亚历山大建城，国外研究比较深入。有的是从古典文献中寻找亚历山大建城的蛛丝马迹，有的是从考古发掘的城市遗址中去寻找。主要关注的问题是：第一，他在东征过程中到底建立了多少城市，尤其在中亚和印度？第二，这些城市如何定位？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西方学者弗雷泽和科恩的研究最为深入，也最有价值。弗雷泽的观点比较极端，他根据各类史料比定的最后结果是，亚历山大仅仅建立了6个有据可证的亚历山大里亚。其余都难以证明，可视为虚构。 [19] 科恩认定，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波斯湾到中亚、印度，有13个城市被古典作家归于亚历山大名下。其余还有15个左右也有可能由他所建，但不能证实。 [20] 塔恩认为，总的数目不会超过13个，其中6个尚存可辨，7个难以定位。 [21] 塔恩的研究结论由于时间久远，学界一般仅作参考。弗雷泽的观点也难以得到普遍接受。因为即使没有古典作家普鲁塔克说的70个之多，也不会少到只有6个。科恩是希腊化城市研究的著名学者。他一生先后写过四本专著，对希腊化时期希腊人从小亚、埃及到印度建立的所有城市做了详细的定位研究。他把这些城市统称为“settlements”，以此来概括各种不同类型的希腊人或马其顿人集居地。出版于2013年的《东方希腊化殖民地：从亚美尼亚、美索不达米亚到巴克特里亚、印度》与本课题的研究最为直接，对那些希腊人的“settlements”分地域逐一作了研究。此书的价值不在于它的结论，而在于它对所有的古典记载、现在的研究状况（包括各种不同观点）和相关的考古材料都作了详细的梳理和全面的总结，这就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资料来源。
关于亚历山大之后希腊人在中亚、印度建立的城市，塔恩、科恩、纳拉因的著作都有涉及，但最主要的证据还是来自考古发掘。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法国、苏联和英国的考古学家就在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对古代城市遗址进行了发掘，成绩斐然，震惊世界。主要发掘的城市遗址有塔克西拉（Taxila）、贝格拉姆（Begram）、坎大哈（Kandahar）、巴克特拉（Bactra）、铁尔梅兹（Termez）、撒马尔罕（Samarkand）和阿伊·哈努姆（Ai Khanoum）、木鹿（Merv）等。这些城市都和希腊化时期的希腊人有关。它们中的大部分都建于或重建于亚历山大帝国和塞琉古王国初期，只有塔克西拉的一处遗址属于印度—希腊人时期。这些发掘报告用不同的文字写成，是应该特别注意搜集、解读的第一手资料。近年出版的英国著名学者克里布和赫尔曼主编的《亚历山大之后到伊斯兰之前的中亚》深入分析了此类遗址内含的历史、文化信息。 [22] 其中，法国考古学家勒里什教授在《巴克特里亚：千城之地》一文中，根据他自己的考察和考古实践，对以阿姆河为中心的巴克特里亚地区的希腊式城市作了系统的论述，对古典作家关于巴克特里亚王国是个“千城之国”的说法作了客观的分析，认为这个地区城市的大批建立和繁荣可能出现于希腊人之后。 [23] 这种现象表明，丝绸之路的出现与这些商贸中心城市的兴起显然有关。他主编的《十字路口的巴克特里亚与中亚文明：铁尔梅兹和巴克特里亚—吐火罗斯坦的城市》收录了29篇论文，全面反映了以法国中亚考古队为首的国际考古学界对巴克特里亚地区希腊化时期和贵霜时期的城市遗址的发掘结果和研究结论，其中特别强调了二者的延续。 [24] 此外，像库特和舍文—怀特主编的《希腊化在东方——亚历山大之后从叙利亚到中亚希腊人与非希腊人的互动》 [25] ，惠勒的《波斯波利斯上空的火焰：历史的转折点》 [26] ，舍文—怀特和库特合著的《从撒马尔罕到撒尔迪斯》 [27] 也都对希腊化时期东方的城市有所涉及。但这些城市都被纳入不同历史时期来研究，如亚历山大时期、塞琉古时期、巴克特里亚希腊人时期、贵霜时期，很少将其作为丝路城镇或中心来研究。这些作者虽然注意到了城市的延续，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它们的性质和功能的演变。
关于希腊化时期和丝路钱币的研究，资料相对丰富，这主要归功于两百多年来希腊化钱币研究的发展。1738年，提奥菲罗斯·拜尔出版了他的《巴克特里亚希腊人王国史》。 [28] 此书利用文献资料和两枚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国王的钱币，给出了6位希腊人国王的名字，可以说是巴克特里亚—印度—希腊人钱币研究之滥觞。此后，随着钱币资料的增多，钱币在希腊化远东的研究中越来越居于至关重要的位置，因为关于这一时期的希腊人，西方古典文献中仅仅提到了7位国王，其余的都要靠钱币来确认。到现在为止，已经有44或45位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希腊人国王的钱币被发现。但是，如何利用这些钱币建立这些国王的世系、在位时间和统治区域，成为一大难题。考古、历史、钱币、碑铭学领域都有专家介入，但难以取得共识。从目前的总体趋势看，法国钱币学家波比拉赫奇的年代学体系获得了较大程度的认可。他致力于古代中亚和印度钱币研究数十年，出版关于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印度—希腊人和印度—斯基泰人、印度—帕提亚人钱币的专著十多部，发表论文上百篇，是国际公认的钱币学专家。他在1991年出版的《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希腊人的钱币：法国国家图书馆馆藏分类目录》 [29] 是目前最权威的著作。这本书以巴黎国家图书馆钱币部收藏的丝路钱币为主，同时还利用了世界其他各大博物馆的收藏，收录了1127枚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希腊人的钱币 [30] ，并从历史学和钱币学的角度对这些钱币作了整体的分析，对这些钱币的类别、归属、图像特征和铭文、符号都作了详细的说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依据这些钱币对巴克特里亚和印度的44个希腊人国王的在位时间和统治区域作了新的界定。这对于我们研究后来丝路钱币的流通和演变非常重要。近年来，他受世界各大博物馆之邀，单独或与他人合作整理它们的馆藏钱币，主要著作有：《美国史密斯学会馆藏印度—希腊人、印度—斯基泰人和印度—帕提亚人钱币目录》 [31] ，《巴基斯坦前贵霜钱币》 [32] ，《古代印度钱币》 [33] 和《希腊钱币总集：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希腊人的钱币——美国钱币学会收藏》 [34] 。这些著作不仅奠定了他本人在国际钱币学界的权威地位，而且更重要的是为研究希腊化钱币与丝路钱币的承继关系提供了最基本的资料和源头。另外，米奇纳和西尼尔关于印度—希腊人、印度—帕提亚人钱币的研究也很有参考价值。米奇纳的《印度—希腊人和印度—斯基泰人钱币》 [35] 共九卷，前四卷是关于印度—希腊人的钱币，后五卷是关于印度—斯基泰人的钱币，既有基于钱币学研究基础之上的历史背景分析，也有竭泽而渔式的图录和详尽的图像、币文、币值、材质、标记等方面的说明。特别是该书收录了同时代或者前后时期与之有关联的其他钱币，可以说一书在手，可以获取波斯帝国，尤其是亚历山大帝国以来一直到贵霜时期甚至萨珊波斯时期的伊朗、中亚、印度地区钱币的基本信息以及各地各类钱币之间的联系。西诺尔的《印度—斯基泰人钱币与历史》（四卷本） [36] 是在个人收藏的基础上编写而成，也是历史背景和图录的结合。该书对印度—斯基泰人的迁徙路线、王朝演变以及所伴随的钱币类型的变化和影响都作了详尽而独特的描述、分析。很显然，面对同样的钱币资料和文献，二人对于斯基泰人的迁徙路线有不同的解释。米奇纳认为他们是从西部，即从阿富汗方向入侵（他忽略了中国史料中的记载），而西尼尔则认为他们是从西北方向经索格底亚那（Sogdiana）和巴克特里亚（Bactria）入侵。但两人都指出，印度—斯基泰人有诸多分支，各有自己的迁徙路线、活动区域和王朝世系。印度—斯基泰人钱币图像与我国《汉书·西域传》中提到的罽宾、乌弋山离钱币有极大的相似性，对于丝路南道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研究可以提供钱币学方面的证据。
关于地处丝路要道的贵霜、帕提亚（安息）、萨珊波斯和粟特的钱币，也都有一些专门的图录和研究著作出版。其中最著名的是塞尔沃德的《帕提亚钱币》。 [37] 这部书是帕提亚钱币研究的基础。www.parthia.com网站上的钱币就是以此分类和定性为基础，同时补充了最新的钱币资料。这个网站是研究帕提亚钱币的权威数据库。此外，大英博物馆汪海岚的《丝路钱币》 [38] ，依据斯坦因在中国西北部发现的钱币资料，主要探讨了在中国古代西域（新疆为主）发现的各种钱币及其使用情况，也能为丝路钱币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她认为丝绸（纺织品）不仅是交易的物品，也可以作为货币使用。其他各种与丝路有关的网站以及各种钱币拍卖行、博物馆的网站，都有大量图文并茂、信息详实的钱币介绍，是国内获取钱币图样标本的重要途径。
由于丝路热的持续升温，国内也有一些钱币爱好者投身于丝路钱币的搜集、整理之中。李铁生先生积累的钱币资料尤为丰富。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多次到国外考察，访问钱币拍卖行和各大博物馆、图书馆，搜集国外钱币学家的著作，然后分析整理，汇集成书，先后在北京出版社出版了丝路钱币系列丛书7部。其中《古中亚币》（2008年）、《古波斯币》（2006年）、《古印度币》（2011年）与本课题的研究直接相关。上海博物馆2006年组织召开了“丝绸之路古国钱币暨丝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国内外著名的钱币学家参加，会后出版的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年）展示了国际丝路钱币研究的最新成果。此外，杜维善的《丝绸之路古国钱币》（上海博物馆《中国钱币馆》编，1992年），张忠山的《中国丝绸之路货币》（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上海博物馆主编的《上海博物馆藏丝绸之路古代国家钱币》（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的先后出版，反映了国内丝路钱币研究的不断发展。这些钱币学著作虽然以介绍为主，但开启了国内丝路钱币研究之先河。
关于希腊化艺术与丝路艺术的联系，最典型的例证就是著名的犍陀罗艺术。犍陀罗地区位于古代印度的西北部，是亚历山大曾经占领过、印度—希腊人主要活动的地区。孔雀王国时期，佛教传到此地。后来从巴克特里亚侵入的希腊人在此地与佛教相逢。他们逐渐接受了佛教，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印度—希腊人国王米南德（约公元前165/155—前135年在位）。根据现在的一般研究结论，皈依了佛教的希腊人将希腊的神人同形同性观念和希腊的雕塑艺术带入了佛教，从而创立了以希腊艺术之形表现佛教精神的所谓的“犍陀罗艺术”（the Gandhara Art），或称“希腊—佛教艺术”（Greco-Buddhist Art）。随着丝路的开通，佛教与犍陀罗艺术也传向中亚、东亚。本文所说的丝路艺术主要指以犍陀罗佛教艺术为中心的宗教艺术。围绕这一文化现象，诸多问题随之产生，且争论不休。首先是关于犍陀罗艺术的起源。它是受到希腊艺术的影响才产生的？还是它本来就是印度本土的产物，是佛教自身发展的结果，如与大乘佛教的出现有关？印度佛教艺术有两个中心，一个是马图拉，一个是犍陀罗。两地的艺术风格有所不同。前者印度成分居多，本土特征明显；后者希腊艺术因素居多，希腊的神话人物如阿波罗、赫拉克勒斯、阿特拉斯、狄奥尼苏斯的形象，希腊的科林斯柱式、希腊式服饰、装饰图案等，虽然都经过改造，但清晰可辨。二者到底是并列还是先后关系？此外，犍陀罗艺术何时产生也是争论的焦点。主张起源于希腊艺术影响的一派坚持始于印度—希腊人时期，也即公元前2至前1世纪，主张源于来自罗马影响的一派认为应在贵霜时期。各家主张各有根据，前者从印度—希腊人钱币上的佛教特征（如佛塔、菩提树、大象、法轮）和公元前后比马兰（Bimaran）遗物盒上的佛陀肖像上，看到了希腊人对佛教的影响；后者从贵霜第四位国王迦腻色伽的钱币上找到了标有“Boddo”字样的佛陀立像。关于佛教传播的路线，也有不同的看法。总之，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方兴未艾，但莫衷一是。近年来，随着阿伊·哈努姆遗址的发现，有的学者根据在这个希腊人城市遗址中出土的希腊雕塑（石雕与泥塑）、神像、希腊柱式、剧场、体育馆、希腊语铭文等，认为在希腊化的东方，应该存在着一个“巴克特里亚艺术流派”。此地的希腊人被迫撤退时，把这一艺术流派带到了印度西北部，从而孕育或催生了犍陀罗艺术。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代表性的著作有：福歇《佛教艺术的起源》《犍陀罗希腊佛教艺术》 [39] ；马歇尔《塔克西拉》（1951年） [40] ，《犍陀罗佛教艺术》（1960年） [41] ；格鲁塞《从希腊到中国》（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穆罕默德·瓦利乌拉·汗《犍陀罗艺术》（商务印书馆，1997年）；塔恩《巴克特里亚和印度的希腊人》（1938年第1版，1952年第2版，1984年补充版）；艾林顿和克里布等主编的《亚洲的十字路口：古代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艺术中肖像和象征符号的转化》（1992年） [42] ；库勒米诺斯等主编的《从佩拉到犍陀罗：希腊化东方艺术与建筑风格的混合与认同》（2011年） [43] ；博德曼的最新著作《亚洲希腊人》（2015年）。 [44] 这些贯穿一个世纪的研究成果体现了学界对以犍陀罗艺术为代表的希腊与东方文化相结合的认识过程，对于我们理解这种文化交融、文明互动现象在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延续很有启示意义。事实上，在阿富汗的哈达（Hadda）、阿姆河畔的铁尔梅兹（Termez）以及佛教在中亚传播的最西界木鹿发现的佛教雕塑，已经证明了这种结合仍然在延续。 [45]
综上可知，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各自的研究都富有成果，但对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着一种既先后承继又相互影响的互动联系，学界仍然缺乏深刻的认识。
从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丝绸之路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它转输的商品，而在于它传递和传播的思想和文化，在于它是古代欧亚大陆东西方诸文明相互交流、融合的大通道。文明互动交融是丝路永恒的主题。希腊化文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和丝绸之路发生了关系。但遗憾的是，百年来，学术界对二者的关注并没有产生应有的交集，独立的研究对象、独立的研究队伍在两条平行线上运动。当然由于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的开通有时间上的一段重合，希腊化文明的遗产在丝路上流传，丝路横贯于原来希腊化世界的故地，因此，即使对二者独立的研究，也难免发生联系和对接，但也只是在边缘相切，没有把二者之间的历史逻辑关系真正建立起来。
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和希腊化世界的形成为未来丝绸之路的全线贯通奠定了地理空间的基础。如果不是这个希腊化世界的存在，不是这个从印度经中亚到地中海的水陆道路体系的存在，张骞的西域凿空也只能到阿姆河一线为止。但很快南到“身毒”（印度），西到“海西”的西域世界为中国方面所知。中国的使者甘英之所以能“抵条支而历安息，临西海以望大秦”，就是利用了原来希腊化世界道路体系所提供的便利。关于这一问题还需要深入研究，比如各希腊化王国与印度孔雀帝国、帕提亚王国并立时期，这条道路是如何保持畅通的？当时从印度到地中海之间到底有多少条道路相通？它们都通过哪些地区？此外，在丝路开通之前，东西方有哪些物产的交换？是否存在着一条香料之路？当时海陆两路是如何衔接的？推动这些道路存在的动力到底是什么？是政治利益还是经济利益？这种交往的后果是什么？对后来的丝绸之路有什么影响？
希腊人在中亚、西亚、印度西北部的统治和影响延续了三个世纪之久（帕提亚王国确实占领了塞琉古王国的一大部分，但其建立者是斯基泰人的一支，其国王自称“希腊人之友”，从文化上看属于半希腊化国家），他们到底留下了哪些遗产？在帝国统治的机制框架之外，从文明遗产的角度看，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即希腊人原来的城市、希腊式的钱币、希腊人的雕塑与建筑艺术。这些遗产前人都有研究，且成果丰富，有的非常深入系统。但新的遗址、新的考古材料不断发现，预示了这些领域的研究需要不断的开拓和深化。对于我们而言，主要关注的是希腊化文明遗产如何通过丝绸之路延续和传播。
其一，不论是亚历山大还是塞琉古王国的钱币，也不论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国王的纯希腊铭文的钱币还是印度—希腊人的双语币，它们都被后来的其他民族的统治者使用、仿造或改造。钱币的“希腊性”虽然越来越少，但希腊式钱币的影响至少一直延续到了阿拉伯人到来之前。即使是后来的阿拉伯帝国，甚至蒙古汗国也都沿用了这种钱币的基本形制。这些国家和地区都位于丝路沿线，这些形形色色的钱币是如何通过文化的过滤而被制造出来？发行者采用此类钱币的动机如何？钱币上的希腊化文化信息又是如何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这些钱币的使用者？它们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对于丝路文化交流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回答的问题。
其二，希腊人撤走或消失之后，他们城市的命运如何？前人确实不论从古典文献还是从考古发掘上，都证明了从亚历山大开始以来希腊人的建城活动的存在，也对其中的一些给予了准确的定位。但它们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它们中有多少成为了丝路重镇？它们的变迁、兴衰与丝路的走向和发展密切相关，后来的结局如何？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和正在丝路沿线国家合作发掘的考古机构和当地的科研单位建立联系，既吸收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同时实地考察或参加田野考古活动，以便获得第一手资料。
其三，希腊化艺术在中亚和印度西北部影响最深远的遗产就是犍陀罗艺术。应该说，不论是具有文化扩张情结的西方学者，还是捍卫民族文化原创性的印度本土学者，都对犍陀罗地区出现的佛教艺术保持了持续的热情，对它的研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共识是有的，分歧也明显，但这些分歧并不仅仅存在于西方学者与本土学者之间。事实上，大多数学者还是本着客观、实事求是的立场来从事这一研究，他们的分歧主要是学术之争。我们可以根据中外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的互证，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发出中国学者自己的声音。比如，关于犍陀罗佛教雕塑，或者更确切一点，佛陀形象的出现时间，中国的史书实际已经给出了一个大致的界限。既然汉明帝时期派人到西域请回佛像，那至少在明帝在位之时（公元58—75年），即公元1世纪中期佛陀的形象已经被塑造出来，这是一个最迟的下限，但上限可以推到何时，就得靠当地考古学和钱币学的资料了。另外，关于犍陀罗艺术传播的路线及其在传播过程中的演变，我们也可以借助于汉文资料进行重点研究。阿伊·哈努姆遗址的出土同样给犍陀罗艺术的起源提供了新的可能。巴克特里亚是否存在着一个艺术流派，它和为帕提亚宫廷服务的那些希腊艺术家是否属于同一个流派？只有对犍陀罗、阿伊·哈努姆遗址、尼撒遗址三地的艺术形式和特点进行比对后，才能对此作出回答。除了犍陀罗艺术之外，希腊化的建筑技术、装饰艺术以及希腊的神话人物、传说也都在丝路上传播，尽管已经改头换面。希腊化艺术与丝路宗教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何对这种联系条分缕析，正本清源，既是研究的重点，也是难点之一。
关于希腊化遗产到底与中国古代文明有无接触和联系，研究者已经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但如何接触、如何联系，就需要通过对丝绸之路中介作用的深入研究来解决。正是通过丝绸之路，佛教经中亚首先传入了中国的塔里木盆地，并由此传向中原。但它在传播的过程中，如何一步步与中原文化相结合，最后使印度佛教变成了汉地佛教，从犍陀罗出发的具有希腊化艺术特征的佛教人物雕塑如何渐渐褪掉了他们的“胡人”外表，变成了汉人模样的三世佛、菩萨和四大天王等，是一个涉及历史、文化、艺术、宗教等领域的非常复杂的问题。但佛陀形象的存在，就意味着犍陀罗艺术影响的存在，希腊式样的棕榈枝、葡萄纹，甚至龟兹壁画中的裸体人物
，敦煌石窟中的爱奥尼亚式和多利亚式柱头，麦积山具有赫拉克勒斯特征的天王形象都暗示着希腊化文化因素潜移默化的影响。此外，与贵霜钱币有明显渊源的新疆和田马钱，尼雅木牍文书上的希腊神像印记，山普拉的希腊马人（Centaur）和持矛王者形象，宁夏固原李贤墓鎏金银壶上的特洛伊神话故事，山西太原虞弘墓中石雕上的酿造葡萄酒的场面和来通形象，新疆巩乃斯河地区出土的希腊—马其顿式头盔，内蒙古博物馆收藏的马其顿式桃金娘金冠等近年来发现的具有外来文化特征的遗物，无不蕴含着一定的希腊化文化因素。至于中国古代文献中关于西域的记载，其实早就包含了希腊化文明遗产的信息。
[46]
我们应该依据文献和考古资料，将事实上已经存在的希腊化文明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关系重新连接起来。
此外，对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二者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对于古代丝路文明互动历史的了解无疑可以加深我国与沿线国家人民的友谊，拓宽中国和相关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合作。古代丝路沿线国家和希腊化世界覆盖了现在中亚、南亚、西亚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如中亚五国、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埃及等，正是“一带一路”的主要涵盖之地。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使古代中国与古代西域国家、民族和地区的文化交流、友好往来在千年后的今天继续延续、扩大、深入，就是本研究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略有改动）
[1] 最近，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梅维恒教授等主编出版了论文集《重构丝绸之路：古代东西方交流的新研究》，其主旨就是论证“丝绸之前的丝绸之路”（the Silk Roads before Silk），实际上就是草原丝绸之路的存在。依据的主要材料是近年在中国新疆小河墓地发现的公元前2000年以前印欧人的遗存。Victor H.Mair，Jane Hickman，Colin Renfrew，eds.， Reconfiguring the Silk Road ： New Research on East-West Exchange in Antiquity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4.
[2] 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曾派希腊人斯库拉克斯（Scylax，约公元前510年）沿印度河南下，寻找河口。Herodotus， The Histories ，4.44，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A.D.Godle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1.
[3] 最近比利时的一位独立学者在美国 The Silk Road 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表示德语中的“丝绸之路”，不论是单数的“die Seidenstrasse”（the Silk Road），还是复数的“Seidenstrassen”（the Silk Roads），都不是李希霍芬始创。在他之前，已经有几位学者提出此词或类似术语，如“费尔干纳之路”（“the great road of Fergana”[die große Straße von Ferghana]，从撒马尔罕到苦盏[Khujand]），“赛里斯之路”（Straße der Seren，or“road of the Seres”，从中国到中亚），北方大陆丝绸之路（“northern continental route of the silk road[nördliche continentale Weg der Seidenstraße]，从中国西部到里海），丝绸之路（Seidenstraße，从中国到西方或欧洲）。其中德国地理学家卡尔·里特尔（Carl Ritter, 1779—1859）可被称为真正提出“丝绸之路”（Seidenstraße）全程概念的第一人。他在1838年出版的八卷本《地理学》（ Die Erdkunde ）中提出这一概念，早于李希霍芬39年。但他的概念相对模糊。正是李希霍芬给了“Seidenstraße”一词比较明确的时间和空间定义（汉代中国与西域），“丝绸之路”（Silk Road）才成为专用术语，表示中国与西方之间以丝绸为中介形成的道路系统。（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China ：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 ，Bd.1，Berlin：Reimer, 1877，454 ff.）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它的内涵不断丰富、扩大，以至于在国际上被广泛接受。可见，全球性的“丝路热”与李希霍芬还是分不开的。详见Matthias Mertens，“Did Richthofen Really Coin‘the Silk Road’？” The Silk Road ，Volume 17（2018），pp.1-9.徐朗博士在《西域研究》2020年第1期上发表的《“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与拓展》一文，对李希霍芬以来丝路内涵和外延的变化、发展做了系统的梳理分析，认为丝绸之路成为一个古代中西或欧亚大陆东西方交往的道路体系的统称，并沿用至今，李希霍芬的首创作用不可忽视。
[4] Aurel Stein， Ancient Khotan ： Detailed Report of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Turkestan ，2 vol.s，Oxford：Clarendon Press, 1907（[英]奥雷尔·斯坦因著，巫新华等译：《古代和田——中国新疆考古发掘的详细报告》全二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Aurel Stein， Serindia ：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5 vol.s，London&Oxford：Clarendon Press, 1921（[英]奥雷尔·斯坦因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译：《西域考古图记》全五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Aurel Stein， Innermost Asia ：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 Kan-su and Eastern Iran ，5 vols.，Oxford：Clarendon Press, 1928（[英]奥雷尔·斯坦因著，巫新华等译：《亚洲腹地考古图记》全四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5] Friedrich Hirth，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 Researches into Their Ancient and Medieval Relations as Represented in Old Chinese Records ，Leipsic&Munich：Georg Hirth；Shanghai&Hongkong：Kelly&Walsh, 1885；[德]夏德著，朱杰勤译：《大秦国全录》，商务印书馆，1964年。
[6] Berthold Laufer， Sino-Iranica ：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Iran ，Chicago：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1919；[美]劳费尔著，林筠因译：《中国伊朗编》，商务印书馆，2001年。
[7] J.Harmatta，ed.，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 Vol . II ， The Development of Sedentary and Nomadic Civilizations ，Paris：UNESCO, 1994.[匈牙利]雅诺什·哈尔马塔主编，徐文堪、芮传明译：《中亚文明史》（第二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
[8] I.M.Franck and D.M.Brownstone， The Silk Road ： A History ，New York：Facts on File Publications，1986.
[9] Christopher I.Beckwith， Empires of the Silk Road ： A History of Central Eurasia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Present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
[10] Liu Xinru， The Silk Road in World Histor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
[11] Valerie Hansen， The Silk Road ： A New Histor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美]韩森著，张湛译：《丝绸之路新史》，北京联合出版社，2015年。
[12] Jonathan Tucher， The Silk Road ： Art and History ，London：Philp Wilson Publishers，2003，p.23.
[13] Mariko Walter&James P.Ito-Adler，eds.， The Silk Road ： Interwoven History ， Vol . Longdistance Trade ， Culture and Society ，Cambridge，Mass.：Cambridge Institutes Press, 2015.关于该丛书的宗旨和出版计划，详见pp.xi-xii：“Series Forward”。
[14]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汉学家就开始翻译《史记》《汉书》中有关西域的部分。A.Wyile在1881—1882年连续发表了关于《汉书·西域传》和其他相关人物（张骞、陈汤）的英文译本，详见A.Wylie，“Notes on the Western Regions，”translated from the“Tseen Han Shoo，”Book 96，Part 1， The Journal of the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Vol.10（1881），pp.20-73；Part 2，Vol.11（1882），pp.83-115.有关陈汤和张骞的译文在Part 1之附录中。夏德首先把《史记·大宛列传》译为英语，另名为《张骞的故事》。详见Friedrich Hirth，“The Story of Chang K’ién，China’s Pioneer in Western Asia：Text and Translation of Chapter-123 of Ssï-Ma Ts’ién’s Shï-Ki，”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37（1917），pp.89-152.据夏德所述，此前曾有法国学者M.Brosset发表此传的法文译文（“Relation du pays de Ta-ouan，”t he Nouveau Journal Asiatique ，tome 2，Paris, 1828，pp.418-450），但认为已经过时，遂有他的英文重译。
[15] Sima Qian，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 Han Dynasty I-II，revised version，trans.Burton Watson，Hong Kong，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
[16] Sima Qian，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 Han Dynasty II，pp.231-235，231 n.1.
[17] Anthony F.P.Hulsewé， China in Central Asia ： the Early Stage ：125 B . C . -A . D .23，Leiden：E.J.Brill，1979.
[18] John E.Hill， Through the Jade Gate-China to Rome ： A Study of the Silk Routes 1 st to 2 nd Centuries CE ，San Bernardino：John E.Hill，2015.
[19] P.M.Fraser， Cities of Alexander the Great ，Oxford：Clarendon Press，1996，p.201，Maps 1-2，“Table of Alexander-foundations”。
[20] Getzel M.Cohen， The Hellenistic Settlements in the East from Armenia and Mesopotamia to Bactria and Indi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3，pp.335-338.
[21] W.W.Tarn， Alexander the Great ， II ： Sources and Studies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48，pp.232-259.
[22] Joe Cribb and Georgina Herrmann，eds.， After Alexander ： Central Asia before Isla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23] Pierre Leriche，“Bactria，Land of One Thousand Cities，”in Joe Cribband G.Herrmann，eds.， After Alexander ： Central Asia before Islam ，pp.121-153.
[24] Pierre Leriche，ed.， La Bactriane au carrefo ur des routes et des civilisations de l’Asie centrale ： Termez et les villes de Bactriane-Tokharestan ，Paris：Maisonneuve et Larose，2001.
[25] A.Kuhrt and S.Sherwin-White，eds.， Hellenism in the East ： The Interaction of Greek and Non-Greek Civilizations from Syria to Central Asia after Alexander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
[26] Mortimer Wheeler， Flames Over Persepolis ，New York：Reynay&Company，Inc，1968.
[27] S.Sherwin-White and A.Kuhrt， From Samarkhand to Sardis ： A New Approach to the Seleucid Empire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
[28] Theophilus Bayer， Historia Regni Graecorum Bactriani ，St. Petersburg：Academia Scientiarum，1738.
[29] Osmund Bopearachchi， Monnaies gréco-bactriennes et indo-grecques ， Catalogue raisonné ，Paris：Bibliothèque Nationale，1991.
[30] 该书提供的收录钱币数目1227枚有误，应为1127枚。已经和作者核实（个人通讯，2015年10月18日）。见Olivier Guillaume的书评： Studies in History ，9，2（ n . s ），1993，pp.292-294.
[31] Osmund Bopearachchi， Catalogue of Indo-Greek ， Indo-Scythian and Indo-Parthian Coins of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1993.
[32] Osmund Bopearachchi， Pre-Kushana Coins in Pakistan ，Karachi（Pakistan）：Mughal Prin.t&packaging（Pvt）Ltd.，1995.
[33] Osmund Bopearachchi， Ancient Indian Coins ，Brépols，Turnhout：Belgique，1998.
[34] Osmund Bopearachchi， Sylloge Nummorum Graecorum ， Graeco-Bactrian and Indo-Greek Coins ， The Collection of the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Part 9，New York：The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1998.
[35] 参见Machael Mitchiner， Indo-Greeks and Indo-Scythian Coinage ，London：Hawkins Publications, 1975-1976.
[36] R.C.Senior， Indo-Scythian Coins and History ，Lancaster，PA：Classical Numismatic Group，2001-2006.
[37] D.Sellwoo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oinage of Parthia ，2nd rev.ed.，London：Spink&Son Ltd.，1980.
[38] Helen Wang， Money on the Silk Road ： The Evidence from Eastern Central Asia to c . AD 800 ， London ： British Museum Press ， 200.4
[39] Alfred Foucher， Beginnings of the Buddhist Art ，Paris：Paul Geuthner, 1914；Alfred Foucher， L’Art gréco-bouddhique du Gandhāra ，3 volumes，Paris：Imprimerie Nationale, 1905，1918&1922；[法]福歇著，王平先、魏文捷译：《佛教艺术的早期阶段——印度和中亚学考古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
[40] J.Marshall， Taxila ： An Illustrated Account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Carried out at Taxila under the Orders of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between the Years 1913 and 1934，Vol.I-III，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英]约翰·马歇尔著，秦立彦译：《塔克西拉》（三卷本），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41] J.Marshall， The Buddhist Art of Gandhar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英]约翰·马歇尔著，许建英译：《犍陀罗佛教艺术》，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年。
[42] Elizabeth Errington and Joe Cribb with Maggie Claringbull，eds.， The Crossroads of Asia ： Transformation of Image and Symbol in the Art of Ancient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Cambridge：The Ancient India and Iran Trust，1992.
[43] Anna Kouremenos，Sujatha Chandrasekaran and Roberto Rossi，eds.， From Pella to Gandhara ： Hybridisation and Identity in the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the Hellenistic East ，Oxford：Archaeopress，2011.
[44] John Boardman， The Greeks in Asia ，London：Thames&Hudson，2015.
[45] [法]R.格鲁塞著，常书鸿译：《从希腊到中国》，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第33—36、68—71、89、91—92页；Pierre Leriche and shakir Pidaev，“Termez in Antiquity，”in J.Cribb and G.Herrmann，eds.， After Alexander ： Central Asia before Islam ，pp.179-211，Fig.8-9；Jonathan Tucher， The Silk Road ： Art and History ，pp.230-231，Fig.292.
[46] 参见Yang Juping，“Some Clues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 and the Roman East Hidden in China’s Early Four Historical Books ，” Talanta . Proceedings of the Dutch Archa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Society ，46/47（2014/2015），pp.121-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