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本人从事希腊化时代的学习和研究已经三十多年。期间既有启蒙阶段的“识文断字”（指上大学后才开始学习英语，研究生期间才开始接触古希腊语、拉丁语），也有入门之后的照猫画虎（指大学期间开始学着写学术论文），即使后来有了一点自己的感悟心得，也是战战兢兢，不敢献丑。这次历史学院出版第四辑《南开史学家论丛》，我有幸忝列其中，实在是诚惶诚恐，感激不尽。我是南开的学生，虽然不是“根红苗壮”的本科，但也是20世纪80年代南开历史学院古希腊史专业的第一个研究生，也是王敦书先生的第一个硕士生。虽然是一名大龄新生，但那时的我并没有思想包袱，反而以和比自己年轻10岁左右的应届生为同窗而感到欣慰、幸运。尽管被“文革”耽搁了10年，但我并没有沉沦，反而凭借时代之好风，奋发而起，和他们站在了一起，徜徉在南开这座学术的殿堂内，这是人生多么难得的机会。当然，只有我们这样经历的同代人大概才能有这样的切身体验。

我走上历史研究的道路，与自己上大学前的读书爱好有关，尤其与1978年高考时五门考试中历史的考分最高有关。当时我的总分超过了重点大学的录取线，抱着出省就去北大，不出省就上山西大学的想法，填报志愿时就填了两个：北京大学历史系和山西大学历史系。说到底，还是对省外的大学不了解，还有一点就是不愿远离家乡，现在想来这个境界实在不高，不过那也是时代的产物，能上大学就很不错了，已经鲤鱼跳龙门了，夫复何求。

入学之后，第一学期有“中国古代史”、“世界古代史”、“历史要籍介绍与选读”等主干课程，结果，“世界古代史”考试得了一个年级高分。授课老师是年高德劭的陈超教授。当时的师生关系特别亲密，我经常到老先生家拜访，看到一屋子满满的书柜，着实羡慕，从此也就对世界史有了更多的兴趣。第四年做毕业论文，就选了古希腊史的一个题目——《伯里克利与雅典民主政治》。

这个选题与当时的时代潮流有关，也与自己的学习体会有关。关于雅典民主政治，一般教材都认为创始于梭伦（Solon），确立于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这也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观点。但我总感到，古希腊文明的辉煌时代是在希波战争之后的伯里克利（Pericles）时代。这一时期，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城邦文明在政治、文化、经济等领域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既然这个时代能以伯里克利来命名，那他到底为那个时代做出了什么伟大贡献，以至青史留名？带着这个疑问，我翻阅了当时山西大学图书馆所能找到的中文资料，得到的只是教科书上的一般性定论。我感觉，必须想办法获得更多的外文资料，尤其是有关他的第一手外文资料。以我当时的英语水平，谈何容易！但我还是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利用实习的机会，到北京图书馆或手抄或复印，得到了大英百科全书中的“Pericles”词条内容和普鲁塔克《名人传》中的《伯里克利传》。回来后，即着手翻译。那时也没有版本知识，只要是个英文译文就如获至宝。其实这个译本属于Dryden translation，是17世纪的英国大文豪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 1631—1700年）领衔的译作，19世纪经另一位英国诗人阿瑟·休·克劳夫（Arthur Hugh Clough, 1819—1861年）将其修订再版（1859、1876、1880年）。在1914年版的《罗叶布古典丛书》（ Loeb Classical Library ）中，《名人传》的译者将此德莱顿《名人传》视为“可能是现存最好的英译本”。但这个版本的译者好像有点拟古之风，用了很多古词，类似于我们今天的汉文古译，或许这就是当时的英语，确实不太好懂。其实还是自己的英语太差，仅仅学了几本教材，就敢尝试这样的大部头翻译，真是无知无畏。记得当时困难重重，请教了许多老师，包括外语系的老师，凭着蚂蚁啃骨头的一股傻气，历时三个多月，硬是把它勉强转成了汉语。以此为主要史料，我撰写了本科论文《伯里克利与雅典民主政治》，指出正是伯里克利用公职津贴的方式保证了下层公民的参政权，从而使雅典的民主政治得以真正完善和全面实施，使雅典成为当时希腊各邦的“学校”。这个论文1982年完成，1985年经过修改，在内蒙古大学的世界古代史会议上宣读。2019年，适逢内蒙古大学历史学院召开纪念胡钟达先生百年诞辰的会议，邀我参加。我重新翻出了那篇文章的打印稿，倍感亲切，也若有所失。当时怎么就没有再把这个问题做下去呢？如果这也算是一篇论文，那就只能是学术启蒙阶段的一点收获。写作此文时，陈超先生已经作古，指导我的是陈文明先生。他对我敢于翻译普鲁塔克的《伯里克利传》大为赞赏，并在系里、教研室会议多次提及。感谢陈文明先生，他对我的褒扬也是我能够在本科毕业之后到山西师范学院（后改为师大）任教的原因之一。

在山西师大的三年，我主要讲授世界古代史。但最初我视学问为神圣，视讲台为圣坛，迟迟不敢上课，怕误人子弟。大概过了一年之后，等真正写完了全部讲稿，才敢开课。那时只是根据教学需要，充实有关的知识，根本谈不上研究，也没有想过做什么研究。那个年代高校风清气正，宽容大度，给了我们这些青年教师充分的时间和自由，来开拓自己的学术视野和充实专业基础，本人也借此机会积累了大量的专业资料，同时提高了英语的口语和听力，为之后考取南开大学的研究生打下了基础。

1985年初秋，告别师大，来到南开。这是我人生的重大转折，能拜师于王敦书先生门下，开始从事古希腊史的研究，真是荣幸之至。在先生的指导下，我选择国内学界很少关注的希腊化时代作为自己的研究重点。没有想到，从此至今，我一直在希腊化或与其有关的领域摸索。这也是我为什么再也没有回到伯里克利时代的原因。马克思曾经说过，希腊内部的极盛时期是伯里克利时代，外部的极盛时期是亚历山大时代。我从第一个极盛时代入门，从第二个极盛时代开始真正的学术之旅，大概也是一种命运的安排吧！

希腊化时代实际始于一个“男孩”，终于一个“女孩”，那就是始于亚历山大，终于克列奥帕特拉。他们都是有过轰轰烈烈人生经历的青年国王和女王。亚历山大20岁登上王位，22岁开始东征，33岁英年早逝，留下的是一个西起地中海，东到印度河，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帝国。他死之后，帝国虽然迅即崩溃，被他的部将瓜分，但他开创的希腊化时代却延续了三个世纪之久。克列奥帕特拉女王公元前30年的自杀、托勒密王国的灭亡、公元前后远东印度—希腊人王国的消失可以说是希腊化王国时代的终结，但并非希腊化文化影响的结束。它通过罗马帝国、基督教对西欧的影响，通过丝绸之路对远东的影响都是源远流长，有迹可寻。开始时，本人对自己研究对象的认识还很朦胧，但随着学习的深入，越来越感到这一时期在人类历史上的划时代作用。在后来的硕士学位论文中，我这样写道：

人类历史的文化交流自远古就已发生。然而，在亚历山大之前，这种交流只是局部的，有些地方甚至是相互隔绝的。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文化出现得最早，且为近邻，但它们之间的真正接触要到埃及新王国之时。波斯帝国的建立，大大便利了帝国境内各地文化的交流，但由于它是靠武力维持的军事联合体，没有统一的、牢固的政治经济基础，波斯人自身又没有带来较高的文化，所以各地的文化恪守传统。除琐罗亚斯德教外，帝国之内的文化并未出现统一的迹象。虽然波斯帝国与文化传统截然不同的希腊为邻，而且曾兵临希腊，但西侵的惨败决定了它不可能在文化上给希腊留下什么痕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烧掉了几座神庙。不少的希腊人访问过巴比伦、埃及，也向它们学了不少宝贵的知识；有的希腊人谋食于大王的宫廷，可能也带去了希腊的思想，但这些局部的接触难以沟通东西方两大文化的巨流。远东的中国，希罗多德对之一无所知。在亚历山大跨越赫勒斯滂（Hellespont）海峡之际，这里的群雄各国还在争霸中原。它们既无力，也无意，更无暇西向。以后的秦汉帝国开边拓土，疆域庞大，但只是在汉武帝时才西达葱岭。他的使者也只是在此时才越过帕米尔高原。汉文化在发展，在蔓延，不过要与其他几个古代文化相会，还得等待一段时间。印度文化自成一统，百家之中，佛教流行。但佛教的大倡和弘扬于印度西北部要到孔雀帝国阿育王之时，向东亚、东南亚的传播要到贵霜帝国之时。单就文化的接触而言，东方的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埃及和巴比伦与希腊有过局部的交流，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的希腊文化与东方文化的交流并未进行。罗马是后起之辈，在文化上远逊于它的希腊邻居。当它为统一意大利而征战时，希腊人已创出了他们将要钦羡之至的文化，但他们的羽毛还未丰满，无力东向。其它地区如中亚、阿拉伯、中非在希罗多德时代，甚至在亚历山大东征之时，大都还笼罩在传说的迷雾之中。

这一切都说明亚历山大之前欧亚非大陆各古老文化地区的相对闭塞。造成这种格局的根本原因固然只应归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落后，但以政治经济为动力的军事征服却能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各地的阻隔，使其成为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整体。帝国的建立，有利于帝国之内各地的文化交流。如果统治民族具有较高或相等程度的文化，在文化传统上又与各被统治地区有很大的不同，最后还能坚持自己文化传统的主导地位，那这个帝国之内的文化交流就更为丰富多彩，就会存在两种渠道的文化交流，一种是帝国境内被统治民族之间的交流，一种是统治民族与当地民族之间的交流。这二者不是孤立的，而是交织在一起的。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的大交流、大汇合才能出现。希腊化文化就是这样。所谓“第一次大交流、大汇合”是从文化交流汇合的双方，交流的方式，交流的程度，交流的结果而言。交流的双方即希腊文化与以埃及、西亚、印度为主的当地文化；交流的方式是在希腊人政治统治之下，以希腊文化为主导；交流的广度（从地中海到印度河）和深度（几乎各个文化分支都能看出汇合的迹象）都是前所未有的；交流的结果即不仅继承和保存了希腊古典文化，而且在与其他文化汇合的基础上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希腊化文化。

希腊化文化标志着欧亚非文化交流新时代的开始。连接东西地中海的罗马帝国，由南而向东西的阿拉伯帝国，由东而西的蒙古帝国，由小亚崛起的奥斯曼帝国，还有由西而东的十字军远征，都或多或少地推动了文化交流的浪潮。无庸讳言，它们中有的还毁灭过一些地区的文化，但总的说来，它们都属于这个时代。这个时代直到哥伦布时才结束，但是启迪了这位葡萄牙水手宏大心灵的不就是希腊化时代的科学天才吗？ ^[1]

现在看来，这些论断难免有一厢情愿、肤浅浮躁和以偏概全之嫌。但也就是在这样的认识之下，我开始了对这一时代和世界的研究。

三年之后，面临着一个工作去向的艰难抉择。权衡再三，我回到了本科母校——山西大学。尽管遇到了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但自己不敢懈怠，从未放松希腊化方面的研究。其实，就有关希腊化的论文而言，第一个集中发表的时期就是在山西大学，主要是在硕士论文的基础上做拓展研究，可以说，硕士论文的所有章节都有与之相应的论文发表，形成了一个希腊化系列。其中有从第一节延伸出的《试析“希腊化”时期君主制的形成与特点》（《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论“希腊化”时期的城市化运动》（《城市史研究》总第7辑，1992年），从第二节改写而来的《论希腊化文化的几个发展阶段》（《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第三节和第四节合成的《论希腊化文化的多元与统一》（《世界历史》1992年第3期），有从第五节三个小节分别扩展出来的《“希腊化文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大交流大汇合》（《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希腊化文化对西欧的影响》（《晋阳学刊》1992年第5期）、《古代希中文明的接触与交汇》（《世界史研究年刊》1996年总第2辑）。还有一些文章属于与希腊化领域有关的新探索，如《奥尔弗斯教及其主要影响》（《历史研究》1993年第4期）、《公元前希印文化关系初探》（《南亚研究》1993年第3期）。还有一篇《希腊化文明的形成、影响与古代诸文明的交叉渗透》（《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是对这一系列文章的总结。《古希腊乌托邦思想的起源与演变》（《世界历史》2003年第6期）是这一个研究系列的最后一篇文章，其中强调了希腊化世界的扩大给古希腊哲人乌托邦思想的启示。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发表的成果基本上都是南开研究方向的继续。感谢南开和山大，给我带来了第一个学术之春。硕士论文《希腊化文化宏观考察》修订版，将在近期我的另一本书中出版。这既是出于对这段学术经历的纪念，更是想说明这些年的学术研究事实上是在南开选题的基础上进行的。读者可以从中看到，当时的起点是多么滞后，学习是多么浅尝辄止，但它却决定了终生的研究方向。现在这本书的主题——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之联系实际上早在这篇论文中就已经有所提及，本书也可以说是硕士论文部分内容的扩展。

在这一时期，我还有缘投师于北师大刘家和先生门下，攻读中外古史比较方向的博士学位。在研究希腊化世界与中国关系时，中文资料也尤为重要，但我却恰恰缺乏这方面的基本功。我对刘先生景仰已久，他的方向可以使我更多地接触到中国古典史料。好在刘先生愿意接受我这匹驽马，真是让我喜出望外。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以主要活跃于公元前4世纪以后希腊、罗马世界的犬儒派为研究对象，并试图将其与中国的庄子学派比较，因为二者都出现于两个社会的转型时期，即中国由战国到秦汉一统、希腊由城邦向亚历山大帝国、希腊化王国的过渡。尽管研究方向有变，但研究的问题还属于希腊化时期。这事实上就是两个方向合炉而冶的结果，在此向两位老师再次表示深深的感谢。

五年之后，我在繁杂的行政事务与专业研究日渐艰难的困境中，终于完成了博士论文，通过了答辩。已届知天命之年，下一步如何走？我再次认识到，自己的志趣还是安安静静做学问，这是自己的立身之本。当时正逢南开历史学院敞开大门，延揽人才，经过一番考虑，决定一试。没有想到，学院领导欣然表示欢迎。从此，我迎来了希腊化研究的第二个春天。

本书属于我计划中的希腊化文明研究系列三部曲中的第二部。第一部《碰撞与交融——希腊化时代的历史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已经出版，主要是围绕希腊化文明本体的研究，收入的大都是在山西大学期间发表的成果。这一部基本都是2004年重返南开后的成果，主要围绕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的关系展开。

其中有的是从宏观的角度来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

如《亚历山大东征与丝绸之路开通》（《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认为，亚历山大东征开创了古代欧亚大陆诸文明大规模互动的时代，他奠基的希腊化世界同时也奠定了未来丝绸之路的基础。张骞通西域，意味着他进入了希腊化世界的故地，也意味着从中国到地中海、印度的丝绸之路的全线贯通。从这个意义上，亚历山大东征和张骞通西域在丝绸之路的开通上发挥了同样的作用。此文采用了新的思路，即不是从中国出发由东向西，而是从亚历山大开始，由西向东来研究丝路的开通，而且运用了中外文献和近代考古资料互证的方式来进行论证，从而增加了论点的可信性。

有的是对帕提亚、贵霜、印度以及整个远东地区希腊化的研究，兼及二者的互动。

如《帕提亚王朝的“爱希腊”情结》（《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分析了帕提亚王朝与希腊化的微妙关系：帕提亚王国是从塞琉古王国独立出来的，由于建立者自身是游牧民族，文化发展相对滞后，加之处于东西两面希腊化王国的影响之下，所以，以“爱希腊”为荣，倾心接受希腊化文化，包括希腊语、希腊化钱币和希腊式城市。这种情结的本质是出于巩固自身统治的考虑。随着周边希腊化王国的消失，帕提亚的希腊化也就被伊朗化所代替。帕提亚就是我国史书中的安息，张骞带回的关于安息钱币、书写材料和方式的信息，都与希腊化文明的遗产有关。

《“Soter Megas”考辨》（《历史研究》2009年第4期）也是运用中外文献和钱币、铭文资料，试图证明贵霜钱币系列中出现的无名王“Soter Megas”（“伟大的救世主”）很可能就是《后汉书·西域传》中提到的监领印度的将军。虽然此文的观点或有争议，但还是被国外钱币学界权威视为是一家之言在学术史中加以评论，起到了学术交流的作用。 ^[2]

《希腊化还是印度化——“Yavanas”考》（《历史研究》2011年第6期）则是对一个争论已久但悬而未决的热点问题的再探讨。印度—希腊人的历史到底应该归于希腊化史还是印度史？英国学者塔恩和印度裔学者纳拉因观点对立。本文系统考察了Yavanas，即印度—希腊人在印度活动的整个历史过程，证明他们在坚守希腊性的同时，也接受了印度文化的影响。就其来源和其对印度的统治而言，他们的历史应该是远东希腊人历史的一部分，但就他们最后消失于印度民族和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而言，他们也可以属于古代印度历史的范畴。

《远东希腊化文明的文化遗产及其历史定位》（《历史研究》2016年第5期）实际是我在2015年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的研究重点。其中提到，希腊化文化遗产在中亚和印度的主要体现是希腊式城市、钱币和犍陀罗艺术。丝绸之路的主干线或十字路口正好处于这一地区，这些希腊化遗产正是由此传到中国。

另外，像《娜娜女神的传播与演变》（《世界历史》2010年第5期）、《弥兰王还是米南德？——〈那先比丘经〉中的希腊化历史信息考》（《世界历史》2016年第5期）、《两汉中印关系考——兼论丝路南道的开通》（《西域研究》2013年第4期）、《希腊式钱币的变迁与古代东西方文化交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传闻还是史实——汉史记载中有关西域希腊化国家与城市的信息》（《西域研究》2019年第3期）、《犍陀罗艺术中的“希腊神”及其在中国的演化——一项基于图像的初步考察》（《西域研究》2022年第1期）、《山西地区北朝隋唐文物中的外来文化因素》（修改版）等，也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希腊化世界与中国的关系，不论其证据源于中外文献，还是具体的钱币、艺术品、城市遗址。

这些年还有十多篇与本主题相关的文章在国外用英文发表或演讲。本书限于篇幅，只在“附录”中收入了5篇，聊可作为本研究得到国际学界认可的一个标志吧！这些文章有的是原来中文文章的修订版或扩展版，有的仅在国外发表过。感谢 Anabasis:Studia Classica et Orientalia，Ancient West and East，The Silk Road，Talanta.Proceedings of the Dutch Archa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Society，Routledge 等国际著名学术刊物和出版社，正是它们的编辑、编委或所出书的主编发现了我的文章，鼓励我修订后用英文发表。因此，《附录》中收入的一些文章从题目上看似乎与前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但已经用英文改写，这次又做了一些校订，可以说已经尽可能地吸收了国际上最新的研究成果和自己的最新研究心得。如果有可能，我会在近期把所有已经发表和即将发表的外文论文，以及一些代表性的中文论文的翻译修订版，一并结集出版，作为“希腊化文明研究”系列的第三部（英文版），主要面向国外读者。现在国际著名的荷兰布里尔（博睿）学术出版社（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有意将其纳入他们主编的一套“Comparative Antiquities”丛书中，书稿已经提交，正在审阅之中。结果如何，不得而知，但英文版未来可期，也略感心安。

总体上看，最近这些年似乎进入了“收获”的季节，但就研究的深度和高度而言，感到与国内外同行的差距还相当大。主要表现在缺乏第一手实地考察资料，对国外的研究成果知之甚少，特别是缺乏跨学科研究的基础和视野。为此，一方面在国内外扩大实地考察的范围，眼见为实。我先后三次深入大西北，尤其是新疆，考察了从长安到喀什、和田丝路沿线的大部分佛教石窟、遗迹，参观了沿途省区的各大博物馆，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也与各地的学者，尤其是考古、博物馆的学者建立了联系。在国外，我考察了乌兹别克斯坦、伊朗两国境内的主要丝路城市遗址和文化遗产。行走在亚历山大当年东征的大道上，亲身体验丝路行旅的艰辛，确实别有一番感慨和收获。另一方面，我与国外的同行学者建立了密切的学术关系，2016、2018先后两次在南开大学举办有关的国际学术会议，利用2009年作为希腊奥纳西斯基金会的特邀教授到希腊讲学和2013—2014年应聘哈佛大学希腊研究中心、德国考古研究院客座研究员的机会，遍访欧美的各大博物馆，拍了上万张照片。同时应邀在美国的哈佛、辛辛那提大学，英国的牛津、爱丁堡、雷丁大学，荷兰的莱顿大学，德国的柏林自由大学、希腊的雅典大学、捷克的布拉格大学，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大学，日本的明治大学，韩国的首尔大学，伊朗的伊玛目霍梅尼大学，乌兹别克斯坦的铁尔梅兹大学，土耳其的晔迪特派大学等地或讲学，或参加国际会议，并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东西方考古研究所（巴黎高师）、哈佛大学希腊研究中心、牛津大学古典艺术研究中心等科研机构保持了持久的合作关系。这些年所取得的成果与这些国际联系是分不开的。能和国际一流学者合作、交流，尤其是向他们学习，真是人生一大乐事，也是自我提高的关键。

从2005年以来，我先后承担了两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个是一般项目《希腊化文明与古代诸文明的互动》，另一个就是前面提到的重大项目《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还承担了一个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丝路古国文明研究》。本书就是这些研究成果的汇编。教育部项目最后成果《古国文明与丝绸之路》已经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现在就剩下重大项目还没有全部完成，正在做最后的努力。研究愈深入，发现的问题愈多。虽然年近古稀，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至于能否再有些许贡献，就不得而知了。但结项在即，多卷本成果的出版指日可待，庶几可告慰人生，或作为对南开历史学院和所有支持、帮助过自己的国内外学者及学生、家人的一种回报，对二位导师的一份献礼。

杨巨平
2020年5月2日初稿于南开
2022年8月26日改定

[1] W.W.Tarn， Hellenistic Civilisation ，London：Edward Arnold，1952，p.305.

[2] 参见Joe Cribb，“The Soter Megas Coins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Kushan Kings，Kujula Kadphises and Wima Takto，” Gandhāran Studies ，Vol.8，2014，pp.79-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