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何家伟教授的新著《褪色的金饭碗—国营事业职员收入变迁（1927—1949）》（以下简称《收入变迁》）即将出版了，这对于拓展近代中国国营事业史的研究范围颇有裨益。近代中国的国营金融事业和邮电事业，一直是金融史、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内容，通常以国营金融邮电机构整体为叙事和评议对象，这本身无可厚非，但缺乏对相关从业人员进行专门的研究。尤其是从业人员的收入和生活状况，甚少列入研究者的视野。《收入变迁》即主要是围绕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营金融邮电事业人员收入问题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体现出以下几方面的特色。

该书对国营事业职员收入问题的考察，有着较开阔的视野。作者不仅分别梳理了南京国民政府国营金融事业和邮电事业人员的常薪福利待遇收入的特点及利弊，指出常薪福利待遇标准的统一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管理，但却使市场因素下降，行政化色彩被强化；还分析了当时所得税对各不同群体收入的影响，指出个人所得税属于直接影响，营利事业所得税是间接影响；考察了南京国民政府国营金融邮电事业人员全面抗战战前、战时及抗战胜利后的工资、物价、收入及生活状况的变化情况。通过研究分析，作者指出了应注意的若干问题，如四行人员生活状况在全面抗战期间、抗战胜利后存在着的区别；邮政事业人员层级多，包括洋员、华员、邮务佐、邮政差役等，不同层级之间收入差距悬殊；全面抗战期间邮政电政事业人员生活状况艰难，国民政府官军电欠费是主要原因。作者特别指出，战时国营金融邮电事业中下层人员生活状况的不易，本质上是民族灾难在他们身上的投影。在以上具体研究的基础上，作者分析了南京国民政府国营金融邮电事业人员收入问题中体现的人事管理特点与经济思想，考察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营金融邮电事业人员收入的社会影响，并从国家、社会及个人三个层面总结了南京国民政府国营事业人员所谓“金饭碗”褪色的原因。这些评析具有全局视野，结构紧凑，不乏新意，值得细读。

该书还研究了南京国民政府对国营事业职员收入的限薪措施，并分析了效果、原因。作者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没有简单地对这一问题给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而是先指出了国营金融邮电事业人员收入具有市场成分，与公教人员依赖财政拨款有区别；进而按时段分别梳理了相关情况，认为分析限薪问题，需要区分国营事业人员收入有着战前绝对高薪与战后相对高薪的区别；指出国营金融邮电事业人员的高薪，在通货膨胀前并未引起各界太强的感觉和认识，但是到了抗战后期通货膨胀日趋严重，国营金融邮电事业依然保持的较高收入状况，引起其他低收入各界的不平乃至强烈反响；国民政府的处置则被动失据，先是袒护甚至推诿，但在各方压力下，不得不出台了某些限制措施，却留下一些矛盾和漏洞；抗战胜利后国营金融邮政主要是银行人员，全面抗战前的高工薪跌落至战后低收入，已陷入“无薪可限”境地。

纵观全书，作者对国民政府时期国营事业职员收入的研究，不仅采取了具体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还在史料的发掘、整理和辨析上，花了很大的功夫。历史研究的基础是史料，但该研究所需史料缺乏现成的专题史料。近些年来虽然关于各大政府银行的历史资料陆续刊行，但其中关于员工收入方面的具体资料却不多，主要靠作者从浩瀚的原始档案中爬梳发掘和整理。目前该书所使用的档案史料，基本来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重庆市档案馆、湖北省的档案馆等，多达数百种，而尤以上海市档案馆藏资料为最多，其中相当部分史料属于首次使用，体现了作者对档案史料的深入挖掘。另外在史料的整理方面，书中整理的图表就有一百多份，涉及档案文件多达数百份。此外，该书还参考了大量民国时期的报刊资料，如《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公报》《交通部统计半年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公报》《邮政事务年报》《经济部公报》《中央党务公报》等，还有大量金融报刊史料，如《中行生活》《交行通信》《金融周报》《中国农民银行月刊》《金融导报》，以及银行年鉴、经济年鉴等。扎实的史料工作极大提高了该书的原创性乃至整体意义上的学术价值，值得予以充分肯定。

应当指出，除了银行和邮政事业之外，近代中国广义的国营事业，还涉及生产流通和财税等领域的其他一些行业门类，其从业人员的收入问题同样缺少专门研究，既有相关史料的基础薄弱。期待着何家伟教授能够在完成该书之后继续相应的研究，拿出新的高水准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