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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自确立以来，虽代有升降，但都不失为中国传统学术之正统。诚如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所说：“‘五四’运动以前两千多年里面，所谓学问，几乎专指经学而言。学人以名列儒林为荣，著述以敷赞圣旨为贵，派别繁杂，训解浩瀚。”
两汉是经学“昌明”与“极盛”时代
，时下国学研究与传播亦日受重视，因此探讨汉代经学与其他学术门类包括文学、文论的关系，渐渐成为交叉研究的热点。
一、汉代经学与文论的研究现状
对于两汉经学与文学的探讨，近三十年来，多有成果问世。仅就著作看，就有刘松来《两汉经学与中国文学》（后文简称刘著）
、陈松青《先秦两汉儒学与文学》
、冯良方《汉赋与经学》
、边家珍《汉代经学与文学》（后文简称边著）
、程勇《汉代经学文论叙述研究》（后文简称程著）
、侯文学《汉代经学与文学》
、吴从祥《谶纬与汉代文学》（后文简称吴著）
、张峰屹《两汉经学与文学思想》（后文简称张著）
等，但具体到两汉经学与文论的专题探讨，则只有程著和张著。
程著在区分“（中国）文论”与“（西方）文学理论”的基础上，将植根于经学语境中的汉代儒家文论划分为“经学文论叙述”和“经学视野中的文论叙述”两个层面。在他看来，“经学文论叙述”是“汉儒在对作为圣人垂范之‘文’的经典文本的释义过程中引领出来的对于‘文’的看法和主张，那些涉及‘文’的本原、功能、创造方面的叙述本身即是经学的有机构成，它显明地表现出儒家知识分子在国家政治文教制度的整体构想中对文化创造进行规定和规范的努力”。而“经学视野中的文论叙述”则以“经学文论叙述”为依据和本原，旨“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中，详细讨论以经学为学问基础、思想前提和意识形态语境的汉儒关于诗、赋、楚辞的理论，以及这些理论是如何从‘经学文论叙述’中转出的”
。作者重点关注的是“经学文论叙述”的形成，即今文经学文论叙述、古文经学文论叙述和谶纬经学文论叙述，对“经学视野中的文论叙述”则未涉及。
张著分涉“两汉经学与《诗》学思想”“两汉经学与辞赋文学思想”“谶纬思潮与两汉文学思想”上中下三编。上编先论四家《诗》说的共同旨趣和《毛诗大序》《礼记·乐记》的文学思想意义，后析董仲舒、翼奉、刘向、班固、郑玄等人的《诗》学思想；中编主要探讨两汉经学与《楚辞》学、赋学的关联；下编在例说、论析谶纬佚文的文献形态、文献价值，述评自唐迄今谶纬名义研究，镜考两汉谶、纬分合演变的基础上，对两汉谶纬思潮发展及其对士人的影响、谶纬思潮与两汉辞赋、诗歌创作的内在关联、谶纬佚文中的文艺观念等进行了详细论述。张先生虽然将其所论纳入“汉代经学与文学”的研究框架之中，如在“绪言”里还特殊说明舍弃对《韩诗》、“鸿都门学”和蔡邕、两汉散文如史传和政论（奏疏）、东汉的某些子书（尤其如《论衡》等）进行专题研究的各自原因，但是其文学思想史的研究视域无论是在学理依据，还是在研究实践上都不乏对文论的渗透、滋养和观照。
其他各著多是在探讨汉代经学与文学关系的同时，兼论汉代经学与文论。较具代表性的，如刘著下编专设一章探讨“经学语境中生成的汉代文学理论”。该章以“发乎情，止乎礼义”为题，下辖“《诗经》经学阐释体系的形成”“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话语体系”“经学语境之外的文学理论之声”
三节。其中，前两节关涉《诗经》的经学阐释和诗学话语。如第一节着重分析《诗经》经学阐释体系的形成（即汉儒在运用史实阐释《诗经》诗义过程中形成的“诗义与史实基本吻合”“诗义与史实部分吻合”“诗义与史实了无关系”的“历史化”阐释方法和着眼于政治教化的功利性价值取向）及原因（史官文化的必然产物、孔孟《诗》论的继承发展、时代政治的必然要求）；第二节主要探讨在《诗经》阐释过程中产生的“情志并举的诗歌本质论”“‘美’‘刺’对举的诗歌功能论”“‘赋’、‘比’、‘兴’与诗歌的表现手法”“‘《诗》无达诂’与汉儒
的诗学接受理论”。从汉代经学与文论的视域看，其着重点主要是《诗经》学中的文学理论，其他领域则较少涉及。
边著下编分设四章，分别从“董仲舒的经学与文学思想”（如其对“六艺”的认识、天人感应理论和文学上的物感说、中和论及其对文学的启示、“《诗》无达诂”论等）；“经学与汉代诗学”（包括《毛诗序》的作者问题、汉儒解《诗》与对诗歌社会功能的认识、尊王媚权的经学思维方式与“温柔敦厚”的诗教观等）；“汉人的经学观念与辞赋观念之关联”（以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王充为参照）；“经学意识与汉代的屈骚评论”（包括刘安的以《诗》论骚、扬雄以圣人为参照的屈原评论、班固评论屈骚的经学与文学两视角、王逸的依经论屈骚）四个层面论述经学与汉代文学观念的关联。边先生所论，给人良多启迪，但亦不乏可商兑之处。其一，“董仲舒的经学与文学思想”一章与后三章不在一个逻辑层面，且其“《诗》无达诂”论亦属汉代《诗》学范围，更不宜单列；其二，第二章中的“汉代诗学”是汉代《诗经》学的泛用，指涉过宽，略失精准，而探讨的具体内容，其取舍、主次恐亦有轩轾；其三，汉代谶纬经学与文学思想的关联暂付阙如。
吴著虽也隶属于两汉经学与文学课题，但其探讨的仅是汉代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谶纬与文学的关系。而具体论述谶纬与文论之间的关联，则是上编基础篇中的“谶纬与汉代文学创作”及“谶纬文艺观”两章。在简要梳理谶纬对汉代不同时期（西汉后期、王莽时期、东汉前期、东汉中后期）文学影响轨迹的基础上，作者先从文本（题材素材、人物形象、语句字词）、思维（政治神话思维、天人合一的系统思维、由此及彼的比附思维、由微知著的类推思维）、创作心理（想象、艺术构思、审美情趣）三层面分析谶纬对汉代文学创作的影响；然后从经典观（简述纬书中神化孔子作经纬、神化儒经义理的概况）、诗学观（以《诗纬》为核心，主要包括对“诗者，天地之心”“诗者，持也”的论述；解说《诗》篇；以时令、阴阳五行、星宿分野说诗等）、乐论思想（以《乐纬》为中心，主要论述音乐的起源、功用、乐感以及“天人感应”思想和音乐人事体系）三方面对汉代谶纬的文艺思想及文艺价值进行深入论述。
在两汉经学与文学课题之外，亦有一些研究儒家文论话语的课题或研究经学与文论关系的课题涉及到汉代经学与文论关系的探讨。如程勇《早期儒家文论话语研究》紧承其《汉代经学文论叙述研究》，在对轴心时代儒家思想和儒家文论话语详细论述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汉代经学成型与汉儒思想质素、今文经学文论话语建构、古文经学文论话语建构、谶纬经学文论话语建构、经学话语与汉代文学世界等专题，切实将其汉代经学文论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吴建民《经学与古代文论之建构》以历史朝代为序，将不同时期（先秦迄清）产生的文学理论放在各自的经学背景中去考察。在观照“经学与汉代文论”时，作者先综论“经学对汉代文论之影响”，然后分述“董仲舒的文艺思想”“《诗大序》的诗学理论”“扬雄文论思想中的经学因素”“经学家班固、何休、郑玄诸人的文论思想”“经学与王逸的文学批评思想”
。
至于一些专题研究汉代经学与文论关系的学术论文，较具代表性的主要还是程勇的“经学文论叙述”研究系列
、吴建明的“经学与古代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系列
、孙蓉蓉的“谶纬与文学研究”系列
。而其他相关论文，则多围绕汉代经学对诗、赋、楚辞等文学观念及批评的影响展开，其详情可参见吉峰、张恩普《反思与进路：经学视野下两汉文学理论研究述评》
。
二、汉代经学与文论的研究设想
综观学界既有成果，虽不乏精到之论，但在“汉代经学与文论”课题的视阈内考察，仍可不同程度地推进和完善。
首先，汉代经学与文论课题涉及两个领域，一是汉代经学，一是汉代文论。经学作为汉代主流意识形态必然会对汉代文论产生重要影响，但这种影响为什么会产生，多大程度、多大层面上产生，或者说其产生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是什么，有什么思想经验和历史隐秘等，都值得探讨。
其次，《诗》《书》《礼》《易》《春秋》虽是经书文本，但是藉由它们展开论说而形成的汉代经学文献，尤其是《诗大序》《礼记·乐记》
等既是经学文本，又是文论文本，以它们为核心建构的汉代经学文论是汉代文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将汉代经学文论分述为今文经学文论、古文经学文论和谶纬经学文论，虽有一定范型作用，却不利于解释今古文经学合流和谶纬中一些与今古文经雷同的文献。
第三，对汉代经学与文论关系的探讨，除研究汉代经学对文论的影响外，还可关注两者之间的会通及对后世的影响，即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中，详细讨论沾溉浸染经学的汉儒关于诗（包括乐府）、赋、楚辞、史传的理论，以及这些理论是如何从经学中转出来的，对后世影响怎样。而现有成果多围绕赋、楚辞揭示汉代经学对文论的影响，不仅对史传涉及较少，而且即使论述汉代经学对赋论、楚辞评论的影响，也大多以人为纲，个案分析具体明晰有余，而理论陈述抽象概括不足。至于对后世的影响，则暂付阙如。
为了更好地解决上述问题，本书拟以汉代经学与文论的关系为论题，从历史发生和逻辑分析相结合的视角，论述汉代经学与文论的文化发生背景和意义生成规则，通过对散见于汉代各种文献典籍中相关资料的搜集、整理，寻绎出汉代经学对文论的文化心理、审美观感、价值系统、诠释方式的影响因素，探析两者的会通化成，从文化探源中寻求汉代文论所赖以形成、发展的基本规律，并揭示其在中国当代文论建设中的普适性。具体而言，本书拟分五章探讨。
第一章论述汉代经学与文论的文化场域。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伊始，经学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而经学的形成与汉代社会的大一统政治格局密切相关，并受惠于先秦以来的“天人合一”思潮和早期先民的类推思维，二者在文化背景、思维方式层面为经学的成熟提供了丰富的话语资源。前汉的“天人合一”思潮作为经学思想得以生发的文化场域，赋予经学家从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的认知方式。后经董仲舒的改造成为既符合儒学内在理论逻辑，又能适应汉王朝需要的“天人感应”学说。前汉的类推思维从“类”的划分、界定、推衍出发，直接受惠于西周礼乐文化而成就“因德而类”新理论。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在利用礼乐传统的同时，发展出“援类而推”“引譬援类”的言说方式，使得类推思维逐渐走向成熟。在经学的文化场域中，类推思维与“天人感应”学说相互渗透，既促进了经学的发展，也为经学与文论之间关系的会通创造了条件。
第二章论述汉代经学与文论的话语规则。在汉代经学与文论视域中，以读经为本、解经为事、依经立义的普遍的解读模式和意义建构方式的形成，一方面在于孔子奠定了“述而不作”的文化范型和话语模式，另一方面在于历代（尤其是汉代）经学家（包括古文家和今文家）、史学家、文学（论）家对其解读模式和意义建构方式的阐释和发挥。他们以此为中心而历史地展开的各种人文阐释活动，实际上是古代知识分子在面向现实之际，依托于对传统的确认来争取批评权力的精神行为，是一种叙事的产物，或者说是儒家士人的乌托邦式的虚构，是一种政治策略的产物，其中积淀着大量的思想经验和历史隐秘，并最终形成了崇道、尊圣、宗经为一体的依经立义话语规则。其一“述而不作”首创于孔子，后经由孟子、司马迁、班固、桓谭、王充等人的阐释和发挥，其意蕴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述而不作”是在我国传统社会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形成的，深刻地体现了先民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审视，成为我国古代文人主要的思维方式与阐释原则之一。其二，经学滥觞于先秦而产生、兴盛于两汉。有汉一代，孔子由儒家一家之“圣人”变成天下之“圣人”，《诗》《书》《礼》《易》《春秋》也由儒家一门之“经”一跃为天下之“经”。而围绕孔子及“五经”的传授、评说、笺注、阐释所形成的经学则与先秦以降的“崇圣”“宗经”话语言说方式和意义建构方式密切相关。其三，“依经立义”首次见于王逸《楚辞章句序》，后经刘勰引用加以简化而成，前者旨在评论屈骚，后者意在辨述骚评，都是王逸评论《离骚》的精准断语，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代依经评骚的大体风貌。作为汉代经学和文论的话语言说方式、意义建构方式和话语解读模式，“依经立义”话语规则萌芽于先秦，确立于汉代，是先秦以降“述而不作”和“崇圣宗经”思潮发展的必然结果。其“依”有所本，其“立”有所创，以“从变从义”的圆融立场实现经典的传承与创新，表现出限制与自由的对立与统一，为汉代经学与文论的同源互动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一方面，汉代经学通过建构与其政治哲学相一致的文学理论，为统治阶级文化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主动规范文学的发展。如儒家经典本身所包孕的文学思想既理所当然地呈现为一种经学话语，又自然而然地成为后世文学理论发展的源头，它们凭借其载体所拥有的话语霸权地位，被信奉儒学的作家和文论家们所贯彻和实践。另一方面，信奉儒学的作家和文论家们在接受和实践儒家文学理论的同时，又会依照经典文本的有关论述，根据自己的现实感悟和创作体验对传统文论命题不断进行新的阐释。这些接受和阐释既是经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文论建构与创新的有效途径，其从不间断、循环往复的阐释、接受历程使植根于儒家经典的文论话语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内涵也日趋丰富圆通，并逐渐积演成为后世普遍接受的文学理念。
第三章论述文论空间里的汉代经学书写。探讨“五经”文本在汉代授受、流传、整理、研究活动中所包孕的文学思想。汉代经学文本对文艺本源论、创作论、文本论、功能论多有论及，且对中国文论发展影响至深至远。在先秦“诗言志”说基础上，汉儒对“志”为诗之本源进行了全面论述，但也进行了道德化限定与政治性规范；受性情论影响的“情本论”虽然注意到“情”之于文艺的发生学意义，但也进行了政治道德限定，或具有神秘化倾向；与“志本论”“情本论”相似，“心本论”认为人心之动生诗乐，但又主张“心”非个人心理活动，而是受政治与伦理调控的心理世界。感物说在《乐记》中发端，为感物美学奠基，人心之动源于外物感发，音乐为其产物；诗人以美刺反映社会时世，诗成为显现政治的工具；普通百姓（劳者、饥者）对现实生活不满，愤懑之情发而为诗。由此，“感物”“美刺”“食事”构成了汉儒关于文学创作的三大关键词。从“六诗”到“六义”体现了汉儒对文艺作品认知的巨大进步，前者以乐分诗歌类别，后者之“风雅颂”为诗之体，“赋比兴”为诗之法，具有政教色彩；汉代“治道文质论”以文质言“礼”、君子之德与各朝文化特点，为汉代改制提供了理论基础，他们虽倡导文质相副，但具有鲜明的重质轻文倾向。与统治意志勾连，汉儒认为诗乐系可经世济邦的“经国大业”，不仅应当教化百姓（化下），讽谏君上（刺上），前主后次，而且具有愉悦人情之功效，虽终被政治道德功用掩盖，但审美功能亦不可忽视。
第四章分析经学视野中的汉代文论叙述。“依经立义”圣化言说方式和意义建构方式直接影响决定了汉代的骚评、史论和赋论。有汉一代，屈赋被文人高度接受、广泛流传和师范模拟。这些拟骚之作在“追念闵伤”屈原，以“嘉其义”“赞其志”的同时，融入作者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情感体验，为屈骚称“经”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受“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汉代士人又掀起了一股研究屈原及其《离骚》的热潮，贾谊开其端，王逸集大成。对屈原其人，他们虽都以儒家的行为原则为标准从品格、出处上加以探讨，却走出了两条截然不同的人生路向；对屈原其文，则从其渊源、旨义、风格、体例等多方面展开批评，依经立义，以《诗》评骚，力图挖掘其间的相似相同性，从而确立骚的经典地位。史论自《左传》“君子曰”发轫，是针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发表评价，并蕴涵论者内心“微言大义”的评论文字。发展至汉代，史论受经学影响的痕迹日趋明显，诞生了《史记》和《汉书》。司马迁作《史记》于体例多有创新，在提出“发愤著书”说的同时，并以“寓论断于序事”“藏美刺于互见”“定褒贬于论赞”的史迁笔法有效地发展了“春秋笔法”。班固以“光扬大汉，轶声前代”为志而成《汉书》，受经学影响更为明显。不仅将经学服务于汉室的理论特质落实为《汉书》中“综其行事，旁贯五经”的写作手法，还通过对司马迁及其《史记》的批评，全面展现了经学对史论的影响。而作为“一代之文学”，赋是汉代最富时代气息的文学样式。一方面，汉赋创作具有鲜明的“尚文求美”之艺术倾向；另一方面，汉赋批评则有着特殊的“尚用讽谏”之功利要求。因此，创作上艺术美潜滋暗长，批评上功能论贯穿始终，两者并驾齐驱，共同形成了两汉赋学唯美、尚用的重要特色。然而，汉人论赋以“依经立义”为出发点和归宿，囿于儒家“美刺”功利致用之文学观念，往往在汉赋尚美的艺术倾向和讽谏的思想追求上表现出矛盾。其关于赋体（赋之文体论）、赋法（赋之创作论）、赋美（赋之艺术美）、赋用（赋之功能论）、赋评（赋之批评论）的丰富思想，无不打上经学的烙印。
第五章阐述汉代经学与文论的赓续影响。《毛诗序》因其对经学与文学的双重文本《诗经》的阐释而成为历代经学与文论研究的典范。一方面，在经学史上，《毛诗序》尊废纷纭，僵持难下，被四库馆臣称为“说经之家第一争诟之端”。汉代至中唐，汉唐经学居学术主流，“尊序”乃思想界共识；中唐至明代前期，变革汉唐儒学产生的理学占据学术思想制高点，“疑序”“反序”甚至“废序”声浪高涨；明中期至晚清以前，理学趋于衰微汉学复兴，“存序”与“尊序”再占上风。中国古代思想史所演绎的关于《毛诗序》之悖反式解读，与儒学嬗变密切勾连。在近现代学术转型过程中，《毛诗序》在总体上经历了从遭受质疑评判到客观理性评骘的过程。近代，《毛诗序》随传统文化一道饱受质疑，尤其遭到维新派的批评；“五四”至新中国成立以前，《毛诗序》更是作为封建意识形态之典范被全面否定；新时期以来，《毛诗序》在现代学术视野观照下，呈现辩证、客观态势。其曲折的再生性现代转型历程与中国学术生态休戚相关。另一方面，在文论史上，《诗大序》泽被后世，影响深远。单以“风”为例，短小精悍的《诗大序》，就出现了17处，音义多元，内涵丰富。无论是“缘风喻诗”，还是“托风喻用”，都以“风”为喻体，借“风”丰富的美学内涵形成了关于诗之源、诗之体和诗之用整体的风喻批评和诗教传统，既与汉代经学的兴盛密切相关，又与中国文论的自身发展圆融契合，是汉代经学与文论会通化成的重要结晶。它基于天人合一的理念，建立在比喻和类比的生成机制上，自《诗大序》明确建立后，被纳入了政治、伦理的教化系统，并借助后代士人关于诗文的形象言说，寓政教和审美为一体，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风喻批评。
结语揭示汉代经学与文论的意义生成规则——依经立义在中国当代文论建设中的方法论意义。作为汉代经学和文论共同的意义生成规则，依经立义固然有其僵化、保守甚至曲解、误读的一面，但在今天的文化建设中仍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一方面，随着经学的衰落，依经立义的传统范式日渐式微；另一方面，西学的全面涌进，置换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个学术根基，并最终导致“失语”。因此，要让依经立义这一意义生成方式发挥现代方法论作用，我们应该立足于当代，并从时空两个方面去寻求发展动力。所谓时间寻求，就是内求经典传统，即“依经立论”——在文学思想和文学理论的层面，重新解读儒道释文化元典和历代文论经典，重新阐释中国文化和文论经典的范畴术语和理论命题，进而揭示其当代价值。而空间寻求，则是外求他国理论，即“借石攻玉”——通过对西方文化、文论的借鉴、印证及比较对话来达到互识、互补的目的。而无论是时间寻求还是空间寻求，都应该遵循“依”为前提，“立”为动力的辩证统一、有机结合的建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