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赵毓龙

对于青少年读者来说，在所谓“四大奇书”或“四大名著”中，最为“友好”的可能就是《西游记》这部充满了幻想与谐趣的小说。几乎每个人都能说出几件齐天大圣的“光荣事迹”，或者猪八戒的“糗事”，像“三打白骨精”“真假美猴王”“三调芭蕉扇”等精彩段落也早就成为大众文学知识的一部分。奇怪的是：许多人对“西游”人物、名物、事件如数家珍，却没有“摸”过原著，遑论仔细品读；关于《西游记》的“知识”，他们经常是通过戏曲、说唱、图像、影视、电子游戏等媒介“间接”获得的。这当然是可以的，却错失了通过经典作品与杰出作者“对话”，进而领略其思想高度与艺术魅力的机会，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从题材类型看，《西游记》属于“神魔小说”。今人或称其为神话小说、神怪小说、奇幻小说、幻想小说等，自有其合理性，但鲁迅先生早就给这类作品下过定义。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且历来三教之争，都无解决，互相容受，乃曰‘同源’，所谓义利邪正善恶是非真妄诸端，皆混而又析之，统于二元，虽无专名，谓之神魔，盖可赅括矣。”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把握住了该类作品的两个特质：其一，这类作品的文化底色基本是“三教混融”的，思想、观念、知识驳杂——既有儒家的，也有佛教、道教的，还杂有民间宗教与原始信仰的成分。其二，与其他类型小说一样，这类小说的叙述也要在“二元对立”的意态结构中展开，如《三国演义》是“正／邪”对立，《水浒传》是“江湖／庙堂”对立，《红楼梦》是“情／理”对立，《西游记》则为“神／魔”对立。该定义是具有普适性的，单看《西游记》一部，我们自然可以称它是神话小说、奇幻小说、幻想小说等，但推及《平妖传》《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咒枣记》《三教开迷归正演义》《斩鬼传》等同类型作品，就不太合适了，还是“神魔小说”这一定义更具有普遍意义。

从成书历史看，与《三国演义》《水浒传》一样，《西游记》也是“世代累积”型作品。它源自唐初高僧玄奘赴五天竺求法的真实事迹。玄奘归国后，其西行事迹逐渐流传开来，形成了几部重要文本，如由玄奘口述、辩机记录整理的《大唐西域记》，再如慧立、彦悰撰写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前者是“地理”类著作，以空间为主要叙事线索；后者是“传记”类著作，以时间为主要叙事线索。但它们的作者都是佛教徒，故书中掺入了不少宗教幻想，一些人物、事件也成为后来小说情节的原型。大约在晚唐五代时，出现了一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又名《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这应该是一部俗讲底本。它第一次将取经事迹敷演成一个完整的通俗故事，初具“神魔”色彩，其中已可见一些关键人物的原型（如猴行者、深沙神等），以及后来小说情节的雏形（如白虎岭、女儿国、王母池等）。宋元时期，坊间应该流传过一部热闹好看的《西游记平话》，颇受市民欢迎。只不过，这部《平话》今天已经看不到了，我们只能搜集到一些零星断片的“证据”，如通过古代朝鲜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的注释引文，可知《平话》的结构框架与情节组织已经比较接近后来的小说，而收入《永乐大典》卷13139“送”字韵“梦”字类的《魏徵梦斩泾河龙》，可能就是《平话》的遗文。

同时，元明时期的戏曲舞台上也有不少与“西游”相关的作品，如南戏《陈光蕊江流和尚》、南戏《鬼子揭钵》、杂剧《二郎神锁齐天大圣》等。更有专门演绎“取经”故事的集大成作品，如吴昌龄《唐三藏西天取经》杂剧，又如杨景贤《西游记杂剧》。前者只存两个残折，后者则全本保存下来。杨本杂剧呈现了目前所见元明之际最为完整、丰盈、通俗的西游故事，但杂剧“烟火气”过重，一味追求滑稽谑浪，甚至夹杂不少“恶趣味”的内容，其思想性与艺术性距百回本小说还有相当距离。

此外，说唱、图像中也有大量西游故事，如明代阙名《销释真空宝卷》、阙名《销释科意正宗宝卷》、罗梦鸿的《叹世无为卷》与《巍巍不动太山深根结果经》、归圆的《销释显性宝卷》，以及元代王振鹏的《唐僧取经图册》等，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经过长期的艺术经验累积，到了明代中期（嘉靖前后），西游故事逐渐定型、成熟，用胡适先生的话说，就是“有了统一的结构” （胡适《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此时可能已经出现了一部百回本小说，但目前尚未发现，我们今天看到的百回本《西游记》大约写定于万历时期。

那么，写定这部“奇书”的作者是谁呢？

按文学常识讲，清人多认为是长春真人丘处机。这其实是一个“乌龙”事件。清初的残梦道人汪象旭在编刊《西游证道书》时，加上了一篇托名虞集（虞氏名头很大，是“元诗四大家”之一）的“原序”，假称“此国初邱长春所纂《西游记》也” （蔡铁鹰《西游记资料汇编》，中华书局）。后来“证道”系统的本子都沿袭此说，几成定论。《聊斋志异·齐天大圣》中，作者借人物之口称“孙悟空乃丘翁之寓言” （蒲松龄撰、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可见其进入清人知识结构之早。晚清谴责小说《新党升官发财记》第一回说：“从前有个编《西游记》的邱真人。” （阙名《新党升官发财记》，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又可见此说流传之久。

论起来，确实有一部《西游记》与丘处机有关，即其弟子李志常撰写的《长春真人西游记》。此书记述丘处机西行至大雪山觐见成吉思汗的事迹，并非一部小说。原收在《道藏》中，当时见到的人不多，以致以讹传讹。

清代已经有人（如钱大昕、纪昀等）对此提出质疑，但没有给出新的作者选项。乾隆年间，吴玉搢撰《山阳志遗》，发现天启《淮安府志·淮贤文目》中，吴承恩名下著录一部《西游记》。这名地方小文人，由此进入学界视野。后来阮葵生、焦循、丁晏、陆以湉等学者都加以考证，支持吴氏的著作权，但在大众层面的影响有限。直到鲁迅、胡适等人，才坐实此说，再经出版机构与教育机构推动，“吴承恩说”便成为现代以来的文学常识。不过此说还是有“漏洞”的。说到底，吴氏所撰那部《西游记》，我们其实没有看到，而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是将该书著录在史部“地理”类的（当时，以“西游”为名的游记著作，是比较多见的），这到底是不是一部小说？即便是，是否今日所见百回本小说？都要打上问号。

但话说回来，从吴承恩的生活时代、人生经历、知识结构与审美旨趣看，他确实是目前最贴合《西游记》真实作者形象的一个人选。作为生于“国势如溃瓜”时代的底层文人，吴氏见了太多污浊的社会现实，切身感受到尖锐的社会矛盾，尤其是土豪劣绅对百姓的盘剥、压榨。他又一身傲骨，善于谐谑，对神怪题材颇感兴趣，借神魔叱咤、妖魅腾挪的世界来反照现实，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在作者笔下，无论神魔境界，还是人间国度，都隐约可见现实的影子。神仙昏聩，妖魔颟顸；仙府灵山也公然贿赂，幽冥鬼域亦枉法徇私。人间国度就更加不堪了，西方路上的各位国主，或佞道，或荒淫，或孱弱，或暴虐，朝堂上也大都是“木雕成的武将，泥塑就的文臣”。这不正是明代中晚期社会的“倒影”吗？可以说，无论对神魔形象的揶揄、讽刺，还是对人世君臣的批评、揭露，表达的都是对现实的反思，孙悟空那“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战斗，不仅是对神佛世界规则的挑战，也不止于扫荡群魔，而是寄托着作者反抗现实压迫、铲除黑恶势力的强烈愿望。

当然，《西游记》最打动人的地方，还是其“以戏言寓诸幻笔”的艺术构造（蔡铁鹰《西游记资料汇编》，同前）。与吴敬梓不同，《西游记》作者的叙述态度，说到底是玩世不恭的，而揶揄、讽刺、嘲骂，都融在亦幻亦真的艺术形象与故事情节里。

在形象塑造上，作者首先注意物性、神性和人性的统一。尤其魔怪形象，大都保留其自然本相的“信息”，又经过了夸张或变形，如蜘蛛精吐丝，蜈蚣精用毒，老鼠精打洞，蝎子精的三股叉是其天生的两只鳌钳，金鱼精的铜锤是莲花池里的菡萏……凡此种种，既带有民间叙述的朴素想象，又经过文人知识与意趣的加工；神魔精怪又都具有“超人”的能力，上天入地，呼风唤雨，移山倒海，幻影赋形……加之各色兵器、法宝，令人目不暇接。而说到底，“神”与“魔”皆统摄于真实的“人”性，即鲁迅先生所说的“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同前）。作者笔下的神魔形象，表面看来，或是偃蹇，或是狰狞，细察却可发现：其性格与气质，以及表现出的言语、动作、情态，无一不是“人”的，距离我们很近。

在情节组织上，作者整合了“大闹天宫”与“西天取经”两个大序列，其间用“魏徵斩龙—唐王游冥—刘全进瓜”的小序列衔接。“大闹天宫”部分继承了纪传体历史散文的叙述传统，可视作“齐天大圣传”；“西天取经”部分继承了编年体历史散文的叙述传统，或可看成“唐僧取经编年”。只不过，该部分的“时间形象”略显模糊，“空间形象”相对突出。以往，我们习惯称其为“糖葫芦式”结构，以形容各单元故事的串联关系。今天看来，这种形容略显草率，因为作者是讲究谋篇布局的。比如，在“大战青牛精” （第五十至五十二回）与“真假美猴王” （第五十六至五十八回）之间，作者插入了“子母河—女儿国—毒敌山”序列。如此处理，因为“大战青牛精”与“真假美猴王”是全书场面最大、卷入人物最多的两个序列，是叙述的两个“峰头”。两座峰头不能连起来，要有一段过渡，即山间“谷地”，这样的叙述才是有张有弛的。而谷地也是有风景的，不能随便带过，作者也按照“凤头—猪肚—豹尾”的传统章法构造出来，“子母河”是序曲，“女儿国”是正戏，“毒敌山”是余波（考察女儿国王的早期形象，以及蝎子精形象的生成时间，可知后者是从前者割离出来的变态人格——胡胜《女儿国的变迁——〈西游记〉成书一个“切面”的个案考察》）。可见作者叙述也是步步为营的，我们需要对其布局谋篇进行深入分析。

在版本方面，周弘祖《古今书刻》曾提到此书的“鲁府”本与“登州府”本，可惜今日皆未见到。目前可见的最早刊本是万历二十年（1592）金陵世德堂刊本，全名《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共二十卷一百回，题“华阳洞天主人校”，卷首有陈元之的序。学界习惯称其为“世德堂本”。又有《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一百回，卷首有幔亭过客（袁于令）题词，学界习称“李评本”，但评点者应不是李贽本人。该本文字与“世德堂本”接近，可能出自同一“祖本”。明代还有两种“简本”：一是《唐三藏西游释厄传》，题“羊城冲怀朱鼎臣编辑”，学界习称“朱本”；一是《西游记传》，题“杨（阳）致（志）和编”，学界习称“杨本”。两本孰前孰后，与百回本系统又是什么关系，目前学界还在讨论。此外又有三种“删本”，分别是“杨闽斋本”“唐僧本”“闽斋堂本”，前两种应是删略“世德堂本”而来的，后一种则应是“杨闽斋本”与“李评本”的拼合体。清康熙年间，有汪象旭、黄周星《新镌出像古本西游证道书》，假托“大略堂古本”，补入“江流儿故事” （即唐僧出身事迹，明刊本中只有“朱本”有粗略情节），又加入大量有关丹道的评语。后来《西游真诠》《西游原旨》《通易西游正旨》《西游记评注》等，都是属于该系统的本子。这些“证道书”的评点，是清代的“主流声音”，它们偏离了文学阐释的轨道，但对于《西游记》的经典化而言，是有积极意义的。另外，还有《新说西游记》与《西游记记》两种，前者是清代文字最完备的繁本，后者是现存唯一的抄本，但可读性不强，学术价值也有限。本书原文采用的是黄永年、黄寿成先生点校，中华书局1993年出版的黄周星定本《西游记》，并根据中学生的阅读需求和能力，对原文中的疑难字词进行了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