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西游记》是一部影响久远、风格独特的古典名著。一方面，通俗、浅显，所包含的童话元素“老幼咸宜”；另一方面，自问世以来，歧解纷纭，特别是其独树一帜的话语形态，引发了种种相差悬殊的解读。

明清两代的数百年间，阐释者纷纷挖掘《西游记》的微言大义，或言“《华严》之外篇”，或言“合二氏之妙而通之于《易》”，或言“证圣贤儒者之道”，或言“金丹奥旨”。这种种说法，到新文化运动兴起，被鲁迅与胡适一扫而光。应该说，《西游记》的基本属性是文学，是一部通俗小说。从这个意义上讲，鲁迅与胡适的“扫荡”是有道理的。但是，也还有一个困惑，二位当年似乎没有想到：同一时代，同一文体，同一类型，同一长篇的神魔小说《封神演义》与《西洋记》，为什么没有这样热闹纷纭的“深化”解读呢？特别是《封神演义》，其传播之广泛，影响之深远，较之《西游记》均不遑多让——尤其是在“旧时代”，却也没有类似的解读现象。

原因只能从文本本身去找。也就是说，《西游记》文本具有“诱发”深入解读的成分，这种文本现象是这部小说所特有的。

从这个角度考察《西游记》的作品，学界尚不多见。

由这个角度延伸出去，就面临着两个根本性难题待解：一个是作品的话语系统与叙事态度之间的矛盾。作品在叙事过程中使用了大量道教内丹学的话语，甚至抄录了为数不少的全真道诗词、文章。但是，小说的故事情节却有很多对道教不利，甚或敌视的安排。对此，学界大多持回避的态度，视如不见。如何解释这一矛盾现象，既是阐释文本无法回避的话题，又与另一个“主旨”问题密切相关。作品的主旨问题则是解读《西游记》的另一个大难题。我们历来把“大闹天宫”当作反抗昏聩的天庭统治来理解，甚至有“折射农民起义”的说法。但是，这就与后文的悟空皈依，特别是皈依后剿灭其他魔怪的情节产生了逻辑上的矛盾。现在对此矛盾的一般解读办法就是“两截化”，各说各的。但这样绕过矛盾来解读一部长篇名著，毕竟不是谨严、有说服力的做法。

本书就是要解决这两个难题，故腼颜名之为“新说”。

由于思维惯性，也由于知识结构的局限，人们对于自己不熟悉的方法、不理解的观念，有时会不假思索地拒斥。“新说”可能也会面临如此境地——但愿只是杞忧，阿弥陀佛！

惟此杞忧，饶舌两句，望学界朋友稍加留意：

本书立论，秉胡适名言：“拿证据来。”“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材料有承诸前辈学人者，也颇有“自家凿破一片田地”（严沧浪语）的；

对已有材料的解释，设若有数种可能，当取逻辑圆通、自洽者，当取简洁、明快者。此为数理学科之通例，“他山之玉”，人文学科似宜借鉴之。

一点说明：本书所引《西游记》之文本，均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5月第二版的整理本，行文中不再一一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