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与陈寅恪（甲）：缘分散记

本篇基于《沈仲章与陈寅恪之缘》，原载《传记文学》总633期，2015年第2期，第56-65页。

陈寅恪先生送给我父亲沈仲章一把剃须刀。我小时候，常常看着父亲用那把老式剃须刀刮胡子。有时父亲脸上还带着肥皂沫，胡子也没有刮干净，就对我说开了寅恪先生的故事 ^[1] 。有些细节父亲说得生动，我至今印象很深。

一、钢和泰家照面

1926年，父亲沈仲章因为学潮风波，离开读了三年的交通部唐山大学 ^[2] 。他和好朋友谢大祺，双双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那年代的唐山大学理工科在国内领先，聘请富有经验的外籍教授，教学效仿美国一流大学，以训练严格扎实而著称。谢大祺和沈仲章在唐山读书已是游刃有余，进了北大后，觉得北大的数理化课程，对他俩来说过于轻松；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倡兼容并包的自由学风，恰恰又为两人的“用情不专”提供了极好的环境，于是，这两位理科新生，特别是沈仲章，如鱼得水，四处遨游。他对本专业的必修课，只是考试前翻几页书，应付了事，却经常不务正业，花大量时间跨系旁听，尤其喜欢去听冷门偏题，或者众人都叫难的课程。

谢大祺出身于书香门第，其二哥谢无量学问极好。北大有位教授邓高镜，是谢家的世交或者亲戚，谢大祺到邓家去串门，大都带上挚友沈仲章。邓高镜专攻墨学和佛学，曾在北大教梵文 ^[3] 。父亲沈仲章顺便言及，在邓高镜之前，许季上也教过梵文 ^[4] ；后来邓高镜不教了，才是比邓更出名的汤用彤来教 ^[5] 。但他没对我说过，他与许季上或汤用彤有无交往。父亲言及许季上时加注说，许是鲁迅先生的朋友。检索鲁迅日记，1928年7月2日 ^[6] 有这么一句：“沈仲章来访未见，留许季上函而去。”

沈仲章进北大第一年，邓高镜开了一门课，研讨佛学唯识论。那门课是个大冷门，选修的人极少，谢大祺就把沈仲章拉去捧场。于是他对佛学产生了兴趣，又去修了熊十力的因明学，听得挺来劲儿，对熊十力非常钦佩 ^[7] 。父亲特意说明，他原是从哲学思考的角度选修佛学课，起初并没有觉得需要学习梵文。

因为常去邓家，沈仲章与邓高镜以及他弟弟邓心镜都相熟。沈仲章和谢大祺倒没有想到要跟邓高镜学梵文，却在邓心镜的鼓动下，直接拜Baron Alexander von Staël-Holstein（钢和泰男爵）为师，向梵文进军。

这位男爵学者的中文名字来自其姓氏Staël-Holstein，“钢”是Staël的意译，“和泰”是Holstein的音译。钢和泰有德国血统，但爵位封号来自爱沙尼亚。爱沙尼亚曾属沙皇俄国，1918年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初又被苏联吞并。因此，以前常有人说钢和泰是俄国贵族。钢和泰在北大任教多年，也去哈佛大学当过教授。钢和泰精通梵文和东方学，中国不少知名学者如胡适等都向他请教过。

当时钢和泰在北大开了一门课，讲授古印度宗教史。为了引用参考历史文献，他得先讲解梵文 ^[8] 。邓心镜在修钢和泰的那门课，学得非常费力。因为梵文教程很繁复，学生少得可怜，邓心镜就拉沈仲章和谢大祺去“陪读”。沈、谢两个初生牛犊，正想探探天高地厚，听说钢和泰的梵文课特别难学，败下阵来的人很多，反倒激起了兴趣，便跟着邓心镜去“助阵”。

钢和泰的课果真挑战性很大，几堂课下来，好些文科出身的博学之士都叫头疼，而沈仲章和谢大祺两人却饶有兴致。每逢钢和泰提问，别人都低头回避老师目光，只有沈、谢二生挺身端坐，斗胆答题。钢和泰很高兴，就把两个小伙子请到家里，专门开小灶，每次上课还拿点心招待他们。

不久，谢大祺因奔父丧离开北平，从此不再返校。沈仲章继续向钢和泰学习梵文，师生之外成了朋友。钢和泰又把沈仲章推荐给一位德国汉学家 ^[9] ，协助翻译禅宗《六祖坛经》。

再说寅恪先生，他也常去钢和泰家讨教梵文，不过他的水平要比沈仲章高得多。陈、沈两人相遇时，应该“攀谈”过，但父亲没怎么对我细说，就算仅仅“照面”而已吧。

二、北大两门课程

寅恪先生不是北京大学的教授，而是清华学校研究院的国学导师，清华后来改制为大学。北大请寅恪先生去教过两个学期，先后开设两门课。寅恪先生的课，也是以难著称。父亲生性“闻难则喜” ^[10] ，机会难得，自然不肯放过，两门课都去听了。

第一门课的名称，父亲说是“佛典翻译研究”。该课程讲了一个学期，主要介绍鸠摩罗什和玄奘等佛经翻译者，解释一部经乃至一个词在各种中文译本里的异同，还比较中文与其他亚洲语言的佛经文本，诸如此类。随着内容的展开，上课涉及的语言文字种类很多，梵文、英文、德文、法文就不用说了，还有藏文、西夏文、巴利文等一大串。

寅恪先生高度近视，到北大授课时，他视力已经很差，不过还没差到必须配备助手。其时他看近的东西还行，能自己在黑板上写字。寅恪先生的板书乍看起来，没什么系统规律，东一块西一片，又是各种文字交替使用，以致不少学生连笔记也抄不下来 ^[11] 。

就佛学经典而言，父亲说他当时没有什么根底，不少是为了修课而现学的，绝对谈不上“博闻”。就语言来说，他的英文固然没问题，可德文和法文才学了不到两年，虽然懂一点梵文，但藏文、西夏文、巴利文从来没碰过 ^[12] 。好在父亲年轻，拼命“强记”，能把寅恪先生口中讲的和黑板上写的，都笔录下来。每次上课两小时，父亲每次都要记厚厚的一本笔记。父亲特意追加一句解释，他做笔记用的是铅笔 ^[13] 。

寅恪先生肚子里的学问实在多，讲课时天南海北、古今中外，扯得很广，思维跳跃。他看不太清台下学生的反应，常常自顾自站在台上滔滔不绝。寅恪先生名气大，刚开学时很多人慕名去听课，班上有二三十个学生；渐渐地学生越来越少，最后屈指可数，只剩五六个人了。父亲并不打算专门研究佛典，可对奇人怪课总有兴趣和耐心。听寅恪先生的课，每一堂课能汲取这么多知识，他觉得非常过瘾。因此，父亲从不缺席，每堂课都从头听到尾。

寅恪先生上课一般准时不误，每次照例带着一个黄布包袱，包着一大堆书。劳榦《忆陈寅恪先生》 ^[14] 中也有类似细节，包袱布是橙黄色，没说明为什么。父亲提及一个解释，寅恪师之所以用黄布，是因为包袱里面以佛家典籍居多。这只是父亲的理解，他并没有说明这个解释是否源自寅恪先生本人。不过，我曾看到西南联大学生的回忆，如果不是佛家典籍，寅恪先生会用其他颜色的包袱布 ^[15] 。

有一次上课最有意思，令父亲念念不忘，对我讲了又讲。

那天早晨下雨，父亲稍微迟到了一会儿。巧了，寅恪先生也晚到了一点儿。父亲走到教学楼走廊一头，远远望见另一头走廊上寅恪先生刚刚走到，提着他的黄布包袱，开门进了教室。

待父亲来到教室，门是关着的。父亲隔着门，就已经听见寅恪先生讲课的声音。父亲怕干扰别的同学，轻手轻脚地推开门，径直走向常坐的座位 ^[16] 。父亲看见讲桌上黄布包袱已经解开，桌面上摊满书本，寅恪先生正在认真地讲课。

父亲坐定之后，悄悄环顾四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偌大个教室里，除了讲台上的老师，听众席上只有他一个学生！也就是说，在他进去之前，陈寅恪先生竟是对着空无一人的教室大讲特讲！

又过了一会儿，另外四五个学生才陆陆续续地走进教室。过后父亲曾把这事向人描述，大家都大为感慨。

据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 ^[17] 和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 ^[18] 记载，寅恪先生1928年春天到北大讲授“佛经翻译文学”，同年秋季开设“《蒙古源流》研究” ^[19] 。

父亲没有提到陈寅恪先生在北大开课的具体年份和学期，只说在他进北大的头几年，但提到两条参照信息：一是寅恪先生回国到清华任教不算太久，二是他就来北大开过这么两个学期的课 ^[20] 。综合上一节言及父亲初入北大所修相关课程，推算时段与蒋、卞二书所载基本吻合。第一门“佛经翻译文学”，就是父亲说的“佛典翻译研究”。我认为课名不同很有意思，根据父亲列举的具体课程内容，冠以“佛典翻译研究”，似乎更为合适 ^[21] 。

父亲没有描述另一门课，连课程名字也没说。很可能正如劳榦《忆陈寅恪先生》所言，第二门课相对容易一些。我猜父亲对那门课的印象，也因之而相对淡一些。

有趣的是，劳榦还说：“同学们中没有一个学过梵文的。”其实不然，只可惜当时劳榦与沈仲章还不相熟。选修那么高深的课，别的学生，大概就是劳榦说的“同学们”，大都是钻研国学多年的文科高年级学生或者研究生。“同学们”可能根本没想到，这个物理系来的、毫不起眼的沈仲章，进北大还不到两年，居然学过梵文，而且，若想吹嘘的话，还可以说是他们老师的老师钢和泰的“入室弟子”呢。不过，父亲向来低调。

父亲后来与劳榦相熟，从晚年通信来看，他俩不生分。但是，两人都没有以佛典翻译为专业，不一定想到谈论寅恪先生的课。把沈仲章和劳榦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是被称为“二十世纪东方文明的四大发现之一”的居延汉简 ^[22] 。劳榦编辑的《居延汉简版图之册》，其中图像都是沈仲章所摄。此为题外活，表过另议（参见篇末补记）。

回到寅恪先生北大开课之事。父亲记得，他上寅恪先生那两门课的时候，坐在较靠前的座位 ^[23] ，笔录勤奋。他能明白感到，寅恪先生肯定注意到了他这个学生，但课堂里没怎么交谈。

上文已述，寅恪先生不是北大教授，而是清华的。父亲后来没有机会再上寅恪先生的课，可是终生称他为“寅恪师” ^[24] ，对他敬重有加。

三、香港陈家常客

父亲沈仲章与寅恪先生的缘分，当起于抗战之前的北平 ^[25] 。及至抗战时期，用父亲自己的话说，他跟寅恪先生是“大熟特熟”。20世纪30年代末期到40年代初期，两人同在香港，沈仲章是陈家常客。

父亲1937年夏离开北平，几个月后到香港，住了近四年。他是遵照徐森玉和傅斯年的指示，作为“中央研究院”的特派员，用红外线给居延汉简拍照，编辑图册出版。上一节提到劳榦《居延汉简版图之册》图像，指的就是这批照片。

寅恪先生在1938年初抵达香港。据1938年2月3日陈君葆日记 ^[26] ：“向庚款会请款发展中文学系的详细计划书，今晨到图书馆打好送给许先生签字送到副校长处后，到中文学院来上课，许先生和陈寅恪、徐森玉等已在我的办公室等了好久了，我真有点不好意思。陈寅恪藏有光绪年间‘福建台湾巡抚关防’银印一方及唐景崧回上海后手上李高阳书一通，均富有文献价值，因怕人家觊觎或横生枝节，遂拟寄存图书馆内。”

父亲也于1938年初抵港，具体日期应与寅恪先生差不多 ^[27] ，不会晚于2月初。据1938年2月8日蔡元培日记 ^[28] ：“徐森玉、沈仲章来，沈君为北大毕业生，西北科学考察团所得之木简，赖其保存。”

寅恪先生携家抵港后，自己曾单身往返于香港和内地，1940年才留港岛 ^[29] 。1940年秋季到1941年春季，他在香港大学任客座哲学教授，为期一学年。1941年8月许地山去世，经陈君葆等人活动，寅恪先生接替许先生，受聘为中文系的中国史教授 ^[30] 。父亲与许地山也是很谈得来的朋友，还一块儿攀登过大帽山 ^[31] 。

不知为什么，过去我有个印象，父亲沈仲章可能与寅恪先生过从更密 ^[32] 。据说，寅恪先生在香港那阵子，大事小事都要问沈仲章。于是我想起，父亲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结识了一位新朋友唐子仁。唐子仁在抗战时期还是个孩子，她告诉我父亲，早就听说过“沈仲章”，因为寅恪先生的孩子们嘴边常挂着这个名字。

父亲叙述亲身经历时，记忆都相当清楚。偶尔我会发现他说的和“定论”有些出入，但经过分析各类佐证，往往还是他提供的第一手资料更合逻辑。可是，父亲转述唐子仁的话语时，我就有点弄不明白时间顺序了。我突然起念，唐子仁就在美国，何不给她本人打个电话？结果，这个电话不仅解决了我的疑问，还听到了唐子仁的一些回忆，都是有关寅恪先生的亲闻亲见。通话时作了零星笔记，趁记忆新鲜，综述如下。

唐子仁的父亲是心理学界老前辈唐钺 ^[33] ，学界大都用他的字擘黄称呼他。

唐子仁说，她父亲和寅恪先生从青年时代起就是好朋友，各自成婚生儿育女后，两个家庭也常来常往。她听到陈家孩子常说起沈仲章的那个时期，两家都住广西桂林良丰。1942年，寅恪先生一家离开香港，到了桂林，留在广西大学任教一年。擘黄先生带着全家，也在那儿。

唐子仁脑中的寅恪先生，外面套着传统长衫，里面穿着中式衬衫。这种衬衫有四个口袋，两大两小。寅恪先生的衬衣，下面两个口袋特别大，杂七杂八的东西都放在里面，甚至还有火柴。有一次寅恪先生的衣服，就因此而着了火 ^[34] 。在孩子们的眼里，倒是怪有趣的。从唐子仁的口气里我听出，虽然大人们常夸寅恪先生如何了得，懂梵文等十几种语言，可作为一个小孩子，当时的她觉得奇怪，这个令大人崇拜的陈寅恪，怎么会这么“呆”？

陈、唐两家的寓所步行可及，寅恪先生走出自家的门，顺着一条道望去，左面是科学馆，右面就是唐家。唐子仁觉得，再简单明了不过了。可是寅恪先生偏偏不认路，明明可以看到唐家的房子，还怕走错，非要二女儿小彭陪着去 ^[35] 。儿时的唐子仁想不太通，为什么这位公认聪明的大学者，却连小孩子都走不丢的路也认不得？

我挂了电话后曾自作聪明地想，“不认路”大概是因为寅恪先生视力不济的缘故。我上一次去拜访唐子仁时，她已年过八十，叹息老了，眼睛不行了。回想在我出生或记事以前，唐子仁就成了父亲的朋友，我认识她也有好几十年了。记得在过去，唐子仁一向灵敏过人。想来她年少时，很难体会寅恪先生受眼疾折磨之苦。我把以上的揣测，作为“分析”写入了原文初稿。唐子仁预览后，驳回了我的“自说自话”（唐子仁所言见附图）。

寅恪先生和擘黄先生两人相聚，总爱吟诗唱和，你送一阕我答一首。除了两位老学究往来，两家的孩子也常走动，随意串门时，就能见到听到些家庭琐事。唐子仁去陈家玩，有时听到寅恪先生抱怨日子太苦，没肉吃，夫人唐筼指着菜盘子里洒落着的星星点点肉丝说，那不是肉吗？寅恪先生说，那不算，我说的是没有大块肉。每逢父母为这类事“拌嘴”时，陈家的孩子就会插嘴，说在香港时，沈仲章怎么怎么的。听起来像是寅恪先生一家在港之际，也时有贫寒之虞，我父亲沈仲章常常会带些好吃的东西去他们家，于是老老少少皆大欢喜。具体什么话，唐子仁也记不清了。

2014年2月20日，台湾史语所的邢义田在电邮中告诉我：“那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生活条件极其艰苦，令尊曾一度为生活所困……”1965年，叶恭绰赠诗为我父亲沈仲章祝寿，跋中有言：“抗战时居延汉简归香港商务印书馆承印，仲章任重加编校，凡数万事。主者廪给不时，至仲章忍饥工作。”

父亲曾轻描淡写地提过几次，在香港为居延汉简工作，远程的上司拖欠薪水，补发时法币已经贬值，而且等到钱终于抵港，父亲即离港，一分也没用到 ^[36] 。多亏父亲的好朋友戴望舒主编报纸副刊，约他写专栏，换得几个稿费度日。父亲在港时间长了，广结人缘，后来大概日子好过些了，而且以前胡适叫他翻译的一部天文学读物，商务印书馆也已排上出版日程。简言之，父亲在港时手头不会太宽裕，然而他的脾性，一贯是厚人薄己、克己助人。

四、我处三封陈函

我有三封寅恪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写给我父亲的信札，读函时感觉两人关系相当亲密随便，寅恪先生很信赖沈仲章，反之亦然 ^[37] 。

第一封陈函无实寄信封，外套一个白信封，上有父亲手书“寅恪师函”四字。函末落款日期是3月19日。函内寅恪先生写明，他仍住在香港九龙的老地方。由此可知，此函写作年份应是1942年。因为父亲在1941年秋离开香港，为了木简制版试印样张之事，到上海找鲁迅的弟弟周建人帮忙。不料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父亲去不了香港，寅恪先生也出不了香港。寅恪先生在信中诉说他困于港岛，并对父亲沈仲章直言经济上的窘境，“恐不久将断炊”，不遮不掩 ^[38] 。

第二封陈函寄自桂林良丰，就是前文唐子仁说的那个地方。对照信封上的几个邮戳，可辨认出是1942年。从桂林寄出的邮戳是7月，到上海的邮戳已是9月。真没想到，抗战期间通信竟如此不易。寅恪先生在信中告知，他已于5月初离开香港返乡，7月初抵达桂林，写信通知沈仲章，以免挂念。写信时，寅恪先生说下一步“行止如何，尚未决定” ^[39] 。

第三封陈函寄自南京，信封上的邮戳是民国三十五年，即1946年。寅恪先生在信中对沈仲章说，如果去香港的话，请替他办一些事，而取回的书籍和衣物，就“暂存兄处”。参照周祖谟写给沈仲章的一封信，里面提到，据袁守和说：“内地也正在找你，将任你驻港要员。”想是寅恪先生也听到同样的消息，以为沈仲章不久将去香港。其实，战后父亲被徐森玉拉去清点汉奸陈群的藏书，留在沪苏一带；又被何容与魏建功邀去台湾推广国语，并没有去香港就职 ^[40] 。

父亲自己也有很多东西留在香港，后来找不到了。私物中包括他随刘半农考查时拍的照片、徐志摩给他的诗集等。公物中包括他编撰的居延汉简图册书稿、他带去的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资料物品等。直到生命最后几年，才听说香港大学重新发现了寄存的考察团资料，但始终没有见到实物 ^[41] 。我不知寅恪先生留港的东西，是否得以保存。

关于寅恪先生的几封信，暂时得放一放。因为我刚做初步识读，还要请朋友校勘。而对信内提到的人和事，也需略做考证。此外，我为老家部分信件资料被人未经同意拍卖之事，正在头疼心疼。将心比心，如果有人公布父亲和我家人的书信手稿，我当然希望事先跟我打个招呼。虽然我相信，寅恪先生的后人不会反对发表这几封陈函。但最好还是先刊登此文，希望他们读到后，通过编辑与我联系 ^[42] 。

五、希克剃须刀

回到本文开头提到的、寅恪先生送我父亲的那把剃须刀，因为父亲反复夸奖它，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父亲说那把剃须刀又快又精巧又安全，是他一生用过的剃须刀中质量最好的。不知为何，父亲的话使我联想到傅斯年的评语，寅恪先生的学问，是三百年来最好的。

根据厂家说明，那把剃须刀保用期为十五年，可是父亲用了约四十年，到1985年左右还在用 ^[43] 。那种老式的剃须刀得换刀片，刀片还非得是原配的。寅恪先生想得非常周到，馈赠剃须刀的同时，附送了好多盒配套的刀片 ^[44] 。本来应该是每用一次，就该换新刀片。可是父亲太喜欢那把剃须刀了，又因在中国配不到刀片，他就省着用，用几次才换一片。

我小时候觉得换刀片挺好玩的，喜欢在父亲身边观看。刀片盒子上有个机关，对准了一推，盒子里原装的新刀片，就会被自动插进槽口，顶出旧刀片，换下来的旧刀片，就再也装不回去了。

父亲曾对我说，给剃须刀换刀片好像步枪换子弹。我除了儿时见过哥哥的气枪，完全不熟悉枪支弹药。气枪装子弹很简单，子弹是小小铅粒，好像只要打开枪筒，塞进去就是。我因太小不让碰枪，旁观也没引起多大兴趣。因此，脑中虽然存着父亲“装子弹”之说，却没怎么上心去想。

1985年父亲口述时，请人做了笔录。关于剃须刀，留稿上写“Shick公司的产品”。我怀疑Shick的拼法，可能是笔录时漏了一个字母“c”，猜测当是美国专产剃须刀的Schick（希克）公司。最近查希克公司的历史介绍，其中有个小节标题，就是“What Rifles and Razors have in Common”（“来复枪和剃须刀有何共同之处”）。说的正是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一位军官受枪支换子弹原理的启发，发明了一种新式剃须刀，获得畅销 ^[45] 。

从我四五岁起，父亲每隔一阵子，会把那个刀片盒子拿出来，让我陪他数，算算还剩下多少刀片。父亲渐渐趋老，数得越来越勤。看着逐次减少的刀片，父亲打趣说，等寅恪先生送的刀片都用完，他也就活到头了。数“寿命”时，父亲总会念叨寅恪先生。回想起来，可能这便使年少的我，隐隐感受到有种“命定”的缘分。

后来亲友从海外带来一把电动剃须刀，还算好使，父亲就把寅恪先生送的老式剃须刀藏进盒子，锁进他放印章证件等重要物品的抽屉里去了。父亲去世后，我有次回国，见那把剃须刀连同余下刀片还在原来那个抽屉里，我颇有感触，便向母亲要来当纪念品。我记得自己把剃须刀带来美国了，可想不起放哪儿了，突然担心，莫非当时我把剃须刀落在老家了？那么，现在就不复存在了。

每当我想起那把剃须刀，便会联想到不少儿时趣景和天伦亲情。如前所述，正是因为那把剃须刀，常常勾起父亲对寅恪先生的思念，引出他对寅恪先生的回忆。我相信，剃须刀多半还是带出国了，只是藏在什么特别安全的地方，说不定哪天这个宝贝就会“显灵”出现。

【补记】学长劳榦

劳榦比沈仲章早进北大，大概高三个年级。说来也有意思，劳、沈两人未见面之前，早就“有缘”了。怎么回事？那时北大学生宿舍僧多粥少，学校管理制度又不齐全，学生得通过关系才能得到宿舍的房间。这个“关系”倒不是去疏通掌权者的门路，而是同学之间寻找私下转让“户籍”的渠道。往往是这样的情形：毕业生临走前，擅自让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顶替”进来，再去某个部门办个“过户”手续。等到校方想来收房子，见已经有北大学生“合法”迁入，只好承认既成事实。学生们就如此自选“接班人”，宿舍房间在熟人之间“代代相传”。

父亲进北大第一年没有学长级熟人，挤不进宿舍，住在校外公寓，第二年经人搭桥牵线，搬进了北大西斋天字第一号，顶的就是劳榦的“户籍”。父亲那时不认识这个寝室“前任”，连劳榦的名字怎么写也不甚了了，可对Lao Gan这两个音节却记得清清楚楚，因为在北京土话里，“老Gan”是带点儿贬义的称呼。父亲那时二十刚出头，觉得怪好笑的，怎么会有人叫这个名字？

我查《北京土语辞典》，收词有个“老赶”，释义为“嘲讽外行”（徐世荣编，北京出版社，1990年，第236页），想来就是父亲说的“老Gan”吧？再一想，父亲北大第二年还是理科生，而劳榦是文科生，可说是互为“外行”。

到了20世纪30年代，父亲已经转入文学院，跟文史哲那个圈子渐渐都熟了。从赫赫有名的胡适，到比父亲晚进北大的周祖谟等，都很尊重他。后来，父亲被刘半农招入北大文科研究院和西北科学考察团工作，那时跟劳榦就差不多算“同行”了。

学界早知劳榦对居延汉简研究的贡献，而沈仲章在抗战期间秘密救护汉简之事也渐渐被外界知晓。劳榦在《居延汉简版图之册》序言里说得明明白白，书中的图像都是1940年在香港照的反片，是沈仲章拍摄后，交给傅斯年的（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廿一》，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57年，第1-11页）。

如果没有父亲此举，劳榦的几本关于居延汉简的巨著就无从谈起；而反过来，在大家都无法见到汉简的那二三十年里，劳榦能根据照片进行研究，把成果公诸于世，沈仲章的辛苦也算没有白费。

最近有幸找到1984年4月11日劳榦致沈仲章函，摘录相应部分供参照：

仲章学兄：

自从通［按：同？］去整理居延汉简时在北大相聚以后，现在已经五十多年了。日子过得也真是想象以外的快。在这五十年中遇到了许多悲欢离合，真是数也数不清的。这许多年，我也一直想得到您的消息，可是一直不知道。

关于汉简的行踪是这样的。从香港经过您抢救以后，即由胡适之先生设法运到美京华盛顿存储在国会图书馆仓库里，并加上铁条封好……这一批国宝在敌人及炮火威胁之下，能够抢救出来，已经十分不容易……在当时香港的局面已经十分危险，在人手不足情形之下，把工作匆匆中结束，真是好不容易有此成绩。如其不然，汉简也会像北京人的遗骨一样，不知道遗失到什么地方去了……至于我所经手印出的，还是您从香港寄来的反面照片再转成正面……不过现在原简还在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馆好好的保管着，这是可以奉告的，并祈释念为盼。

……

弟　劳榦
1984.4.11

［按：1940年夏，居延汉简由沈仲章奉命在香港装箱，送上海轮运往美国。1965年底，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人取回台湾。］

说起劳榦和沈仲章，尤其是自从他俩“整理居延汉简时在北大相聚以后”，半个多世纪的“许多悲欢离合，真是数也数不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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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父亲用沪语或国语说寅恪先生的名字，“恪”音皆同“确”。据闻，近年来对怎么读“陈寅恪”之“恪”争议纷纷，读“克”似成定论。我认为从语言学角度，此题仍可商榷。

[2] 关于父亲就读交通部唐山大学（又称唐山交通大学，简称“唐山大学”）的故事，可参见拙文《沈仲章唐山三部曲之一：混进大学》《沈仲章唐山三部曲之二：熬过预科》和《沈仲章唐山三部曲之三：卷入学潮》，连载于《传记文学》总第657-659期，传记文学出版社，2017年2-4月，页码略。

[3] 对邓高镜教梵文一事，除了沈仲章，当年的北大德国教授鲁雅文（Erwin Rousselle）也有相应说法，见本书《与钢和泰、卫礼贤和鲁雅文》一文。梵文可以出现于课程正式名称，也可包含于课程实际内容，这在老北大不以为奇（如钢和泰在“古印度宗教史”课上教梵文）。

[4] 许季上教梵文当在沈入校之前。依父亲习惯，信息一般源自可获直接信息者，很可能来自邓高镜或许季上本人。

[5] 虽然父亲是向钢和泰学的梵文（见下），但他在北大为生为师共十一年，邓高镜与汤用彤的交替发生于沈在校期间。父亲与邓相熟，毕业于汤任教的哲学系，留校供职于文科研究所，可有直接信息。

[6] 见《鲁迅全集》第十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一版，1989年第四次印刷，第718页。更正：原文根据维基文库《鲁迅日记·十七》电子版所录“民国十九年”，误作1930年，承读者耦园指正，并提供纸质本信息，现改正为1928年。

[7] 据说邓高镜晚年生活窘迫，熊十力和汤用彤等集资接济。由此联想到两点：一是父亲言及的几位北大佛学梵文学者，皆为朋友，可互获相对直接的信息，比如任职、授教和外间知者不多之事，沈仲章也可能通过其中之一，了解他人情况（参见上文注释）；二是与父亲同学梵文的谢大祺后半生经济拮据，父亲也一直接济他家。

[8] 可参见本书《与钢和泰、卫礼贤和鲁雅文》一文。本篇原文刊登在前，以人物故事为主，亦着墨教学气氛。《与钢和泰、卫礼贤和鲁雅文》一文后发，略偏学术，并举例补充本篇未含的讲课内容。

[9] 原文此处写“卫礼贤”（Richard Wilhelm），现更正。讨论见本书《与钢和泰、卫礼贤和鲁雅文》。

[10] “闻难则喜”为父亲常说之语，用以解释为何选择和接受挑战性大的课程和任务，如寅恪先生的课。在此也顺便解释一下课程时序问题。若插班旁听，无须先修完某门课，再修另一门，即有先有后也不排除重叠。不过，寅恪先生的两门课，父亲是从开始听到结束。

[11] 父亲对寅恪先生板书的描述，与季羡林所忆不一样。初步分析：（1）对比听课时段，沈早季晚。寅恪先生1926年夏到清华，1928年春去北大开课（见下文）。季羡林1930年（假定秋季）入清华大学，自语“旁听”寅恪先生讲课，没说是第一个学期，估计距1928年春至少三年。（2）对比教学资料，沈多季少。沈述多种佛经，季述“参考书用的是《六祖坛经》，我曾到城里一个大庙里买过此书”（《真话能走多远》，新星出版社，2008年；网络转载）。课程覆盖面不同，涉及语种不同，板书也会不同。如此看来，沈仲章之忆可填补阶段性史料空缺。而寅恪先生授课内容和风格等因时因校而异，对比探讨也很有意思。

[12] 多年后，父亲又“碰”过这些文字，包括八思巴文。但估计是借助参考资料阅读，限于翻译专业著述所需。不知寅恪先生的课，是否起了“播种”作用。

[13] 父亲追补信息，意在给我较实在的概念，以防止理解过程中“夸大”。我这么理解：用铅笔书写，笔尖极易变粗，比起用钢笔书写，所占纸面空间大些，故而一堂课可记“厚厚的一本笔记本”。

[14] 尚无机会阅读劳榦全文，据友人引述。向首发刊物查询，该文载《传记文学》第17卷第3期，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年9月，第31-44页。交稿前听了朗读录音版，不易逐字逐句核对，但引述部分内容相符。

[15] 我认为比较史料当尽力留意语境，时序为参数之一。劳榦与沈仲章听课时段较早，两人的回忆互补互证。寅恪先生在西南联大教课，已是许多年之后，思想和习惯可相继沿袭，亦可发展转变。后来人的观察，并不一定能替代并解释沈仲章更早的观察。但就此例而言，西南联大学生的说法很有道理。

[16] 父亲在校时，北大学生若正式注册修课，有固定座位。教师只管讲课，由校方派职员到教室按座位点名考勤。

[17]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9页。

[18] 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10年，第115页。

[19] 北大图书馆陈体仁代为查阅。

[20] 寅恪先生与沈仲章差不多，也是1926年夏到北平，1937年下半年离开，共十一年。1926年夏到1928年春仅一年半，相对算来不久。

[21] 本篇原文对课名两说略有评议，扩展后觉得篇幅太长，暂移出容另行讨论。

[22] 多处见“居延汉简为20世纪……四大发现之一”的说法，用词小有差异，如“中国档案界”“中国考古”“东方考古”“近代古文献”等。引号内短语取自《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考古学、博物馆学》，该书第454页写道：“居延汉简……这一考古成果被称为20世纪东方文明的四大发现之一。”（李学勤主编，吕文郁副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谷歌图书搜索。）

[23] 我印象中，父亲虽跨系选修寅恪先生的两门课，但是否经过正式注册手续，尚待核证。

[24] 父亲从来没对我说过他是寅恪先生的学生，但我猜测，父亲给寅恪先生写信时，也许落款会写“学生”，那是依据旧时学人称“师”称“生”传统。后文略有议及。

[25] 更正：原文猜测沈陈私交始于1938年。其实，父亲与寅恪先生在课堂外的个人接触，当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期。1937年下半年陈氏全家经天津逃离日战区，沈仲章也曾出力相助。但我估计，发展成随意走动不见外的近友，大概是在香港时期。

[26] 谢荣滚主编《陈君葆日记全集》（上），香港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48页。引文内“许先生”即许地山先生。关于徐森玉先生，见《与徐森玉》和《与金克木（一）》等多篇文章。

[27] 写作本篇原文时，根据我能找到的第一手资料《陈君葆日记全集》，推算寅恪先生抵港的大致日期。后与陈氏女儿续联，确证陈家于1938年1月31日抵港。父亲回忆居延汉简历险过程，曾说他1938年1月底已到香港，但旋即关照，还需仔细再思，并对比其他资料。

[28] 中国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第十七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60页（电子版PDF）。

[29] 张少鹏《抗战前后的陈寅恪与傅斯年》，载《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第10期，第154-174页。

[30] 谢荣滚主编《陈君葆日记全集》（上、下），香港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10-511页（1940年8月15日）和第551-553页（1941年8月14-16日）。

[31] 参见拙文《许地山跟沈仲章征服香港之巅》，载《传记文学》，总630期，2014年11月，传记文学出版社，第49-54页。

[32] 这是我在与陈、许两家后代续联之前的猜测，不见得准确。据寅恪先生长女陈流求分析，许地山应是在香港将她父亲和我父亲重新连接在一起之人。许地山之子周苓仲也曾写信对我说：“我们的父亲是好朋友。”可能因为许先生离开北平早而且去世也早，父亲与寅恪先生交往年数长些，对我谈得较多，以致我有如此印象。

[33] 20世纪80年代中期某个暑假我上北京，为了去北大周祖谟教授那儿上课方便，曾短期住在唐钺先生二女儿家，每天去唐钺家吃午饭，印象中姥姥（随唐家外孙女叫法）烙饼香喷喷，可惜未与唐先生多谈。

[34] 那个年代的火柴，不是我们现在的安全火柴，很容易点燃。

[35] 最近陈小彭对我说，两家房子没有那么近，不是一出门便可看到。估计各自参照点不同，远近概念有些差异。

[36] 某机构一度（非全程）补贴生活费，但请教了多位国际学者，都认为生活费不是工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沈仲章是义务工作。

[37] 原文提示依据，因下篇《与陈寅恪（乙）》有类似内容，此处略去。

[38] 据研究者言，与此函时间接近的陈函不见或少见留存，内容也很有意义，下篇将分享该函。

[39] 详见本书《与陈寅恪（丁）》。

[40] 参见本书《与周祖谟》和《与徐森玉》。据研究者言，未见与此函时间接近的陈函。我已草成两篇相关稿件待发。

[41] 原文此处略具体，现删减，参见本书末篇《与斯文·赫定》。

[42] 原文刊发后不久，由中山大学皮鸿鸣相助，联系上了寅恪先生的女儿。

[43] 更正：原文写“四十多年”，不一定确切。解释：我本来以为，剃须刀是寅恪先生在香港时赠送的。父亲1938-1941年在香港，那么到1985年，算来有“四十多年”。最近想到另一种可能，寅恪先生在1945年春至1946年秋去欧美医治眼疾，剃须刀可能是他那次带回国的礼物。假定父亲在1946年得到那把剃须刀，那么到1985年，算来“约四十年”。

[44] 原文有“每小盒有十二片”，也可能每盒内装十二的倍数，存疑待考。

[45] 那家专产剃刀的公司，1946年才更名为Schick（希克）。如此看来，剃须刀大概是寅恪先生战后购买。这也可支持“约四十年”的说法。 WlIkPeV7wqeo57pDxBWZb5QQjycvAjhoWUdrrglt4w5ifcjO67zzVLHe4I+oKgX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