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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变局中的中国与世界经济格局变化

公元15世纪末,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人类世界进入了海洋文明时代,从空间上打破了国与国之间被海洋分割的状态,人类社会从此逐渐进入世界交往和全球化时代。这个时代的世界经济格局,从空间上来看就是要注重以海洋为枢纽的全球化,从内容上看是从农业转向工业文明;今天的世界经济格局,从空间上看呈现出从海洋时代向太空时代的转化,从内容上看是以工业文明为中心转向以信息化、智能化为中心。在这样的变局中,世界经济中各国的相对地位,随着所付出的不同努力和在工业革命中的不同定位而不断变化。

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曾预测过西方中心主义终将结束,在1850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发表的《国际述评(一)》一文中明确指出,世界经济贸易文化中心由古代的地中海沿岸向近代北大西洋东岸再向北大西洋西岸进而向太平洋沿岸转移,具有一种发展的周期性,世界没有永恒不变的中心。马克思与恩格斯写道:“再过几年,在我们面前将会出现一条固定航线,从英国通往查理斯,从查理斯和旧金山通往悉尼、广州和新加坡……这样,太平洋就会象大西洋在现代,地中海在古代和中世纪一样,起着伟大的世界交通航线的作用;大西洋的作用将会降低,而象现在的地中海一样成为内海。” 如今,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预言正变为现实。

在马克思与恩格斯作出这一论述的170年之后,在德国有这样一个外交场景:2020年2月14日,在年度慕尼黑安全会议首日上演了一场精彩问答,这段精彩的视频问答在东西方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成为点击率极高的舆论热点。这段视频问答之所以能够引起国内外公众的广泛关注,除了参与活动的两位当事主角是重量级大咖——另一方是在主席台上作为演讲嘉宾的美国民主党政客、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Pelosi),另一方是在观众席上作为本场活动听众的中国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外交部前副部长傅莹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场上局面的戏剧性变化和由此形成的反差。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在主席台上就座的佩洛西女士掌握着麦克风和更多话语权,处在绝对优势地位;而在听众席上的傅莹女士由于只能提问、不掌握麦克风,处在相对弱势的地位。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当时讲话称,各国在建设5G网络时应远离中国科技公司华为。佩洛西表示,中国正试图通过其电信巨头——华为,来输出其“数字专制”,威胁那些还没有采用中国技术的国家实行经济报复。傅莹当场向佩洛西发问,她首先提到佩洛西曾经对中国的“成功”访问以及双方“建设性的对话”。接着傅莹话锋一转:“就我所知,世界运作的方式是,技术是一种工具,自从中国40多年前开始改革后,引入了各种各样的西方技术,微软、IBM、亚马逊,它们在中国都很活跃。自从我们开启1G、2G、3G和4G以后,所有的技术都来自西方发达国家,而中国保持了它的政治体制,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取得了成功,没有受到技术的威胁。”“可为什么如果把华为技术引入西方国家的5G,就会威胁政治制度呢?您真的认为民主制度这么脆弱,华为区区一家高科技公司就能威胁到它?”傅莹的挑战式提问引来了观众席中的笑声与掌声。佩洛西则喃喃回答:“我们不想效仿中国的体制……”两位强势“铁娘子”的对话,展示出了世界事务中攻守大势的新变局。

第一次工业革命形成的世界经济政治大变局,在中国是以鸦片战争的故事嵌入中国人的心中的。工业革命是一次革命,英国取代了中国、印度这样在工业革命之前封建社会“优等生”的地位。要知道,中国即便是在鸦片战争时期经济总量还占世界三成,在宋朝甚至达到过六成,工业革命也彻底改变了这种情况,以至于今天人们还在探讨为什么中国和印度没有能够顺利地“长”入现代化(可参阅关于“李约瑟之谜”的各种论述)。15—17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帝国建立,葡萄牙于1415年占领休达,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西班牙展开了对美洲的征服和殖民运动,大量贵金属经西班牙流入欧洲,使得欧洲其他地区产生了物价革命并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商业资本确立了世界的统治地位。1588年,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后,开始了对北美洲的殖民。1600年,英国商人建立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了在印度的扩张。荷兰在16世纪末迅速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航海和商业国家,1602年设立荷兰东印度公司。同一时期,法国则在北美洲建立了新法兰西殖民地。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英国成了世界工厂,传统的以蔗糖、烟草和奴隶为主的殖民贸易已经不再具有重要意义,对棉花、羊毛、铁、铜、锡、煤炭等工业原料的需求大幅度提高,同时迫切需要开辟海外市场,以消化本国生产的工业制成品。1776年美国发表《独立宣言》后,英国的殖民事业受到很大打击,殖民经略重点转至资源更为丰富、市场更为庞大的印度。此外,英国还占领了澳大利亚、新西兰、缅甸、开普殖民地等地,形成了所谓“日不落”帝国。法国在这一时期也建立了北非的殖民地。殖民体系成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形成统一的世界经济的重要工具和手段。

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仍是最大的殖民帝国,广阔的海外市场仍然存在,但由于英国的经济发展速度相对缓慢,逐步被美国、德国两个新兴国家赶上。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资本输出的重要性逐步取代商品输出。英国是最早进行殖民地资本输出的国家。随着英国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过渡,英国进一步扩大资本输出,1885年,英国对外资本输出为13亿英镑,到1913年它的对外投资总额已达40亿英镑,相当于当时英国国民财富的四分之一,占当时资本主义工业国家对外投资总额的一半,是世界最大的国际食利者。资本输出给英国的资本家阶级带来了利益,但资本输出也导致英国国内投资减少,有的年份甚至对外投资超过国内投资,影响了工业部门本身的技术革新和整个工业的发展速度。垄断资本家在殖民地建立的企业获取的高额海外投资回报,使英国国内产生为数多达百万以上的食利者。这导致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英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比重下降,工业生产总值在19世纪90年代被美国超过,进入20世纪后又落在了德国后面。1860年以前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工业产值占到世界工业产值的一半,1894年美国工业产值超过英国,而1930年美国工业产值占世界工业产值的32%,德国占13%,苏联占12%,英国和法国分别占7%(不含殖民地)和6%。经济实力的变化,导致各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

第二次工业革命促进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最终确立,世界经济逐渐成为一个整体。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各国在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等方面发展不平衡,争夺市场和争夺世界经济主导权的斗争更加激烈。过去的百年,国际社会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冷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所产生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的结果。在20世纪初期,世界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是美国,但美国在对外政策上奉行孤立主义,不愿参与世界事务,国际事务的发展由欧洲强国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所主导。后起的德国向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英国和法国发起挑战,于是形成了以英国、法国和俄国为首的协约国集团和以德国和奥匈帝国为首的同盟国集团,1914年7月两大集团在欧洲大陆展开厮杀。战争的结果是挑战霸权的德国遭到惨败,奥匈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解体,美国成为赢家,英国和法国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实力遭到严重削弱,俄国则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传统欧洲大国主导世界的格局开始被打破,苏联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迅速发展,“脱亚入欧”的日本经济崛起,战败的德国努力复兴,大国力量进入了重组时期。20世纪30年代,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结成同盟,重又向英国和法国发起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和苏联逐渐演变成为超级大国,形成了不同的军事与经济联盟,改变了长期由欧洲列强主导世界历史进程的局面。1946年,时任英国首相的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访问美国,访问中他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拉下。”“铁幕演说”被认为是冷战的开始。1949年8月24日,美国与西欧、北美主要发达国家针对苏联和东欧国家,为实现防卫协作,建立了一个国际军事集团组织,该组织总部设在布鲁塞尔,被称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55年5月14日,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波兰、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8国针对美国、英国、法国决定吸收联邦德国加入北约这一事件,在华沙签订了《友好互助合作条约》,正式成立了军事政治同盟——华沙条约组织,该组织总部设在莫斯科,旨在防范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大规模军事入侵。此后在冷战的氛围中开启了美苏争霸的局面。冷战决定着世界经济的演进方向,出现了并行、不交叉的“两个平行市场”的情况。苏联和东欧国家于1949年成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总部设在莫斯科,相当于欧洲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共同体,后扩大到非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曾经是观察员)。1991年6月28日,经济互助委员会在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正式宣布解散。欧洲在1952年成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基础上,1957年签署《罗马条约》成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欧盟的前身)。这两个经济集团的主要成员国在地理上相邻,却分属东西两大阵营。1988年6月,经济互助委员会与欧洲共同体签署联合声明,双方互相承认,并正式建立关系。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展,伴随着1991年华沙条约组织解散,继而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在经历了短暂的“单极时刻”之后,呈现出所谓的“一超多强”的态势。除了美国是政治经济的超级大国之外,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俄罗斯仍然是唯一能够与美国相抗衡的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不可低估,但在经济上处于相对困难境地;欧共体向欧盟的成功转变,并开始东扩,有力地展示了欧洲仍然是国际政治经济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以中国、印度和东盟等为代表的亚洲在经济发展中的崛起,同样显示出该地区除了日本以外的其他国家正在确立在世界经济、政治事务中的作用;而占有联合国多数席位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对国际经济政治事务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一方面使得世界原有的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不平衡,因经济结构的差异而使得经济地位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使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获得了强大的新动力,后发优势得以发挥,增加了在世界经济中的话语权。与此同时,第三次工业革命扩大了世界范围的国与国之间的贫富差距,扩大了一个经济体内不同群体的财富占有差距,造成了世界范围内方方面面关系的变化。第三次工业革命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化,而且造成了人类的衣、食、住、行、用等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重大变革,同时也推进了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进步。这种情况在不同的经济体中显示了极大的示范作用,不同经济体追求趋同的力量,正在影响着世界经济的演化方向。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靠大机器生产和殖民体系形成了世界经济,第二次工业革命靠的是金融,通过英镑、美元统一了世界经济,第三次工业革命靠的是各个领域中的游戏规则统一世界经济,那么第四次工业革命统一世界经济的基础是什么,值得探讨分析。

随着世界经济中各个经济体经济体量的相对变化,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或“去美元化”获得新动力,是近年来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2019年美国产出按汇率计算约占世界24%,如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则仅为15%,但美元在全球计价、结算、储备、流动性和融资中所占比率均超过50%。美国利用美元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获得了巨大利益,包括随美元作为储备货币而来的巨额铸币税、各种金融风险规避、低货币金融交易成本、大宗商品(尤其是石油)定价权、向世界输出金融服务等,甚至对其他国家进行货币干预都可以获取相应的经济好处。美国长期巨额的贸易赤字、庞大的财政赤字、利用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资金清算系统对全球经济金融活动进行的控制,以及以此作为实施制裁手段的做法,让世界主要经济体对于继续将美元作为世界中心货币的信心受到打击,并对美元的前景产生了怀疑,摆脱对美元持续依赖开始见诸行动。1999年欧元的创立和此后开启的人民币以及其他货币的国际化试探,显露出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2018年,土耳其抛售美元资产,伊朗宣布其石油交易的计价、结算不再使用美元并且代之以其他货币。俄罗斯将美元看成有风险的结算工具,开始逐步在能源资源贸易中加大使用本币或欧元、人民币,同时俄罗斯、中国、日本开始逐步减少手中的美元资产,并购入黄金。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以人民币计价的石油期货交易额稳步增长,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二期开始运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二十国集团,尤其是金砖国家的峰会常被提及的话题。金砖国家建立应急储备安排和新发展银行,以及服务于“一带一路”的亚投行,世界也在讨论去中心化的数字加密货币的可行性。美元中心被货币多元化逐步取代将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推进的金融科技前所未有的演进下,区块链、加密电子货币的未来布局,颠覆了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后统一世界经济的美元的地位,未来世界经济将会围绕什么计价、结算工具展开,目前还不明确。

从世界经济权重变化的角度探讨,第四次工业革命形成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使得世界经济的国际主导力量继已有的三次工业革命之后再次出现洲际转移形成多元分布。世界经济的最高权重占比曾经从亚洲转移到欧洲,形成了欧洲对世界经济的支配,继而从欧洲转移至北美,北美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现在,随着亚洲经济的崛起,拉美、非洲经济的平稳发展,全球经济权重正在逐渐形成多元化分布,不同的产业在不同的地方形成世界级中心。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既有发达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也有新兴的中国、土耳其、越南、泰国等,经济结构层次分明,产业互补,这一地区在市场活跃度、创新研发投入、工业制造规模、电子商务普及度、移动支付普惠性、基础设施便捷化等方面,甚至包括时尚、旅游、电影、小说等消费文化行业的各方面,具有的硬实力与软实力越来越多地可以和西方比肩。与亚太地区相比,欧美在经济活力上存在差距,甚至是相形见绌。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出口第一大国。在冷战结束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世界面对了一个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上不同于西方世界,同时在经济上快速崛起,政治制度无法趋同的大国。美国、日本和欧洲作为现行世界经济体系的主导者和维护者,当然不愿意看到非西方国家的崛起,但这三方出于地位和心态的不同,又对中国持不同的态度和立场。

第四次工业革命给全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既带来了很大机遇,又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美国通过第三次工业革命建立的世界经济体系,因为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实力的不断加强,发生了有意思的变化:美国已经无法形成类似北约的集团来和中国争斗,欧洲、日本及其他经济体很愿意与中国开展经济交往与合作,共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由此世界进入了大国竞合状态,美国最强,中国快速追赶,欧盟、日本、俄罗斯和印度在世界经济版图中也举足轻重,在多元格局中,美国追求自身的绝对优势。对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美国一直心怀警惕。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底发布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确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再加上美国实行的经济单边主义和贸易施压政策,更使中美关系面临着诸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也对整个世界经济格局的变迁产生着微妙的影响。从目前来看,双方在经济贸易领域中的冲突仍然会继续,甚至不排除激化的趋势,但破局的可能性并不大。2010年,中国终结了日本自1968年以来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代,近年来双方逐渐改变了甲午战争以来各自在东亚地区的相对地位。中日两国经济总量的此消彼长带来了中日经济关系的结构性变化,日本开始把中国视为经济上的竞争对手。对此,日本一方面加强研发力度,拉大与中国的科技差距,另一方面通过经济援助等手段拉拢东南亚国家,并力图通过国际经济的制度规则“规范”中国,但日本也寻求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获利。欧洲在经历了几次格局变迁之后,对于自身实力地位和发展目标有清晰的认知,对待中国经济的崛起比美国和日本务实,但依然在2019年3月宣布中国是制度性全面竞争对手。所以,欧洲一方面会与美国和日本共同制衡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快速崛起,另一方面又会抓住中国崛起带来的机遇,通过合作促进自身的经济发展,这可以从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不顾美国阻拦加入中国倡导的亚投行、对华为5G技术的态度中可见一斑。拉美国家和非洲国家近年来经济发展相对较快,而且较平稳,世界经济的区域权重多元、运行多中心、地位动态相对变化的趋势(相信印度的经济总量在不久的将来会超过很多发达国家),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即将来临之时已经开始显现。

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会为世界教育、科学、文化的多元发展提供新的、更加雄厚的物质基础,并使得全球的科学文化联系越来越密切,现代化的人的全面发展也将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在学术上,由于人的全面发展,将会出现各学科发展之间的相互渗透、彼此交叉、强力支撑,新的学术与科技思潮百花齐放、不断涌现,成为开放型世界经济新的特点。第四次工业革命下的国际竞争主要是以经济、科技、文化和军事实力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因此教育的战略地位日益受到各国的重视,将会引发世界性的教育改革新潮,教育服从人的全面发展,教育服务于世界的发展,教育的多元包容,将会是趋势。未来世界经济中的强者将是文化、教育、科学的输出者,弱者将会是输入者,但在文化、教育、科学发展上,一定会呈现为多元化。

第四次工业革命造成了世界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和秩序的变革,多元化将是大趋势。我们在研究中提出了若干预言式的判断:一是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方向将在2015—2035年间较为清晰地展现在世界面前;二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可能会导致世界经济在向稳定、公正和进步的方向发展之前,造成世界经济陷入无可避免的阵痛,甚至是严重的衰退。我们在探讨第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进程时,发现驱动工业革命发生和进行的因素中,都有世界经济出现较大危机和衰退的情况。19世纪末资本主义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转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时,世界经济在工业革命的推进下并未顺利发展,而是衍生出战争、重大世界经济危机和经济大萧条。这种世界经济的阵痛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告终。之后的冷战使得世界分裂成两大集团——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集团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集团,双方的争斗一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才算告一段落。百年的历史进程给了人们一个重要的启示:世界经济的发展不是线性的,旧的生产力的危机和因新工业革命发生的力量对比变化,给各国提供了经济发展的机遇,但绝不会自然地导致经济的平稳发展。今天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百年前的变局有相似之处:生产力已经到了面临重大变革的前夕,原有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经济秩序的继续维持遇到了极大的挑战,世界经济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但这并不能保证世界经济在新工业革命到来之后能够得到平稳发展,世界经济目前正在发生嬗变,处在转折阶段,但当前还很难确定未来的走向趋势。一方面,原有的世界经济体系的金字塔形结构的合法性受到挑战,另一方面,重新塑造世界重要经济体集体引领的经济协调合作的新秩序还没有诞生,很可能需要一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或衰退作为催化剂,才能够使得全新的世界经济格局展现在人类面前。 O9HJ0RRwmLNFFo4kaZzHMBtiAMws6ZtQyE79hXtkPaI7OMPsnv85VyJx4ddd6b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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