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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过检索中国知网发现，2017年有14篇文章出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提法，而2018年出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法的文章则有55篇。而最早的一篇出现在2012年，当时的外交部部长助理乐玉成在接受《世界知识》杂志专访报道时提出：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深入发展，国际格局变化之快、之大、之深，远超出人们的预期，人类可能正在经历又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新课题、新挑战。回顾历史，中国社会往往在转折点会出现激荡大变局。
当人们讨论大变局时，往往会提及一位清朝的高官——李鸿章。同治十一年（1872年），李鸿章在《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曾经说道：“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界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尽管当时李鸿章是为了获得军备的经费，但“三千余年一大变局”这样的看法，也反映了这位中堂大人对于世界大势的一种判断。但这些提法的含义，还应该追溯到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周秦之变。
周秦之变指的是秦朝与西周相比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方面发生的深刻变化，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转型。在学习中国历史时，课堂和教科书上的传统说法是将其形容为“从奴隶社会演变为封建社会”，并往往总结为春秋时期是中国奴隶制度的瓦解时期，战国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但是，今天研究周秦之际社会变迁的文献大多认为，从多角度进行分析，周秦之变是中国在方方面面结构全方位的巨变。这次社会变迁牵涉广泛，不仅涉及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剧变，还包括国家政策、社会结构乃至意识形态方面的转型。这次社会转型实际上一直到汉武帝时期才算完成，也比我们原先想象的时间还要长很多，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超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然，巨变始自秦朝。简言之，“周秦之变”四个字简明扼要、言简意赅：“周”主要是指周的封建分封制度，“秦”则是指秦朝形成了大一统的郡县制度，“变”是指以秦始皇统一中国为时间节点，此前千年的中国和此后2000多年的中国存在根本区别。
周是血缘社会，周王把自己的亲人分封到各地为诸侯，诸侯们又在自己的小国内再进行层层分封。这样分封的结果是，周代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大家族当中，效忠于自己的家族，当时中国社会秩序的最高原则是血缘原则，即家大于国，人们的价值标准是父高于君，父亲比国王重要。老子说过，那个时代是“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帝王世纪》说，夏商之际，天下共1800方国，那么按当时的总人口来看，每个方国平均人口不过1300人，也就是今天一个一般的自然村大小。战国中期，秦国的社会改革比较彻底，商鞅变法之后，秦继续提倡耕战，鼓励发展生产，小农经济得到稳定和发展，秦国很快国富民强，兵强马壮。秦王政公元前230年灭韩，公元前225年灭魏，公元前223年灭楚，公元前222年灭赵，公元前222年灭燕，公元前221年灭齐，吞并六国，一统天下，建立了一个以咸阳为首都，包括“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幅员辽阔的国家。秦统一中国结束了战国“七雄”并立、长期割据混战的局面，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奠定了巩固的基础，促进了中国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形成。
秦朝（公元前221—公元前207年）决定在原来的政权基础上建立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机器，为此，秦进行了方方面面的重大改革。一是改王为皇帝。秦王政认为自己“德兼三皇，功过五帝”，功德为历史上所有的帝王所不及，因此国家元首则取“皇帝”为号，自称为始皇帝。二是设三公九卿制。中央设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称为“三公”，分别协助皇帝处理全国政事、监察百官和管理军事。“三公”之下还设有“九卿”，分别掌管各部门的政务，对皇帝负责。三是设郡县制。三十六郡（后为四十郡）分设守、尉、监御史，郡下设县，县以下是乡、里，基层治安机构叫亭。郡县主要官员均由皇帝任免，乡、里是村民自治。四是统一法律。为了维护皇帝的统治，制定了30多种法律和刑罚。五是统一军队。如铸铜人毁兵器，除去各国城防，六国豪富迁京居住等。六是统一各种制度。如实行土地私有制，“黔首自实田”“上农除末”，按亩收税，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统一车轨，修驰道。七是文化统一专制。“书同文”以小篆、隶书为通行全国的文字；焚书坑儒，加强思想控制；兴办学校，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八是修长城、平百越、拓疆土，移民混居。通过上述这些变革的措施，秦在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多民族混居的、中央集权的帝国，这一体制经过了数千年，在明清达到了极致，但也酝酿了新的巨变的动力。如本章前面所述，中国面临着因为世界第一次工业革命而带来的“三千余年一大变局”。